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朗·索堅的政治宣講與憤怒的左派：芝加哥七君子的審判

1970年2月18日，在經歷152天的漫長審判後，以「嬉皮士」為主的八位反越戰抗議人士因涉嫌煽動與教唆騷亂1969年的芝加哥大型抗議集會而各被判處5年監禁與5000美元的罰款。起因是發生在1969年由反叛青年在芝加哥城市公園組織的打坐活動，原本只想表達反對越南戰爭和徵兵規模擴張的和平抗議，卻因為臥底警察和國民自衛隊的介入演變成幾百人被逮捕，上千人受傷，一人死亡的慘劇。1969年9月24日，對八位疑似抗議組織者的審判正式開始⋯⋯

Netflix 這一次2020版《芝加哥七人案：驚世審判》並不是第一次對這起事件的回顧，在此之前對於這場審判的紀錄片、專題片、電影長長短短不下二十部。這麼多年來的關注度不僅是因為這場審判是六十年代反戰運動的代表事件，更因為檢方、控方與當事者互相對抗、法庭秩序混亂所導致的荒唐審判而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使其成為美國司法史上最為臭名昭著的庭審之一。

##艾朗·索堅的政治宣講##

"I never wanted the film to be about 1968, ...I never imagined today would go so much like 1968."

《芝加哥七人案：驚世審判》原定是荷里活著名導演史提芬·史匹堡（Steven Spielberg）指導，艾朗·索堅（Aaron Sorkin）被特別邀請來為其撰寫編劇，後因各方面原因史匹堡團隊退出，索堅才正式上陣擔任導演。影片從07年立項一直到19年經歷了一系列成員變革和資方易主，最後才將版權賣給 Netflix。所以可以看出劇本雖仍是索堅一貫的節奏風格，但整體仍偏向史匹堡系的完整度和保守度。這也是索堅繼17年《莫莉遊戲》的試水後第二次擔任導演一職。《莫莉遊戲》這部影片雖然沒有激起太大的反響但在索堅的職業光譜上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存在。在回顧《莫莉遊戲》後再看新作《芝加哥七人案：驚世審判》，我們更能理解其作為左派背景對於個人對抗公權力和對既有法律及司法權威不信任的這層表達。時間線的嵌套交織和密佈的台詞也蓋不住索堅強烈主觀的立場。正如在接受外媒雜誌採訪時，他多次強調自己從來不是想講1968年的事，不是要懷舊或是上歷史課；自立項起他的目標就是直指當下的美國社會。只不過，他從未想過如今發生的都像是1968年的重蹈覆轍。

律政劇（Legal drama）作為電影電視類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承擔的不僅是對司法體系的敘述和道德正義的討論作用，還往往伴隨着強烈的立場站邊和政治傾向。我們頗為熟悉的有《十二怒漢》講述關於陪審團間的衝突，《雄才偉略》裏罪犯將律師玩弄於股掌之間，《絕命律師》、《金牌律師》、甚至大名鼎鼎的《紙牌屋》也必然離不開上述討論的範疇。律政劇以其法庭戲中與唇槍舌戰塑造起整個劇情的張力，觀望整個荷里活最能最大調動觀眾這方面感官刺激的非艾朗·索堅莫屬了。影片開場不到五分鐘，就已經以極高的效率交代了「八君子」的背景和他們組織行動的動機；更重要的，是1968年聲勢浩大的反越戰遊行，和保守派尼克遜政府的上台。彼時的美國可謂內憂外患。在影片中，索堅將當年真實的電視鏡頭及黑白新聞照片，與戲劇化的抗議遊行穿插在一起，紀錄片慣用的新聞口述配以強大卡司的還原，營造出介乎真實的緊張氛圍。《社交網絡》延續下來的快節奏剪輯，靜與動的畫面同步輔以聲音的斷裂，將緊張感逼仄到最高點。五十年前的事件正照應着當前美國社會劍拔弩張的氣氛。

