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疫時生活：當「非法移工」成為台灣家庭支柱，疫情之下怎麼辦？

【編者按】2020 年 11月30日，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宣布，因印尼藉移工在台確診病例激增、研判印尼當地疫情嚴峻且當地所提供的陰性報告不足信任，自12 月4日起，將暫停印尼移工來台。截至今（19）日為止，相關措施仍在持續當中。

根據台灣政府相關單位預估，將有1350名印尼移工受影響，估有超過千名雇主受影響，其中更有超過七成是「家務移工」，負責替台灣雙薪白領家庭照護長輩。在暫時停止印尼移工的命令發佈後，許多家庭只能採取輪流請假的方式應急，也讓台灣自疫情以來就被熱烈討論的「逃跑移工」議題再次浮出水面。

逃跑移工，又被稱為「非法移工」或「失聯移工」，是台灣相關法令下形成的特殊現象。根據台灣移民署在 2020 年初統計，人數約在五萬多人之譜，因疫情所及，一年之內增加了近五千人。

這些移工為何逃跑？在疫情未息、邊境封鎖的一年裏，他們面臨的困境與顧慮是什麼？他們真的是台灣的「防疫漏洞」嗎？「嚴加查緝」的政策是否真能促進防疫工作？端傳媒採訪了一位疫情之下的「逃跑移工」，與她聊聊這一年的躲藏與抉擇。

「你回去！」阿公對著眼前的看護吼起來。

「好啊好啊，給我我的薪水，現在我就可以走了！」看護蘇珊（化名）也不甘示弱地回嘴。

今年 3 月，疫情正緊張的時候，阿公偶爾會對蘇珊大呼小叫，嚷嚷著叫她回到自己的國家去。蘇珊不是沒想過就此離開，只是她也放心不下阿公、還有行動不便的阿嬤。如果真的離開，誰可以照顧這兩位老人呢？

57 歲的蘇珊來自菲律賓。2020年，是蘇珊來台工作 19 年、也是她「逃跑」成為「失聯移工」的第 9 年。做個失聯移工，多數時候並不影響蘇珊的日常工作，她主要負責照顧高齡 90 歲的阿公和 70 歲的阿嬤，打理他們的飲食以及打掃家裏。蘇珊說，她很喜歡阿公和阿嬤、相處起來也很自在，所以在這間「家」一待就待了四年。

四年來，蘇珊的工作非常單純，例行公事便是準備兩老的食物、打掃家裏、每星期帶著他們去醫院做檢查。每次去醫院，健壯的阿公還能自己行動，但坐在輪椅上的阿嬤就得靠蘇珊幫忙了。阿嬤有腎病，95 公斤的體重讓她連站立都會吃力，所以儘管只是短短的幾步距離、上下樓梯、上下車，都必須依靠蘇珊的攙扶和支撐才能完成。

然而，這樣的日常例行公事，被 2020 年初爆發疫情打破了。三月的某一天，阿公告訴蘇珊「你在家，先不要去醫院了。」因為醫院的入口開始檢查身分證，如果在醫院入口被發現，她很有可能就要被遣返回菲律賓了。

三月開始，蘇珊就再也沒帶阿公和阿嬤去醫院。少了蘇珊在一旁，阿嬤索性也不去醫院，一來擔心蘇珊的身分曝光，二來也擔心阿公無力攙扶自己。那段期間，都是阿公一個人去醫院做檢查，同時一起帶回阿嬤每個星期需要吃的藥。一直到七月，醫院不再檢查身分證，她才重新帶著阿公和阿嬤去醫院看病。

她像是卸下重擔，笑言內疚感不像幾個月前那麼深。她的內疚源自於自己的「失聯身分」，認為是自己沒盡到做看護的責任。「我（那個時候）告訴阿公阿嬤，我現在不能帶你們去醫院了，你們應該要請合法移工，這樣他可以陪你們去醫院。」

但每次蘇珊這麼一說，脾氣硬的阿公心就軟了下來，還安慰她：「沒關係，不然你下次帶我們到醫院入口就好。」

移工，台灣在疫情年最想留住的幸運

台灣自 1989 年引進東南亞移工，分布在醫院、建築業、工廠、家庭等產業，他們的勞動與付出，撐起台灣的運作。但是，在移工群體當中，存在著「合法移工」和「逃跑移工」。

根據台灣《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外籍移工被分為兩類，一類從事專門型與技術型的工作，譬如外商高階主管、學校老師等，被稱為白領外籍工作者；另一類則從事體力勞動相關工作，包括家庭幫傭、看護、漁工、工廠工人等工作，即是俗稱的藍領移工。

