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宁儿专访：不想做明星，我只是想唱歌

岑宁儿在香港出生，17岁到多伦多求学，毕业后去北京，随恩师李宗盛工作及学习四年，再搬到台湾。虽说在台湾生活十年，仍然持续在旅途。到世界各地参加音乐节，为歌手的巡演当和音伴唱，筹办个人音乐会等。她习惯快速收拾行李，适应时区之间的时差，和不停的启程、起飞。

音乐人生活：一直在飞

“但我没有，飞好多。音乐人就是这样，（生活）不稳定就是我们的稳定。”她习惯像月结单，数算那些日子：2018年飞67次，2019年飞了48还是52次，如果一年有52个星期，差不多每星期飞一次。也因港台两边跑，她总重复被问到：

“Where’s your home？你屋企系边？（你的家在哪？）”

“我读大学，已经开始问自己了。但那时的问法是：我要住哪里？我想找一个怎样的环境，建立我的生活？”

2016年，她写在《号外》的散文《家》，描述双城故事里她一种无根的状态：“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没有那么执著去寻找‘家’的定义。是行李箱，是我心所在，还是这个时代，都随著日子和城市的分布变成流动的一部份。”流动很理所当然，因全球化，因信息科技发达，如学者沈旭晖形容，这一代人普遍的Cosmopolitan identity，足迹和生活经验遍布不同地方。也是香港人能适应的一种浪游。

岑宁儿不少作品一再描述那些状态：为陈奕迅世界巡回演唱会，写下了《Run》，带有某种不知身在何方，迷失于重复在“RUN”的状态。在《L.O.V.E. in F.R.A.M.E.S. 巡回演唱纪录片》里，她描述了DUO BAND连续十二星期跑遍不同国家的表演场地，每个场地看来相似。“那个循环，那个动力，好似Run到分不清，不知道是追逐，还是逃跑。”

Last night I had a dream
That I was on an endless run…
I ran and ran till everything looked the same

不断在旅途中、一再时差中过渡，她说：“已习惯这种节奏，从不觉得累。”但一再诘问自己心的坐标:“站在台上，几多人知道我们燃烧了什么？我们是否记得我们为什么站在这里？”

或者如2018年收录在专辑《Nothing is under control》的《Ride》:

Been walking in a circle
looking for a place to call home
for a reason bigger than my own
Go on
there’s no destination, this is it
where you are is where you’re supposed to be

歌词带有一种洒脱，说要找“家”，却也没有目的地。随遇而安是看透一切在变，“没有什么在掌控之内”，“你现在的地方，就是你该在的地方”。如她那篇散文《家》，描述的变幻：“时代变了，家也变了。在熟悉的变陌生，陌生的变熟悉的循环里⋯⋯”

直到2020年疫症大流行，几乎没有飞了。之前，飞机还是正常启航，岑宁儿每月至少回来香港一趟，她会因为一场首映礼、演唱会或家人朋友的生日、婚礼，即日来回。“以前频繁两边飞，没有机会挂念家人朋友，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她再次思考那个反复出现在生命中的问题。当下越来越多香港人对此，心猿意马，也有越来越多人失陷在变幻时。她反而越篤定，思考什么是不变。

“家乡是不变，一定是香港。”她说，家是你心中常挂念的地方，亲近的人在哪里，你的家就是在哪里。

每次岑宁儿回来香港办演唱会或音乐会，门票都“秒杀”。她说感觉是“震憾和感动”。“他们（香港歌迷）好像在告诉我：‘我们没有忘记你的。’‘我们想听，唱多一点啦。’这很鼓励我。”而她想告诉他们，她的音乐创作、写歌或者音乐伙伴以台湾做基地。台湾有属于她音乐的土壤，“作品是那里养出来的，做完，一定带回来香港分享。”

她的双城故事，既是流动，混杂，也是以空间换取时间，需时孕育的创作过程。

“我没有定义自己的音乐是哪里的音乐（她提到，这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过程，特别是流行音乐的定义）。我会用国语写歌，想唱广东话就用广东话唱，专辑也有不少英文歌。”岑宁儿说她习惯在三种语言之间跳接，和思考。

