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寧兒專訪：不想做明星，我只是想唱歌

岑寧兒在香港出生，17歲到多倫多求學，畢業後去北京，隨恩師李宗盛工作及學習四年，再搬到台灣。雖說在台灣生活十年，仍然持續在旅途。到世界各地參加音樂節，為歌手的巡演當和音伴唱，籌辦個人音樂會等。她習慣快速收拾行李，適應時區之間的時差，和不停的啟程、起飛。

音樂人生活：一直在飛

「但我沒有，飛好多。音樂人就是這樣，（生活）不穩定就是我們的穩定。」她習慣像月結單，數算那些日子：2018年飛67次，2019年飛了48還是52次，如果一年有52個星期，差不多每星期飛一次。也因港台兩邊跑，她總重覆被問到：

「Where’s your home？你屋企係邊？（你的家在哪？）」

「我讀大學，已經開始問自己了。但那時的問法是：我要住哪裡？我想找一個怎樣的環境，建立我的生活？」

2016年，她寫在《號外》的散文《家》，描述雙城故事裡她一種無根的狀態：「不知道從何時開始我沒有那麼執著去尋找『家』的定義。是行李箱，是我心所在，還是這個時代，都隨著日子和城市的分佈變成流動的一部份。」流動很理所當然，因全球化，因資訊科技發達，如學者沈旭暉形容，這一代人普遍的Cosmopolitan identity，足跡和生活經驗遍佈不同地方。也是香港人能適應的一種浪遊。

岑寧兒不少作品一再描述那些狀態：為陳奕迅世界巡迴演唱會，寫下了《Run》，帶有某種不知身在何方，迷失於重覆在「RUN」的狀態。在《L.O.V.E. in F.R.A.M.E.S. 巡迴演唱紀錄片》裡，她描述了DUO BAND連續十二星期跑遍不同國家的表演場地，每個場地看來相似。「那個循環，那個動力，好似Run到分不清，不知道是追逐，還是逃跑。」

Last night I had a dream
That I was on an endless run...
I ran and ran till everything looked the same

不斷在旅途中、一再時差中過渡，她說：「已習慣這種節奏，從不覺得累。」但一再詰問自己心的坐標:「站在台上，幾多人知道我們燃燒了什麼？我們是否記得我們為什麼站在這裡？」

或者如2018年收錄在專輯《Nothing is under control》的《Ride》:

Been walking in a circle
looking for a place to call home
for a reason bigger than my own
Go on
there’s no destination, this is it
where you are is where you’re supposed to be

歌詞帶有一種灑脫，說要找「家」，卻也沒有目的地。隨遇而安是看透一切在變，「沒有什麼在掌控之內」，「你現在的地方，就是你該在的地方」。如她那篇散文《家》，描述的變幻：「時代變了，家也變了。在熟悉的變陌生，陌生的變熟悉的循環裡⋯⋯」

直到2020年疫症大流行，幾乎沒有飛了。之前，飛機還是正常啟航，岑寧兒每月至少回來香港一趟，她會因為一場首映禮、演唱會或家人朋友的生日、婚禮，即日來回。「以前頻繁兩邊飛，沒有機會掛念家人朋友，沒有這麼強烈的感覺。」她再次思考那個反覆出現在生命中的問題。當下越來越多香港人對此，心猿意馬，也有越來越多人失陷在變幻時。她反而越篤定，思考什麼是不變。

「家鄉是不變，一定是香港。」她說，家是你心中常掛念的地方，親近的人在哪裡，你的家就是在哪裡。

每次岑寧兒回來香港辦演唱會或音樂會，門票都「秒殺」。她說感覺是「震憾和感動」。「他們（香港歌迷）好像在告訴我：『我們沒有忘記你的。』『我們想聽，唱多一點啦。』這很鼓勵我。」而她想告訴他們，她的音樂創作、寫歌或者音樂伙伴以台灣做基地。台灣有屬於她音樂的土壤，「作品是那裡養出來的，做完，一定帶回來香港分享。」

她的雙城故事，既是流動，混雜，也是以空間換取時間，需時孕育的創作過程。

「我沒有定義自己的音樂是哪裡的音樂（她提到，這是一個不斷改變的過程，特別是流行音樂的定義）。我會用國語寫歌，想唱廣東話就用廣東話唱，專輯也有不少英文歌。」岑寧兒說她習慣在三種語言之間跳接，和思考。