按照台灣法律規定，藍領移工沒有自由轉換雇主的權利，除非被看護者死亡或移民、船舶被扣押、雇主關廠等。這意味著，如果移工們在工作上遇到不合理的對待，例如被性騷擾、被毆打、勞動環境太差等，在和仲介反應未果且無法自行要求轉換雇主的情況下，最終只有逃跑這一條路。

在今年，原本每年持續增長的「產業與社福移工」（即合法移工）人數，受到疫情影響而大幅減少。截至今年十月底，台灣約有 70 萬名移工，相較起去年同期約減少了近 2 萬人，更在八月一度下跌到 69 萬人；另一方面，失聯移工的人數則呈現增長的狀況，從去年 10 月的 4 萬 8 千人，在今年 10 月增加至約 5 萬 2 千人。

換句話說，在疫情之下，台灣的「合法移工」人數下降、所謂的「逃跑移工」（即所謂的非法、失聯移工）人數卻持續上升。反映了「逃跑移工」背後的制度沈痾，也映照出台灣社會對移工的高度依賴。

從過往的案例來看，移工選擇「逃跑」，背後牽扯的原因複雜且需要被更多理解，這不乏移工個人的因素，例如在台灣已經有另一半等；同時，這也牽涉許多制度上的問題，包括移工在台灣具有工作年限、受到不良仲介剝削，以及無法自由轉換雇主等。

根據美家人力資源公司總經理許家畯的觀察，新的合法移工受到疫情影響難以入境，這將有利於現在已經在台灣境內的移工找工作。若是 2020 年正在面臨無薪假、合約到期、被解約的合法移工更有機會找到工作順利留下，而各行各業如今都在「搶工人」，他認為如果移工想要趁機換工作，並不缺工作機會，反而不需要像過往一樣，只剩下「逃跑」的選擇。

當然，也有例外。許家畯表示有些移工往往因為缺乏瞭解相關工作資訊的管道，最終還是會選擇逃跑，進入非法市場。例如一些未開放聘雇移工的產業如農業、民宿等等，一直都是失聯移工的工作機會，「只要他們肯做，絕對不會沒有工作。」

不過他強調，逃跑問題過去就一直存在，不必然因為疫情而有所加劇，「逃跑的現象一直都在發生。我們台灣社會各行各業本來就在缺人，現在合法移工進不來就更缺人。所以原本逃跑市場就在那，如果現在有人、有工廠願意開出更高的價格，原本可能受到不好對待、對相關資訊又不那麼瞭解的移工還是會逃跑。」

逃跑之後、疫情之下

逃跑之後的生活並不好過。 2011 年逃跑後，蘇珊換了無數份工作，不管是家庭看護、洗碗工、清潔工等，她都願意做。一直到 2016 年，她透過當時的雇主認識了現在的阿公和阿嬤，才結束了不穩定的工作狀態。

失聯的身分這幾年來為蘇珊帶來不安與焦慮，尤其疫情之下，這些情緒又被一一放大。她唯一慶幸的是，她在疫情期間還能維持如常的生活。作為一名家庭看護，蘇珊幸運地還能繼續工作；在口罩的領取上也沒碰到什麼問題，因為阿公都會定期買口罩給她和阿嬤。若問她在疫情下覺得受影響最大的事，除了不能帶阿公阿嬤去醫院，那就是她比起之前更不敢出門了。

因為失聯的身分，蘇珊過去都儘量少出門。她在台北的朋友不多，碰到同鄉也不敢搭話，就怕身分被曝光。而每每碰到警察，她依然會很緊張，但她應對的方式就是故作鎮定，以及「不要和警察對到眼」。而在疫情期間，她變得更謹慎，除了去買菜或補充日常用品，她幾乎足不出戶。據她而言，她寧可在家陪阿嬤，餵阿嬤吃東西，因為這可以免去在路上碰到警察的可能性，還能減少被傳染的機會。

「如果真的要出門，我就要戴口罩，回來後一定要洗手，噴酒精。」這是她從社群媒體、電視新聞上學到的防疫知識，也是她外出回家後的必備流程。然而，她露出難為情的笑容，抱怨道「可是阿公都不噴（酒精），我也沒看過他回來的時候洗手。如果我要他洗手，他會說：你是老闆嗎？」但老闆有時還是會聽蘇珊的話，乖乖把手伸出來，讓蘇珊噴酒精消毒。

可其他移工碰到的老闆就並非如此了。菲律賓「移工國際台灣分會」主席吉爾妲（Gilda Banugan） 列舉疫情剛爆發的前幾個月，她一直收到移工的求助，「有些雇主要求家中看護二十四小時戴著口罩，但只提供她們兩個口罩，這種情況下當然只能重複使用口罩；還有看護甚至碰到被雇主要求去蒸口罩的例子。」

