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台灣 被疫情改變的生活 台灣‧疫時生活

台灣疫時生活:當「非法移工」成為台灣家庭支柱,疫情之下怎麼辦?

台灣長期依賴五萬多名遊走在灰色地帶的「非法」大軍維持社會運作,一場疫情封鎖了邊境線後,許多家庭開始喘不過氣來。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編者按】2020 年 11月30日,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宣布,因印尼藉移工在台確診病例激增、研判印尼當地疫情嚴峻且當地所提供的陰性報告不足信任,自12 月4日起,將暫停印尼移工來台。截至今(19)日為止,相關措施仍在持續當中。

根據台灣政府相關單位預估,將有1350名印尼移工受影響,估有超過千名雇主受影響,其中更有超過七成是「家務移工」,負責替台灣雙薪白領家庭照護長輩。在暫時停止印尼移工的命令發佈後,許多家庭只能採取輪流請假的方式應急,也讓台灣自疫情以來就被熱烈討論的「逃跑移工」議題再次浮出水面。

逃跑移工,又被稱為「非法移工」或「失聯移工」,是台灣相關法令下形成的特殊現象。根據台灣移民署在 2020 年初統計,人數約在五萬多人之譜,因疫情所及,一年之內增加了近五千人。

這些移工為何逃跑?在疫情未息、邊境封鎖的一年裏,他們面臨的困境與顧慮是什麼?他們真的是台灣的「防疫漏洞」嗎?「嚴加查緝」的政策是否真能促進防疫工作?端傳媒採訪了一位疫情之下的「逃跑移工」,與她聊聊這一年的躲藏與抉擇。

「你回去!」阿公對著眼前的看護吼起來。

「好啊好啊,給我我的薪水,現在我就可以走了!」看護蘇珊(化名)也不甘示弱地回嘴。

今年 3 月,疫情正緊張的時候,阿公偶爾會對蘇珊大呼小叫,嚷嚷著叫她回到自己的國家去。蘇珊不是沒想過就此離開,只是她也放心不下阿公、還有行動不便的阿嬤。如果真的離開,誰可以照顧這兩位老人呢?

57 歲的蘇珊來自菲律賓。2020年,是蘇珊來台工作 19 年、也是她「逃跑」成為「失聯移工」的第 9 年。做個失聯移工,多數時候並不影響蘇珊的日常工作,她主要負責照顧高齡 90 歲的阿公和 70 歲的阿嬤,打理他們的飲食以及打掃家裏。蘇珊說,她很喜歡阿公和阿嬤、相處起來也很自在,所以在這間「家」一待就待了四年。

四年來,蘇珊的工作非常單純,例行公事便是準備兩老的食物、打掃家裏、每星期帶著他們去醫院做檢查。每次去醫院,健壯的阿公還能自己行動,但坐在輪椅上的阿嬤就得靠蘇珊幫忙了。阿嬤有腎病,95 公斤的體重讓她連站立都會吃力,所以儘管只是短短的幾步距離、上下樓梯、上下車,都必須依靠蘇珊的攙扶和支撐才能完成。

然而,這樣的日常例行公事,被 2020 年初爆發疫情打破了。三月的某一天,阿公告訴蘇珊「你在家,先不要去醫院了。」因為醫院的入口開始檢查身分證,如果在醫院入口被發現,她很有可能就要被遣返回菲律賓了。

三月開始,蘇珊就再也沒帶阿公和阿嬤去醫院。少了蘇珊在一旁,阿嬤索性也不去醫院,一來擔心蘇珊的身分曝光,二來也擔心阿公無力攙扶自己。那段期間,都是阿公一個人去醫院做檢查,同時一起帶回阿嬤每個星期需要吃的藥。一直到七月,醫院不再檢查身分證,她才重新帶著阿公和阿嬤去醫院看病。

她像是卸下重擔,笑言內疚感不像幾個月前那麼深。她的內疚源自於自己的「失聯身分」,認為是自己沒盡到做看護的責任。「我(那個時候)告訴阿公阿嬤,我現在不能帶你們去醫院了,你們應該要請合法移工,這樣他可以陪你們去醫院。」

