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香港 2020年終專題

香港,亞洲外媒之都的殞落?

「以前大家傾向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裏面,這個籃子就是香港,那麼以後可能是把雞蛋放進不同籃子。」


【編者按】這是端傳媒2020年終專題的第一篇,歡迎點擊訂閱專題。我們與你一起,關注一個時代的碎裂與另一個時代的新生。

不久前,來自愛爾蘭的麥固崙(Aaron Mc Nicholas)離開他生活了5年的香港。「我要走了,但你們要留下,並設法應對這些來臨的轉變。」離境前,他對一群香港記者朋友說。

麥固崙所指的轉變,來自香港低沉的大氣候,但更直接的,是外籍媒體人的簽證困擾。2015年,他隨愛爾蘭新聞機構Storyful拓展業務而搬至香港,後來轉職《彭博新聞社》,做社交媒體編輯。他兩次續領簽證,最多一個多星期獲批。不過今年3月,他被新僱主Hong Kong Free Press聘請,新工作簽證等了整整5個月。8月25日,香港入境處書面通知他:拒絕批出工作簽證,未說明理由。

據我們掌握的資料,麥固崙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拒絕簽證、任職於本地媒體的外籍記者。輿論沸騰,揣測不斷。HKFP是香港成立5年的英文網絡媒體,在去年運動中緊貼報導,麥固崙本計畫加入擔任編輯。

在2020年,簽證的難題困擾著許多記者。與麥固崙被明確拒簽不同,更多在港的外籍記者遭遇續簽時間延長,長期不能工作的問題。8月,《紐約時報》傳出至少6至7名記者被拖延簽證,加上《華爾街日報》、CNN等大型國際機構,逾10名記者遇上類似情況。立場新聞據消息報導,香港入境處新設「國安組」審視外籍記者的簽證。端傳媒向入境處查詢國安法後,有否更改處理外籍記者簽證的工作流程,入境處未正面回答,僅指所有來港工作的簽證申請均由其轄下的「簽證管制執行科」處理。

作為亞洲甚至國際的外媒之都,全球約有80家新聞機構在港設立辦事處(註一),這是在港記者第一次遭遇這等規模的簽證問題。據端傳媒了解,記者們的簽證審批時間延長始於今年5月,直到9月之後,才陸續收到等待逾數月至半年的簽證;但據兩名外媒記者分別透露,他們身邊有同行至今仍未獲簽證。對部分記者而言,馬上被驅逐的威脅暫時擱置,但不安與緊張感持續瀰漫——這些異動可能影響人事佈局,長遠可能影響中港報導的操作。

「讓記者等候簽證批准,自然引發了寒蟬效應。記者會更小心翼翼、設置紅線嗎?很有可能。」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心總監瑞凱德(Keith Richburg)告訴端傳媒。進入大學之前,瑞凱德是擁有逾20年駐外經驗的記者,曾被《華盛頓郵報》派駐全球七個城市,在2009-2013年駐北京工作。

他記得在北京,每逢踏入冬季,外籍駐華記者就要籌謀將於12月失效的記者證,大家要看看是否能順利延長簽證,才飛回家鄉過聖誕。有時,外交部等到平安夜當日才發簽證。

所有在中國的記者都很擔心,他們總是很擔心。這是一種心理策略,為了簽證,你可能對於寫政府的新聞會有點膽怯。

瑞凱德

「他們就是讓你等。所有在中國的記者都很擔心,他們總是很擔心。這是一種心理策略,為了簽證,你可能對於寫政府的新聞會有點膽怯。 」瑞凱德說,這一切對他來說並不陌生,只不過,場景似乎開始從北京切換到香港了。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瑞凱德(Keith Richburg)。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瑞凱德(Keith Richburg)。攝:陳焯煇/端傳媒

「駐我國的中國大使館會怎樣看我寫的報導?」

等待了大半年,Elton還沒有獲得中國外交部的記者簽證。他把私人物品留在中國大陸,帶著簡便行李,輾轉睡在香港的酒店,等候未知的消息。

「很多人都問我,如果無法回去工作會怎樣。」Elton說,他今年一直心情抑鬱。過去數年,他為不同的外國媒體擔任駐華記者,曾經採訪新疆議題,此刻,他無法分辨簽證延誤是因為自己的報導,因為疫情,抑或因為中國的對外關係。

