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風物

岑寧兒專訪:不想做明星,我只是想唱歌

「站在台上,幾多人知道我們燃燒了什麼?我們是否記得我們為什麼站在這裡?」


岑寧兒。 攝:林振東/端傳媒
岑寧兒。 攝:林振東/端傳媒

岑寧兒在香港出生,17歲到多倫多求學,畢業後去北京,隨恩師李宗盛工作及學習四年,再搬到台灣。雖說在台灣生活十年,仍然持續在旅途。到世界各地參加音樂節,為歌手的巡演當和音伴唱,籌辦個人音樂會等。她習慣快速收拾行李,適應時區之間的時差,和不停的啟程、起飛。

音樂人生活:一直在飛

「但我沒有,飛好多。音樂人就是這樣,(生活)不穩定就是我們的穩定。」她習慣像月結單,數算那些日子:2018年飛67次,2019年飛了48還是52次,如果一年有52個星期,差不多每星期飛一次。也因港台兩邊跑,她總重覆被問到:

「Where’s your home?你屋企係邊?(你的家在哪?)」

「我讀大學,已經開始問自己了。但那時的問法是:我要住哪裡?我想找一個怎樣的環境,建立我的生活?」

2016年,她寫在《號外》的散文《家》,描述雙城故事裡她一種無根的狀態:「不知道從何時開始我沒有那麼執著去尋找『家』的定義。是行李箱,是我心所在,還是這個時代,都隨著日子和城市的分佈變成流動的一部份。」流動很理所當然,因全球化,因資訊科技發達,如學者沈旭暉形容,這一代人普遍的Cosmopolitan identity,足跡和生活經驗遍佈不同地方。也是香港人能適應的一種浪遊。

岑寧兒不少作品一再描述那些狀態:為陳奕迅世界巡迴演唱會,寫下了《Run》,帶有某種不知身在何方,迷失於重覆在「RUN」的狀態。在《L.O.V.E. in F.R.A.M.E.S. 巡迴演唱紀錄片》裡,她描述了DUO BAND連續十二星期跑遍不同國家的表演場地,每個場地看來相似。「那個循環,那個動力,好似Run到分不清,不知道是追逐,還是逃跑。」

Last night I had a dream
That I was on an endless run...
I ran and ran till everything looked the same

不斷在旅途中、一再時差中過渡,她說:「已習慣這種節奏,從不覺得累。」但一再詰問自己心的坐標:「站在台上,幾多人知道我們燃燒了什麼?我們是否記得我們為什麼站在這裡?」

或者如2018年收錄在專輯《Nothing is under control》的《Ride》:

Been walking in a circle
looking for a place to call home
for a reason bigger than my own
Go on
there’s no destination, this is it
where you are is where you’re supposed to be

歌詞帶有一種灑脫,說要找「家」,卻也沒有目的地。隨遇而安是看透一切在變,「沒有什麼在掌控之內」,「你現在的地方,就是你該在的地方」。如她那篇散文《家》,描述的變幻:「時代變了,家也變了。在熟悉的變陌生,陌生的變熟悉的循環裡⋯⋯」

岑寧兒。

岑寧兒。攝:林振東/端傳媒

直到2020年疫症大流行,幾乎沒有飛了。之前,飛機還是正常啟航,岑寧兒每月至少回來香港一趟,她會因為一場首映禮、演唱會或家人朋友的生日、婚禮,即日來回。「以前頻繁兩邊飛,沒有機會掛念家人朋友,沒有這麼強烈的感覺。」她再次思考那個反覆出現在生命中的問題。當下越來越多香港人對此,心猿意馬,也有越來越多人失陷在變幻時。她反而越篤定,思考什麼是不變。

「家鄉是不變,一定是香港。」她說,家是你心中常掛念的地方,親近的人在哪裡,你的家就是在哪裡。

每次岑寧兒回來香港辦演唱會或音樂會,門票都「秒殺」。她說感覺是「震憾和感動」。「他們(香港歌迷)好像在告訴我:『我們沒有忘記你的。』『我們想聽,唱多一點啦。』這很鼓勵我。」而她想告訴他們,她的音樂創作、寫歌或者音樂伙伴以台灣做基地。台灣有屬於她音樂的土壤,「作品是那裡養出來的,做完,一定帶回來香港分享。」