身為主席，她當時會在臉書上開直播和移工們宣導防疫資訊，以及討論他們碰到的各式問題，她認為重點是要讓雇主知道移工們會照顧自己，因為他們也不想讓自己暴露在危險當中，尤其是看護，因為他們就和雇主的家人住在一起。不過隨著疫情趨緩，吉爾妲坦言自己收到的求助越來越少，情況已經慢慢好轉。

蘇珊的情況亦是如此，尤其當她終於可以帶著好幾個月沒做檢查的阿嬤去醫院時，這大大減緩了阿公的擔心，對她「大小聲」的頻率就減少了許多。阿公自己心裏也知道這麼做不對，但直腸子的性格總是沒辦法拉下臉來，總是靠著阿嬤在一旁幫忙打圓場。「每次吵架之後，就沒事了啦。」蘇珊心裏也明白，直言不會把這些小事放在心上。

阿公和阿嬤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賴著蘇珊，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和孩子關係疏離。「阿公有 4 個孩子，阿公住院的話，他們會去看阿公。阿嬤每次說她的孩子是王八蛋。我在這裏 4 年，只見過她的孩子一次，就是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對阿嬤而言，蘇珊更像是自己的小孩，「她呀，對我和阿公都很好，比照顧自己的媽媽和小孩還要照顧。這是我很感激的地方。」在阿嬤眼裏，蘇珊擁有一顆非常細膩柔軟的心，她感嘆若非蘇珊，根本無人可以照顧自己。如果有一天蘇珊真的必須「離開」台灣，她只希望蘇珊是安安全全地離開。

「留下一張紙，我就離開了」

蘇珊在 2001 年來到台灣工作，那一年她 38 歲。因為在菲律賓工作的工廠關閉，單身的她最後決定跟隨家鄉的朋友來台工作，擔任看護。

她的第一位雇主也是一位阿公，一個月只能休息一次，但她不嫌累，重要的是可以把錢寄給家人。後來，她透過朋友的介紹認識了一位在台灣工作的菲律賓男生，她很快便墜入情網。「他是歌手，每次都說很甜的話，我也很老了，40 歲，我就愛上他。那時候沒有什麼臉書、Whatsapp，我們都是用手機講話。」

可是這位男生在知道蘇珊懷孕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蘇珊只能先回到菲律賓把小孩生下來，待孩子快兩歲之後，在 2006 年又再度來台灣擔任家庭看護。她說雇主對自己並不賴，但她在工作幾年之後決定逃跑。

「我（那時候）也沒有跟仲介聯絡了，我就是直接離開，留一張紙在我的桌子上，告訴老闆說：我不會再回來了。」

選擇逃跑的理由其實很單純，因為她在台灣的工作年限到了。

那一年是 2011 年，根據當年的《就業服務法》規定，不論是事業類或是家庭類的外籍移工，在台灣的工作年限最長均為 9 年，所以蘇珊必須得回菲律賓，不能留在台灣工作了。她內心不安，害怕回國後沒人願意聘雇一位「老女人」；更重要的是，年幼的孩子誰來養，孩子的生活費和教育費怎麼辦？

「結果在 2012 年，政府（已經把工作年限）變成 12 年了，我那個時候只允許 9 年。」不到一年的時間，她的身分就從合法變成了「非法」，直到現在。（註：如今工作年限已經延長。根據勞動部的規定，移工在臺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12年。惟外籍家庭看護工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而有特殊表現經許可者，且符合勞動部所定之資格、條件者，得檢具申請書等規定文件申請延長工作年限至14年）

若將「移工為什麼要逃跑」這個問題套在 5 萬名失聯移工身上，每個答案背後都有各自的考量與無奈。如果沒有孩子要養，蘇珊當初是否還會選擇逃跑？蘇珊告訴我，「可能不會。」逃跑之後，蘇珊付出的代價是 9 年無法與孩子和家人見面。可事到如今，她說自己不會、也不能後悔當初的決定。

在台灣，社會普遍對失聯移工缺乏瞭解，而常常將「逃跑」與犯罪、非法等詞掛鉤。事實上，選擇「逃跑」的移工們，其實並沒有犯罪，而僅僅是違反了與雇主之間的契約，與《就業服務法》等行政法令。

不幸地，在疫情期間，一名印尼的「失聯 / 逃跑移工」確診之後，這些誤解與刻板印象，開始在社會上引爆，讓移工社群承受「防疫破口」的污名與苦果。

就算逃跑，我們不是罪犯

2 月 26 日，一名印尼失聯看護在台灣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病，為全台確診的第 32 例患者。勞動部隨即表示要加強查緝非法移工，移民署隨後也推出「擴大自行到案 2.0」，鼓勵失聯移工主動投案；3 月 19 日，一名印尼失聯移工出現發燒症狀，害怕身分被曝光而逃跑，最終被警察在一家印尼雜貨店尋獲。