在Elton身邊,有記者因為被拖延簽證太久,已經開始考慮轉行。

儘管多年以來,駐華記者的簽證問題不時出現,不過來到2020年,美國也開始對中國駐美機構和記者作出種種限制。

今年2月,美國國務院把新華社、《人民日報》等5間中國媒體定義為外國使團,為中國政府一部分,限制其僱員數量。差不多同一時間,《華爾街日報》發表〈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評論文章,被中國外交部批評帶有種族歧視色彩。中國旋即出手,吊銷《華爾街日報》三名記者的記者證,限5天內離開中國。

中美衝突不斷升溫,在貿易、關稅之外,簽證成為兩個大國的對抗武器。中國繼續吊銷部分國際媒體記者的記者證、禁止其在境內採訪,而且不再僅僅限於美國媒體。位於北京的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指,此舉影響至少13名記者,他們被規定不能在包括港澳地區的中國境內採訪。之後,外籍記者開始被拘捕和上門問話,有澳籍記者一度逃入澳洲駐中國大使館尋求保護。

在大陸,駐留6個月以上的外籍記者要申請俗稱J1 Visa的記者簽證,到埗後申領記者證,再辦理居留許可。位於北京的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在2019年底訪問了186位駐華記者,受訪者表示簽證、記者證和居留許可證的比以往的處理時間長,有效期比以前短,例如只獲發放6個月或以下的簽證、或是3個月的居留許可。

端:端傳媒設計部。

另一邊,美國再把10間中方媒體列入「外國使團」名單。5月,在非美國新聞媒體任職的中國籍記者只能拿到90天的工作簽證,有別於以前的無限期單次入境簽證。

刀光劍影的中美關係中,香港不再被視為一個緩衝地帶。

今年5月,《紐約時報》資深中國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被趕離大陸,之後他來到香港,嘗試向香港入境處續領工作簽證。7月,香港入境處同樣拒絕批出簽證,未提供原由。

「中美關係很大張力,我已經預想會棘手。」瑞凱德說。今年,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計劃聘請一名普立茲獎得主、資深外籍記者做訪問學者,並為學生教新聞特寫。考慮到緊張的中美關係或許會影響香港簽證,5、6月左右,港大開始為這名記者申請簽證。外籍人士來港工作,可以申領「一般就業政策」,入境處網上列明一般需時4星期處理。

不料,入境處向港大提出的問題達40-50條,比以往更多,內容包括學院有否在香港物色人選、申請人在港完成工作後下一步計劃,反覆近兩個月,仍未有結果。最終,該名記者因為疫情原因自行撤回申請。

Hong Kong Free Press 總編輯Tom grundy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採訪現場。

Hong Kong Free Press 總編輯Tom grundy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採訪現場。圖:受訪者提供

「他們不給拒簽的原因,或者是國安法設立的目的,就是不告訴你紅線在哪裏,使媒體自我審查——你能不能訪問這個人,能不能寫這一個詞彙?」HKFP總編輯Tom Grundy向端傳媒表示,「可以想像現在許多報館中,(外籍記者)投資了那麼多在香港,當你要具名寫一個敏感的故事,你會多了很多外在的念頭闖入腦海。」

自由身記者Kayla對端傳媒說,近來她的憂慮增加了。除了簽證,港區國安法也讓她擔心。她來自歐洲,目前定居香港,關注中國的留守兒童、同志權益、環境污染等問題,為各大歐美媒體供稿。最近,她的編輯將她一篇報導的標題改得更有感染力,但同時加強了對北京的批評,她為此有點擔心。

以前我從來沒有這種憂慮,我比之前更擔心,我國家的中國大使館會怎麼看待我的報導。

Kayla(化名)

