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亚洲外媒之都的殒落？

【编者按】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专题的第一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不久前，来自爱尔兰的麦固仑（Aaron Mc Nicholas）离开他生活了5年的香港。“我要走了，但你们要留下，并设法应对这些来临的转变。”离境前，他对一群香港记者朋友说。

麦固仑所指的转变，来自香港低沉的大气候，但更直接的，是外籍媒体人的签证困扰。2015年，他随爱尔兰新闻机构Storyful拓展业务而搬至香港，后来转职《彭博新闻社》，做社交媒体编辑。他两次续领签证，最多一个多星期获批。不过今年3月，他被新雇主Hong Kong Free Press聘请，新工作签证等了整整5个月。8月25日，香港入境处书面通知他：拒绝批出工作签证，未说明理由。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麦固仑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拒绝签证、任职于本地媒体的外籍记者。舆论沸腾，揣测不断。HKFP是香港成立5年的英文网络媒体，在去年运动中紧贴报导，麦固仑本计划加入担任编辑。

在2020年，签证的难题困扰著许多记者。与麦固仑被明确拒签不同，更多在港的外籍记者遭遇续签时间延长，长期不能工作的问题。8月，《纽约时报》传出至少6至7名记者被拖延签证，加上《华尔街日报》、CNN等大型国际机构，逾10名记者遇上类似情况。立场新闻据消息报导，香港入境处新设“国安组”审视外籍记者的签证。端传媒向入境处查询国安法后，有否更改处理外籍记者签证的工作流程，入境处未正面回答，仅指所有来港工作的签证申请均由其辖下的“签证管制执行科”处理。

作为亚洲甚至国际的外媒之都，全球约有80家新闻机构在港设立办事处（注一），这是在港记者第一次遭遇这等规模的签证问题。据端传媒了解，记者们的签证审批时间延长始于今年5月，直到9月之后，才陆续收到等待逾数月至半年的签证；但据两名外媒记者分别透露，他们身边有同行至今仍未获签证。对部分记者而言，马上被驱逐的威胁暂时搁置，但不安与紧张感持续弥漫——这些异动可能影响人事布局，长远可能影响中港报导的操作。

“让记者等候签证批准，自然引发了寒蝉效应。记者会更小心翼翼、设置红线吗？很有可能。”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心总监瑞凯德（Keith Richburg）告诉端传媒。进入大学之前，瑞凯德是拥有逾20年驻外经验的记者，曾被《华盛顿邮报》派驻全球七个城市，在2009-2013年驻北京工作。

他记得在北京，每逢踏入冬季，外籍驻华记者就要筹谋将于12月失效的记者证，大家要看看是否能顺利延长签证，才飞回家乡过圣诞。有时，外交部等到平安夜当日才发签证。

所有在中国的记者都很担心，他们总是很担心。这是一种心理策略，为了签证，你可能对于写政府的新闻会有点胆怯。

“他们就是让你等。所有在中国的记者都很担心，他们总是很担心。这是一种心理策略，为了签证，你可能对于写政府的新闻会有点胆怯。 ”瑞凯德说，这一切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只不过，场景似乎开始从北京切换到香港了。

“驻我国的中国大使馆会怎样看我写的报导？”

等待了大半年，Elton还没有获得中国外交部的记者签证。他把私人物品留在中国大陆，带著简便行李，辗转睡在香港的酒店，等候未知的消息。

“很多人都问我，如果无法回去工作会怎样。”Elton说，他今年一直心情抑郁。过去数年，他为不同的外国媒体担任驻华记者，曾经采访新疆议题，此刻，他无法分辨签证延误是因为自己的报导，因为疫情，抑或因为中国的对外关系。

在Elton身边，有记者因为被拖延签证太久，已经开始考虑转行。

尽管多年以来，驻华记者的签证问题不时出现，不过来到2020年，美国也开始对中国驻美机构和记者作出种种限制。

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5间中国媒体定义为外国使团，为中国政府一部分，限制其雇员数量。差不多同一时间，《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评论文章，被中国外交部批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中国旋即出手，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记者的记者证，限5天内离开中国。

中美冲突不断升温，在贸易、关税之外，签证成为两个大国的对抗武器。中国继续吊销部分国际媒体记者的记者证、禁止其在境内采访，而且不再仅仅限于美国媒体。位于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指，此举影响至少13名记者，他们被规定不能在包括港澳地区的中国境内采访。之后，外籍记者开始被拘捕和上门问话，有澳籍记者一度逃入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寻求保护。

