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疫时生活：当“非法移工”成为台湾家庭支柱，疫情之下怎么办？

【编者按】2020 年 11月30日，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宣布，因印尼借移工在台确诊病例激增、研判印尼当地疫情严峻且当地所提供的阴性报告不足信任，自12 月4日起，将暂停印尼移工来台。截至今（19）日为止，相关措施仍在持续当中。

根据台湾政府相关单位预估，将有1350名印尼移工受影响，估有超过千名雇主受影响，其中更有超过七成是“家务移工”，负责替台湾双薪白领家庭照护长辈。在暂时停止印尼移工的命令发布后，许多家庭只能采取轮流请假的方式应急，也让台湾自疫情以来就被热烈讨论的“逃跑移工”议题再次浮出水面。

逃跑移工，又被称为“非法移工”或“失联移工”，是台湾相关法令下形成的特殊现象。根据台湾移民署在 2020 年初统计，人数约在五万多人之谱，因疫情所及，一年之内增加了近五千人。

这些移工为何逃跑？在疫情未息、边境封锁的一年里，他们面临的困境与顾虑是什么？他们真的是台湾的“防疫漏洞”吗？“严加查缉”的政策是否真能促进防疫工作？端传媒采访了一位疫情之下的“逃跑移工”，与她聊聊这一年的躲藏与抉择。

“你回去！”阿公对着眼前的看护吼起来。

“好啊好啊，给我我的薪水，现在我就可以走了！”看护苏珊（化名）也不甘示弱地回嘴。

今年 3 月，疫情正紧张的时候，阿公偶尔会对苏珊大呼小叫，嚷嚷着叫她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苏珊不是没想过就此离开，只是她也放心不下阿公、还有行动不便的阿嬷。如果真的离开，谁可以照顾这两位老人呢？

57 岁的苏珊来自菲律宾。2020年，是苏珊来台工作 19 年、也是她“逃跑”成为“失联移工”的第 9 年。做个失联移工，多数时候并不影响苏珊的日常工作，她主要负责照顾高龄 90 岁的阿公和 70 岁的阿嬷，打理他们的饮食以及打扫家里。苏珊说，她很喜欢阿公和阿嬷、相处起来也很自在，所以在这间“家”一待就待了四年。

四年来，苏珊的工作非常单纯，例行公事便是准备两老的食物、打扫家里、每星期带着他们去医院做检查。每次去医院，健壮的阿公还能自己行动，但坐在轮椅上的阿嬷就得靠苏珊帮忙了。阿嬷有肾病，95 公斤的体重让她连站立都会吃力，所以尽管只是短短的几步距离、上下楼梯、上下车，都必须依靠苏珊的搀扶和支撑才能完成。

然而，这样的日常例行公事，被 2020 年初爆发疫情打破了。三月的某一天，阿公告诉苏珊“你在家，先不要去医院了。”因为医院的入口开始检查身分证，如果在医院入口被发现，她很有可能就要被遣返回菲律宾了。

三月开始，苏珊就再也没带阿公和阿嬷去医院。少了苏珊在一旁，阿嬷索性也不去医院，一来担心苏珊的身分曝光，二来也担心阿公无力搀扶自己。那段期间，都是阿公一个人去医院做检查，同时一起带回阿嬷每个星期需要吃的药。一直到七月，医院不再检查身分证，她才重新带着阿公和阿嬷去医院看病。

她像是卸下重担，笑言内疚感不像几个月前那么深。她的内疚源自于自己的“失联身分”，认为是自己没尽到做看护的责任。“我（那个时候）告诉阿公阿嬷，我现在不能带你们去医院了，你们应该要请合法移工，这样他可以陪你们去医院。”

但每次苏珊这么一说，脾气硬的阿公心就软了下来，还安慰她：“没关系，不然你下次带我们到医院入口就好。”

移工，台湾在疫情年最想留住的幸运

台湾自 1989 年引进东南亚移工，分布在医院、建筑业、工厂、家庭等产业，他们的劳动与付出，撑起台湾的运作。但是，在移工群体当中，存在着“合法移工”和“逃跑移工”。

根据台湾《就业服务法》等相关法令规定，外籍移工被分为两类，一类从事专门型与技术型的工作，譬如外商高阶主管、学校老师等，被称为白领外籍工作者；另一类则从事体力劳动相关工作，包括家庭帮佣、看护、渔工、工厂工人等工作，即是俗称的蓝领移工。