「以前我從來沒有這種憂慮,我比之前更擔心,我國家的中國大使館會怎麼看待我的報導,」Kayla對端傳媒說。她隱約感覺,中國官方的注視,以後可能會令她牽扯上國安法。

在2020年之前,她在香港總體感覺安全而自由,常常短期去廣州、深圳採訪。採訪敏感話題之後,她會把相機的記憶卡小心地塞在自己的襪子裏,儘快穿過中港邊境,回到香港。

她記得,以前乘上羅湖往紅磡的東鐵列車,就安心了,「每次聽到地鐵那音樂,你就會覺得,啊!一切恢復正常了。」

「一隻腳在中國,一隻腳在外部的世界」

1943年,抗日戰爭未平,一群外媒記者組成了外國記者會(FCC),選址重慶一所24個房間的民居,極力向蔣介石治下的國民政府,爭取獲得其抗日及抗共戰事的消息。FCC曾駐南京,後來搬到上海,至1949年,「共產主義的紅色浪潮席捲中國大陸」,FCC帶著協會的資料飛往香港,落腳在港島半山。(註二)

二戰後初期,主要新聞機構都在東京設立亞洲總部。直至六七暴動爆發,外籍記者湧至香港,加上時值越戰,許多前線記者在越南工作3個月後,便休假跑到香港,在FCC呷下幾杯酒精。

1964年,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在香港外國記者會位處希爾頓酒店的會址,舉辦新聞發布會。

1964年,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在香港外國記者會位處希爾頓酒店的會址,舉辦新聞發布會。

冷戰時期,關注亞洲的記者開始匯聚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香港為他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英文環境和便利生活。而在當時殖民政府斡旋之下,香港也成為中西逢源的信息、情報交流基地。(註三)除了記者,FCC的會員還有商界人士和外交官,各國政策、政壇消息和金融資訊在此匯集發散。90年代,這個記者會策劃過不少重要講座,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都曾是座上客。

走入今天座落中環下亞厘畢道的FCC,舊格調的酒吧裏貼滿韓戰、越戰的照片。以前,人們還會看到Clare Hollingworth坐在她專屬桌子的身影。1939年,這位《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記者在波蘭邊境拍下納粹德軍的集結場面,是首位報導二戰觸發的記者。她年輕時風風火火的走訪過越南、中東和中國,最後2017年在香港終老離世。

今年9月,瑞典籍自由身記者Johan Nylander坐在酒吧一角,寫好聚焦中美貿易戰的新書 “The Epic Split – Why ‘Made in China’ is going out of style”。他對駐外採訪情有獨鍾,2008年金融風暴期間駐守倫敦報導,很快留意到世界的焦點持續轉移到亞洲。

我做了許多大新聞,在香港,人們信任我。

Johan Nylander

2011年,他和家人一起來到香港。他專注報導中港政治及金融新聞,為瑞典媒體《每日工業報》(Dagens industri)、CNN等供稿,也加入了FCC。目前他已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資格,有時往返內地採寫。

「記者可以在任何地點工作,就算你身處南極,只要有電腦就可以。但是,如果你需要與人們碰面、出席不同場合,或者建立你的人際網絡、挖掘一手聯絡和採訪,香港是其中一個最好的地方。」他說。

Johan寫過不少中國報導,其中有新疆石油「能源基地」的資源開採如何影響少數族裔的特寫故事,也有對近年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細緻描繪。「在香港,你可以一隻腳在中國,一隻腳在外在的世界。你可以得到中國內部的感受,但你同時可以保持距離。」他說,如果走得太遠,會失去當地人的聯絡,能觸及的,只剩下官方政策和人權報告。

瑞典籍自由身記者Johan Nylander。

瑞典籍自由身記者Johan Nylander。攝:陳焯煇/端傳媒

在香港,他獲得了不少獨特的金融新聞素材,也結識到遊走中港兩地的黑社會、大銀行或國際公司管理層的人物。這些人向他解釋自己怎樣從中國走資、如何與大陸的貪污與及賄賂合作共存,「我做了許多大新聞。」Johan說,香港相對大陸的開放氛圍,讓受訪者願意透露新聞線索,「在香港,人們信任我。」

對Johan而言,香港的獨特之處,正是新聞記者所仗賴的資訊自由流通。「當你在中國使用VPN工作,不是很work。」Johan 看向酒吧內聊天的人們,想到每次回到北京時,總會發現酒吧一間一間地倒閉。「在香港,你可以走入一間酒吧,跟人們有開放的討論,但這在中國困難許多。」

