歐美國家的「反血汗工廠」運動興起於20世紀90年代，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擴張的產物。隨着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和跨國公司投資的增長，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從全球北方轉移至全球南方，特別是存在人口紅利的亞洲地區，資本的這一「空間調整」過程導致發達國家傳統的有組織的勞工運動日漸式微，而新興市場國家的勞工面臨嚴重的跨國剝削問題。雖然全球化生產造成了世界範圍內工人階級的激烈競爭，但是日益相似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反映出不同國家的工人實際上是面對相同的跨國公司僱主，如西爾弗在《勞工的力量》裏所言，資本轉移到哪裏，勞工與資本之間的衝突很快就會跟到哪裏，因此，全球化時代的勞工抗爭需要跨越民族國家政治的界限，與其他國家的不同社會群體形成全球社會運動聯盟（Global 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反血汗工廠」運動就是一種典型的跨國倡議運動網絡，發起者和參與者包括歐美國家的工會、學生團體、宗教及人權組織、消費者等，通過揭露曝光新興市場國家的供應鏈企業存在侵犯勞工權益問題，呼籲消費者開展抵制購買活動來向跨國公司施加壓力，要求其承擔社會責任，在供應商中施行生產守則 （Code of Conduct），改善勞工的工作生活環境。凱克和辛金克（Keck & Sikkink）將這種由跨國倡議網絡中的成員，為處於供應鏈底端的利益受損的勞工發聲的運作機制定義為「回飛鏢效應」（Boomerang Effect）。

在過去二十多年，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工人與發達國家的工會、行動者結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生產地工人結構性和結社性力量的弱勢，跨國聯盟通過直接的議題設定、輿論框塑、公眾動員與直接行動等形式發揮作用，推動企業接受新形式的供應鏈管控與規制體系，比如採用企業社會責任認證制度，加入各種人權組織和第三方機構的監察體系，以及建立符合倫理規範的生產線等。目前，「反血汗工廠」已經成為針對跨國企業及其供應商行為最顯著的監督運動，促使其執行嚴格的社會和道德標準。

「反血汗工廠運動」如何推進

針對中國製造企業的「反血汗工廠」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華盛頓郵報》報導的中國監獄犯人生產Levis牛仔褲的新聞，當時Levis公司為了平息公眾輿論，保護品牌形象和產品聲譽，公布了一份「關於選擇國家和商業合作伙伴的承諾與方針」的生產守則，要求其供應鏈企業必須遵守這份生產守則。此後，位於香港的「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連續多年就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生產工廠存在的「血汗工廠」問題發起十幾場監察和倡議行動，比如針對蘋果代工廠富士康在2010年發生十多位工人連續自殺事件的調查報告，引起國際和國內媒體的廣泛關注。

在此次「結束中國維吾爾地區強迫勞動聯盟」公布的參與組織名單中可以發現「清潔成衣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與「工人權利協會」（Worker Rights Consortium）是兩家在世界範圍內有較大影響力的「反血汗工廠」跨國行動網絡。

「清潔成衣運動」成立於1989年，是一個以歐洲為中心，亞洲和美洲均有同盟組織的、致力於改善服裝產業工作環境與賦權工人的全球行動網絡，其工作策略包括教育和動員消費者，遊說跨國公司和政府機構，為工人提供直接的團結行動等，確保工人的基本權利與更好的工作條件。「清潔成衣運動」是一個專業的、計劃周詳的行動組織，對每一場運動的時機、形式與媒體策略都會提前做準備，並會根據目標的反應及時調整訴求和戰術框架。

「工人權利協會」是美國一個獨立的打擊血汗工廠的勞工監察組織，由美國的學生行動者團體「學生聯合起來反對血汗工廠」成立，有190家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專及大學加盟。其使命包括：調查生產帶有大學標誌產品的供應商的勞動環境，讓校方和學生了解工廠履行生產守則的情況；與工會、勞工、NGO及品牌公司合作，終止任何地方的侵犯工人權利的事情；教育培訓工人，使其了解學校的生產守則所保障的權利，保障工人的權利，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由於大學生是一個重要的消費者群體，對品牌商來說，學生的抵制運動將會給其聲譽和銷售帶來壓力，因此，「工人權利協會」跟學生團體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他們的動員與倡議往往能迫使品牌商作出改善承諾或簽署框架協議。

「清潔成衣運動」與「工人權利協會」最近一次大規模動員的跨國「反血汗工廠」倡議運動，是針對2013年孟加拉國首都達卡郊區的一棟名為Rana Plaza的服裝工廠大樓倒塌，造成1134位工人死亡，超過2500位工人受傷的慘劇。事故發生後，這家工廠被披露是為發達國家的快時尚品牌和零售商，如Primark和Walmart代工生產，雖然從法律上說，這些跨國公司可以不關注這些傷亡的工人，但公眾的壓力很快要求它們為這個慘劇承擔責任。在工廠大樓倒塌後的幾週內，180多個來自世界各國的服裝品牌與零售商與國際工會、社會運動勞工組織簽訂了一個為期5年的「孟加拉國應對火災和建築安全協議」，該協議旨在提高孟加拉國工廠大樓的建築安全，因為其具有法律約束力而被認為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成功。

