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忠部長我要向你求婚,因為你這樣教育我的孫子。」2020 年 9 月,粉絲專頁「全民拔菜總部」號召群眾,抗議台灣教育部將繪本《國王與國王》贈送給小學新生。抗議當天,民眾拿著道具戒指向教育部長潘文忠「求婚」,諷刺繪本中兩位王子相愛結婚的情節,並大喊「推行男男戀,要以身作則」。
這場鬧熱滾滾的抗議記者會,只是一個開端;接下來,這本兒童繪本如滾雪球般捲動了全台灣的家長、教師和民間團體。2020 年 9 月 9 日早上 10 點半,就在抗議團體「向部長求婚」的隔天,支持繪本的家長、教師和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等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召開記者會力挺《國王與國王》和國小同志教育。
「對於小學生,比如說我自己的孩子,他看了這本繪本後,也會對應到自己的生活經驗說:『喔,國王與國王,王子和王子,那就是某個妹妹的爸爸和 Daddy 那樣嗎?』」
記者會上,於小學擔任故事媽媽的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理事長顏任儀表示,此書出版兩年來,他跟各個年齡層的小朋友講過《國王與國王》的故事,有助於學童瞭解多元的家庭組成。「其實性平教育並沒有那麼可怕,而且性平教育要從小做起。」
另一邊的記者會上,下一代幸福聯盟、全台媽媽護家護兒聯盟(簡稱媽媽盟)、全國家長會長聯盟及數個縣市的家長會長協會,則主張所有進入校園的書籍,都應有家長代表參與審查。
曾推動「婚姻應限定為一男一女」、「適齡性平教育」等公投案的曾獻瑩質疑:「這本書以教導孩子多元及尊重差異為名,實際上卻是糖衣,把男女婚姻連結到被強迫以及不快樂的畫面、把同性婚姻連結到幸福快樂及眾人祝福的圖像,企圖洗腦國小孩童對婚姻家庭的未來夢想及願景。」
究竟是什麼樣的繪本,引爆了台灣各地的家長、民間團體的性別戰爭?
原文作者: Linda de Haan, Stern Nijland
《國王與國王》
譯者: 林蔚昀
繪者: 琳達.德韓(Linda de Haan), 斯特恩.奈蘭德(Stern Nijland)
出版社:青林
出版日期:2018年9月21日
「只是想畫一個有快樂結局的童話」卻在半個地球外掀起繪本風暴
《國王與國王》的故事,描述王子受不了母后連日催婚,答應相親,在見過來訪皇宮「選秀」的各國公主後,卻愛上了其中一位公主的哥哥。兩位王子結婚後,繼承王位成為國王與國王,統治王國多年的皇后也得以退休享清福,眾人從此以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而繪本的原作者,是荷蘭插畫家 Linda de Haan 與 Stern Nijland。在接受端傳媒越洋專訪時,兩人表示,「我們那時剛完成學業,共用一個工作室,而且非常想要講一個童話故事──因為畫公主很有趣,我們想畫很多、很多的公主。所以,我們決定要創作一個故事,從『很久很久以前』開始,以『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結尾。」
2000 年,兩人剛從藝術學校畢業,開始著手創作《國王與國王》(荷蘭文:Koning & Koning)。回想二十年前的自己,他們並沒有太多「推廣同志教育」的意識,只是順從一股單純的藝術家本能,邊做邊想,希望自己創作時覺得好玩、故事本身也有趣。
「在創作的過程中,我們覺得如果王子不喜歡公主,而是喜歡上王子,會是個很棒的故事。對我們來說,王子愛上王子(的劇情走向)也是一個驚喜。」
2001 年,就在 Linda 和 Stern 出版繪本《國王與國王》的一年後,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兩位藝術家沒有料想到,他們邊做邊想創作出來的繪本,會在接下來二十年間、於全球各地掀起一場場「繪本風暴」。
早在 2002 年繪本於美國出版時,《國王與國王》就曾遭遇類似的反彈聲浪。2003 至 2006 年間,《國王與國王》在全美各地引起爭議,包括麻州家長提起聯邦訴訟控告學校,以及北卡來羅納州眾議員提出《家長賦權法》草案(Parental Empowerment Act of 2005),要求各州組成「家長審查及賦權委員會」,負責把關圖書館選書和學校教材。
當時《國王與國王》的爭議有多熱烈?在 2007 年美國總統選舉前哨戰中,參與黨內初選、企圖角逐總統大位的歐巴馬、希拉里等民主黨候選人,皆被要求針對「小學二年級生能否閱讀《國王與國王》」表態。
儘管 2015 年 6 月 26 日,同性婚姻已在全美各州合法化,然而同婚通過兩週前,美國才有小學教師因為在課堂導讀《國王與國王》而被迫辭職。