在大陆，驻留6个月以上的外籍记者要申请俗称J1 Visa的记者签证，到埗后申领记者证，再办理居留许可。位于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2019年底访问了186位驻华记者，受访者表示签证、记者证和居留许可证的比以往的处理时间长，有效期比以前短，例如只获发放6个月或以下的签证、或是3个月的居留许可。

另一边，美国再把10间中方媒体列入“外国使团”名单。5月，在非美国新闻媒体任职的中国籍记者只能拿到90天的工作签证，有别于以前的无限期单次入境签证。

刀光剑影的中美关系中，香港不再被视为一个缓冲地带。

今年5月，《纽约时报》资深中国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被赶离大陆，之后他来到香港，尝试向香港入境处续领工作签证。7月，香港入境处同样拒绝批出签证，未提供原由。

“中美关系很大张力，我已经预想会棘手。”瑞凯德说。今年，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计划聘请一名普立兹奖得主、资深外籍记者做访问学者，并为学生教新闻特写。考虑到紧张的中美关系或许会影响香港签证，5、6月左右，港大开始为这名记者申请签证。外籍人士来港工作，可以申领“一般就业政策”，入境处网上列明一般需时4星期处理。

不料，入境处向港大提出的问题达40-50条，比以往更多，内容包括学院有否在香港物色人选、申请人在港完成工作后下一步计划，反复近两个月，仍未有结果。最终，该名记者因为疫情原因自行撤回申请。

“他们不给拒签的原因，或者是国安法设立的目的，就是不告诉你红线在哪里，使媒体自我审查——你能不能访问这个人，能不能写这一个词汇？”HKFP总编辑Tom Grundy向端传媒表示，“可以想像现在许多报馆中，（外籍记者）投资了那么多在香港，当你要具名写一个敏感的故事，你会多了很多外在的念头闯入脑海。”

自由身记者Kayla对端传媒说，近来她的忧虑增加了。除了签证，港区国安法也让她担心。她来自欧洲，目前定居香港，关注中国的留守儿童、同志权益、环境污染等问题，为各大欧美媒体供稿。最近，她的编辑将她一篇报导的标题改得更有感染力，但同时加强了对北京的批评，她为此有点担心。

以前我从来没有这种忧虑，我比之前更担心，我国家的中国大使馆会怎么看待我的报导。

“以前我从来没有这种忧虑，我比之前更担心，我国家的中国大使馆会怎么看待我的报导，”Kayla对端传媒说。她隐约感觉，中国官方的注视，以后可能会令她牵扯上国安法。

在2020年之前，她在香港总体感觉安全而自由，常常短期去广州、深圳采访。采访敏感话题之后，她会把相机的记忆卡小心地塞在自己的袜子里，尽快穿过中港边境，回到香港。

她记得，以前乘上罗湖往红磡的东铁列车，就安心了，“每次听到地铁那音乐，你就会觉得，啊！一切恢复正常了。”

“一只脚在中国，一只脚在外部的世界”

1943年，抗日战争未平，一群外媒记者组成了外国记者会（FCC），选址重庆一所24个房间的民居，极力向蒋介石治下的国民政府，争取获得其抗日及抗共战事的消息。FCC曾驻南京，后来搬到上海，至1949年，“共产主义的红色浪潮席卷中国大陆”，FCC带著协会的资料飞往香港，落脚在港岛半山。（注二）

二战后初期，主要新闻机构都在东京设立亚洲总部。直至六七暴动爆发，外籍记者涌至香港，加上时值越战，许多前线记者在越南工作3个月后，便休假跑到香港，在FCC呷下几杯酒精。

冷战时期，关注亚洲的记者开始汇聚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香港为他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英文环境和便利生活。而在当时殖民政府斡旋之下，香港也成为中西逢源的信息、情报交流基地。（注三）除了记者，FCC的会员还有商界人士和外交官，各国政策、政坛消息和金融信息在此汇集发散。90年代，这个记者会策划过不少重要讲座，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都曾是座上客。

走入今天座落中环下亚厘毕道的FCC，旧格调的酒吧里贴满韩战、越战的照片。以前，人们还会看到Clare Hollingworth坐在她专属桌子的身影。1939年，这位《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记者在波兰边境拍下纳粹德军的集结场面，是首位报导二战触发的记者。她年轻时风风火火的走访过越南、中东和中国，最后2017年在香港终老离世。