在協議的簽訂過程中，國際工會、「清潔成衣運動」和「工人權利協會」等建制內外的勞工組織發揮了各自的作用，比如由於孟加拉國本地工會的局限性性，國際工會UNI和IndustriALL承擔了代表工人的功能，推動一個實質性的協議，而不是表面的改變；「清潔成衣運動」通過各種途徑告知消費者相關品牌的產品來自於Rana Plaza的工廠，動員他們給品牌施加壓力，要求簽訂協議，比如筆者2015年在柏林時就參加過在購物商場前面有關Rana Plaza事件的抗議活動；「工人權利協會」則是動員大學生消費者向校方施壓，要求將簽署協議作為品牌商獲得大學商店零售執照的必備條款，比如美國5所知名大學的學生發起的行動成功迫使鮮果布衣（Fruit of the Loom）在2013年簽署協議，因為該企業不能承擔損失重要的大學市場的代價。

為了保證協議內容的執行，品牌商和零售商同意保持與孟加拉國供應商的長期外包關係以及5年的採購規模保證，這給製造企業提供了投資生產安全改進的動力，並且品牌商和零售商承諾生產工廠有足夠的財政能力來保持安全的工作環境以及遵守整改要求。

工會和勞工監察組織負責聘請有資質的工程專家進行獨立的安全調查，促進工廠整改，保證符合建築、火災和電力安全標準；同時，生產企業要保證工人的就業，讓工人參與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接受相關的培訓，設立工人申訴機制和拒絕不安全工作的條款； 工會和勞工監察組織定期公開工廠調查報告，如果檢查不過關，品牌商和零售商將會終止外包生產合同。

透過孟加拉國Rana Plaza工廠大樓倒塌事件這一相對成功的跨國「反血汗工廠」倡議運動可以看出，這次的「結束中國維吾爾地區強迫勞動聯盟」同樣是一個有組織的、高度協調的跨國行動，聯盟的專題網站與社交媒體賬號都已經建立，並頻繁更新推送相關新聞消息。而且「清潔成衣運動」與「工人權利協會」同樣會發揮重要的策略規劃與行動動員的功能，目前，工人權利協會的官方網站已經放出一則招聘「抵制強迫勞動」項目協調員的啟示，顯示出新疆「再教育營」的強迫勞動問題已經得到國際勞工運動組織的正式的、專業的關注，也就是說，這已經是一項議題初步設定的持續性跨國「反血汗工廠」運動，後續發展值得密切關注。

如何處理新疆「再教育營」的強迫勞動

按照「結束中國維吾爾地區強迫勞動聯盟」的說法，中國84%，也就是世界20%的棉花生產來自於新疆，這意味着全球服裝市場上五分之一的棉質衣服是沾染強迫勞動的「污點」的，這是一個道德打擊面甚廣的輿論框塑，劃定了消費者運動的座標，會對世界紡織服裝業的品牌商和零售商帶來壓力。因為紡織服裝業是一個典型的買家驅動型供應鏈，發達國家的品牌商和零售商對其下游的供應商存在明顯的權力關係，這給消費者的行動主義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消費者的力量可以概念化為退出、發聲與忠誠，意即消費者可以通過抵制消費的策略來運用其掌握的權力，或者表達只願意購買通過倫理標籤認證的產品。消費者力量的表達當然不是簡單自發的行動，而是有組織有策略的集體行動，勞工運動組織的作用就是把生產者面臨的問題帶入消費者的視野，並創造出心理上和行動上的聯結，鼓勵消費者通過簽名請願，網絡文宣、門店抗議等形式來警示品牌商和零售商，它們的供應鏈企業的強迫勞動會損害產品銷售與企業聲譽。因此跨國「反血汗工廠」倡議行動的理想的狀態就是將以消費者為基礎的力量與以生產者為基礎的力量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新的全球治理工具。

此外，多國政界人士的介入讓新疆「再教育營」的強迫勞動問題的國際關注度獲得明顯提升，跨國公司感受到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美國參議員魯比奧提出的《防止強迫維吾爾族人勞動法案》要求企業從新疆採購產品時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它們所採購的產品不是強迫勞動生產的。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在8月11日宣布對上海英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及所屬分公司製造和出口的服裝產品下達暫扣令，理由是相關信息合理地顯示該公司使用了強迫勞動製造這些產品。

這場反對強迫勞動的全球倡議運動只是剛開始，從前景來看，2022年北京冬奧會將是一個重要的進攻目標，因為「公平奧林匹克」（Play Fair Olympics）一直是「清潔成衣運動」的重要議題，它要求運動服裝公司和國際奧委會為全球運動服裝產業鏈中存在的侵犯勞工權益的剝削問題提供全行業的解決方案。

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舉辦前，「公平奧林匹克」就開始一系列倡議行動，之後，「清潔成衣運動」也在2005年跟香港的工會和NGO討論針對北京奧運會的倡議行動。在這個慣例之下，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跨國贊助商將會成為國際工會和勞工運動組織遊說、抗議的主要對象，而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列舉的83家跨國公司包括耐克，蘋果，寶馬，阿迪達斯，優衣庫，三星，Gap，H&M，Zara，Puma，Esprit等。

響應Matters上的一篇文章《面對新疆危機，一個2020年的普通人可以做些什麼？》 ，作為一個普通的消費者，能做的，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力量的就是參與“name and shame”的消費者運動，讓品牌商和零售商聽到越來越多的反對強迫勞動的聲音。

（在野，中國「反血汗工廠」運動的行動者與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