她的雙城故事,既是流動,混雜,也是以空間換取時間,需時孕育的創作過程。

「我沒有定義自己的音樂是哪裡的音樂(她提到,這是一個不斷改變的過程,特別是流行音樂的定義)。我會用國語寫歌,想唱廣東話就用廣東話唱,專輯也有不少英文歌。」岑寧兒說她習慣在三種語言之間跳接,和思考。

在香港:女兒出了一張黑膠送回給媽媽

2020年,岑寧兒推出黑膠迷你專輯《Bedtime Story》,敲定12月上旬在香港辦幾場聽歌分享會(因疫症延期)。選擇了「比CD更加實體的實體」黑膠唱片,她形容,是一種連貫的聆聽經驗。

「刻了Sound Wave在黑膠上面,好玩和好聽更多。本來想做十吋,最後做了十二吋,45轉速,你要由頭聽到尾,不能Skip Track,好像錄音帶。」

錄音帶、字條是她小時與母親劉天蘭的相處方式,因為媽媽工作忙碌,回來夜半女兒已經睡了。「媽媽會錄下(對話),寄給住在加拿大的婆婆聽。記憶中有一段時間,大概是八歲的自己把錄音機放在枕頭邊,就這樣聽著睡,很喜歡聽阿媽和兩歲的自己,在對話。」所以專輯才叫《Bedtime Story》。她笑說,錄音機是小時的玩具,現在長大也做同一件事,對著「錄音機」(即錄音室)唱歌。後來巧合,專訪需要補問,岑寧兒同樣傳來了錄音,想像著記者在另一頭。聽著錄音,像獨白,她自有一種節奏,親密得像你偷聽她對著自己說話。

劉天蘭(Tina Liu),祖籍四川成都,香港著名形象設計師,被譽為才女,形象聖手、中國大陸首席形象顧問。

專輯中有一首《常願意》,出自阿媽劉天蘭唯一一隻黑膠專輯《City Girl》,送給當年兩歲的女兒岑寧兒。原來《常願意》也影響後來岑寧兒創作的《Baby Song》,陳奕迅把《Baby Song》送給他女兒,是對下一代最溫柔而堅定的囑咐:

可惜世界不及你好
原諒我們/我們都還在找
而時間它只負責流動
不負責育你成長
不過你只需要傾聽
傾聽你的心

「當我送這張黑膠《Bedtime Story》給阿媽,也覺得神奇。小時她唱給我聽,長大了我唱給她聽,嘩,成個Full Cycle咁,你個女出返隻黑膠送比你(像一個循環,你女兒出了另一張黑膠唱片送回給你)。黑膠又回來了。我在她50歲生日會也唱過,知道是時候要掉轉位置。」

岑寧兒讚嘆,《City Girl》是阿媽開一間唱片公司所出的一張黑膠唱片。「(整個行為)好Indie。」「現在聽來好正,完全是八十年代的編曲和聲音,也記錄一個年代。」

岑寧兒。

岑寧兒。攝:林振東/端傳媒

總說80、90年代是香港電影、音樂、雜誌、時裝等流行文化的黃金年代,岑寧兒父母也是那時代的表達人物(父親是電影人、演員岑建勳,母親是形象設計師、媒體人劉天蘭),她年少的印象是怎樣?

大概岑寧兒也曾翻來覆去的一些感受:「我印象中,他們好忙。可能你見到他們做的東西,比我更多。因為我在家,而他們是黃金時期般地忙,可能我要追溯他們的作品才了解到,他們究竟忙什麼。我想,如果你家人都做醫生,就經常出入醫院吧,我可能成日去電台、錄音室,相對上熟悉這些環境。對於父母那個時代,那個世界,我不大憧憬。」她父母也喜歡唱歌,曾經組成「散芬芳合唱團」,當過林子祥演唱會的和音。

某些軌跡相近,後來卻也越來越不像,岑寧兒朝她憧憬的那個方向去。

至今,岑寧兒只專注音樂,而且越來越虔誠,音樂當作她生活、成長方式。不像上一代的香港人「八足咁多爪」,同時她也不走主流、光鮮亮麗的大路,只走踏實,Side-cut(岑寧兒語)的路線。至今她仍有一點不習慣做訪問、拍照。站上台永遠最簡單、樸素,一切最驚豔的只留給音樂。