##輿論與審判##

「入獄並不是因為我們的行為，而是我們的身份。」

「芝加哥七君子的審判」開始於1969年9月24日，因為是美國上個世紀60年代第一個針對民間「反政府」組織的大審判而在國內引起巨大關注。庭審內劍拔弩張，法庭外是示威者要求釋放「七君子」的聲援支持。與以往庭審更為不同的是，由「嬉皮士」組成的被告們穿戴他們典型的波希米亞裝飾，他們將腳翹在桌上，一邊吃吃喝喝一邊同律師一起嘲弄法官。巧合的是該民間組織的領袖姓同法官一樣都是荷夫曼，這個在電影中也有所表現。法官荷夫曼特意向陪審團撇清與被告的關係，嬉皮革命者荷夫曼衝着法官大喊了一聲「爸爸」。這也是嘲弄的開始。對他們而言，庭審不是一場審判，而是一個秀場。一場可以讓所以人聽到他們聲音的「政治秀」。他們利用電視收視率將新左派的嚴肅抗議變成了行為藝術：「媒體沒有報道過的事情就等於沒有發生過。」他時常這樣講，「一旦媒體報道過的事情，那就肯定是發生了，即使事實正好相反。現代社會的革命運動應該發生在電視上，而不是工廠裏。」

無論是影片中表現出庭審的矛盾核心還是真實歷史事件中的爭議，都離不開負責該場審判的聯邦地區法院法官朱利葉·荷夫曼（Julius Hoffman）。如前文所言，索堅在這一版《芝加哥七人案》中抱有相當鮮明的政治立場和側重選取。所以影片中呈現出的法官是一個對被審者抱有主觀偏見和刻意針對的不折不扣的反派形象。只不過真正的歷史事件中，即便他本人並非保守派，甚至撰文批判過「麥卡錫主義」。但在無權無勢的被告房看來，法官代表的是背後整個司法權威。法官也因身份被迫成為眾矢之的而受到侮辱；甚至被被告之一的巴比辱罵成「法西斯狗」「蠢豬」和「種族主義者」等等。憤怒的他只能不斷向被告們施以藐視法庭罪。這樣「失去理智」的行為讓這場審判被指不公、偏頗，甚至導致司法的公信力遭受懷疑。而法官荷夫曼本人更是在之後被聯名調查裏收到諸多投訴。

電影中將真實場景戲劇化的處理稍微緩和了法庭的緊張氣氛，實則卻是雙方話裏有話的對抗。其中一段被告席的嬉皮士們穿著法袍被法官勒令脫掉，並稱他們「就算穿上法袍也無法掩飾罪惡」；兩人遂站起身來脫去外衣「所以我們在裏面還穿了警服」，更諷刺了那些潛入抗議集會裏的臥底和對普通集會民眾施以暴行的警察。152天的庭審在「雅皮士們」（由嬉皮士荷夫曼領導的鬆散組織）看來是高收視率的連續劇，而在尼克遜新政府眼裏法官荷夫曼則成了司法體系與秩序的維護者，甚至被邀請同總統共進早餐。

一面是代表國家公權力體系的法官閣下，一面是年輕氣盛的反戰嬉皮士。矛盾雙方其實從一開始就不可調和，一切矛盾的根源不過是立場與身份的問題。片中一句嬉皮士的台詞這樣說道：「入獄並不是因為我們的行為，而是我們的身份。」此話同樣適用於法官：受到挑釁並非因為他的行為，而是他的身份。正因如此，後世歷史學家將這樣矛盾複雜的歷史事件割裂討論，甚至將其稱為一場被告與法官雙輸的審判。

##與憤怒的左派##

「與我的政府對我的蔑視相比，我的蔑視不值一提。」

然而，上述一切並非想就真實歷史爭出什麼是否對錯。戲劇化不可避免的會帶入創作者的立場。這部影片拋開歷史的道德審判剩下的就是歷史的重演。回溯索堅與史匹堡在08年的第一次會面，彼時還是奧巴馬與拜登那屆大選。當時索堅希望影片能夠在大選前完成，誰曾想經歷了一系列風波最終在12年後的另一場大選前完成。

為索堅奉獻表演的眾多大咖包括奧斯卡獎得主馬克·懷倫斯（Mark Rylance）飾演辯護律師威廉-康斯特勒（William Kunstler），奧斯卡提名法蘭·朗基拿（Frank Langella）飾演法官朱利葉-荷夫曼（Julius Hoffman），祖瑟夫·哥頓-利域（Joseph Gordon-Levitt）飾演檢察官理查德-舒爾茨德（Richard Schultzand），奧斯卡提名人米高·基頓（Michael Keaton）飾演前美國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Ramsey Clark）。

