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的後疫情經濟：不求增長，但求「甜甜圈」？

這是端傳媒2020年終專題的第十五篇，歡迎點擊訂閲專題。我們與你一起，關注一個時代的碎裂與另一個時代的新生。

「我們對增長的迷戀從何而來？可不可以不增長？」

三年前，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圍繞着這個問題做了一場TED演講。她回顧了增長崇拜的歷史及其負面影響，而後指出：增長是20世紀的概念，而21世紀的人們該有新的想像——那就是，在不過度開發地球資源的前提下，滿足每一個人生活的基本需求。

「抱歉，或許我該嚴肅一點——但當我把這些想像在紙上畫出來的時候，它長得就像一個甜甜圈。」留着俊朗短髮的經濟學家凱特·拉沃斯（Kate Raworth）笑稱。

在一本名為《甜甜圈經濟學》（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的著作裏，拉沃斯詳細描述了她提出的願景和計劃：需要創造一個能同時解決短缺問題和過載問題的經濟，二者兼得的「甜甜圈模型」將是人類的「甜蜜夢鄉」。

拉沃斯沒有想到，三年後的2020年，書裏頗為理想化的願景竟會被一座城市「正式認領」。此時，2019冠狀病毒大流行席捲全球，各國都陷入防疫和復甦經濟的手忙腳亂之中，可持續發展的討論是最不佔優先級的事。但這個歐洲城市卻仍然在疫情高峰時做出決定，要將「甜甜圈模型」正式寫入執政綱領。

該市的副市長、主導了該項決策的范多寧克（Marieke van Doorninck）在採訪中告訴我：「反正，大流行之後，想要完全『回復正常』是不可能了。那不如藉着這個歷史裂縫可能打開的時刻，往想去的方向努力一把。」

這個城市就是我生活的阿姆斯特丹（以下簡稱「阿姆」）。我在這裏旅居已有數年，仍不時被它的發展邏輯觸動。作為荷蘭的首都、西歐最大的城市之一，阿姆的核心邏輯卻是「反增長」的。這裏執行着可能是世界上最嚴格的 airbnb 限租規定，曾經風靡一時的共享單車在進入這裏時遭遇過重大挫折，機場的擴建方案談了數年最後被居民否決——哪怕這一擴建將為這裏吸引由於英國脱歐而重新尋求備選目的地的、大量潛在的資本、人才、遊客、和發展機遇。

甜甜圈模型落地阿姆——一個富有烏托邦意味的經濟模型，一個擁有反增長傳統的城市，在一場席捲全球的大瘟疫之中，着手一項雄心勃勃的社會實驗——這將給未來的生活方式探索出怎樣的可能呢？

增長的迷思

19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Walt Rostow）開始為總統候選人肯尼迪擔任顧問。羅斯托以其經濟成長階段論聞名，曾將經濟增長的五個基本階段形容為「飛機起飛」。肯尼迪當時的競選承諾是5%的增長，而羅斯托的工作就是讓「增長」這架飛機一直飛——不要去問何時着陸、如何着陸、是否可以着陸。

但當增長本身失去吸引力的時候，該怎麼辦呢？羅斯托提出了這個問題，卻並未給出答案。

時間跨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深受羅斯托思想影響的拉沃斯觀察到，半個多世紀過去，那架飛機仍未着陸。她從牛津大學畢業後，在聯合國、樂施會等國際組織工作了20餘年。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伴隨着人類一路加速飛向大規模消費主義的夕陽，經濟發展則被窄化為幾乎只有一個路徑：增長，無止境的增長。

出生和成長在中國增長最為迅猛的年代，無止境、最快速的增長，與我也是最為熟悉的話語。不只中國，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整個世界都沉迷在增長中。