在中環一所共享工作室內,Kayla 也指出,對於觀察中國甚至亞洲,香港曾經是一個較理想的地點。「香港真的什麼都有。這裏有國際視野,人們講不同語言,也很容易前往不同國家。所有的媒體集中在這裏,外籍人士的工作變得更加容易。」她一口氣說,「就算你報導敏感議題,他們(中國政府人員)也不會跑到香港找你。以前,香港跟中國是分開的,你感覺很安全。」

除了採寫業務以外,駐外記者也要考慮生活、子女教育等問題。數年前,Kayla移居香港也考慮到子女的就學問題。「這絕對也是媒體駐留香港的原因,因為他們的員工很容易在這裏找到說法語、德語或英語的學校。」她說,「但是,台北肯定沒有,我也不覺得東京會有。」

英籍作家Paul French是上海外國記者會(SFCC)於千禧年代創會的成員之一。FCC遷往香港後,駐華外籍記者於2003年在上海重建SFCC。從1996年起,Paul開始在中國工作,持續接近20年,大部分時間駐留上海。目前,他返回倫敦生活,不時為《南華早報》撰文。

(在香港)我可以一個早上就合法地開辦一間公司——開設銀行、電話和網絡帳戶、租辦公室。香港的目標是邀請你帶來資金,然後不會收取太重的稅。這所有在中國是相反的。

Paul French

「在上海,我也是用香港上海滙豐銀行,5分鐘就把事情辦妥了。當時,從沒有過一個正常的手提電話,他們不會讓外籍人士設(電信公司的長期)帳戶,怕你不付帳就離境;上網帳戶也一樣。」French回憶,外籍人士去當地銀行處理事務需花更長時間,但現今情況無疑已大大改善。

French認為,「(在香港)我可以一個早上就合法地開辦一間公司——開設銀行、電話和網絡帳戶、租辦公室。香港的目標是邀請你帶來資金,然後不會收取太重的稅。這所有在中國是相反的。」在中國大陸,外國新聞機構想派常駐記者,需要向外交部新聞司申請;而在香港,海外傳媒機構在香港設辦事處或派常駐記者,都毋須向港府申請。

不過,觀察到這一年的形勢,French認為,「這些在港的教育和銀行體系將逐漸改變。」

1997年7月1日,香港街上市民慶祝香港回歸。

1997年7月1日,香港街上市民慶祝香港回歸。攝:Paul Sakuma/AP/達志影像

真正的「回歸」時刻

1997年7月1日,香港下了一場暴雨。前一晚,當時仍是《華盛頓郵報》香港部主編的瑞凱德正忙於撰寫主權移交的新聞。完成工作的清晨,他步出家裏截下一輛的士,上車後看出窗外,雨水淅瀝的街上並沒有人。路上,的士司機突然以英語問他從哪裏來,瑞凱德說是美國。司機接續說,「你沒有離開。」瑞凱德回應,「我會留下。」

「謝謝你留下來。」司機聽罷說。

23年過去,這一幕一直留在他的腦海中。

1995年,瑞凱德來到香港。主權移交前夕,這個城市前途不明。到埗不久,他和《紐約時報》的記者一同與政府新聞處職員進餐,他問那名職員:如何取得香港的記者證?

瑞凱德記得,對方回答,「你在香港不需要記者證,這裏有新聞自由。」

「中國要接管一個繁榮的城市,以前從沒試過,沒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事。過了一兩個星期,香港政府主管一切,大家又放鬆了下來——一切還好,應該會沒問題的。」瑞凱德說,97後,任何政見的人都會出現在外國記者會的午餐會;他們邀請曾鈺成、也邀請李柱銘。自由空間似乎依舊。2005年,《紐約時報》來港設立辦事處。

在很長一段時間,外國媒體的存在是港府認為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一個證明。2005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在紐約出席活動,強調香港是「亞洲國際都會」,一個力證是不少外媒都以香港為基地,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等。曾蔭權指出,自由流通的新聞資訊是建構香港成功的一項支柱,是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與外國商貿互通的平台,大家最重視的優勢」之一。2009年,時任政務司長唐英年表示,《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信息流通,香港是「國際信息中心」。