「我想,父母對我最大影響,是我喜歡唱歌,他們不會說有沒有搞錯?因為他們都做過。而最影響我,我阿媽也是做自己最想做的。我自小不知道阿媽做什麼,不知道形象顧問是什麼。但她說,你叻做一樣野,就得架啦!要你鐘意果樣野,先至叻!(你做一件事厲害,就行!要你喜歡那件事,才會厲害!)」

在北京:一路做,一路學

但岑寧兒一開始並沒有想過當音樂創作人、做歌手。即使自她有記憶以來,就愛唱歌,就在唱歌。

「我從小就唱兒童合唱團,喜歡唱歌,一直以來,好純粹,不是想出名,不是想做明星。我只是想唱歌,想過做幕後,和音是我想到,最接近的職業了。」如她曾經描述的自己:「從小到大,我都習慣站在Spotlight的旁邊。」即使傳媒常比劃——她是「星二代」。但有人一再把她從幕後、舞台昏暗的位置拉出來,因為她那把「被天使吻過的」聲音(樂評人馬世芳語)。

2007年,她和以前中學合唱團的老朋友,組成張山和音合唱團(Hill Cheung的發音為囂張),為明星歌手巡迴演唱會當和音,如劉美君、盧冠廷、林憶蓮、蔡健雅,還有影響她至深的陳奕迅等。2010年至2012年陳奕迅辦了66場巡迴演唱會,一再預留時間,讓岑寧兒獨唱,第一次她上台獨唱的是《The End of The World》。很多人因而認識這把聲音,這人。

岑寧兒。

岑寧兒。攝:林振東/端傳媒

「唱和音講求技術性,但沒有自由度。我唱自己的歌,或者翻唱,就可以唱到我的風格,有自己想演繹,詮釋和表現的方式,所以我開始(從幕後)行出來,唱Solo。」究竟要站鎂光燈下,還是幕後,是一道關口,她曾思索良久。之前的一個更純粹的詰問:「你要知道你和音樂的關係是什麼?」早於2005年,她到北京做音樂劇助理,認識李宗盛。他就這樣問她,究竟你想當音樂的創作者,還是音樂的表演者。

在北京的四年,岑寧兒說,北京好大,總讓她有一種Isolated 的感覺。每星期她會在一間爵士吧唱歌,在李宗盛的工作室裡「混」,看著一些音樂製作及創作的生成,「圈子很小,也沒有很專注音樂,還繼續跑去當電影場記。」她形容,在北京的自己,仍在漂浮。

「那幾年,我很體驗到,作為自由創作音樂人,所需要的自律性。那時我剛大學畢業,和大哥的交流就像,互相等著對方。他等我交作品;我又在等,自己的作品有什麼作為。那不是期待,而是互相給予一個機會,看自己究竟能做出什麼。」

也是因為李宗盛大哥,岑寧兒好奇怎樣的地方,孕育出這種音樂人?一個如此堅持創作和音樂性的音樂人?「我開始對台灣產生好奇。我自小聽陳奕迅、王菲,也聽陶喆、陳綺貞、蔡健雅,我聽很多台灣流行曲,憧憬台灣作為一個做音樂的環境。」她提到,在台灣,對音樂人的要求是在音樂方面。

「我未必想做一個全面性的藝人,我不懂做戲,又不懂跳舞,我真的只想學做音樂,再鑽研下去就是音樂製作。」她同時自覺,長時間參與演唱會的和音工作,深受投入音樂、態度純粹的樂手影響。「Musician是為音樂服務,而Artist是音樂為其服務。我覺得自己是更接近Musician的音樂人、歌手。」

「我想找一個適合自己行的路,一邊唱和音,一邊做創作、唱自己的歌。台灣有這空間給我。」空間中一個意思是,可以「賺少一點,有空間探索不是搵食的事。」

2011年岑寧兒發行首張EP《4-6pm》,沒有宣傳,港台首批鋪貨很快搶購一空。2015年,她推出首張專輯《Here》入圍台灣金曲獎新人獎等。2019年第二張專輯《Nothing Is Under Control》獲得第30屆金曲獎提名「最佳國語女歌手獎」及「專輯製作人獎」。