按照台湾法律规定，蓝领移工没有自由转换雇主的权利，除非被看护者死亡或移民、船舶被扣押、雇主关厂等。这意味着，如果移工们在工作上遇到不合理的对待，例如被性骚扰、被殴打、劳动环境太差等，在和仲介反应未果且无法自行要求转换雇主的情况下，最终只有逃跑这一条路。

在今年，原本每年持续增长的“产业与社福移工”（即合法移工）人数，受到疫情影响而大幅减少。截至今年十月底，台湾约有 70 万名移工，相较起去年同期约减少了近 2 万人，更在八月一度下跌到 69 万人；另一方面，失联移工的人数则呈现增长的状况，从去年 10 月的 4 万 8 千人，在今年 10 月增加至约 5 万 2 千人。

换句话说，在疫情之下，台湾的“合法移工”人数下降、所谓的“逃跑移工”（即所谓的非法、失联移工）人数却持续上升。反映了“逃跑移工”背后的制度沈疴，也映照出台湾社会对移工的高度依赖。

从过往的案例来看，移工选择“逃跑”，背后牵扯的原因复杂且需要被更多理解，这不乏移工个人的因素，例如在台湾已经有另一半等；同时，这也牵涉许多制度上的问题，包括移工在台湾具有工作年限、受到不良仲介剥削，以及无法自由转换雇主等。

根据美家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许家畯的观察，新的合法移工受到疫情影响难以入境，这将有利于现在已经在台湾境内的移工找工作。若是 2020 年正在面临无薪假、合约到期、被解约的合法移工更有机会找到工作顺利留下，而各行各业如今都在“抢工人”，他认为如果移工想要趁机换工作，并不缺工作机会，反而不需要像过往一样，只剩下“逃跑”的选择。

当然，也有例外。许家畯表示有些移工往往因为缺乏了解相关工作资讯的管道，最终还是会选择逃跑，进入非法市场。例如一些未开放聘雇移工的产业如农业、民宿等等，一直都是失联移工的工作机会，“只要他们肯做，绝对不会没有工作。”

不过他强调，逃跑问题过去就一直存在，不必然因为疫情而有所加剧，“逃跑的现象一直都在发生。我们台湾社会各行各业本来就在缺人，现在合法移工进不来就更缺人。所以原本逃跑市场就在那，如果现在有人、有工厂愿意开出更高的价格，原本可能受到不好对待、对相关资讯又不那么了解的移工还是会逃跑。”

逃跑之后、疫情之下

逃跑之后的生活并不好过。 2011 年逃跑后，苏珊换了无数份工作，不管是家庭看护、洗碗工、清洁工等，她都愿意做。一直到 2016 年，她透过当时的雇主认识了现在的阿公和阿嬷，才结束了不稳定的工作状态。

失联的身分这几年来为苏珊带来不安与焦虑，尤其疫情之下，这些情绪又被一一放大。她唯一庆幸的是，她在疫情期间还能维持如常的生活。作为一名家庭看护，苏珊幸运地还能继续工作；在口罩的领取上也没碰到什么问题，因为阿公都会定期买口罩给她和阿嬷。若问她在疫情下觉得受影响最大的事，除了不能带阿公阿嬷去医院，那就是她比起之前更不敢出门了。

因为失联的身分，苏珊过去都尽量少出门。她在台北的朋友不多，碰到同乡也不敢搭话，就怕身分被曝光。而每每碰到警察，她依然会很紧张，但她应对的方式就是故作镇定，以及“不要和警察对到眼”。而在疫情期间，她变得更谨慎，除了去买菜或补充日常用品，她几乎足不出户。据她而言，她宁可在家陪阿嬷，喂阿嬷吃东西，因为这可以免去在路上碰到警察的可能性，还能减少被传染的机会。

“如果真的要出门，我就要戴口罩，回来后一定要洗手，喷酒精。”这是她从社群媒体、电视新闻上学到的防疫知识，也是她外出回家后的必备流程。然而，她露出难为情的笑容，抱怨道“可是阿公都不喷（酒精），我也没看过他回来的时候洗手。如果我要他洗手，他会说：你是老板吗？”但老板有时还是会听苏珊的话，乖乖把手伸出来，让苏珊喷酒精消毒。

可其他移工碰到的老板就并非如此了。菲律宾“移工国际台湾分会”主席吉尔妲（Gilda Banugan） 列举疫情刚爆发的前几个月，她一直收到移工的求助，“有些雇主要求家中看护二十四小时戴着口罩，但只提供她们两个口罩，这种情况下当然只能重复使用口罩；还有看护甚至碰到被雇主要求去蒸口罩的例子。”