但每次蘇珊這麼一說,脾氣硬的阿公心就軟了下來,還安慰她:「沒關係,不然你下次帶我們到醫院入口就好。」

2016年4月2日台北,印尼婦女漫步在西門。

2016年4月2日台北,印尼婦女漫步在西門。攝:Alberto Buzzola/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移工,台灣在疫情年最想留住的幸運

台灣自 1989 年引進東南亞移工,分布在醫院、建築業、工廠、家庭等產業,他們的勞動與付出,撐起台灣的運作。但是,在移工群體當中,存在著「合法移工」和「逃跑移工」。

根據台灣《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外籍移工被分為兩類,一類從事專門型與技術型的工作,譬如外商高階主管、學校老師等,被稱為白領外籍工作者;另一類則從事體力勞動相關工作,包括家庭幫傭、看護、漁工、工廠工人等工作,即是俗稱的藍領移工。

按照台灣法律規定,藍領移工沒有自由轉換雇主的權利,除非被看護者死亡或移民、船舶被扣押、雇主關廠等。這意味著,如果移工們在工作上遇到不合理的對待,例如被性騷擾、被毆打、勞動環境太差等,在和仲介反應未果且無法自行要求轉換雇主的情況下,最終只有逃跑這一條路。

在今年,原本每年持續增長的「產業與社福移工」(即合法移工)人數,受到疫情影響而大幅減少。截至今年十月底,台灣約有 70 萬名移工,相較起去年同期約減少了近 2 萬人,更在八月一度下跌到 69 萬人;另一方面,失聯移工的人數則呈現增長的狀況,從去年 10 月的 4 萬 8 千人,在今年 10 月增加至約 5 萬 2 千人。

換句話說,在疫情之下,台灣的「合法移工」人數下降、所謂的「逃跑移工」(即所謂的非法、失聯移工)人數卻持續上升。反映了「逃跑移工」背後的制度沈痾,也映照出台灣社會對移工的高度依賴。

從過往的案例來看,移工選擇「逃跑」,背後牽扯的原因複雜且需要被更多理解,這不乏移工個人的因素,例如在台灣已經有另一半等;同時,這也牽涉許多制度上的問題,包括移工在台灣具有工作年限、受到不良仲介剝削,以及無法自由轉換雇主等。

根據美家人力資源公司總經理許家畯的觀察,新的合法移工受到疫情影響難以入境,這將有利於現在已經在台灣境內的移工找工作。若是 2020 年正在面臨無薪假、合約到期、被解約的合法移工更有機會找到工作順利留下,而各行各業如今都在「搶工人」,他認為如果移工想要趁機換工作,並不缺工作機會,反而不需要像過往一樣,只剩下「逃跑」的選擇。

當然,也有例外。許家畯表示有些移工往往因為缺乏瞭解相關工作資訊的管道,最終還是會選擇逃跑,進入非法市場。例如一些未開放聘雇移工的產業如農業、民宿等等,一直都是失聯移工的工作機會,「只要他們肯做,絕對不會沒有工作。」

不過他強調,逃跑問題過去就一直存在,不必然因為疫情而有所加劇,「逃跑的現象一直都在發生。我們台灣社會各行各業本來就在缺人,現在合法移工進不來就更缺人。所以原本逃跑市場就在那,如果現在有人、有工廠願意開出更高的價格,原本可能受到不好對待、對相關資訊又不那麼瞭解的移工還是會逃跑。」

2020年1月23日印尼阿迪蘇西普托國際機場,乘客通過一台熱感掃描器。

2020年1月23日印尼阿迪蘇西普托國際機場,乘客通過一台熱感掃描器。攝:Ulet Ifansasti/Getty Images

逃跑之後、疫情之下

逃跑之後的生活並不好過。 2011 年逃跑後,蘇珊換了無數份工作,不管是家庭看護、洗碗工、清潔工等,她都願意做。一直到 2016 年,她透過當時的雇主認識了現在的阿公和阿嬤,才結束了不穩定的工作狀態。