在香港：女兒出了一張黑膠送回給媽媽

2020年，岑寧兒推出黑膠迷你專輯《Bedtime Story》，敲定12月上旬在香港辦幾場聽歌分享會（因疫症延期）。選擇了「比CD更加實體的實體」黑膠唱片，她形容，是一種連貫的聆聽經驗。

「刻了Sound Wave在黑膠上面，好玩和好聽更多。本來想做十吋，最後做了十二吋，45轉速，你要由頭聽到尾，不能Skip Track，好像錄音帶。」

錄音帶、字條是她小時與母親劉天蘭的相處方式，因為媽媽工作忙碌，回來夜半女兒已經睡了。「媽媽會錄下（對話），寄給住在加拿大的婆婆聽。記憶中有一段時間，大概是八歲的自己把錄音機放在枕頭邊，就這樣聽著睡，很喜歡聽阿媽和兩歲的自己，在對話。」所以專輯才叫《Bedtime Story》。她笑說，錄音機是小時的玩具，現在長大也做同一件事，對著「錄音機」（即錄音室）唱歌。後來巧合，專訪需要補問，岑寧兒同樣傳來了錄音，想像著記者在另一頭。聽著錄音，像獨白，她自有一種節奏，親密得像你偷聽她對著自己說話。

劉天蘭（Tina Liu），祖籍四川成都，香港著名形象設計師，被譽為才女，形象聖手、中國大陸首席形象顧問。

專輯中有一首《常願意》，出自阿媽劉天蘭唯一一隻黑膠專輯《City Girl》，送給當年兩歲的女兒岑寧兒。原來《常願意》也影響後來岑寧兒創作的《Baby Song》，陳奕迅把《Baby Song》送給他女兒，是對下一代最溫柔而堅定的囑咐：

可惜世界不及你好
原諒我們／我們都還在找
而時間它只負責流動
不負責育你成長
不過你只需要傾聽
傾聽你的心

「當我送這張黑膠《Bedtime Story》給阿媽，也覺得神奇。小時她唱給我聽，長大了我唱給她聽，嘩，成個Full Cycle咁，你個女出返隻黑膠送比你（像一個循環，你女兒出了另一張黑膠唱片送回給你）。黑膠又回來了。我在她50歲生日會也唱過，知道是時候要掉轉位置。」

岑寧兒讚嘆，《City Girl》是阿媽開一間唱片公司所出的一張黑膠唱片。「（整個行為）好Indie。」「現在聽來好正，完全是八十年代的編曲和聲音，也記錄一個年代。」

總說80、90年代是香港電影、音樂、雜誌、時裝等流行文化的黃金年代，岑寧兒父母也是那時代的表達人物（父親是電影人、演員岑建勳，母親是形象設計師、媒體人劉天蘭），她年少的印象是怎樣？

大概岑寧兒也曾翻來覆去的一些感受：「我印象中，他們好忙。可能你見到他們做的東西，比我更多。因為我在家，而他們是黃金時期般地忙，可能我要追溯他們的作品才了解到，他們究竟忙什麼。我想，如果你家人都做醫生，就經常出入醫院吧，我可能成日去電台、錄音室，相對上熟悉這些環境。對於父母那個時代，那個世界，我不大憧憬。」她父母也喜歡唱歌，曾經組成「散芬芳合唱團」，當過林子祥演唱會的和音。

某些軌跡相近，後來卻也越來越不像，岑寧兒朝她憧憬的那個方向去。

至今，岑寧兒只專注音樂，而且越來越虔誠，音樂當作她生活、成長方式。不像上一代的香港人「八足咁多爪」，同時她也不走主流、光鮮亮麗的大路，只走踏實，Side-cut（岑寧兒語）的路線。至今她仍有一點不習慣做訪問、拍照。站上台永遠最簡單、樸素，一切最驚豔的只留給音樂。