端:端傳媒設計部。

倘若看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九七後短期內起起伏伏,但自2010年以來持續下跌。不過,瑞凱德指出,一切直至2018年才響起明確的警號。「2018年,中國跟香港政府就踢走了馬凱(Victor Mallet),打破了用簽證對付在港記者的禁忌。」

當年8月,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提倡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出席演講,時任記者會副主席、《金融時報》亞洲編輯馬凱負責主持,引起外交部駐港公署的不滿。10月,入境處拒絕延長馬凱的工作簽證,馬凱隨後離港,11月,他以旅客身份入境香港,亦被拒絕

同年,民族黨被禁止運作,這是香港政府第一次關閉一個政黨。瑞凱德當時撰寫了一篇評論,題為 “It took a while, but ‘The Death of Hong Kong’ has arrived” ——儘管掙扎了一會,但「香港之死」最終還是到來了。

不過,隨後兩年,劇變沒有馬上緊隨。到了此刻,瑞凱德感覺,2020年才是香港全面回歸的真正時刻。「那些我們在1997年害怕會發生的事,花了更多時間、20多年的時間,但是現在香港的回歸終於發生了。」他說。

2018年8月14日,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提倡港獨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出席演講,門外有不少親中團體抗議。

2018年8月14日,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提倡港獨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出席演講,門外有不少親中團體抗議。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香港設立分部15年後,《紐約時報》近來宣布前所未有的變動,宣布將香港的數碼新聞業務搬到韓國首爾。該報向員工發布的內部備忘錄提到,國安法對該報運作及新聞行業造成不確定性,他們需要制訂後備方案,並在亞洲區內分散員工。

《紐約時報》回覆端傳媒查詢,指考慮到當前局勢並不穩定,紐時正計劃使亞洲駐點更多元化;撤離數碼新聞中心至首爾可使亞洲區內資源運用更靈活,而該報印刷版和廣告部會繼續留在香港。據端傳媒了解,此次搬到首爾的為該報的編輯團隊。

被中國政府驅逐後,《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 Steven Lee Myers已經從北京搬去了首爾工作。Myers告訴端傳媒,從中國外部去報導中國,帶來種種挑戰,儘管目前網絡通訊發達,但各種在線採訪,「也無法取代在地去看、去聽、去感受當地的生活和社會」。他希望中國政府能重新考慮簽證的問題,也指出無論如何,《紐約時報》都會繼續報導中國。

針對《紐約時報》的業務更動,《華爾街日報》採訪了不少大型駐港外媒機構的知情人員:包括《華爾街日報》有員工透露,公司正考慮必要情況下重新編配駐港人手;《華盛頓郵報》表明沒有計劃縮減香港營運規模;《金融時報》、CNN等都沒有計劃離港。

一名在外媒駐港機構工作逾10年的本地記者余卓明透露,公司最近的全體會議中,同事們紛紛表達了憂慮。「公司的情況怎樣?香港部情況如何?」他說,「有管理層覺得香港情況開始變差,但不至於緬甸或俄羅斯的情況。」公司口頭答應,如果員工因公遭跟蹤或被指違法,會給予法律支援。

記者的疑慮和恐懼,先是從簽證延遲開始,近來再因香港本地記者蔡玉玲、浸大編委會記者鄧澤旻、網媒「娛賓」女記者何家欣等被拘捕、檢控而深化。余卓明開始回想,自己過往做過什麼報導?

「有些時候,你會想,是不是曾經有條線在這裏。」余卓明說。

2020年8月10日香港,警察搜查位於將軍澳的蘋果日報大樓,警員在外看守。

2020年8月10日香港,警察搜查位於將軍澳的蘋果日報大樓,警員在外看守。攝:陳焯煇/端傳媒

Plan B和新籃子

更多的國際機構和外籍記者選擇冷靜地觀望和堅持。

一家大型國際媒體機構的駐港記者Alison向端傳媒表示,考慮到近來許多記者陸續獲得簽證,她認為,短期內的風險減低了,不過,並不代表未來是樂觀的。她指出,簽證是政府常用對待記者的手段,而在香港,「現在沒有看到大面積的使用,但不代表以後不用。」