失聯的身分這幾年來為蘇珊帶來不安與焦慮,尤其疫情之下,這些情緒又被一一放大。她唯一慶幸的是,她在疫情期間還能維持如常的生活。作為一名家庭看護,蘇珊幸運地還能繼續工作;在口罩的領取上也沒碰到什麼問題,因為阿公都會定期買口罩給她和阿嬤。若問她在疫情下覺得受影響最大的事,除了不能帶阿公阿嬤去醫院,那就是她比起之前更不敢出門了。

因為失聯的身分,蘇珊過去都儘量少出門。她在台北的朋友不多,碰到同鄉也不敢搭話,就怕身分被曝光。而每每碰到警察,她依然會很緊張,但她應對的方式就是故作鎮定,以及「不要和警察對到眼」。而在疫情期間,她變得更謹慎,除了去買菜或補充日常用品,她幾乎足不出戶。據她而言,她寧可在家陪阿嬤,餵阿嬤吃東西,因為這可以免去在路上碰到警察的可能性,還能減少被傳染的機會。

「如果真的要出門,我就要戴口罩,回來後一定要洗手,噴酒精。」這是她從社群媒體、電視新聞上學到的防疫知識,也是她外出回家後的必備流程。然而,她露出難為情的笑容,抱怨道「可是阿公都不噴(酒精),我也沒看過他回來的時候洗手。如果我要他洗手,他會說:你是老闆嗎?」但老闆有時還是會聽蘇珊的話,乖乖把手伸出來,讓蘇珊噴酒精消毒。

可其他移工碰到的老闆就並非如此了。菲律賓「移工國際台灣分會」主席吉爾妲(Gilda Banugan) 列舉疫情剛爆發的前幾個月,她一直收到移工的求助,「有些雇主要求家中看護二十四小時戴著口罩,但只提供她們兩個口罩,這種情況下當然只能重複使用口罩;還有看護甚至碰到被雇主要求去蒸口罩的例子。」

身為主席,她當時會在臉書上開直播和移工們宣導防疫資訊,以及討論他們碰到的各式問題,她認為重點是要讓雇主知道移工們會照顧自己,因為他們也不想讓自己暴露在危險當中,尤其是看護,因為他們就和雇主的家人住在一起。不過隨著疫情趨緩,吉爾妲坦言自己收到的求助越來越少,情況已經慢慢好轉。

蘇珊的情況亦是如此,尤其當她終於可以帶著好幾個月沒做檢查的阿嬤去醫院時,這大大減緩了阿公的擔心,對她「大小聲」的頻率就減少了許多。阿公自己心裏也知道這麼做不對,但直腸子的性格總是沒辦法拉下臉來,總是靠著阿嬤在一旁幫忙打圓場。「每次吵架之後,就沒事了啦。」蘇珊心裏也明白,直言不會把這些小事放在心上。

阿公和阿嬤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賴著蘇珊,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和孩子關係疏離。「阿公有 4 個孩子,阿公住院的話,他們會去看阿公。阿嬤每次說她的孩子是王八蛋。我在這裏 4 年,只見過她的孩子一次,就是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對阿嬤而言,蘇珊更像是自己的小孩,「她呀,對我和阿公都很好,比照顧自己的媽媽和小孩還要照顧。這是我很感激的地方。」在阿嬤眼裏,蘇珊擁有一顆非常細膩柔軟的心,她感嘆若非蘇珊,根本無人可以照顧自己。如果有一天蘇珊真的必須「離開」台灣,她只希望蘇珊是安安全全地離開。

 2013年9月21日印度尼西亞東爪哇省,一名前移工在台灣工作時的照片。

2013年9月21日印度尼西亞東爪哇省,一名前移工在台灣工作時的照片。攝:Arief Priyono/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留下一張紙,我就離開了」

蘇珊在 2001 年來到台灣工作,那一年她 38 歲。因為在菲律賓工作的工廠關閉,單身的她最後決定跟隨家鄉的朋友來台工作,擔任看護。

她的第一位雇主也是一位阿公,一個月只能休息一次,但她不嫌累,重要的是可以把錢寄給家人。後來,她透過朋友的介紹認識了一位在台灣工作的菲律賓男生,她很快便墜入情網。「他是歌手,每次都說很甜的話,我也很老了,40 歲,我就愛上他。那時候沒有什麼臉書、Whatsapp,我們都是用手機講話。」