如拉沃斯所描述，這是一個「對增長上癮」的時代：經濟上，金融體系旨在追求最高的貨幣回報率，銀行創造資金用作有利息的債務，而債務必須用更多的錢去償還，上市公司必須實現利潤增長，否則會被新興的公司取代。政治上，政府希望在不漲税率的情況下增加税收，而 GDP 增長似乎是唯一途徑，儘管 GDP 是一個僅僅發明於20世紀30年代的概念，但很快成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目標。今天，即使在最富裕的國家，決策者仍然認為解決問題的辦法主要在於更多的增長。如果他們停止增長就會被新興的強國淘汰，在 G20 集團的全家福中失去自己的位置。

「但是，在自然界中，沒有任何東西是可以永遠增長的。」拉沃斯在回覆我的採訪郵件裏寫，「增長是20世紀存在和前進的形態，也是20世紀留給我們今天的負擔和枷鎖。」

「必須從增長（grow）變為繁榮（thrive）。」

「甜甜圈模型」應運而生。拉沃斯在2012到2017年間做了系統性思考之後，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想像成了一個甜甜圈，分為水，能源，和平與正義等十二個領域。內圈是社會基線，外圈是生態上限。只有在兩者之間的空間——也就是「甜甜圈」——之中，才有可能公平地既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又不會超出地球的極限。

如果落在內圈以內，就意味着人們連生活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滿足，食物、醫療、教育、住房、政治發言權等出現短缺，無法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如果落在外圈以外，則意味着為了滿足人類需求過渡開發了地球資源，會導致氣候變化，海洋酸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

甜甜圈劃定了人類活動的「上限」和「下限」。不過，「不要因為有了邊界就感到限制」——拉沃斯提醒，「世界上最聰明的人，都把邊界變成了他們創造力的源泉。甜甜圈的邊界也會釋放、而不是限制人類的潛力。」

拉沃斯的專著在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批評和褒獎接踵而至。她的批評者中包括知名美國經濟學家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ć），他質疑拉沃斯過於理想化，以至於在論述中「出現了根本性的問題」。例如，他批評拉沃斯刻意忽視了增長對消除貧困、保持人民福祉帶來的積極面向。他援引中國的例子，「增長讓7億人擺脱了貧困，但拉沃斯對此全然不提，而只關注增長對中國城鄉造成的污染」；在民主國家，「又有誰會願意為一個不追求增長的政權投票呢？」

更多的是讚譽。《衞報》專欄作家 George Monbiot 寫道，拉沃斯的研究為增長經濟學提供了「突破性的替代方案」，甚至不吝稱她為「21世紀的凱恩斯」——凱恩斯的學說在大蕭條時期曾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恢復，他主張政府應積極扮演經濟舵手的角色。「通過重塑經濟，她（拉沃斯）讓我們改變了對『我們是誰』、『我們所處的位置』、『我們想要成為什麼』的看法。」

「現在，我們需要將她的想法轉化為政策。」

「它不光是關於物質交換的可持續，也關於人的福祉，尊嚴、權利、社會公正、社區關係。」

落地的機緣

2020年4月——拉沃斯的書發布了三年之後——阿姆市政廳宣布，將把「甜甜圈模型」作為該市「2020-2025循環戰略」的指導原則和公共決策的出發點，成為全球首個做出這項承諾的城市。

其實，「甜甜圈模型」在阿姆落地，有一定的必然性。近代以來，阿姆的城市建設中一直有可持續發展的基因，也是許多城市實驗的先鋒試點。

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城市規劃專業博士生宋巖告訴我，可持續領域裏現在經常提到「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歐盟是最近五年才開始大規模使用這個概念，荷蘭早在十年前就開始了。政客、媒體的多年倡導也樹立了荷蘭式的「政治正確」——用宋巖的話說：「公司都希望標榜自己可持續，消費者也更願意選擇有綠色意識的公司。」

在循環經濟領域，阿姆是荷蘭城市中的領跑者，在2017年曾贏下「全球循環經濟類智慧城市」評比的第一名。對於阿姆的居民來說，循環、減排、可持續不只是存在於書本和媒體中的抽象概念，也是城市角落裏無處不在的背景色。