在香港：女儿出了一张黑胶送回给妈妈

2020年，岑宁儿推出黑胶迷你专辑《Bedtime Story》，敲定12月上旬在香港办几场听歌分享会（因疫症延期）。选择了“比CD更加实体的实体”黑胶唱片，她形容，是一种连贯的聆听经验。

“刻了Sound Wave在黑胶上面，好玩和好听更多。本来想做十吋，最后做了十二吋，45转速，你要由头听到尾，不能Skip Track，好像录音带。”

录音带、字条是她小时与母亲刘天兰的相处方式，因为妈妈工作忙碌，回来夜半女儿已经睡了。“妈妈会录下（对话），寄给住在加拿大的婆婆听。记忆中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八岁的自己把录音机放在枕头边，就这样听著睡，很喜欢听阿妈和两岁的自己，在对话。”所以专辑才叫《Bedtime Story》。她笑说，录音机是小时的玩具，现在长大也做同一件事，对著“录音机”（即录音室）唱歌。后来巧合，专访需要补问，岑宁儿同样传来了录音，想像著记者在另一头。听著录音，像独白，她自有一种节奏，亲密得像你偷听她对著自己说话。

刘天兰（Tina Liu），祖籍四川成都，香港著名形象设计师，被誉为才女，形象圣手、中国大陆首席形象顾问。

专辑中有一首《常愿意》，出自阿妈刘天兰唯一一只黑胶专辑《City Girl》，送给当年两岁的女儿岑宁儿。原来《常愿意》也影响后来岑宁儿创作的《Baby Song》，陈奕迅把《Baby Song》送给他女儿，是对下一代最温柔而坚定的嘱咐：

可惜世界不及你好
原谅我们／我们都还在找
而时间它只负责流动
不负责育你成长
不过你只需要倾听
倾听你的心

“当我送这张黑胶《Bedtime Story》给阿妈，也觉得神奇。小时她唱给我听，长大了我唱给她听，哗，成个Full Cycle咁，你个女出返只黑胶送比你（像一个循环，你女儿出了另一张黑胶唱片送回给你）。黑胶又回来了。我在她50岁生日会也唱过，知道是时候要掉转位置。”

岑宁儿赞叹，《City Girl》是阿妈开一间唱片公司所出的一张黑胶唱片。“（整个行为）好Indie。”“现在听来好正，完全是八十年代的编曲和声音，也记录一个年代。”

总说80、90年代是香港电影、音乐、杂志、时装等流行文化的黄金年代，岑宁儿父母也是那时代的表达人物（父亲是电影人、演员岑建勋，母亲是形象设计师、媒体人刘天兰），她年少的印象是怎样？

大概岑宁儿也曾翻来覆去的一些感受：“我印象中，他们好忙。可能你见到他们做的东西，比我更多。因为我在家，而他们是黄金时期般地忙，可能我要追溯他们的作品才了解到，他们究竟忙什么。我想，如果你家人都做医生，就经常出入医院吧，我可能成日去电台、录音室，相对上熟悉这些环境。对于父母那个时代，那个世界，我不大憧憬。”她父母也喜欢唱歌，曾经组成“散芬芳合唱团”，当过林子祥演唱会的和音。

某些轨迹相近，后来却也越来越不像，岑宁儿朝她憧憬的那个方向去。

至今，岑宁儿只专注音乐，而且越来越虔诚，音乐当作她生活、成长方式。不像上一代的香港人“八足咁多爪”，同时她也不走主流、光鲜亮丽的大路，只走踏实，Side-cut（岑宁儿语）的路线。至今她仍有一点不习惯做访问、拍照。站上台永远最简单、朴素，一切最惊艳的只留给音乐。

“我想,父母对我最大影响，是我喜欢唱歌，他们不会说有没有搞错？因为他们都做过。而最影响我，我阿妈也是做自己最想做的。我自小不知道阿妈做什么，不知道形象顾问是什么。但她说，你叻做一样野，就得架啦！要你钟意果样野，先至叻！（你做一件事厉害，就行！要你喜欢那件事，才会厉害！）”

