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這兩部由「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攝製團體製作的紀錄片，紀錄了過去一年多以來發生在香港的民主示威浪潮，以貼近運動參與者的角度，呈現了反修例運動發生至今，對香港社會相當關鍵的時代轉捩點。其中，《佔領立法會》紀錄了2019年7月1日示威者佔領香港立法會的過程，《理大圍城》則拍攝了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學紅磡校區發生的大規模警民衝突——特別聚焦17、18日兩天，當警察連日包圍校區，雙方的對峙進入白熱化後，示威者受困圍城、後援被阻，面臨警察將發動下一波更猛烈的攻勢之際，運動是否繼續、又該如何繼續的掙扎與困境。
這兩部紀錄片於2020年的香港獨立電影節首映，而後，前者入圍第57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後者入選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長片競賽，獲得最佳剪輯獎，又在今年1月獲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20年最佳影片獎。隨國際間討論聲浪升高，2020年7月港版《國安法》通過後，兩部紀錄片在香港映演卻遭受到電檢局百般刁難，《理大圍城》被評為「三級」，禁止未成年人觀看，並要求在紀錄片前加上警告字句，指片段內容「根據現行法例可能會構成刑事罪行」，又指「部份內容或評論亦可能未獲證實或有誤導成份」，甚至受審回來的影片光碟，也成了碎片。
無論《佔領立法會》或《理大圍城》，影片的企圖不僅在於紀錄事件本身，而是參與其中的人們面對環境的各種掙扎和身心處境——是什麼讓個體在當下做出決定、決定是什麼、將導向什麼後果。不同的政治立場、社會身份 、世代、在運動中的不同位置，影片盡可能梳理運動中展露的層層差異，以及由此而來的矛盾與衝突，人們面對這些的抉擇、彼此說服或未能說服。這個過程中，紀錄片團隊面對社會事件，勇敢直面運動中的殘酷與真實，從齊上齊落、手足成形，到這些信念面臨的危機，也逼視作為創作者自身的脆弱。對此，身在海外的台灣影評人、紀錄片關注者謝以萱為端傳媒聯絡了紀錄片攝製團隊，進行了一次直接問答的訪問。
做一個影像存檔
謝：謝以萱
攝：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攝製團隊
謝：2019年中至2020年上半年的香港經歷，除了運動現場，也留下了大量的報導和照片。可否先談談，當初完成這兩部紀錄片的起心動念。一開始就決定以這兩個事件各自完成影片嗎？或是經過什麼樣的想法與討論才決定挑選這兩個事件？為什麼選擇以單一事件作為影片的重點，而非試圖完成一部更跨時、全貌的紀錄片？請談談團隊內部討論與決定的過程。
攝：兩部影片都是事件發生之後不久就完成的，起心動念其實比較傾向於行動之於創作。當時做《佔領立法會》基本上就是想補充在主流報導缺席的行動及過程。新聞講的都是結果，但社會運動的面貌很複雜，尤其在現場，抗爭內部的多元聲音通常被媒體的意識形態所淹沒。2019年7月1號當天就有很多媒體輿論在懷疑衡擊的人是「鬼」，又或者很愚蠢。而我身處現場，內心很激動，看著衝擊玻璃行動持續了8個小時，一下一下的推撞，感覺很漫長但卻又如此堅持。當時我只是想傳遞這種能量，所以找了當天在現場碰到的朋友，搜集大家的素材做影片放上網，但很遺憾因為一些技術問題而拖慢了，後來發生了「721元朗事件」，整個社會已經進入另一種狀態，感受到運動將會擴大，且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