2003 至 2004年,《國王與國王》連續兩年被美國圖書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列為當年前十大最受質疑書籍之一,並且成為 2000 年至 2009 年百大禁書/最受質疑書籍第 20 名。書單中的著作,都是當年或歷年收到最多下架請求的書籍;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美國圖書協會的排行榜中,前 10 名有 8 本都是因「涉及 LGBTQIA+內容」而上榜──這已是美國同婚合法化四年後。
幾年後,類似的「繪本風暴」也在台灣重演。2018 年,《國王與國王》中文譯本在台灣出版。2019 年 5 月 22 日,台灣三讀通過俗稱「同婚專法」的《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今(2020)年,《國王與國王》便入選國民中小學新生閱讀推廣計畫,由教育部採購、贈送給中、小學新生,不料卻引起部分家長反彈。
「贈書給小學新生」的政策,已行之有年。教育部每年皆會評選 100 本曾獲國內外出版獎項的優良圖書,贈予小學新生,去年起更進一步納入國中新生。此外,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七大重點議題──人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家政教育、資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這些圖書也有寓教於樂、將重點議題融入課外閱讀的意涵。
有關性別平等的主題,除了描繪同性婚姻的《國王與國王》之外,還有解釋生理構造的《小精子向前衝》、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公主也會放屁》,以及講述兒童性侵議題的繪本《蝴蝶朵朵》等等,都在歷年採購書單之列。
「我認為(台灣的)教育部提供這本書給學校,非常勇敢,」Linda 說道,「因為在荷蘭,雖然有相關組織提供書籍和資訊,但決定權仍在學校手上。」
Linda 與 Stern 表示,如今在荷蘭,同志教育能否落實仍取決於學校本身的氛圍以及管理者的態度。事實上,直到 2012 年,荷蘭才通過法令規定小學階段必須教導多元性別的知識,立法上比起台灣 2004 年通過的《性別平等教育法》要晚了許多。
不過,Linda 也提到,自己在小學課堂導讀《國王與國王》時,從未遇過反彈。由於教育法令的保障,加上荷蘭很早就合法化同性婚姻,在小學教導多元性別,不太會引起家長投訴。
「跨虹者」大戰《國王與國王》:性平教育的話語權戰爭
《國王與國王》所引起的爭議並非孤例。自 2004 年台灣公布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來,性別平等教育的戰爭就未曾休止。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明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
挑動家長敏感神經的,不只有涉及 LGBT 群體的「性別認同」、「性傾向」等概念。早在 2006 年,《青春達人國中性教育學生自學手冊》就曾因為牽涉青少年親密關係、安全性行為,引發外界抨擊。
2008 年至 2011 年,隨著課綱首度加入七大重點議題,教育部顧慮教師可能不知如何教起,遂委託學者編製教學手冊,先後發行了《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給國小教師的《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以及國中教師的《性別好好教》。這些給教師參考的補充教材,不僅引起由基督教組織和家長團體組成的「台灣真愛聯盟」強烈反彈,監察委員也於 2013 年針對這三本性平教材,提案糾正教育部。
2015 年高中生課綱微調運動期間,下一代幸福聯盟(簡稱幸福盟)等反對同婚的民間團體,質疑高中公民課本「過度強調多元性別」。他們擔憂「性別光譜」的概念誤導學生性別認同、「異性戀霸權」和「恐同症」等字眼挑起對立及仇恨,並要求教育部刪除這些內容。
2020 年 10 月 21 日,繪本《國王與國王》引起爭議後的一個多月,由反同婚起家的媒體「風向新聞」發起「送跨虹者進校園」資助計畫,希望藉由捐贈《同性戀是不是天生的?》一書至全台 1257 所各級中學,在教育現場與《國王與國王》所代表的「同志驕傲價值觀」,競爭話語權。
截至目前為止,上線短短一個月內,「送跨虹者進校園」計畫已有 87 人響應,有 689 間學校獲得贈書。
所謂的「跨虹者」是誰?《同性戀是不是天生的?》又是怎樣的一本書?