目前來看,她認為對於做中國、中港報導的記者來說,香港仍是一個較理想的地方,她也有信心,新聞機構和記者們不會因為簽證被阻而不去報導政治敏感的題目。「那不就合了他們(當權者)的心願嗎?」Alison說。

香港作為外媒中心的角色,可能會一點點地衰落,但不會在幾個月內消失或被其他地方取代。

Alison(化名)

但無論如何,機構和人都可能開始分散風險,制定plan B。「以前大家傾向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裏面,這個籃子就是香港,那麼以後可能是把雞蛋放進不同籃子。」Alison說,「香港作為外媒中心的角色,可能會一點點地衰落,但不會在幾個月內消失或被其他地方取代。」

Kayla還在每天採寫報導,但同時也在考慮plan B。在她身邊,不同外媒機構或記者都在制定應急計劃,有考慮新加坡的、首爾的、東京的,甚至去夏威夷的。她發現,大家不容易找到一個如以前的香港一樣的理想之地。

「大家都在談論搬至不同的地方,反映了沒有一個地方可以代替香港。」倘若最終決定離開香港,Kayla計畫和家人一起返回歐洲。

對於更多外媒記者來說,這大半年的苦惱好比海中暗礁。我們發出許多訪問邀請,大部分記者為免影響簽證和所屬機構,都要求匿名訪問或拒訪;也有等候簽證日久而情緒不佳的記者婉拒訪問。

有記者已經準備應變措施,甚至變賣資產。一名不願具名的外籍記者告訴端傳媒,有同行在國安法實施後便出售在港物業,與家人重新租地方住,「那你就可以60秒內跑走。」受訪當日,他剛取得台灣的工作簽證,作為自己的Plan B。

三年前,創立於法國、關注記者權益的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組織」決定增設亞洲總部,曾經考慮定址香港還是台灣。由於憂慮香港法律無法保障組織人員及避免被監視,最終選址台灣。

「現在,每個在港外媒記者都清楚,他們可以像駐中國記者一樣隨時被逐出香港。」該組織東亞辦事處主任Cédric Alviani說道。他認為,在一切太遲之前,香港的外媒和非政府組織應該盡快思考在其他城市開設分部的應變策略。

根據香港政府新聞處的數字,10年前,定期接收政府資訊的駐港海外傳媒機構有95間;此後數字緩慢下降,至2017年輕微上升。2020年,相關駐港海外傳媒機構有84間。

如果你把所有從中國趕出來的人放在台灣,就顯得太敏感了。對於北京當局,這是更大的挑釁。

Alison(化名)

今年3月,台灣外交部於官方Twitter歡迎被中國驅逐的外媒遷至台灣。現在,《紐約時報》有被逐的記者正駐台工作。台灣外交部回覆端傳媒指,2020年1月至今,首次向外交部申請登記派駐台灣的國際媒體記者共計36名,其中9位自中國移駐台灣。而去年,總計16名國際媒體記者首次申請登記駐台。Alviani指出,台灣在過去30年不斷改善吸納外籍專才的環境,包括語言水平、申辦公司的法規,其營運成本亦較香港低。

不過,Alison透露,是否轉移到台灣,對國際媒體來說,是一個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如果你把所有從中國趕出來的人放在台灣,就顯得太敏感了。對於北京當局,這是更大的挑釁。」

在不穩的國際時局底下,對於駐華外媒的未來動向,Paul French分析有兩個可能:外媒為免除等待簽證的成本,可能會派出較少敏感報導經驗的記者駐華,這也意味著,該記者未必是最好的人選;外媒亦可能會轉而聘請中國或香港記者報導當地新聞,但這卻暗藏員工人身安全的隱憂。