在北京：一路做，一路学

但岑宁儿一开始并没有想过当音乐创作人、做歌手。即使自她有记忆以来，就爱唱歌，就在唱歌。

“我从小就唱儿童合唱团，喜欢唱歌，一直以来，好纯粹，不是想出名，不是想做明星。我只是想唱歌，想过做幕后，和音是我想到，最接近的职业了。”如她曾经描述的自己：“从小到大，我都习惯站在Spotlight的旁边。”即使传媒常比划——她是“星二代”。但有人一再把她从幕后、舞台昏暗的位置拉出来，因为她那把“被天使吻过的”声音（乐评人马世芳语）。

2007年，她和以前中学合唱团的老朋友，组成张山和音合唱团（Hill Cheung的发音为嚣张），为明星歌手巡回演唱会当和音，如刘美君、卢冠廷、林忆莲、蔡健雅，还有影响她至深的陈奕迅等。2010年至2012年陈奕迅办了66场巡回演唱会，一再预留时间，让岑宁儿独唱，第一次她上台独唱的是《The End of The World》。很多人因而认识这把声音，这人。

“唱和音讲求技术性，但没有自由度。我唱自己的歌，或者翻唱，就可以唱到我的风格，有自己想演绎，诠释和表现的方式，所以我开始（从幕后）行出来，唱Solo。”究竟要站镁光灯下，还是幕后，是一道关口，她曾思索良久。之前的一个更纯粹的诘问：“你要知道你和音乐的关系是什么？”早于2005年，她到北京做音乐剧助理，认识李宗盛。他就这样问她，究竟你想当音乐的创作者，还是音乐的表演者。

在北京的四年，岑宁儿说，北京好大，总让她有一种Isolated 的感觉。每星期她会在一间爵士吧唱歌,在李宗盛的工作室里“混”,看著一些音乐制作及创作的生成，“圈子很小，也没有很专注音乐，还继续跑去当电影场记。”她形容，在北京的自己，仍在漂浮。

“那几年，我很体验到，作为自由创作音乐人，所需要的自律性。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和大哥的交流就像，互相等著对方。他等我交作品；我又在等，自己的作品有什么作为。那不是期待，而是互相给予一个机会，看自己究竟能做出什么。”

也是因为李宗盛大哥，岑宁儿好奇怎样的地方，孕育出这种音乐人？一个如此坚持创作和音乐性的音乐人？“我开始对台湾产生好奇。我自小听陈奕迅、王菲，也听陶喆、陈绮贞、蔡健雅，我听很多台湾流行曲，憧憬台湾作为一个做音乐的环境。”她提到，在台湾，对音乐人的要求是在音乐方面。

“我未必想做一个全面性的艺人，我不懂做戏，又不懂跳舞，我真的只想学做音乐，再钻研下去就是音乐制作。”她同时自觉，长时间参与演唱会的和音工作，深受投入音乐、态度纯粹的乐手影响。“Musician是为音乐服务，而Artist是音乐为其服务。我觉得自己是更接近Musician的音乐人、歌手。”

“我想找一个适合自己行的路，一边唱和音，一边做创作、唱自己的歌。台湾有这空间给我。”空间中一个意思是，可以“赚少一点，有空间探索不是揾食的事。”

2011年岑宁儿发行首张EP《4-6pm》，没有宣传，港台首批铺货很快抢购一空。2015年，她推出首张专辑《Here》入围台湾金曲奖新人奖等。2019年第二张专辑《Nothing Is Under Control》获得第30届金曲奖提名“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及“专辑制作人奖”。