普通超市裏的有機專區和專門的有機商店在近年如雨後春筍，推崇「公平貿易」（fair trade）理念的品牌——如發源於阿姆的「人權巧克力」品牌Tony Chocolate——獲得商業成功。買舊物更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除了社區裏隨處可見的二手書店、服裝店和傢俱店，阿姆還擁有全歐洲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場「IJ-Hallen」。自行車是最主要的出行工具，除了市區運河繁密地勢平坦的原因，也有人們對於減小城市噪音的共識和對於化石燃料的警惕。

甜甜圈落地的另一個契機是：推崇環保議題的荷蘭「綠色左翼黨」（GroenLinks）在2018年贏下了地方選舉，這是阿姆的城市歷史上首次出現了來自綠黨的市長和執政班子。同一年，《甜甜圈經濟學》一書的荷蘭語版發布，拉沃斯來到阿姆做宣傳，接觸到了荷蘭循環經濟的圈子，並被引薦給城市管理者。

「阿姆是一個喜歡開拓的城市，這裏的執政者有比大多數地方都更宏大的立法野心。」拉沃斯告訴我，在她第一次跟阿姆的城市管理者接觸時，對方就告訴她，他們在甜甜圈模型中看到了將阿姆已經存在的大量散裝的可持續計劃整合在一起的可能性。

彼時，阿姆已經承諾，希望到2050年成為一個100%循環的城市，到2030年成為一個不使用化石燃料的城市。此外，還有各種類型的循環經濟項目，城市管理者已經意識到，分別制定這些計劃意義不大，應該把整個城市放在一起規劃。

甜甜圈模型恰好是那個成為實現整合目標的工具。可持續倡導平台 Nelis 在關於阿姆的案例研究中稱，對已經擁有不少循環經濟項目的阿姆來說，甜甜圈模型的功能更像是用於導航的「指南針」。它用比較「接地氣」的方式，給城市管理者提供一個可用於推進各部門合作的綜合性框架。

翻閲阿姆在過去十年間的綠色足跡，會找到汗牛充棟的官方文件及民間報告，這些文獻共同構成了甜甜圈模型落地的民意基礎。比較重要的一個節點是2018年發布的「阿姆循環：評估及行動角度」報告，評估了已經存在的73個與循環經濟相關的項目，確定了三個具有優先級的行動領域：食物、建築及消費品。阿姆甜甜圈的最終行動計劃中形成了17個政策倡導，正是圍繞着這三個領域展開的。

循環經濟研究的主流較關注物質交換的可持續，例如碳排放、廢物利用、可再生等。「這類研究更可量化」，宋巖表示，但甜甜圈模型似乎走得還要更遠一些。

阿姆副市長范多寧克告訴我，當她第一次閲讀到甜甜圈理論時，這一點最打動她：它不光是關於物質交換的可持續，也關於人的福祉，尊嚴、權利、社會公正、社區關係。而這些，正是傳統循環經濟較易忽視的地方。

加入綠黨之前，范多寧克曾多年從事人權工作，這讓她意識到，「剝削人類的結構與剝削地球的結構其實是類似的」。她談及現代社會裏的孤獨問題，援引了2015年的一項調查：遇到困難的時候你會向誰求助？結果顯示，全球有24％的人說他們沒有可以求助的人。

「但如果一個城市想要真正繁榮」，范多寧克過往工作經驗讓她對人的境遇格外關注，「又怎麼能把那些與主流社會失聯的人拋下呢？」

阿姆的「甜甜圈」畫像

拉沃斯為阿姆定製的甜甜圈畫像從四個座標軸入手：社會、生態、本地、全球。每個座標軸都參考了當前的現狀和能夠達到的目標，交叉形成了畫像中的四個部分，也是這座城市的「自問」：

