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宁儿在香港出生,17岁到多伦多求学,毕业后去北京,随恩师李宗盛工作及学习四年,再搬到台湾。虽说在台湾生活十年,仍然持续在旅途。到世界各地参加音乐节,为歌手的巡演当和音伴唱,筹办个人音乐会等。她习惯快速收拾行李,适应时区之间的时差,和不停的启程、起飞。
音乐人生活:一直在飞
“但我没有,飞好多。音乐人就是这样,(生活)不稳定就是我们的稳定。”她习惯像月结单,数算那些日子:2018年飞67次,2019年飞了48还是52次,如果一年有52个星期,差不多每星期飞一次。也因港台两边跑,她总重复被问到:
“Where’s your home?你屋企系边?(你的家在哪?)”
“我读大学,已经开始问自己了。但那时的问法是:我要住哪里?我想找一个怎样的环境,建立我的生活?”
2016年,她写在《号外》的散文《家》,描述双城故事里她一种无根的状态:“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没有那么执著去寻找‘家’的定义。是行李箱,是我心所在,还是这个时代,都随著日子和城市的分布变成流动的一部份。”流动很理所当然,因全球化,因信息科技发达,如学者沈旭晖形容,这一代人普遍的Cosmopolitan identity,足迹和生活经验遍布不同地方。也是香港人能适应的一种浪游。
岑宁儿不少作品一再描述那些状态:为陈奕迅世界巡回演唱会,写下了《Run》,带有某种不知身在何方,迷失于重复在“RUN”的状态。在《L.O.V.E. in F.R.A.M.E.S. 巡回演唱纪录片》里,她描述了DUO BAND连续十二星期跑遍不同国家的表演场地,每个场地看来相似。“那个循环,那个动力,好似Run到分不清,不知道是追逐,还是逃跑。”
Last night I had a dream
That I was on an endless run…
I ran and ran till everything looked the same
不断在旅途中、一再时差中过渡,她说:“已习惯这种节奏,从不觉得累。”但一再诘问自己心的坐标:“站在台上,几多人知道我们燃烧了什么?我们是否记得我们为什么站在这里?”
或者如2018年收录在专辑《Nothing is under control》的《Ride》:
Been walking in a circle
looking for a place to call home
for a reason bigger than my own
Go on
there’s no destination, this is it
where you are is where you’re supposed to be
歌词带有一种洒脱,说要找“家”,却也没有目的地。随遇而安是看透一切在变,“没有什么在掌控之内”,“你现在的地方,就是你该在的地方”。如她那篇散文《家》,描述的变幻:“时代变了,家也变了。在熟悉的变陌生,陌生的变熟悉的循环里⋯⋯”
直到2020年疫症大流行,几乎没有飞了。之前,飞机还是正常启航,岑宁儿每月至少回来香港一趟,她会因为一场首映礼、演唱会或家人朋友的生日、婚礼,即日来回。“以前频繁两边飞,没有机会挂念家人朋友,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她再次思考那个反复出现在生命中的问题。当下越来越多香港人对此,心猿意马,也有越来越多人失陷在变幻时。她反而越篤定,思考什么是不变。
“家乡是不变,一定是香港。”她说,家是你心中常挂念的地方,亲近的人在哪里,你的家就是在哪里。
每次岑宁儿回来香港办演唱会或音乐会,门票都“秒杀”。她说感觉是“震憾和感动”。“他们(香港歌迷)好像在告诉我:‘我们没有忘记你的。’‘我们想听,唱多一点啦。’这很鼓励我。”而她想告诉他们,她的音乐创作、写歌或者音乐伙伴以台湾做基地。台湾有属于她音乐的土壤,“作品是那里养出来的,做完,一定带回来香港分享。”
