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盛世假面：双重危机下中国劳工的困境

2020年中国的劳动问题破圈而出，在国内和国际两个舆论场引起震荡。在国内，无论是在深圳三和做日结的“挂逼”大神，还是受到算法控制的外卖骑手，以及在互联网大厂加班的白领程序员，他们在工作中所遭受的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剥削正前所未有地引起全社会的共鸣；在国际，一场针对新疆“再教育营”里强迫劳动问题的全球倡议已经启动，试图给供应链企业涉及强迫劳动的跨国品牌公司造成道德压力和消费者抵制，而且中国的劳动权利问题正成为欧洲公民社会反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重要凭据。

这些问题反映出自2010年富士康工人自杀、本田工人罢工以来，不管是在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还是新兴的互联网和平台经济，中国劳工的工作环境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尤其在“996是福报”的鼓吹下，曾经是社会主义者主张和争取的“八小时工作制”在中国很多企业中已经成为一纸空文，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奋斗者协议”，这一转变产生的后果显而易见：劳工疲于奔命，加速内卷，不断被困在系统里。

劳动价值是社会主义的元问题，但是各种类型的资本之所以能够不受规制、肆意掠夺，背后反映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劳动价值问题上目的性的后退与“反动”，从而加剧了当前劳工的困境。因此，笔者在本文中从资本变迁与国家后退两个层面阐述中国劳动问题恶化的结构性原因，以此呼唤波兰尼意义上的社会“反向运动”。

第一重危机：越来越不稳定的劳动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平台经济，劳动的“去稳定化”看起来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是当前劳工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的“逐底竞争”，在改革开放初期，港资、台资企业先后登陆珠三角，带动中国出口加工业发展；而在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市场进一步接轨，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打造世界工厂。在此过程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依赖的，也是全球资本所需要的正是丰沛而廉价的劳工，以及为控制劳工而形成的一整套剥削体制：包括专制主义工厂政体、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基于户籍的公民身份差序等。这是制造业的劳工长期处于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的境地的根本原因。

但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殆尽，沿海地区多次出现用工荒，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十年不断上升，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新一轮全球“逐底竞争”，特别是珠三角的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产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加快了向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家转移的速度。除了所谓的低端落后制造业外，大中型的先进制造企业也出现“关停并转”趋势，比如《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16-2018年间，37.5%的外迁企业集中出现在电子信息制造业领域。而且，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以苹果、三星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厂商正在越南、印度等国建立一套平行供应链，带动富士康、纬创、立讯等台资、中资企业投资设厂。

全球供应链加快重组这一结构性的变化，必将对中国制造业的劳工状况带来严重影响。首先，工厂搬迁或解散涉及到安置赔偿问题。2014年广州番禺利得鞋厂工潮就是由搬迁引发，厂方为了规避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而刻意减少工人的计件收入，逼迫工人自动离职。尽管绝大部分工厂在关停并转前都会采用变更工作内容、零加班等方式变相裁员，但是2020年解散的史丹利百得深圳工厂给出的赔偿方案就高于法律规定的标准。颇为讽刺的是，这一做法竟然在网上被质疑可能会给其他国内工厂带来压力，而要求劳动监察部门宣布多赔付的部分无效。这一论调并非神经错乱，而是其来有自，深圳确实发生过某知名代工厂因加薪过多而被劳动部分纠正的事。

其次，制造业的转移必然带来失业问题。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8月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但就农民工而言，一般认为这一统计口径并不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失业问题。由于2020年第一季度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同比减少超过5000万，中泰证券在4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里测算的失业率为20.5%，即新增失业人数可能已经超过7000万。尽管无法给出大致准确的数据，但是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可以从政策导向和就业现象中窥见一斑。一方面，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人去做日结工。

从劳动就业的角度看，三和大神现象既反映出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不愿意进辛苦的工厂，又显示出在制造业，除了“黑厂”之外，他们确实无处可去，只能处于“做一天玩三天”的失业状态。这一矛盾在那些仍然留在中国的制造工厂里同样存在，虽然存在极大的用工缺口，但是利润率危机使它们无法改掉“黑厂”的本色。因此，近年来学生工、派遣工、共享工大行其道，引发了很多问题。