跨虹者(rainbow crosser),指的是「自我定義為脫離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生活的人」,概念與「前同志」或「後同志」類似。雖然以 LGBT 運動的視角而言,這些「跨虹者」無非就是一種「雙性戀」,但在反同婚運動的脈絡下,跨虹者有著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
跨虹者的現身,一般是為了主張「同性戀傾向並非天生,而是一種可選擇、可離開的生活方式」。2018 年性平教育公投辯論時,前同志郭大衛就曾代表反對方,主張「同性戀完全是心理認定」、「拒絕同性戀團體進入校園、拒絕讓學生認為自己是同性戀的同志教育」。
2019年 12 月,《同性戀是不是天生的?》發行。這本書由風向新聞編纂、由曾獻瑩擔任秘書長的「愛傳資訊媒體發展協會」出版,內容收錄了15 位跨虹者「走出同性戀生活、找回真我」的故事,用以對抗同志運動經常使用、行政院長蘇貞昌也提過的「同志天生論」。
「我國小有遇過類似這樣的引導,不是繪本,而是有一個團體進班授課。他們比較直接一點說:『如果你是一個女生,對男生沒有感覺,但是對女生有喜歡的感覺,那你很可能就是女同性戀。』」自我認同為「後同志」的黃鈺雅自述,自己在小學中年級時曾遇到同志團體來學校授課,解釋 LGBT 的概念。
黃鈺雅的人生經歷被收錄在《同性戀是不是天生的?》一書中,同時,他也在「送跨虹者進校園」的宣傳影片中,以跨虹者的身分站出來發聲。「當時的我就好像找到一盞明燈一樣,因為當時我已經有懷疑自己對於男生沒有喜歡的感覺。他們這樣講之後,我就開始想認識同性戀到底是什麼,一進去(同志圈)之後,就開始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同性戀生活。」
黃鈺雅在成長過程中,歷經被哥哥長期性侵和失去親人的痛苦,小學至青少年時期的自我認同一直是女同志;走入教會後,才靠著信仰和教友的支持撐過低潮。後來,他決定與交往四年多的女友分手,正式脫離同性戀生活,邁入「後同志」的人生階段。
「在孩童時會有一個『同性密友期』,可是如果社會文化告訴我們同性之間是友好的,然後我們跟異性又沒有一個好的交往,那可能就會落入性傾向的混淆裡。」他說,「在現在的文化之下,我們都可能對自身的性別感到疑惑,但走進同志圈後,如果感到情感需求沒有被滿足、想要換一個生活方式,現在的文化卻好像不允許。」
「我覺得我們這些『後同志』的故事,也可以納入孩子和青少年的教材中。」黃鈺雅說。
黃鈺雅等跨虹者的現身,某種程度也反映出許多社會大眾的焦慮:同志教育,會讓小孩變成同志嗎?