她回想北京那段日子,總說,「第一張專輯,你有一輩子的時間去寫。」《Here》的製作及完成,於她是終點。「這是揹著我在北京創作的歌,以及迷失的自己所做出來的作品。是為了令那段時間值得,為了那個努力的自己而做出來的作品。」《Here》裡每一首歌,同樣經歷了跑遍台灣大大小小Live House,先表演,再編曲、錄製的過程。「它是野生的,很原貌。」同時是抵達終點前,那些歌也曾揹著岑寧兒,記錄了她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

「(音樂上)我是一路做,一路學。21歲才開始創作,之前完全不懂彈結他。」

岑寧兒。

岑寧兒。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台灣:多元化的音樂生態

2010年初到台灣,岑寧兒是從零開始。第一「浸」(即第一批)在台灣認識,後來一起做音樂的,都在Street Voice認識。她在台北第一個租的地方,也是Street Voice上認識的樂團成員幫她簽擔保。「如果我走了,他就要賠價。他對我好大信任,我們只是以音樂連結。還介紹結他手給我認識,結他手又介紹Bass手。他們三個人幫我彈了幾場Show,再介紹我認識其他音樂人。」

她介紹,Street Voice是一個音樂平台,讓獨立音樂人放Demo,現在發展到幫音樂人數位發行、派歌等。

「徐佳瑩、韋禮安,最早都是放Demo上去。那網站最特別,是有編輯在聽著,有什麼人放什麼音樂,裡面有編輯推薦,也有DJ、樂評人的推薦,也辦音樂會,如「The Next Big Thing大團誕生」,找來六隊他們挑選的獨立樂隊作演出。」岑寧兒第一首放在Street Voice的歌是《You And I》,在網絡引來很大的迥響,樂評界打聽這女聲是誰。

「很久以前已經有人對我說:Indie is next Majority,我相信也是Street Voice的視野,早晚走出來一班獨立創作人,成為主流。大家接觸音樂的方式,不再是餵食,人人自己找來聽,越多小眾走出來,變成小眾就是大眾。」台灣音樂圈已經正在發生,例如9M88、草東沒有派對等。「台灣的土壤為什麼種到、滋養到更多種面貌、形狀的植物?由跳唱至實驗性,光譜能這麼闊?香港有沒有空間、條件?」然而單是LIVE HOUSE的生存與否,在香港,最難的第一步是租金。

岑寧兒說,她更期望和在乎音樂的多元化;有沒有健康、開放的生態讓不同類型的音樂出現。

她分享上年當台灣金曲獎、及金音獎評審,她說身為香港人,感受很深。「希望香港也有這種嚴謹的評審制度,有這些精彩的討論。有一班委員願意為了維繫一個獎項的精神,討論音樂人的作品。鼓勵、認同和推薦這些創作的方向和做法,而且不斷REVIEW獎項,即使引起爭議,如語言、或者音樂類型等界線。背後動機是為了捍衛其價值和獎項代表的精神。」

在台灣,她用音樂結識朋友。後來一直這樣,因為那裡的音樂圈仍保有純粹的土壤。與她共同製作專輯《Nothing is under Control》的Bass手甯子達,是因為八、九年前蔡健雅演唱會的工作上認識。「他幫了我好多,如對一首歌的想像,還有樂器和編曲方面的補位。」也因為甯子達是第一次擔任有主音的專輯製作人,兩人像是一同體驗,一同嘗試。

其中一首《Maybe it’s for the Best》,他們決定保留人聲的純粹,單以吉他伴奏,只錄了三個Track,保留少許瑕疵,少許不完美的手工感。甯子達曾提出的描述是「organic」,而岑寧兒是「少」,但「深刻」。

「音樂上,我一直想呈現一個Organic、誠懇的世界。」當別人常說,聽岑寧兒唱歌,總得著療癒、舒心的感覺。「或者音樂本來就能療癒?我自己也是透過音樂得到療癒,因為它可以像杯暖水,暖起身體,或夏天時很爽的冰水。於我,唱歌是一件好專注、卻很放鬆的事。過程像Therapy,借一首歌的創作、演繹去檢視自己的一個情感,一些教訓。」所以岑寧兒的音樂是一種Self reflection,幫她學習聆聽自己的聲音,更是心裡的聲音。

如果聲音是一種能量,可彼此連結,交換。聽的人有共鳴,感覺到陪伴、安撫或休息,「那一首作品就功德圓滿。」岑寧兒相信,那種共鳴,也會令別人聽見自己的聲音。

岑寧兒。

岑寧兒。攝:林振東/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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