「我想,父母對我最大影響，是我喜歡唱歌，他們不會說有沒有搞錯？因為他們都做過。而最影響我，我阿媽也是做自己最想做的。我自小不知道阿媽做什麼，不知道形象顧問是什麼。但她說，你叻做一樣野，就得架啦！要你鐘意果樣野，先至叻！（你做一件事厲害，就行！要你喜歡那件事，才會厲害！）」

在北京：一路做，一路學

但岑寧兒一開始並沒有想過當音樂創作人、做歌手。即使自她有記憶以來，就愛唱歌，就在唱歌。

「我從小就唱兒童合唱團，喜歡唱歌，一直以來，好純粹，不是想出名，不是想做明星。我只是想唱歌，想過做幕後，和音是我想到，最接近的職業了。」如她曾經描述的自己：「從小到大，我都習慣站在Spotlight的旁邊。」即使傳媒常比劃——她是「星二代」。但有人一再把她從幕後、舞台昏暗的位置拉出來，因為她那把「被天使吻過的」聲音（樂評人馬世芳語）。

2007年，她和以前中學合唱團的老朋友，組成張山和音合唱團（Hill Cheung的發音為囂張），為明星歌手巡迴演唱會當和音，如劉美君、盧冠廷、林憶蓮、蔡健雅，還有影響她至深的陳奕迅等。2010年至2012年陳奕迅辦了66場巡迴演唱會，一再預留時間，讓岑寧兒獨唱，第一次她上台獨唱的是《The End of The World》。很多人因而認識這把聲音，這人。

「唱和音講求技術性，但沒有自由度。我唱自己的歌，或者翻唱，就可以唱到我的風格，有自己想演繹，詮釋和表現的方式，所以我開始（從幕後）行出來，唱Solo。」究竟要站鎂光燈下，還是幕後，是一道關口，她曾思索良久。之前的一個更純粹的詰問：「你要知道你和音樂的關係是什麼？」早於2005年，她到北京做音樂劇助理，認識李宗盛。他就這樣問她，究竟你想當音樂的創作者，還是音樂的表演者。

在北京的四年，岑寧兒說，北京好大，總讓她有一種Isolated 的感覺。每星期她會在一間爵士吧唱歌,在李宗盛的工作室裡「混」,看著一些音樂製作及創作的生成，「圈子很小，也沒有很專注音樂，還繼續跑去當電影場記。」她形容，在北京的自己，仍在漂浮。

「那幾年，我很體驗到，作為自由創作音樂人，所需要的自律性。那時我剛大學畢業，和大哥的交流就像，互相等著對方。他等我交作品；我又在等，自己的作品有什麼作為。那不是期待，而是互相給予一個機會，看自己究竟能做出什麼。」

也是因為李宗盛大哥，岑寧兒好奇怎樣的地方，孕育出這種音樂人？一個如此堅持創作和音樂性的音樂人？「我開始對台灣產生好奇。我自小聽陳奕迅、王菲，也聽陶喆、陳綺貞、蔡健雅，我聽很多台灣流行曲，憧憬台灣作為一個做音樂的環境。」她提到，在台灣，對音樂人的要求是在音樂方面。

「我未必想做一個全面性的藝人，我不懂做戲，又不懂跳舞，我真的只想學做音樂，再鑽研下去就是音樂製作。」她同時自覺，長時間參與演唱會的和音工作，深受投入音樂、態度純粹的樂手影響。「Musician是為音樂服務，而Artist是音樂為其服務。我覺得自己是更接近Musician的音樂人、歌手。」

「我想找一個適合自己行的路，一邊唱和音，一邊做創作、唱自己的歌。台灣有這空間給我。」空間中一個意思是，可以「賺少一點，有空間探索不是搵食的事。」

2011年岑寧兒發行首張EP《4-6pm》，沒有宣傳，港台首批鋪貨很快搶購一空。2015年，她推出首張專輯《Here》入圍台灣金曲獎新人獎等。2019年第二張專輯《Nothing Is Under Control》獲得第30屆金曲獎提名「最佳國語女歌手獎」及「專輯製作人獎」。