對此,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簡稱同家會)秘書長黎璿萍回應:「其實多數的同志朋友都是生長在異性戀家庭嘛,從小我們的異性戀接觸,比同性戀的資訊來得更多。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性別認同的發展歷程。我們都有可能先預設自己是某一個性別認同,但在人生經驗的摸索中,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用繪本來跟小朋友討論,一直都是同志家庭非常常見的作法,而且反而更符合適齡的需求。」黎璿萍解釋,「沒有這些機會的話,等到孩子遇到的時候,會無所適從。比如為什麼我會有同學是兩個爸爸或兩個媽媽? 或者為什麼有同學沒有爸爸媽媽、只有阿公阿嬤?為什麼都是叔叔來參加某某同學的懇親會?這些孩子的困惑都會變成耳語,當不理解的時候,可能會去攻擊別人,所以我們應該讓孩子看到更多家庭的樣態。」
「在討論要不要讓孩子接觸 LGBT 議題的時候,背後的恐懼其實預設了:『只有你是異性戀,你的人生才會好,所以我們不該讓孩子去接觸一個可能讓他人生變不好的可能性。』」
「『只要孩子有可能變成同志,他的人生就毀了』,這份恐懼是需要化解的。」黎璿萍強調。
只是,隨著「跨虹者」現身,部分反同婚團體甚至也不再以「反同」自居,而是藉由跨虹者的故事加入更多溫情論述,主打「性別友善」,讓論述更加細緻。在《同性戀是不是天生的?》一書中,「性別人權維護促進協會」秘書長郭大衛以及「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秘書長厲真妮等「跨虹者」,都有撰文推薦。
1996 年就成立的「走出埃及」團體,自我定位為「輔導諮詢」服務,目標是「以聖經原則,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為立場,幫助不快樂的同性戀困擾者,勇於做上帝賜與的性別角色」。
至於近年才成立、由郭大衛擔任秘書長的性別人權維護促進協會,其成立宗旨為「促進兩性、不同性傾向者於教育、生活、醫療、婚姻家庭、工作經濟、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權益,扮演與政治決策者、醫療及公共衛生相關單位之溝通角色,推動法案,打造友善的性別環境」。該組織也會不定期推派講師參與性別推廣活動。
針對繪本《國王與國王》,反同婚代表曾獻瑩也曾表達類似的焦慮:「此書最大的問題,在於改變全國小學生對婚姻家庭的未來夢想,夢想就是願景、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異象﹙Vision﹚。」
同為基督徒的黎璿萍解釋,「異象」是聖經中的專有名詞,意義類似於願景,指的是上帝給予人類的啟示,可能是一個畫面或一個夢境,而這個畫面會帶領基督徒拓展上帝的國度。對於基督徒而言,有「異象」才有「使命」,生活才不會漫無目的。
投入反同婚運動以前,曾獻瑩曾擔任台北真理堂傳播部負責人;如今,曾獻瑩身兼「愛傳協會」秘書長與「幸福盟」理事長,帶領家長反對同性婚姻與性平教育。
黎璿萍為了同志家庭的權益奔走,希望藉由繪本讓孩子認識 LGBT 族群和同志家庭;曾獻瑩則為了不讓孩子受到同志教育影響,積極串聯家長團體反對繪本《國王與國王》、支持「送跨虹者進校園」資助計畫。同樣是基督徒,兩人對於婚家、教育的想像大相逕庭,因而有著截然不同的使命。
反同婚運動的使命:從兩千人遊行到七百萬張公投票
如同台灣的 LBGT 權益運動走了 30 年才一步一步爭取到社會支持,源自基督教的反同婚勢力也醞釀、練習了 20 年,才培植出以「繪本」方式來動員各地家長的方法論。
「台灣的社會對於同性戀,最常問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同性戀的成因是什麼』。為什麼我們對於保守運動,沒有這樣問?為什麼我們不會問異性戀是不是天生的,或甚至問異性戀中心的反同運動,成因是什麼?」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a sociology assistant professor at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高穎超(Ying-Chao Kao)饒富興味地問道。