她回想北京那段日子，总说，“第一张专辑，你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写。”《Here》的制作及完成，于她是终点。“这是揹著我在北京创作的歌，以及迷失的自己所做出来的作品。是为了令那段时间值得，为了那个努力的自己而做出来的作品。”《Here》里每一首歌，同样经历了跑遍台湾大大小小Live House，先表演，再编曲、录制的过程。“它是野生的，很原貌。”同时是抵达终点前，那些歌也曾揹著岑宁儿，记录了她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音乐上）我是一路做，一路学。21岁才开始创作，之前完全不懂弹结他。”

在台湾：多元化的音乐生态

2010年初到台湾，岑宁儿是从零开始。第一“浸”（即第一批）在台湾认识，后来一起做音乐的，都在Street Voice认识。她在台北第一个租的地方，也是Street Voice上认识的乐团成员帮她签担保。“如果我走了，他就要赔价。他对我好大信任，我们只是以音乐连结。还介绍结他手给我认识，结他手又介绍Bass手。他们三个人帮我弹了几场Show，再介绍我认识其他音乐人。”

她介绍，Street Voice是一个音乐平台，让独立音乐人放Demo，现在发展到帮音乐人数位发行、派歌等。

“徐佳莹、韦礼安，最早都是放Demo上去。那网站最特别，是有编辑在听著，有什么人放什么音乐，里面有编辑推荐，也有DJ、乐评人的推荐，也办音乐会，如“The Next Big Thing大团诞生”，找来六队他们挑选的独立乐队作演出。”岑宁儿第一首放在Street Voice的歌是《You And I》，在网络引来很大的迥响，乐评界打听这女声是谁。

“很久以前已经有人对我说：Indie is next Majority，我相信也是Street Voice的视野，早晚走出来一班独立创作人，成为主流。大家接触音乐的方式，不再是喂食，人人自己找来听，越多小众走出来，变成小众就是大众。”台湾音乐圈已经正在发生，例如9M88、草东没有派对等。“台湾的土壤为什么种到、滋养到更多种面貌、形状的植物？由跳唱至实验性，光谱能这么阔？香港有没有空间、条件？”然而单是LIVE HOUSE的生存与否，在香港，最难的第一步是租金。

岑宁儿说，她更期望和在乎音乐的多元化；有没有健康、开放的生态让不同类型的音乐出现。

她分享上年当台湾金曲奖、及金音奖评审，她说身为香港人，感受很深。“希望香港也有这种严谨的评审制度，有这些精彩的讨论。有一班委员愿意为了维系一个奖项的精神，讨论音乐人的作品。鼓励、认同和推荐这些创作的方向和做法，而且不断REVIEW奖项，即使引起争议，如语言、或者音乐类型等界线。背后动机是为了捍卫其价值和奖项代表的精神。”

在台湾，她用音乐结识朋友。后来一直这样，因为那里的音乐圈仍保有纯粹的土壤。与她共同制作专辑《Nothing is under Control》的Bass手宁子达，是因为八、九年前蔡健雅演唱会的工作上认识。“他帮了我好多，如对一首歌的想像，还有乐器和编曲方面的补位。”也因为宁子达是第一次担任有主音的专辑制作人，两人像是一同体验，一同尝试。

其中一首《Maybe it’s for the Best》，他们决定保留人声的纯粹，单以吉他伴奏，只录了三个Track，保留少许瑕疵，少许不完美的手工感。宁子达曾提出的描述是“organic”，而岑宁儿是“少”，但“深刻”。

“音乐上，我一直想呈现一个Organic、诚恳的世界。”当别人常说，听岑宁儿唱歌，总得著疗愈、舒心的感觉。“或者音乐本来就能疗愈？我自己也是透过音乐得到疗愈，因为它可以像杯暖水，暖起身体，或夏天时很爽的冰水。于我，唱歌是一件好专注、却很放松的事。过程像Therapy，借一首歌的创作、演绎去检视自己的一个情感，一些教训。”所以岑宁儿的音乐是一种Self reflection，帮她学习聆听自己的声音，更是心里的声音。

如果声音是一种能量，可彼此连结，交换。听的人有共鸣，感觉到陪伴、安抚或休息，“那一首作品就功德圆满。”岑宁儿相信，那种共鸣，也会令别人听见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