蘇珊並不清楚那位「 32 例」移工的狀況，但她從電視上得知了害怕被抓而決定逃跑的移工案例，對此，蘇珊有些怨言，「我覺得他瘋了，他這樣其實也讓其他人暴露在危險當中。」她接著說，「可能就是因為這些案例，政府（之前）才會實施更嚴厲的措施。」

但蘇珊認為，勞動部要加強查緝失聯移工的措施，只會讓失聯移工更不願意「出來」。

對此，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主任汪英達認為，無論 32 例移工的身份合法與否，「這個看護就是受害者，她是因為照顧病人才被感染的」。汪英達與蘇珊的看法相同，認為若政府加強查緝，失聯移工因為害怕只會「躲得更深」，不可能會出面配合相關政策。

而就在不久前的 12 月 4 日，一名曾接觸染疫者的越南籍失聯移工也發生逃跑一事。雖然後來被專案小組尋獲，採檢後也呈陰性，但「移工恐將成防疫破口」的憂慮再次被大眾討論。

外界的擔憂，或許在於失聯移工的蹤跡難以掌握，但這依然不代表他們和「防疫破口」存在必然關係。現為醫院實習醫生，同時也是醫療界倡議移工人權 Rumahku 志工團一員的陳柏廷指出，疾病的傳染不會區分國籍和身分。他指出，假設真的有失聯移工在社區裏發生傳染問題，那關鍵就在檢疫調查的工作，只要接觸史調查明確就可以相當減少不必要的憂慮，外界並不需要對失聯移工那麼恐慌。

雖然後來因應「防疫優先」原則，移民署自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執行「擴大自行到案 2.0」，提出「不收容、不管制、低罰鍰」的措施，鼓勵失聯移工們自行投案。據移民署的資料，專案期間一共查處逾期外籍人士 7617 人，其中自行到案者 4,443 人。這一些對象當中都沒有發生確診案例，該署因此認為該專案能達到防疫目的。

蘇珊對此持有不同看法，「這個方式最多只會吸引原本就打算要回國的失聯移工。對我們來說賺錢是最重要的，如果被遣返了，就沒辦法賺錢。」現行政策下，移工們一旦留下逃跑紀錄，就不能再藍領移工的身分回到台灣工作；如果被遣返，就等於斷了在台灣賺錢的機會。

站在移工的立場，蘇珊認為，給予失聯移工「轉換合法工作的機會」，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途。「讓我們可以拿到合法的工作證，如果真的在之後出現相關症狀，也會勇敢看醫生，才能真正達成防疫效果。」

蘇珊知道，這絕非易事，但綜合這些千言萬語的建議，她只想說，「就算逃跑，我們不是罪犯，我們沒有在做傷害台灣的事。」

要投案，還是繼續逃？

雖然有諸多煩惱，但57 歲的蘇珊笑起來時，眼睛仍常瞇成一條直線，兩頰還有淺淺的酒窩。不管是和任何人交談，買菜、買咖啡也好，她開口閉口都將連聲的「謝謝」掛在嘴邊。她說這是因為她懂得感恩，也慶幸自己是一名很樂觀的人，否則「她早就不在這個世界上了」。

因為疫情，兒子這陣子也更頻繁地問蘇珊什麼時候要回去。她內心有些動搖，一度想要就此回到菲律賓和家人生活，永遠不要再分開了。

「但是，我要謝謝台灣，」說到這，蘇珊眼眶泛淚，聲音哽咽，轉身抹掉眼淚後，臉上浮現了不好意思的笑容，「就算我那麼老了，但作為一名看護，台灣人還是願意接受我，我還可以在這邊工作。」

「而且就算我是一名失聯移工，疫情間待在台灣也讓我覺得很安全，這是我要謝謝台灣的地方。如果真的被抓，no fear， 只要確保阿公阿嬤有人照顧就可以了。」阿嬤時常也會問蘇珊說還可以在台灣待多久，蘇珊的回答是只要他們還需要她，她就會留下來。但同時，她也告訴兒子，等疫情結束後她就會去投案，回到菲律賓。

蘇珊心情很矛盾：她想要回家，但擔心阿公阿嬤沒人照顧；她想要回去和兒子相聚，但又擔心不留在台灣該怎麼賺錢養孩子。她坦言，這一波疫情讓她學到最重要的事不是賺錢，而是陪在家人身邊，因為「世界好像變得更糟，可以和家人相處的時間可能也不多了。」

「可能，還要再五年吧。」在多方評估與考量之後，她還是先向現實低了頭。她說已經不知道和兒子說過多少個再一年、再三年、再五年，但至少她要確保的是兒子的未來，他要能順利完成學業，「我還跟他開玩笑，如果我不在台灣工作，你（指孩子）在菲律賓就沒有肉可以吃了，只能吃菜。」

這些千絲萬縷的拉扯，是她當初決定逃跑的原因，也是她現在決定繼續「留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