長年研究性別、宗教和台灣反同運動的高穎超認為,雖然反同(婚)人士經常以「傳統」、「保守」自居,似乎高舉某種亙古不變的價值,實際上反同(婚)運動卻是非常現代的「新」社會運動。
2000 年代,《性別平等教育法》、《就業服務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家庭暴力法》等法律紛紛立法或修正,將非異性戀公民納入保護範圍;而《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實施,則規定課綱須涵蓋性教育、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等等,更是讓保守人士氣得跳腳。
由於國家開始保障性少數權益,「反同人士被迫走出教會、站上街頭做社會組織,才能形成政治力量影響國家政策──可能無法扭轉歷史,但是至少可以拖慢或擾亂。」高穎超解釋。
2000 年,數個基督教會曾連署反對台灣第一個由公部門編列預算支持的同志平權活動「台北同玩節」,並向提供經費的台北市政府施壓。2009 年在中正紀念堂的「基督教反同志遊行」,雖然只有兩千人,卻可說是台灣反同勢力正式走上街頭、組織社會運動的起點。
2013年,「多元成家立法草案」(包含婚姻平權、伴侶制度、家屬制度三法案)中的婚姻平權草案於立法院通過一讀。同年,「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簡稱護家盟,由天主教、統一教、一貫道、佛教等多個宗教團體組成)和「下一代幸福聯盟」(簡稱幸福盟,以基督教團體為主),號召上萬人集會反對多元成家草案。此次的宗教團體大串聯,成功阻擋了多元成家立法草案。
2015 年 7 月,台北市民政局開放同性伴侶於戶政事務所辦理註記,並就「民法限定婚姻為一男一女是否違反憲法保障之自由權及平等權」,聲請大法官釋憲。隔年 10 月,民進黨立委尤美女提出「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希望進一步促成同性婚姻法制化。
面對同志運動加緊腳步推動同性婚姻,反同婚陣營也全力應戰。2015 年,政黨「信心希望聯盟」(簡稱信望盟)創立。2016 年年初的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信望盟以「捍衛家庭,保護兒少」為主軸,推出多位候選人;年底,同婚法制化公聽會如火如荼之際,幸福盟以「婚姻家庭,全民決定」、「子女教育,家長決定」為口號,動員數萬人走上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抗議同性婚姻與性平教育。
2017 年 5 月 24 日,大法官釋憲結果出爐:若兩年內有關單位未制定或修改相關法律,同性二人可就民法婚姻章規定,辦理結婚登記。大法官釋憲的結果,捲動了反同婚、挺同婚兩陣營的全台大動員。
2018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也是台灣史上第一次全國性公民投票,有多達 10 項公投議題通過連署成案。其中三項與同性婚姻、性平教育相關的提案──「婚姻應限定為一男一女之結合」、「應以『婚姻以外形式』保障同性伴侶共同生活之權益」、「各級學校不應實施同志教育」(前兩者合稱「愛家公投」,最後者簡稱「適齡性平教育公投」)──由兩年前曾代表信望盟參選立委的游信義、曾獻瑩擔任領銜人。
這一年,愛家公投與適齡性平教育公投,分別獲得了 700 多萬和 600 多萬張同意票,足足多出反對票一倍以上,重挫了原本在大法官釋憲取得優勢的婚姻平權運動者。即使 2019 年台灣已通過「同婚專法」,反同婚團體至今依然緊緊守護公投結果,以此反對同性婚姻和小學同志教育。
回顧同志運動以及「反同護家」勢力 20 年來的纏鬥,反同(婚)運動可說是每個階段都有所斬獲,沒有全勝也沒有全輸。
對於反同婚團體近 20 年來的戰果,高穎超分析:「他們一點都不保守、一點都不傳統。雖然他們很常講傳統價值,或者是自認為自己很保守,可是他們用的媒體策略,如何懂得用新媒體、如何用情感動員、甚至發展多層次的組織,這些都是非常現代跟科技前端的產物。」