可是這位男生在知道蘇珊懷孕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蘇珊只能先回到菲律賓把小孩生下來,待孩子快兩歲之後,在 2006 年又再度來台灣擔任家庭看護。她說雇主對自己並不賴,但她在工作幾年之後決定逃跑。

「我(那時候)也沒有跟仲介聯絡了,我就是直接離開,留一張紙在我的桌子上,告訴老闆說:我不會再回來了。」

選擇逃跑的理由其實很單純,因為她在台灣的工作年限到了。

那一年是 2011 年,根據當年的《就業服務法》規定,不論是事業類或是家庭類的外籍移工,在台灣的工作年限最長均為 9 年,所以蘇珊必須得回菲律賓,不能留在台灣工作了。她內心不安,害怕回國後沒人願意聘雇一位「老女人」;更重要的是,年幼的孩子誰來養,孩子的生活費和教育費怎麼辦?

「結果在 2012 年,政府(已經把工作年限)變成 12 年了,我那個時候只允許 9 年。」不到一年的時間,她的身分就從合法變成了「非法」,直到現在。(註:如今工作年限已經延長。根據勞動部的規定,移工在臺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12年。惟外籍家庭看護工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而有特殊表現經許可者,且符合勞動部所定之資格、條件者,得檢具申請書等規定文件申請延長工作年限至14年)

若將「移工為什麼要逃跑」這個問題套在 5 萬名失聯移工身上,每個答案背後都有各自的考量與無奈。如果沒有孩子要養,蘇珊當初是否還會選擇逃跑?蘇珊告訴我,「可能不會。」逃跑之後,蘇珊付出的代價是 9 年無法與孩子和家人見面。可事到如今,她說自己不會、也不能後悔當初的決定。

在台灣,社會普遍對失聯移工缺乏瞭解,而常常將「逃跑」與犯罪、非法等詞掛鉤。事實上,選擇「逃跑」的移工們,其實並沒有犯罪,而僅僅是違反了與雇主之間的契約,與《就業服務法》等行政法令。

不幸地,在疫情期間,一名印尼的「失聯 / 逃跑移工」確診之後,這些誤解與刻板印象,開始在社會上引爆,讓移工社群承受「防疫破口」的污名與苦果。

2019年6月5日台灣蘇澳鎮,印尼移工在開齋節的祟拜後互相擁抱。

2019年6月5日台灣蘇澳鎮,印尼移工在開齋節的祟拜後互相擁抱。攝:陳焯煇/端傳媒

就算逃跑,我們不是罪犯

2 月 26 日,一名印尼失聯看護在台灣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病,為全台確診的第 32 例患者。勞動部隨即表示要加強查緝非法移工,移民署隨後也推出「擴大自行到案 2.0」,鼓勵失聯移工主動投案;3 月 19 日,一名印尼失聯移工出現發燒症狀,害怕身分被曝光而逃跑,最終被警察在一家印尼雜貨店尋獲。

蘇珊並不清楚那位「 32 例」移工的狀況,但她從電視上得知了害怕被抓而決定逃跑的移工案例,對此,蘇珊有些怨言,「我覺得他瘋了,他這樣其實也讓其他人暴露在危險當中。」她接著說,「可能就是因為這些案例,政府(之前)才會實施更嚴厲的措施。」

但蘇珊認為,勞動部要加強查緝失聯移工的措施,只會讓失聯移工更不願意「出來」。

對此,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主任汪英達認為,無論 32 例移工的身份合法與否,「這個看護就是受害者,她是因為照顧病人才被感染的」。汪英達與蘇珊的看法相同,認為若政府加強查緝,失聯移工因為害怕只會「躲得更深」,不可能會出面配合相關政策。

而就在不久前的 12 月 4 日,一名曾接觸染疫者的越南籍失聯移工也發生逃跑一事。雖然後來被專案小組尋獲,採檢後也呈陰性,但「移工恐將成防疫破口」的憂慮再次被大眾討論。