身为主席，她当时会在脸书上开直播和移工们宣导防疫资讯，以及讨论他们碰到的各式问题，她认为重点是要让雇主知道移工们会照顾自己，因为他们也不想让自己暴露在危险当中，尤其是看护，因为他们就和雇主的家人住在一起。不过随着疫情趋缓，吉尔妲坦言自己收到的求助越来越少，情况已经慢慢好转。

苏珊的情况亦是如此，尤其当她终于可以带着好几个月没做检查的阿嬷去医院时，这大大减缓了阿公的担心，对她“大小声”的频率就减少了许多。阿公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么做不对，但直肠子的性格总是没办法拉下脸来，总是靠着阿嬷在一旁帮忙打圆场。“每次吵架之后，就没事了啦。”苏珊心里也明白，直言不会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

阿公和阿嬷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苏珊，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和孩子关系疏离。“阿公有 4 个孩子，阿公住院的话，他们会去看阿公。阿嬷每次说她的孩子是王八蛋。我在这里 4 年，只见过她的孩子一次，就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对阿嬷而言，苏珊更像是自己的小孩，“她呀，对我和阿公都很好，比照顾自己的妈妈和小孩还要照顾。这是我很感激的地方。”在阿嬷眼里，苏珊拥有一颗非常细腻柔软的心，她感叹若非苏珊，根本无人可以照顾自己。如果有一天苏珊真的必须“离开”台湾，她只希望苏珊是安安全全地离开。

“留下一张纸，我就离开了”

苏珊在 2001 年来到台湾工作，那一年她 38 岁。因为在菲律宾工作的工厂关闭，单身的她最后决定跟随家乡的朋友来台工作，担任看护。

她的第一位雇主也是一位阿公，一个月只能休息一次，但她不嫌累，重要的是可以把钱寄给家人。后来，她透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一位在台湾工作的菲律宾男生，她很快便坠入情网。“他是歌手，每次都说很甜的话，我也很老了，40 岁，我就爱上他。那时候没有什么脸书、Whatsapp，我们都是用手机讲话。”

可是这位男生在知道苏珊怀孕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苏珊只能先回到菲律宾把小孩生下来，待孩子快两岁之后，在 2006 年又再度来台湾担任家庭看护。她说雇主对自己并不赖，但她在工作几年之后决定逃跑。

“我（那时候）也没有跟仲介联络了，我就是直接离开，留一张纸在我的桌子上，告诉老板说：我不会再回来了。”

选择逃跑的理由其实很单纯，因为她在台湾的工作年限到了。

那一年是 2011 年，根据当年的《就业服务法》规定，不论是事业类或是家庭类的外籍移工，在台湾的工作年限最长均为 9 年，所以苏珊必须得回菲律宾，不能留在台湾工作了。她内心不安，害怕回国后没人愿意聘雇一位“老女人”；更重要的是，年幼的孩子谁来养，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怎么办？

“结果在 2012 年，政府（已经把工作年限）变成 12 年了，我那个时候只允许 9 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她的身分就从合法变成了“非法”，直到现在。（注：如今工作年限已经延长。根据劳动部的规定，移工在台工作期间，累计不得逾12年。惟外籍家庭看护工经专业训练或自力学习而有特殊表现经许可者，且符合劳动部所定之资格、条件者，得检具申请书等规定文件申请延长工作年限至14年）

若将“移工为什么要逃跑”这个问题套在 5 万名失联移工身上，每个答案背后都有各自的考量与无奈。如果没有孩子要养，苏珊当初是否还会选择逃跑？苏珊告诉我，“可能不会。”逃跑之后，苏珊付出的代价是 9 年无法与孩子和家人见面。可事到如今，她说自己不会、也不能后悔当初的决定。

在台湾，社会普遍对失联移工缺乏了解，而常常将“逃跑”与犯罪、非法等词挂钩。事实上，选择“逃跑”的移工们，其实并没有犯罪，而仅仅是违反了与雇主之间的契约，与《就业服务法》等行政法令。

不幸地，在疫情期间，一名印尼的“失联 / 逃跑移工”确诊之后，这些误解与刻板印象，开始在社会上引爆，让移工社群承受“防疫破口”的污名与苦果。

就算逃跑，我们不是罪犯

2 月 26 日，一名印尼失联看护在台湾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为全台确诊的第 32 例患者。劳动部随即表示要加强查缉非法移工，移民署随后也推出“扩大自行到案 2.0”，鼓励失联移工主动投案；3 月 19 日，一名印尼失联移工出现发烧症状，害怕身分被曝光而逃跑，最终被警察在一家印尼杂货店寻获。