她的双城故事,既是流动,混杂,也是以空间换取时间,需时孕育的创作过程。
“我没有定义自己的音乐是哪里的音乐(她提到,这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过程,特别是流行音乐的定义)。我会用国语写歌,想唱广东话就用广东话唱,专辑也有不少英文歌。”岑宁儿说她习惯在三种语言之间跳接,和思考。
在香港:女儿出了一张黑胶送回给妈妈
2020年,岑宁儿推出黑胶迷你专辑《Bedtime Story》,敲定12月上旬在香港办几场听歌分享会(因疫症延期)。选择了“比CD更加实体的实体”黑胶唱片,她形容,是一种连贯的聆听经验。
“刻了Sound Wave在黑胶上面,好玩和好听更多。本来想做十吋,最后做了十二吋,45转速,你要由头听到尾,不能Skip Track,好像录音带。”
录音带、字条是她小时与母亲刘天兰的相处方式,因为妈妈工作忙碌,回来夜半女儿已经睡了。“妈妈会录下(对话),寄给住在加拿大的婆婆听。记忆中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八岁的自己把录音机放在枕头边,就这样听著睡,很喜欢听阿妈和两岁的自己,在对话。”所以专辑才叫《Bedtime Story》。她笑说,录音机是小时的玩具,现在长大也做同一件事,对著“录音机”(即录音室)唱歌。后来巧合,专访需要补问,岑宁儿同样传来了录音,想像著记者在另一头。听著录音,像独白,她自有一种节奏,亲密得像你偷听她对著自己说话。
刘天兰(Tina Liu),祖籍四川成都,香港著名形象设计师,被誉为才女,形象圣手、中国大陆首席形象顾问。
专辑中有一首《常愿意》,出自阿妈刘天兰唯一一只黑胶专辑《City Girl》,送给当年两岁的女儿岑宁儿。原来《常愿意》也影响后来岑宁儿创作的《Baby Song》,陈奕迅把《Baby Song》送给他女儿,是对下一代最温柔而坚定的嘱咐:
可惜世界不及你好
原谅我们/我们都还在找
而时间它只负责流动
不负责育你成长
不过你只需要倾听
倾听你的心
“当我送这张黑胶《Bedtime Story》给阿妈,也觉得神奇。小时她唱给我听,长大了我唱给她听,哗,成个Full Cycle咁,你个女出返只黑胶送比你(像一个循环,你女儿出了另一张黑胶唱片送回给你)。黑胶又回来了。我在她50岁生日会也唱过,知道是时候要掉转位置。”
岑宁儿赞叹,《City Girl》是阿妈开一间唱片公司所出的一张黑胶唱片。“(整个行为)好Indie。”“现在听来好正,完全是八十年代的编曲和声音,也记录一个年代。”
总说80、90年代是香港电影、音乐、杂志、时装等流行文化的黄金年代,岑宁儿父母也是那时代的表达人物(父亲是电影人、演员岑建勋,母亲是形象设计师、媒体人刘天兰),她年少的印象是怎样?
大概岑宁儿也曾翻来覆去的一些感受:“我印象中,他们好忙。可能你见到他们做的东西,比我更多。因为我在家,而他们是黄金时期般地忙,可能我要追溯他们的作品才了解到,他们究竟忙什么。我想,如果你家人都做医生,就经常出入医院吧,我可能成日去电台、录音室,相对上熟悉这些环境。对于父母那个时代,那个世界,我不大憧憬。”她父母也喜欢唱歌,曾经组成“散芬芳合唱团”,当过林子祥演唱会的和音。
某些轨迹相近,后来却也越来越不像,岑宁儿朝她憧憬的那个方向去。
至今,岑宁儿只专注音乐,而且越来越虔诚,音乐当作她生活、成长方式。不像上一代的香港人“八足咁多爪”,同时她也不走主流、光鲜亮丽的大路,只走踏实,Side-cut(岑宁儿语)的路线。至今她仍有一点不习惯做访问、拍照。站上台永远最简单、朴素,一切最惊艳的只留给音乐。
“我想,父母对我最大影响,是我喜欢唱歌,他们不会说有没有搞错?因为他们都做过。而最影响我,我阿妈也是做自己最想做的。我自小不知道阿妈做什么,不知道形象顾问是什么。但她说,你叻做一样野,就得架啦!要你钟意果样野,先至叻!(你做一件事厉害,就行!要你喜欢那件事,才会厉害!)”