外界的擔憂,或許在於失聯移工的蹤跡難以掌握,但這依然不代表他們和「防疫破口」存在必然關係。現為醫院實習醫生,同時也是醫療界倡議移工人權 Rumahku 志工團一員的陳柏廷指出,疾病的傳染不會區分國籍和身分。他指出,假設真的有失聯移工在社區裏發生傳染問題,那關鍵就在檢疫調查的工作,只要接觸史調查明確就可以相當減少不必要的憂慮,外界並不需要對失聯移工那麼恐慌。

雖然後來因應「防疫優先」原則,移民署自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執行「擴大自行到案 2.0」,提出「不收容、不管制、低罰鍰」的措施,鼓勵失聯移工們自行投案。據移民署的資料,專案期間一共查處逾期外籍人士 7617 人,其中自行到案者 4,443 人。這一些對象當中都沒有發生確診案例,該署因此認為該專案能達到防疫目的。

蘇珊對此持有不同看法,「這個方式最多只會吸引原本就打算要回國的失聯移工。對我們來說賺錢是最重要的,如果被遣返了,就沒辦法賺錢。」現行政策下,移工們一旦留下逃跑紀錄,就不能再藍領移工的身分回到台灣工作;如果被遣返,就等於斷了在台灣賺錢的機會。

站在移工的立場,蘇珊認為,給予失聯移工「轉換合法工作的機會」,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途。「讓我們可以拿到合法的工作證,如果真的在之後出現相關症狀,也會勇敢看醫生,才能真正達成防疫效果。」

蘇珊知道,這絕非易事,但綜合這些千言萬語的建議,她只想說,「就算逃跑,我們不是罪犯,我們沒有在做傷害台灣的事。」

2020年12月16日台北,印尼婦女於移民署辦事處內戴著口罩。

2020年12月16日台北,印尼婦女於移民署辦事處內戴著口罩。攝:Walid Berrazeg/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要投案,還是繼續逃?

雖然有諸多煩惱,但57 歲的蘇珊笑起來時,眼睛仍常瞇成一條直線,兩頰還有淺淺的酒窩。不管是和任何人交談,買菜、買咖啡也好,她開口閉口都將連聲的「謝謝」掛在嘴邊。她說這是因為她懂得感恩,也慶幸自己是一名很樂觀的人,否則「她早就不在這個世界上了」。

因為疫情,兒子這陣子也更頻繁地問蘇珊什麼時候要回去。她內心有些動搖,一度想要就此回到菲律賓和家人生活,永遠不要再分開了。

「但是,我要謝謝台灣,」說到這,蘇珊眼眶泛淚,聲音哽咽,轉身抹掉眼淚後,臉上浮現了不好意思的笑容,「就算我那麼老了,但作為一名看護,台灣人還是願意接受我,我還可以在這邊工作。」

「而且就算我是一名失聯移工,疫情間待在台灣也讓我覺得很安全,這是我要謝謝台灣的地方。如果真的被抓,no fear, 只要確保阿公阿嬤有人照顧就可以了。」阿嬤時常也會問蘇珊說還可以在台灣待多久,蘇珊的回答是只要他們還需要她,她就會留下來。但同時,她也告訴兒子,等疫情結束後她就會去投案,回到菲律賓。

蘇珊心情很矛盾:她想要回家,但擔心阿公阿嬤沒人照顧;她想要回去和兒子相聚,但又擔心不留在台灣該怎麼賺錢養孩子。她坦言,這一波疫情讓她學到最重要的事不是賺錢,而是陪在家人身邊,因為「世界好像變得更糟,可以和家人相處的時間可能也不多了。」

「可能,還要再五年吧。」在多方評估與考量之後,她還是先向現實低了頭。她說已經不知道和兒子說過多少個再一年、再三年、再五年,但至少她要確保的是兒子的未來,他要能順利完成學業,「我還跟他開玩笑,如果我不在台灣工作,你(指孩子)在菲律賓就沒有肉可以吃了,只能吃菜。」

這些千絲萬縷的拉扯,是她當初決定逃跑的原因,也是她現在決定繼續「留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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