1. 本地社會：對阿姆人民來說，繁榮意味着什麼？
2. 本地生態：在自然生態環境不過載的情況下，繁榮對阿姆來說意味着什麼？
3. 全球生態：對阿姆來說，尊重整個地球的健康意味着什麼？
4. 全球社會：對阿姆來說，尊重全球人民的福祉意味着什麼？

四個部分相互聯結。例如，阿姆面臨着嚴峻的住房問題，這是「本地社會」的一部分。由於地少人多，近年來expats （海外移居者）大量湧入，房價飆升。約20%的阿姆居民在交付房租後沒有足夠的錢支付生活。儘管政府也提供廉租房，但等候名單過長、申請率很低。一個顯而易見的方案是多造房子，但這就會增加新的碳排量和新的建築垃圾，這又有關「本地生態」。

在甜甜圈模型下，市政府倡導儘量使用城市裏其他建築廢料來蓋新建築，如果必須要購入新材料則要保證可回收。政府將為建築頒發 「材料護照」，以便可以追蹤所有使用的材料，讓它們被拆除後在其他地方也可獲得新的生命。

阿姆已經擁有全球第一個以循環經濟為理念建造和運營的小區德柯福區（de Ceuvel）。這裏原是艾河（Het Ijmeer）北岸一個名為 Buiksloterham 的廢棄工業基地，大約十年之前開始重新規劃。如今已成為循環經濟的一個先鋒站點，房屋皆由建築廢料、棄用甲板等製成，下水道也在本地再處理之後重新運輸給居民。甜甜圈模型將助力阿姆把這裏的實踐推廣到城區的其他部分。

宋巖所在的代爾夫特大學就有好幾個小組專門研究建築廢料的回收利用。「阿姆的政府比較開放，因為制定城市規劃時就強調了可持續發展，所以很歡迎各種相關的項目以阿姆作為研究案例。」

甜甜圈模型的企圖心還包括轉變居民消費觀。「如果你的咖啡機壞了，你想的不是去修補零部件，而是直接換一個。我們已經不習慣物品造出來就是會變壞變舊這件事，更何況，買個新的甚至還更便宜。」范多寧克說，「這難道不是我們對事物的價值評估出現了嚴重問題嗎？」

荷蘭的勞動力税很高，而初級原材料和能源的税很低，因此買新東西便宜，而需要人力的維修服務昂貴。范多寧克認為情況應該反過來——降低勞動力税、提高商品税——因為「原材料總會用完」、「製造業也可以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阿姆希望在2030年之前將初級原材料的使用量減少50%，在2050年之前實現完全的循環利用。范多寧克表示，目前阿姆每年用於循環經濟的預算為100萬歐元，將於2022年增長至600萬。

阿姆研究信息和統計局（OIS）對阿姆市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四分之三的人願意因為環保而減少購買新東西。市政府扶植了一些共享平台和二手店，希望人們能更多關注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讓無法支付新產品的人也能用上。大件垃圾回收點將被改造成回收點和工藝點，旁邊將是維修店和舊貨店以及二手五金店。市政府也希望以身作則，在為旗下機構進行採購時，儘可能選擇二手物品，並計劃到2030年將其新產品的消費量減少20％。

「本地社會」的部分則非常強調公眾參與和社區力量。「你是否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社區之中？你在家中的街道上感到安全嗎？你是否認識鄰裏的人？……21世紀的真正機會是開始創建指標，以獲得更多關於社區凝聚力質量的洞察。」拉沃斯在採訪中表示。

在阿姆，幾乎每個大區都召開了「甜甜圈工作坊」，每場邀請20-25名市民參與討論、自主設定本區議程。2020年4月，阿姆知名的沙龍組織 Pakhuis De Zwijger 舉辦過一場關於甜甜圈的辯論。最重要的民間組織當屬「阿姆甜甜圈聯盟」。它於2019年12月啟動，有170個可持續領域的實踐者和40個組織加入，包括大學、企業、NGO等。聯盟有一個行動計劃，包含九項可以使之納入甜甜圈模型的條件。公民可以自行發起項目，並獲得相應的資金支持。