比如一些电子代工厂，在生产旺季时会通过中介公司以高额返费的方式吸引工人，工期从1-4个月不等，工价不断变化，为了拿到返费，工人往往会尽量多待。但是2020年11月和12月，成都富士康和上海昌硕的工人就因为拿不到中介公司承诺的返费而大规模抗议维权。此外，上海昌硕和昆山世硕两家工厂由于存在违规使用学生工的问题，苹果公司去年还暂时终止与其母公司和硕的新业务合作。

新兴的互联网平台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灵活用工的特征，导致传统的劳动法律框架难以为平台劳工提供相应的权利保障。

如果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雇佣模式正在从稳定性向不稳定性快速转变，那么新兴的互联网平台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灵活用工的特征，导致传统的劳动法律框架难以为平台劳工提供相应的权利保障。因为平台不会跟骑手建立受《劳动法》规制的雇佣关系、即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会保险，并提供带薪休假、加班工资和就业保护等权利。

相反，平台通常是让骑手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或是自己注册成个体工商户，这样就能规避缴纳社保和工伤赔偿的法律责任。现实中已经发生多起骑手在工作中发生交通意外或猝死，但由于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和社保而无法获得工伤赔偿的案例。即使在少数个案中法院判决平台和骑手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骑手走法律途径维权的过程也异常艰难。

尽管存在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中国平台经济从业者的规模仍然在增加，相关数据显示外卖骑手的数量已经突破700万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一代农民工逃离制造业带来的失业问题。对他们来说，平台工作似乎让他们获得了在流水线上难以想像的“自由”，相比于不停地打螺丝或者涂胶水，他们可以自由决定工作的时间，地点和休息休假，每天可以在手机APP里看到到账的收入，这样的体验看起来是很爽的。

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虽然骑手在日常的工作中看不到有形的管理者，但是隐形的算法控制为他们划定了一条数字流水线，机械地规划好配送的时间、路线，骑手哪怕是闯红灯、逆行也要不停加速。而且，店主和顾客是骑手在整个劳动过程中接触、沟通的唯二的实实在在人，导致骑手经常要承担因平台计算失误或意外因素而带来的与店主和消费者发生冲突的风险，这种劳资矛盾的转嫁进一步淡化了平台的责任。

总的来说，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平台经济，劳动的“去稳定化”看起来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是当前劳工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资本对此的说辞是这是劳工的自我选择，但是这种“制造同意”反映的并不是国家通过立法干预劳动过程，反而是国家退出劳动过程造成劳工的别无选择。

第二重危机：“反动”的国家

从根本上说，法律吸纳并不是中国政府解决劳资冲突问题的首要选择，而左手调解、右手打压这一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才是常用的机制。

当前包括日结工、学生工、外卖骑手和996程序员在内的广义劳工面临的劳动困境，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劳动法律法规还能在何种程度上保护劳工的合法权利？特别是2008年颁布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一度被认为在条文上向劳动者倾斜，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的用人灵活性，但是为何这部法律实际上未能阻挡大规模灵活用工的势头，以至于劳工的不稳定化愈演愈烈呢？从根本上说，法律吸纳并不是中国政府解决劳资冲突问题的首要选择，而左手调解、右手打压这一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才是常用的机制。

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初，中国的劳动争议案件不断攀升，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劳动仲裁部门受理的案件有684379件，而到2012年的数量翻倍，高达151.2万件。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劳动权利长期被侵害的制造业农民工，开始援引相关的法律来争取被拖欠的工资、加班费以及工伤赔偿。曾经活跃在珠三角的公民代理和劳工NGO为农民工的依法维权行动提供了相当多的支持，以致于经常遭受地方政府的打压。