而被告方八人（七君子及一位意外捲入事件的黑豹黨主席巴比）則是由艾迪·烈柏尼（Eddie Redmayne）飾演反戰分子湯姆-海登（Tom Hayden）、沙格·畢朗·高漢（Sacha Baron Cohen）飾演雅皮士（Yippie）挑釁者阿比-荷夫曼（Abbie Hoffman）、《傳媒家族繼承人》（Succession）的傑瑞米·史壯（Jeremy Strong）飾演反文化人物傑利-魯賓（Jerry Rubin）和《保衛奇俠》（Watchmen）的耶也·亞度-馬甸II（Yahya Abdul-Mateen II）飾演的黑豹黨創始人之一巴比-西爾（Bobby Seale）組成。

他們不僅在劇中飾演集會抗議者，也和索堅一樣是現實中的積極份子。其中哥漢在今年夏天在華盛頓州破壞了一場極右翼的集會，馬甸參與了西荷里活的 BLM 遊行。他說「每個人都在革命中扮演着一個角色，而這部電影展示了這一點。」

片中的高潮戲落在 Tom Hayden 與 Baron Cohen 兩人的對手戲上，即反抗人士內部政見與目的的不合。Tom Hayden下意識起身尊敬法官的行為在嬉皮士看來無疑是對體制的歸順，由此也牽出劇作中唯一一條較為完整的人物線，以描寫個人的掙扎與矛盾。因流血衝突失去理性判斷的 Hayden 無法上場作證，Cohen 代替他說出了全片最為驚豔的台詞——當控方律師質問其是否蔑視政府時，他沉默片刻回答道：「與我的政府對我的蔑視相比，我的蔑視不值一提。」這一刻瞠目的不僅有律師，當然還有安坐於被告席的 Hayden。影片的結尾， 烈柏尼飾演的 Tom Hayden 用一封長達4752人越戰犧牲者名單回應荷夫曼法官要求的「簡短」陳述時，被告、陪審團，旁聽席，甚至控方律師一個個起身向烈士表示敬意，只留下荷夫曼一個人如滑稽小丑般惱羞成怒。這一幕很容易讓人想到聯想到《暴雨驕陽》的高潮——當代表正義與明燈的基廷教授被學校管理體系開除被迫離開，正在上課的孩子們終於一個一個站起身來，向他們的 Captain 表示最後的敬意；此刻連處於講台上權立位的憤怒和制止都如出一轍。抑或是《歌聲伴我心》結尾從「牢籠」中飛出的無數象徵自由的紙飛機⋯⋯

說實話，索堅以往的劇本裏其實很少出現這樣並不「高明」的煽情處理；甚至將意味深長的結尾拉低入「群眾美學」的範疇之內。但是，這樣明目張膽的「反抗」是被壓迫者所擁有的最後權利，唯一能對抗鐵腕體制的只有群眾的力量。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這部影片中的人物形象確實扁平，更多的筆墨用在了對整個群像的刻畫上。不過因其劇作功力深厚，我們仍能從影片的細枝末節裏看到眾人的弧光；甚至許多社會矛盾和問題都如蜻蜓點水般帶過卻仍讓觀者回味無窮。

在現代社會中，社會以人們所持有的權利將人劃分層級。社會存在規則， 就一定有規則的制定者。而掌握經濟、權利或是聲望的三部分人相互勾連，使得普通人困在這一套規則遊戲裏無法掙脫。無論是領袖形象還是其背後支持的政黨，處於社會中「剝削」地位的階層將群眾狠狠地踩在腳下，權利的失衡使得處於劣勢的人失去談判的耐心與條件。影片開頭唯一的「無辜者」黑豹黨首領巴比（Bobby Seale）所言：「馬丁·路德·金死了，麥坎·X死了，尊·甘迺迪死了，耶穌也死了⋯⋯」和平談判者都死了，他們的腦子裏現在只剩下了子彈。這就是為何人們要抗爭，人們要走上街頭，人們要反對現有的規則。「不合作」是底線，「非暴力」是但願。一句玩笑話，非暴力的理由可能只因為那人不會用槍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