「全球社會」與「全球生態」則關注那些阿姆作為一分子的全球供應鏈。例如，阿姆的港口是全球可可豆進口量最大的港口，從這裏轉運到歐洲各地；貨源主要來自西非，但那裏仍然大量存在勞工剝削和非法童工。僅加納一國，可可種植園中就有多達3500多名工人在強迫狀態下勞動。

范多寧克希望儘可能為私營企業提供激勵，只購買經過公平貿易認證的產品，而不要放任使用非法勞工的供應鏈。

質疑

「它更多的是針對WEIRD（西方的、受過教育的、來自工業化國家、富裕國家和民主國家的）觀眾。」

景願再美好，落地過程也非一帆風順。

首先是來自本地知識社群的批評。語言學家 Joost Swanborn 就在阿姆地方報紙《Het Parool》上發表評論稱，阿姆的甜甜圈報告「用語模糊」：報告作者像是在家禁足期間「磕了藥」，結果是這種完全跟現實脱節的、抽象的政策「黃片」，最終只能讓想法停留在紙上。

還有些人認為，阿姆只是在拿甜甜圈模型來裝點門面——的確，自從阿姆決定落地以來，已經吸引了包括英國《衞報》、法國《世界報》等國際媒體前來報導。不過，拉沃斯認為這是好事，「甜甜圈是一面鏡子，一個監視器，互聯網是有記憶的。如果只是為了城市公關去做姿態，幾年之後，數據會讓你很難看。」

范多寧克則說，這份報告並非是提供一個手把手的教程，而更是提供一個指導框架，是一種想問題辦事情的原則。

荷蘭語裏有一個熟語，叫做「邊做邊學」（al doende leert men）。宋巖在他與荷蘭公司和學界打交道的過程觀察到，在荷蘭，很多公共政策的決定常常不是一攬子買賣。而是會「先實施一部分，發現有問題，修改了、再實施剩下的，走一步看看效果，摸着石頭過河」。

甜甜圈模型的另一重煩惱可能來自企業。宋巖說，循環經濟的執行過程中，最難說服的一般是企業。企業如果選擇可持續生產，一般來說都會有些短期利潤上的損失。想推進議程的政府通常會採取補助、優惠等財務形式給予補貼，或是把企業囊括到下一輪的決策裏。

不光是補貼，還有立法。范多寧克說，「過去兩年半我在副市長的經歷中學到的是，企業不怕監管，怕的是不確定性。只要你把立法的規則講清楚，他們都會願意去遵守的。」例如，勞動税率比材料税率高的問題——這導致了人們希望換新物而不是修理。這就需要通過立法來調整税率。隨着經濟循環的改變，供應鏈上的成本也會逐漸不一樣。

最大的挑戰恐怕是2020年的疫情。

拉沃斯告訴我，阿姆的城市畫像創作完成之後，市政府決定在2020年4月發布，但那正好是阿姆2019冠狀病毒感染率最高的一個月。疫情來襲，許多政府被危機感湮沒，只關注短期恢復。她為阿姆當時的決定感到很驕傲。

歐盟也有循環經濟的雄心壯志，但在疫情的肆虐之下，並非所有人都認為甜甜圈模型是荷蘭當下最需要的。例如，新興民粹政黨「Forum voor Democratie」的黨魁就堅持認為，眼下必須優先考慮經濟復甦，可持續計劃不緊急、不必要。

但范多寧克認為：正是因為很多人失業了，才更需要甜甜圈。因為「對工作進行投資是擺脱危機、預防社會問題的最佳途徑」。范多寧克知道，使經濟再次復甦的舊反射是鼓勵消費品的購買，但這將增加危機後的不平等，這是線性經濟的一部分。不利的一面很明顯，「如果我們隨着經濟的復甦回到昨天的經濟，那將是一種恥辱。」范多寧克說。