持续增加的劳动争议案件，给资源本就不多的地方劳动仲裁委和法院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对此，中国政府在2010年开始推行一套整合了工会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司法调解在内的大调解机制来减少正式的法律诉讼案件。大调解的本质在于“去司法化”，将劳动争议的处理权交由非司法机构和基层组织，赋予他们相当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力求快速有效解决问题。但是这一机制将维稳置于农民工的利益之上，忽略了法律权利的完整性，处置结果经常让农民工感到不公正。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状况对劳动法律法规的执行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每当经济下行时期，要求大幅修改《劳动合同法》来降低企业用工负担的声音总会出现，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对这一主张颇为坚持。由于赞成与反对的意见都很强烈，《劳动合同法》的条文短期内难有改动，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政府基本是以优先发展经济的立场站在企业一边，对一般性的劳动违法行为轻轻放下，反而对劳工的维权行动进行打压。

只要工人的要求提得稍微高一些，劳动局就会把这些信息发给辖区内的企业，提醒各家企业这些人员闹过劳务纠纷，结果就是这些提出过劳动仲裁的人在当地找不到正常的工作。

网上曾有消息指出2019年浙江有企业要求政府建立“劳务征信”，即劳动局把所有申请劳动仲裁的工人名单列出来，只要工人的要求提得稍微高一些，劳动局就会把这些信息发给辖区内的企业，提醒各家企业这些人员闹过劳务纠纷，谨慎录用，据说这份名单更新的速度相当快，结果就是这些提出过劳动仲裁的人在当地找不到正常的工作。2020年湖州市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联合发布的一份《关于建立“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的实施意见》从官方的角度证实了劳工维权黑名单的存在。

在建筑行业，这几年很多基建项目的发包人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使得农民工讨薪付出的代价更大。数据显示2020年有新闻报导和消息记录的建筑工人维权行动近300起，在层层转包的用工体制下，建筑工人无法建立清楚的劳动关系，导致他们被欠薪时根本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维权，因此爬塔吊、举着“还我血汗钱”的牌子游行等看起来“极端”的方式就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同时近期多个地方的建筑工人因为维权行动被定性“恶意讨薪”而遭到行政拘留。

深圳三和大神的处境同样不妙，受到疫情的影响，日结工作机会大量减少。他们似乎被视为城市的脓疮，不但之前寄居的“海信大酒店”被清理掉，而且最近每晚被龙华街道办和大浪街道办的人互相赶到对方的辖区，防止他们“搞大事”。为了阻止劳工力量的动员和组织，国家在过去几年还对各种NGO和行动者进行了严酷的打压，使得劳工集体抗争的经验和知识无法积累、传播和实践。当个体的依法维权被阻碍，集体的街头抗争被压制，留给劳工的出路真的不多了，那位为了5000块被扣的工资而引火自焚的骑手可能是最悲剧的注脚。

这些现象表明，国家在劳动权利领域后退是劳工面临的另一个危机，但是这一后退对国家来说并非是有利的，比如劳动争议处理的“非司法化”只是暂时性压制了争议而不是真正化解争议，反而会引发更多的街头抗争；以及企业不给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交社保，不但会减少现在社保基金的规模，而且他们未来的养老问题会转嫁给全社会。

结语

扭转中国劳工的困境需要每一个“打工人”的参与，情感共鸣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需要意识启蒙与阶级团结。

韩国裔社会学家海根在最近的一个采访中说，“我无法在劳工困境中赞扬韩国经济奇迹”，同样，我们也无法在劳工困境中赞扬中国经济奇迹。

资本奉行利润至上，政府以发展获取绩效合法性，但由此创造的经济奇迹背后是被遮蔽的普通人的血汗。中国跨行业乃至跨阶层的三和大神、平台零工、996白领现在都困在各自的系统里，疲于奔命，加速内卷，这是关乎每个所谓“打工人”的系统性危机，因此迫切需要一场社会革命来反抗格雷伯所说的Bullshit工作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尽管中国各行业的劳工处在结构性的弱势地位，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潜藏着挑战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巨大能量，即使在制度上没有正式的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他们也会创造出各种形式的抗争行动。

国家可以严酷打击劳工NGO和工人领袖，但消灭不了劳工运动本身。因此，扭转中国劳工的困境需要每一个“打工人”的参与，情感共鸣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需要意识启蒙与阶级团结，而在行动层面，法律倡议、组织工会、消费者运动等都是值得尝试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