在北京:一路做,一路学
但岑宁儿一开始并没有想过当音乐创作人、做歌手。即使自她有记忆以来,就爱唱歌,就在唱歌。
“我从小就唱儿童合唱团,喜欢唱歌,一直以来,好纯粹,不是想出名,不是想做明星。我只是想唱歌,想过做幕后,和音是我想到,最接近的职业了。”如她曾经描述的自己:“从小到大,我都习惯站在Spotlight的旁边。”即使传媒常比划——她是“星二代”。但有人一再把她从幕后、舞台昏暗的位置拉出来,因为她那把“被天使吻过的”声音(乐评人马世芳语)。
2007年,她和以前中学合唱团的老朋友,组成张山和音合唱团(Hill Cheung的发音为嚣张),为明星歌手巡回演唱会当和音,如刘美君、卢冠廷、林忆莲、蔡健雅,还有影响她至深的陈奕迅等。2010年至2012年陈奕迅办了66场巡回演唱会,一再预留时间,让岑宁儿独唱,第一次她上台独唱的是《The End of The World》。很多人因而认识这把声音,这人。
“唱和音讲求技术性,但没有自由度。我唱自己的歌,或者翻唱,就可以唱到我的风格,有自己想演绎,诠释和表现的方式,所以我开始(从幕后)行出来,唱Solo。”究竟要站镁光灯下,还是幕后,是一道关口,她曾思索良久。之前的一个更纯粹的诘问:“你要知道你和音乐的关系是什么?”早于2005年,她到北京做音乐剧助理,认识李宗盛。他就这样问她,究竟你想当音乐的创作者,还是音乐的表演者。
在北京的四年,岑宁儿说,北京好大,总让她有一种Isolated 的感觉。每星期她会在一间爵士吧唱歌,在李宗盛的工作室里“混”,看著一些音乐制作及创作的生成,“圈子很小,也没有很专注音乐,还继续跑去当电影场记。”她形容,在北京的自己,仍在漂浮。
“那几年,我很体验到,作为自由创作音乐人,所需要的自律性。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和大哥的交流就像,互相等著对方。他等我交作品;我又在等,自己的作品有什么作为。那不是期待,而是互相给予一个机会,看自己究竟能做出什么。”
也是因为李宗盛大哥,岑宁儿好奇怎样的地方,孕育出这种音乐人?一个如此坚持创作和音乐性的音乐人?“我开始对台湾产生好奇。我自小听陈奕迅、王菲,也听陶喆、陈绮贞、蔡健雅,我听很多台湾流行曲,憧憬台湾作为一个做音乐的环境。”她提到,在台湾,对音乐人的要求是在音乐方面。
“我未必想做一个全面性的艺人,我不懂做戏,又不懂跳舞,我真的只想学做音乐,再钻研下去就是音乐制作。”她同时自觉,长时间参与演唱会的和音工作,深受投入音乐、态度纯粹的乐手影响。“Musician是为音乐服务,而Artist是音乐为其服务。我觉得自己是更接近Musician的音乐人、歌手。”
“我想找一个适合自己行的路,一边唱和音,一边做创作、唱自己的歌。台湾有这空间给我。”空间中一个意思是,可以“赚少一点,有空间探索不是揾食的事。”
2011年岑宁儿发行首张EP《4-6pm》,没有宣传,港台首批铺货很快抢购一空。2015年,她推出首张专辑《Here》入围台湾金曲奖新人奖等。2019年第二张专辑《Nothing Is Under Control》获得第30届金曲奖提名“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及“专辑制作人奖”。
她回想北京那段日子,总说,“第一张专辑,你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写。”《Here》的制作及完成,于她是终点。“这是揹著我在北京创作的歌,以及迷失的自己所做出来的作品。是为了令那段时间值得,为了那个努力的自己而做出来的作品。”《Here》里每一首歌,同样经历了跑遍台湾大大小小Live House,先表演,再编曲、录制的过程。“它是野生的,很原貌。”同时是抵达终点前,那些歌也曾揹著岑宁儿,记录了她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音乐上)我是一路做,一路学。21岁才开始创作,之前完全不懂弹结他。”
在台湾:多元化的音乐生态