「當我們說自我審查,會不會也在說媒體的人事安排?」Paul French拋出這樣一個問題。

麥固崙在愛爾蘭媒體撰寫文章,提及香港警察搜查壹傳媒大樓,並修訂記者定義等等限制傳媒的作法。

麥固崙在愛爾蘭媒體撰寫文章,提及香港警察搜查壹傳媒大樓,並修訂記者定義等等限制傳媒的作法。網上截圖

不想做一個China Hater

回到愛爾蘭之後,麥固崙正在適應生活,準備找新工作。對於未來重返香港,他並不完全悲觀。他說,香港教他最難忘的,是身邊的記者朋友如何抱持熱忱,追逐新聞。

「在香港,我看到本地記者如何努力採訪。」他說,香港人給他一種感覺——就算民主來日方長,也要著力推動新聞和資訊流通的自由。「香港沒有選舉民主制度,記者認為在港做好新聞工作、比起在擁有完善民主的地方做好工作,來得更加重要。」

最近,他在愛爾蘭媒體撰寫文章,提及香港警察搜查壹傳媒大樓,並修訂記者定義等等限制傳媒的作法。「10月1日有少了記者嗎?我不認為。現時改變尚未顯著,但是我們要繼續觀察。」

另一邊,駐華記者Elton雖然可以暫時在港工作,不過他仍然希望返回中國。在大陸的時候,他發現許多文化和歷史故事很值得報導,「你(對記者)增加障礙,別人怎樣了解你的國家文化?」

瑞凱德認為,新聞自由不只是關於記者跑採訪的空間,其長遠建立的是商業發展所依賴的資訊流通。有駐華商人告訴他,為了避開中國境內監控,他們推出新商品時都會飛往韓國開會。「你不會想這件事發生在香港。因為資訊流通,金融機構才選址香港。」

瑞凱德說,現時外媒機構都正在觀望。「香港突然成為了故事本身,我甚至覺得會有更多記者來香港,但外媒未必想把辦公室留在這裏。香港仍是容易報導中國的駐點,但那也看政府未來會削減多少報導空間。」Johan也表示,國安法過後,一些外國商會成員、銀行行政總裁對他說,擔心香港失去新聞自由,連帶資訊交流日漸堵塞,影響他們日後作出準確的投資決定。

2020年7月21日元朗,警方在721一周年期間舉起紫旗,驅逐在商場內的示威者,大批媒體拍攝。

2020年7月21日元朗,警方在721一周年期間舉起紫旗,驅逐在商場內的示威者,大批媒體拍攝。攝:陳焯煇/端傳媒

今年3月,Johan在《每日工業報》發布一篇有關疫情的評論文章,隨後被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點名批評。在Johan看來,以往同類情況中,中方只會批評媒體,點名批評作者的操作較之罕見。他的腦中響起了警號。

不過,Johan暫時還不打算離開香港。他的內心近來有兩股力量相互拉扯。一方面,他對香港有深厚的感情,覺得有責任留下紀錄城市的衰落,也還有興趣去理解中國,他說,自己不想做一個充滿怨忿的 “China Hater”。他心裏記掛在那片大陸裏,在經濟急速發展下生活的普通人,一位曾經帶領他們遊歷沙漠的維吾爾族人。

去留的決定並不容易。我希望自己離開香港的那天,不是因為我有所恐懼,而是我想去做更好的事。

Johan

另一方面,他覺得在港的日子已經不短,想要學習新事物,近年對雅加達、馬尼拉等地發展亦很感興趣。而且,他也需要考慮家人的安全和教育問題。

「記者向前走,然後採訪另一個故事,然後要抽離。」他說,「去留的決定並不容易。我希望自己離開香港的那天,不是因為我有所恐懼,而是我想去做更好的事。」

從中環碼頭拾級而上,走至下亞厘畢道的FCC之前,Johan特意繞一趟遠路,在2019年曾經佈滿示威者和路障的皇后大道上,來回踱步。

「摩天大廈之間,陽光普照。一切當然還好,不是嗎?」他站在陽光底下的一片陰影,「其實你永遠都不知道。像我總覺得,(被逐或被捕)並不在於你說的話對不對,而是你某天是否成為了目標。」

註一:立法會文件,《立法會十六題:內地政府驅逐美媒記者對本港新聞自由及「一國兩制」的影響》

註二:香港外國記者會,"Eyewitness on Asia: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Hong Kong, Up to 1997 and Beyond"

註三:麥志坤,《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1949-1957》

(為保護受訪者,Elton、Kayla、余卓明、Alison均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何清怡、張曉澄、黃詩慧對本文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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