信望盟成立的同一年,網路新聞媒體「風向新聞」創立。風向新聞隸屬於「愛傳資訊媒體發展協會」,秘書長為著名反同婚人士曾獻瑩。雖以「反同婚」起家,風向新聞卻是結構完整、各類型新聞兼備的網路新聞媒體,並且和新浪網、Yahoo、Google、PChome都有建立供稿平台。如今,風向新聞的 Facebook 追蹤數已達17萬,甚至在 Youtube 開辦網路節目「風向新聞全民開講」,可謂打著「傳統價值」,卻走在新媒體潮流的最前端。
「透過政治宣傳、公聽會、投放臉書 Youtube 廣告、網路影音、大型集會,最主要的目的不只是動多少人出來,還包括動員大家的情緒──像是『孩子的父母都去上班了,沒有時間管孩子的教育,你知道孩子在學校都學了什麼嗎』。」高穎超認為,反同基督教勢力除了用教會網絡動員「自己人」之外,「情感動員」更是召喚廣大群眾的一個關鍵。
華人社會對「傳宗接代」、「家庭倫常」的重視,讓反同、反同婚的基督教勢力找到「跨界合作」的機會,與所有信仰「婚姻為一男一女」的傳統婚家價值者結盟。換句話說,「守護家庭」的論述也並非憑空想像出來,而是有社會脈絡作為依據。
觀察近年來反同婚團體的論述,早期充滿基督教色彩的論述大幅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家庭主流化」這個論述主軸。反同團體在公開倡議時不再引用聖經說明「同性戀是罪、是不道德的」,而是緊抓著「家庭價值」這個核心理念,開始使用更多正面語言:如「捍衛家庭,保護兒少」、「家庭主流化」,或是「帶給下一代更美好的未來」。
「台灣大部分的年輕族群,尤其 30 到 40 多歲的世代,沒有享受到『台灣錢淹腳目』那種經濟成長的果實,卻被迫接受低薪、薪資停滯又長工時。一方面是來自經濟的壓迫跟疲勞,再加上對孩子教育的未來感到恐慌跟不確定,自己已經這麼苦了,孩子怎麼樣許他一個美好的未來?」
高穎超解釋,在經濟與少子化的雙重焦慮下,「台灣會絕子絕孫」、「台灣已經是世界上生育率倒數第三低或最低的國家」這類家庭崩解的恐懼,很容易就被挑起。
「很多家長害怕自己的孩子『變成』不是異性戀、『變成』LGBT。」高穎超說,「這也是為什麼信望盟的競選口號是『YES』(合併 youth、education、environment 和 social value 的字首),推崇一種異性戀中產階級的家庭價值。」
家長的焦慮,讓反同婚團體在情感結構上依然擁有相當厚實的群眾基礎。從此次的《國王與國王》爭議也能觀察到,幾年來的練兵征戰,讓反同婚運動的論述變得更加成熟、圓滑。
「這本書把女性畫的很奇怪,公主們排隊獻藝取悅王子,還有王子選妃和當面暗諷公主體格,這種父權和權勢霸凌、言語霸凌等內容,有醜化、物化女性的嫌疑,均違反性別平等教育之核心價值。」身為反對者之一的媽媽盟秘書長單信愛,以相當具性別敏感度的概念表達了他的質疑。
同婚通過後,「同婚將導致人獸交」或是「同婚若通過,人跟摩天輪也能結婚」等聳動發言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性平教育要適齡」、「家長應參教材審核」、「同性密友期應避免同志教育混淆性向」等等混合家長焦慮和「科學說法」的細緻化訴求。
針對「同性密友期」這個反同志教育常見的「科學」理由,高穎超提到自己曾撰文澄清這個概念的訛誤:「所謂『同性密友期』看似有發展心理學的淵源,事實上是台灣本土發明、假稱是外國的知識,在教育界、社工界、諮商界早期一些不太嚴謹的文獻裡面會彼此引用,就流傳成一個三人成虎的知識。」
儘管信望盟在 2016 年、2018 年兩次選舉中失利,包含信望盟在內的 171 個政黨也因為未在期限內補正組織章程,在今年 4 月遭內政部依《政黨法》廢止。不過,早在 2019 年 7 月 16 日、同婚合法化兩個月之後,以孫繼正、毛嘉慶等人為首的「安定力量」,就以「贏回家庭、翻轉教育」為號召正式組黨,拿下反同婚基督教勢力參政的接力棒,布局參與選舉。
回顧同志運動以及「反同護家」勢力 20 年來的纏鬥,反同(婚)運動可說是每個階段都有所斬獲,沒有全勝也沒有全輸。近期,相關團體甚至在立法院附近的青島東路上設有「家庭主流化推廣中心」,作為推動理念的長久據點,不需每次抗議都另外租借記者會場地,顯示出「長期抗戰」的決心。
「同婚通過不代表反同運動的死亡,這樣的想法太過樂觀。如果你問我反同運動的未來,」高穎超說,「接下來再有類似像繪本這種突破性的事,或者同志運動看起來往前一步的政策性進展,反同運動一定都還會在,而且勢力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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