苏珊并不清楚那位“ 32 例”移工的状况，但她从电视上得知了害怕被抓而决定逃跑的移工案例，对此，苏珊有些怨言，“我觉得他疯了，他这样其实也让其他人暴露在危险当中。”她接着说，“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案例，政府（之前）才会实施更严厉的措施。”

但苏珊认为，劳动部要加强查缉失联移工的措施，只会让失联移工更不愿意“出来”。

对此，桃园市群众服务协会移工服务暨庇护中心主任汪英达认为，无论 32 例移工的身份合法与否，“这个看护就是受害者，她是因为照顾病人才被感染的”。汪英达与苏珊的看法相同，认为若政府加强查缉，失联移工因为害怕只会“躲得更深”，不可能会出面配合相关政策。

而就在不久前的 12 月 4 日，一名曾接触染疫者的越南籍失联移工也发生逃跑一事。虽然后来被专案小组寻获，采检后也呈阴性，但“移工恐将成防疫破口”的忧虑再次被大众讨论。

外界的担忧，或许在于失联移工的踪迹难以掌握，但这依然不代表他们和“防疫破口”存在必然关系。现为医院实习医生，同时也是医疗界倡议移工人权 Rumahku 志工团一员的陈柏廷指出，疾病的传染不会区分国籍和身分。他指出，假设真的有失联移工在社区里发生传染问题，那关键就在检疫调查的工作，只要接触史调查明确就可以相当减少不必要的忧虑，外界并不需要对失联移工那么恐慌。

虽然后来因应“防疫优先”原则，移民署自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执行“扩大自行到案 2.0”，提出“不收容、不管制、低罚锾”的措施，鼓励失联移工们自行投案。据移民署的资料，专案期间一共查处逾期外籍人士 7617 人，其中自行到案者 4,443 人。这一些对象当中都没有发生确诊案例，该署因此认为该专案能达到防疫目的。

苏珊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这个方式最多只会吸引原本就打算要回国的失联移工。对我们来说赚钱是最重要的，如果被遣返了，就没办法赚钱。”现行政策下，移工们一旦留下逃跑纪录，就不能再蓝领移工的身分回到台湾工作；如果被遣返，就等于断了在台湾赚钱的机会。

站在移工的立场，苏珊认为，给予失联移工“转换合法工作的机会”，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让我们可以拿到合法的工作证，如果真的在之后出现相关症状，也会勇敢看医生，才能真正达成防疫效果。”

苏珊知道，这绝非易事，但综合这些千言万语的建议，她只想说，“就算逃跑，我们不是罪犯，我们没有在做伤害台湾的事。”

要投案，还是继续逃？

虽然有诸多烦恼，但57 岁的苏珊笑起来时，眼睛仍常眯成一条直线，两颊还有浅浅的酒窝。不管是和任何人交谈，买菜、买咖啡也好，她开口闭口都将连声的“谢谢”挂在嘴边。她说这是因为她懂得感恩，也庆幸自己是一名很乐观的人，否则“她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因为疫情，儿子这阵子也更频繁地问苏珊什么时候要回去。她内心有些动摇，一度想要就此回到菲律宾和家人生活，永远不要再分开了。

“但是，我要谢谢台湾，”说到这，苏珊眼眶泛泪，声音哽咽，转身抹掉眼泪后，脸上浮现了不好意思的笑容，“就算我那么老了，但作为一名看护，台湾人还是愿意接受我，我还可以在这边工作。”

“而且就算我是一名失联移工，疫情间待在台湾也让我觉得很安全，这是我要谢谢台湾的地方。如果真的被抓，no fear， 只要确保阿公阿嬷有人照顾就可以了。”阿嬷时常也会问苏珊说还可以在台湾待多久，苏珊的回答是只要他们还需要她，她就会留下来。但同时，她也告诉儿子，等疫情结束后她就会去投案，回到菲律宾。

苏珊心情很矛盾：她想要回家，但担心阿公阿嬷没人照顾；她想要回去和儿子相聚，但又担心不留在台湾该怎么赚钱养孩子。她坦言，这一波疫情让她学到最重要的事不是赚钱，而是陪在家人身边，因为“世界好像变得更糟，可以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可能也不多了。”

“可能，还要再五年吧。”在多方评估与考量之后，她还是先向现实低了头。她说已经不知道和儿子说过多少个再一年、再三年、再五年，但至少她要确保的是儿子的未来，他要能顺利完成学业，“我还跟他开玩笑，如果我不在台湾工作，你（指孩子）在菲律宾就没有肉可以吃了，只能吃菜。”

这些千丝万缕的拉扯，是她当初决定逃跑的原因，也是她现在决定继续“留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