她回想北京那段日子，總說，「第一張專輯，你有一輩子的時間去寫。」《Here》的製作及完成，於她是終點。「這是揹著我在北京創作的歌，以及迷失的自己所做出來的作品。是為了令那段時間值得，為了那個努力的自己而做出來的作品。」《Here》裡每一首歌，同樣經歷了跑遍台灣大大小小Live House，先表演，再編曲、錄製的過程。「它是野生的，很原貌。」同時是抵達終點前，那些歌也曾揹著岑寧兒，記錄了她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

「（音樂上）我是一路做，一路學。21歲才開始創作，之前完全不懂彈結他。」

在台灣：多元化的音樂生態

2010年初到台灣，岑寧兒是從零開始。第一「浸」（即第一批）在台灣認識，後來一起做音樂的，都在Street Voice認識。她在台北第一個租的地方，也是Street Voice上認識的樂團成員幫她簽擔保。「如果我走了，他就要賠價。他對我好大信任，我們只是以音樂連結。還介紹結他手給我認識，結他手又介紹Bass手。他們三個人幫我彈了幾場Show，再介紹我認識其他音樂人。」

她介紹，Street Voice是一個音樂平台，讓獨立音樂人放Demo，現在發展到幫音樂人數位發行、派歌等。

「徐佳瑩、韋禮安，最早都是放Demo上去。那網站最特別，是有編輯在聽著，有什麼人放什麼音樂，裡面有編輯推薦，也有DJ、樂評人的推薦，也辦音樂會，如「The Next Big Thing大團誕生」，找來六隊他們挑選的獨立樂隊作演出。」岑寧兒第一首放在Street Voice的歌是《You And I》，在網絡引來很大的迥響，樂評界打聽這女聲是誰。

「很久以前已經有人對我說：Indie is next Majority，我相信也是Street Voice的視野，早晚走出來一班獨立創作人，成為主流。大家接觸音樂的方式，不再是餵食，人人自己找來聽，越多小眾走出來，變成小眾就是大眾。」台灣音樂圈已經正在發生，例如9M88、草東沒有派對等。「台灣的土壤為什麼種到、滋養到更多種面貌、形狀的植物？由跳唱至實驗性，光譜能這麼闊？香港有沒有空間、條件？」然而單是LIVE HOUSE的生存與否，在香港，最難的第一步是租金。

岑寧兒說，她更期望和在乎音樂的多元化；有沒有健康、開放的生態讓不同類型的音樂出現。

她分享上年當台灣金曲獎、及金音獎評審，她說身為香港人，感受很深。「希望香港也有這種嚴謹的評審制度，有這些精彩的討論。有一班委員願意為了維繫一個獎項的精神，討論音樂人的作品。鼓勵、認同和推薦這些創作的方向和做法，而且不斷REVIEW獎項，即使引起爭議，如語言、或者音樂類型等界線。背後動機是為了捍衛其價值和獎項代表的精神。」

在台灣，她用音樂結識朋友。後來一直這樣，因為那裡的音樂圈仍保有純粹的土壤。與她共同製作專輯《Nothing is under Control》的Bass手甯子達，是因為八、九年前蔡健雅演唱會的工作上認識。「他幫了我好多，如對一首歌的想像，還有樂器和編曲方面的補位。」也因為甯子達是第一次擔任有主音的專輯製作人，兩人像是一同體驗，一同嘗試。

其中一首《Maybe it’s for the Best》，他們決定保留人聲的純粹，單以吉他伴奏，只錄了三個Track，保留少許瑕疵，少許不完美的手工感。甯子達曾提出的描述是「organic」，而岑寧兒是「少」，但「深刻」。

「音樂上，我一直想呈現一個Organic、誠懇的世界。」當別人常說，聽岑寧兒唱歌，總得著療癒、舒心的感覺。「或者音樂本來就能療癒？我自己也是透過音樂得到療癒，因為它可以像杯暖水，暖起身體，或夏天時很爽的冰水。於我，唱歌是一件好專注、卻很放鬆的事。過程像Therapy，借一首歌的創作、演繹去檢視自己的一個情感，一些教訓。」所以岑寧兒的音樂是一種Self reflection，幫她學習聆聽自己的聲音，更是心裡的聲音。

如果聲音是一種能量，可彼此連結，交換。聽的人有共鳴，感覺到陪伴、安撫或休息，「那一首作品就功德圓滿。」岑寧兒相信，那種共鳴，也會令別人聽見自己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