事實上，翻閲阿姆市政廳的文件會發現，在該地所有關於疫情復甦的計劃中，「綠色復甦」（green recovery）幾乎是標配的關鍵詞。阿姆市政廳發布的2021年預算計劃就包含：7.87億歐元投給基礎設施，7800萬歐元用於可持續發展部門的職業教育，4000萬歐元用於可持續發展和社會救助計劃。

阿姆的綠色野心似乎並未因疫情而止步，即使是在經濟出現下滑信號的時候。2020年底的一份經濟報告顯示，相比於2019年，荷蘭的GDP增長下降了5個百分點；阿姆則更高，下降了7個百分點。報告給出的復甦建議中可持續仍然佔據關鍵位置。

某種程度上，大流行或許加速了綠色轉型的進程。「是有許多工作隨着消失了。但不必為此惋惜，我們正好趁此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可持續的、綠色的工作。」范多寧克稱。

范多寧克主責阿姆的綠色議程，在公開場合的演講、採訪中，「甜甜圈模型」幾乎不會缺席。但在官方文件裏，甜甜圈模型並不總是被提及，預算計劃中也未看到直接撥給它的經費。它似乎更像是作為市政府可持續計劃的一個方法論、一個背景色而存在。

哪裏都可以質問

如果說甜甜圈模型對於阿姆有着指南針一般的作用，那麼阿姆對於甜甜圈模型來說，則或許是它全球野心的起點。

從2020年開始，拉沃斯成為了阿姆應用科技大學（AUAS）的一名講師。她將領導一個為期三年的實質性項目，與AUAS一起具體化阿姆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拉沃斯希望，通過阿姆的經驗來打樣，建立起一套可以被全球其他城市複製的工具包。目前，通過一個名為C40的全球城市網絡，美國的波特蘭和費城開始引入關於甜甜圈模型的工作坊，在洛杉磯、巴黎、首爾、里斯本、奧斯陸、蒙特利爾等城市也已經開始有相關討論。

「人們總說阿姆是發明資本主義的城市。」拉沃斯說，「現在讓它成為給21世紀的經濟制定新範式的城市。」

儘管C40裏其實也有不少來自中國、東南亞、非洲的城市，但甜甜圈模型活躍的城市基本都還是來自於歐美。在《甜甜圈經濟學》一書的 Google 書評區，一位印尼讀者的留言表示，作為一個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人，她感覺這個理論跟現實生活有點脱節。她寫道：「它更多的是針對WEIRD（西方的、受過教育的、來自工業化國家、富裕國家和民主國家的）觀眾」。

的確，對於那些尚處於經濟增長高峰期、而可持續的意識和基礎都比較薄弱的國家，比如中國，甜甜圈模型有多大可能被複制呢？我把這個問題拋給了拉沃斯。她告訴我，她堅信甜甜圈模型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能落地，也包括中國。目前她與團隊創作的城市畫像方法論已經完成，將在2021年初出版中文版。

當然，拉沃斯說，它需要「一點變革的野心」，也需要「政府官員、居民、大學、社區網絡的通力合作」。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你都可以質問：對這個城市的人們來說，繁榮意味着什麼？」拉沃斯表示，「除了增長，我們還有沒有別的想像？」

新年伊始的阿姆，仍然處在第三波封鎖之中。荷蘭政府在一週前剛剛啟動了疫苗的接種計劃。市區仍然冷清，但已經開始貼出為三月份議會選舉造勢的海報。2019冠狀病毒疫情之後的荷蘭將往何處去？對政客來說，那會是一場關於未來發展路線之爭的硬仗。

對生活在這座城市的居民來說，經過長達幾乎一整年的禁足，經過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出行習慣、社交習慣等方方面面的被迫調整，已經很少有人再相信生活會回到從前。恐怕也已經很少人會期待生活會再回到從前。

而那個安全和公平的人類空間——不管被畫成什麼形狀——又會幸運地降臨在哪些人身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