2010年初到台湾,岑宁儿是从零开始。第一“浸”(即第一批)在台湾认识,后来一起做音乐的,都在Street Voice认识。她在台北第一个租的地方,也是Street Voice上认识的乐团成员帮她签担保。“如果我走了,他就要赔价。他对我好大信任,我们只是以音乐连结。还介绍结他手给我认识,结他手又介绍Bass手。他们三个人帮我弹了几场Show,再介绍我认识其他音乐人。”
她介绍,Street Voice是一个音乐平台,让独立音乐人放Demo,现在发展到帮音乐人数位发行、派歌等。
“徐佳莹、韦礼安,最早都是放Demo上去。那网站最特别,是有编辑在听著,有什么人放什么音乐,里面有编辑推荐,也有DJ、乐评人的推荐,也办音乐会,如“The Next Big Thing大团诞生”,找来六队他们挑选的独立乐队作演出。”岑宁儿第一首放在Street Voice的歌是《You And I》,在网络引来很大的迥响,乐评界打听这女声是谁。
“很久以前已经有人对我说:Indie is next Majority,我相信也是Street Voice的视野,早晚走出来一班独立创作人,成为主流。大家接触音乐的方式,不再是喂食,人人自己找来听,越多小众走出来,变成小众就是大众。”台湾音乐圈已经正在发生,例如9M88、草东没有派对等。“台湾的土壤为什么种到、滋养到更多种面貌、形状的植物?由跳唱至实验性,光谱能这么阔?香港有没有空间、条件?”然而单是LIVE HOUSE的生存与否,在香港,最难的第一步是租金。
岑宁儿说,她更期望和在乎音乐的多元化;有没有健康、开放的生态让不同类型的音乐出现。
她分享上年当台湾金曲奖、及金音奖评审,她说身为香港人,感受很深。“希望香港也有这种严谨的评审制度,有这些精彩的讨论。有一班委员愿意为了维系一个奖项的精神,讨论音乐人的作品。鼓励、认同和推荐这些创作的方向和做法,而且不断REVIEW奖项,即使引起争议,如语言、或者音乐类型等界线。背后动机是为了捍卫其价值和奖项代表的精神。”
在台湾,她用音乐结识朋友。后来一直这样,因为那里的音乐圈仍保有纯粹的土壤。与她共同制作专辑《Nothing is under Control》的Bass手宁子达,是因为八、九年前蔡健雅演唱会的工作上认识。“他帮了我好多,如对一首歌的想像,还有乐器和编曲方面的补位。”也因为宁子达是第一次担任有主音的专辑制作人,两人像是一同体验,一同尝试。
其中一首《Maybe it’s for the Best》,他们决定保留人声的纯粹,单以吉他伴奏,只录了三个Track,保留少许瑕疵,少许不完美的手工感。宁子达曾提出的描述是“organic”,而岑宁儿是“少”,但“深刻”。
“音乐上,我一直想呈现一个Organic、诚恳的世界。”当别人常说,听岑宁儿唱歌,总得著疗愈、舒心的感觉。“或者音乐本来就能疗愈?我自己也是透过音乐得到疗愈,因为它可以像杯暖水,暖起身体,或夏天时很爽的冰水。于我,唱歌是一件好专注、却很放松的事。过程像Therapy,借一首歌的创作、演绎去检视自己的一个情感,一些教训。”所以岑宁儿的音乐是一种Self reflection,帮她学习聆听自己的声音,更是心里的声音。
如果声音是一种能量,可彼此连结,交换。听的人有共鸣,感觉到陪伴、安抚或休息,“那一首作品就功德圆满。”岑宁儿相信,那种共鸣,也会令别人听见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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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yoyo
@v23kjfd6:
在臺連續居留183天是申請永久居留證申請的條件之一;
(1)持有工作居留證,或依親居留證(不包含在學期間),連續5年在台,並且每年待滿超過183天 (每次離台在3個月內)
看到yoyo的专访,很开心。想起端曾采访过ellen,那好像是我最早想要订阅端的时候。
「她解釋,在台灣連續停留半年才能拿到居留證。」居留事宜符合就可以申請居留證,跟天數無關。183天應該是指健保。
base手是啥 写错了吧 应该是bass手
喜歡YOYO 感謝端
很好的文章,就是錯別字太多啦!
是9m88喔
整個訪問閱讀起來很舒服,很高興在撰稿的同時還capture到受訪者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