今年9月，瑞典籍自由身记者Johan Nylander坐在酒吧一角，写好聚焦中美贸易战的新书 “The Epic Split – Why ‘Made in China’ is going out of style”。他对驻外采访情有独钟，2008年金融风暴期间驻守伦敦报导，很快留意到世界的焦点持续转移到亚洲。

我做了许多大新闻，在香港，人们信任我。

2011年，他和家人一起来到香港。他专注报导中港政治及金融新闻，为瑞典媒体《每日工业报》（Dagens industri）、CNN等供稿，也加入了FCC。目前他已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资格，有时往返内地采写。

“记者可以在任何地点工作，就算你身处南极，只要有电脑就可以。但是，如果你需要与人们碰面、出席不同场合，或者建立你的人际网络、挖掘一手联络和采访，香港是其中一个最好的地方。”他说。

Johan写过不少中国报导，其中有新疆石油“能源基地”的资源开采如何影响少数族裔的特写故事，也有对近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细致描绘。“在香港，你可以一只脚在中国，一只脚在外在的世界。你可以得到中国内部的感受，但你同时可以保持距离。”他说，如果走得太远，会失去当地人的联络，能触及的，只剩下官方政策和人权报告。

在香港，他获得了不少独特的金融新闻素材，也结识到游走中港两地的黑社会、大银行或国际公司管理层的人物。这些人向他解释自己怎样从中国走资、如何与大陆的贪污与及贿赂合作共存，“我做了许多大新闻。”Johan说，香港相对大陆的开放氛围，让受访者愿意透露新闻线索，“在香港，人们信任我。”

对Johan而言，香港的独特之处，正是新闻记者所仗赖的信息自由流通。“当你在中国使用VPN工作，不是很work。”Johan 看向酒吧内聊天的人们，想到每次回到北京时，总会发现酒吧一间一间地倒闭。“在香港，你可以走入一间酒吧，跟人们有开放的讨论，但这在中国困难许多。”

在中环一所共享工作室内，Kayla 也指出，对于观察中国甚至亚洲，香港曾经是一个较理想的地点。“香港真的什么都有。这里有国际视野，人们讲不同语言，也很容易前往不同国家。所有的媒体集中在这里，外籍人士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她一口气说，“就算你报导敏感议题，他们（中国政府人员）也不会跑到香港找你。以前，香港跟中国是分开的，你感觉很安全。”

除了采写业务以外，驻外记者也要考虑生活、子女教育等问题。数年前，Kayla移居香港也考虑到子女的就学问题。“这绝对也是媒体驻留香港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员工很容易在这里找到说法语、德语或英语的学校。”她说，“但是，台北肯定没有，我也不觉得东京会有。”

英籍作家Paul French是上海外国记者会（SFCC）于千禧年代创会的成员之一。FCC迁往香港后，驻华外籍记者于2003年在上海重建SFCC。从1996年起，Paul开始在中国工作，持续接近20年，大部分时间驻留上海。目前，他返回伦敦生活，不时为《南华早报》撰文。

（在香港）我可以一个早上就合法地开办一间公司——开设银行、电话和网络帐户、租办公室。香港的目标是邀请你带来资金，然后不会收取太重的税。这所有在中国是相反的。

“在上海，我也是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5分钟就把事情办妥了。当时，从没有过一个正常的手提电话，他们不会让外籍人士设（电信公司的长期）帐户，怕你不付帐就离境；上网帐户也一样。”French回忆，外籍人士去当地银行处理事务需花更长时间，但现今情况无疑已大大改善。

French认为，“（在香港）我可以一个早上就合法地开办一间公司——开设银行、电话和网络帐户、租办公室。香港的目标是邀请你带来资金，然后不会收取太重的税。这所有在中国是相反的。”在中国大陆，外国新闻机构想派常驻记者，需要向外交部新闻司申请；而在香港，海外传媒机构在香港设办事处或派常驻记者，都毋须向港府申请。

不过，观察到这一年的形势，French认为，“这些在港的教育和银行体系将逐渐改变。”

真正的“回归”时刻

1997年7月1日，香港下了一场暴雨。前一晚，当时仍是《华盛顿邮报》香港部主编的瑞凯德正忙于撰写主权移交的新闻。完成工作的清晨，他步出家里截下一辆的士，上车后看出窗外，雨水淅沥的街上并没有人。路上，的士司机突然以英语问他从哪里来，瑞凯德说是美国。司机接续说，“你没有离开。”瑞凯德回应，“我会留下。”

“谢谢你留下来。”司机听罢说。

23年过去，这一幕一直留在他的脑海中。

1995年，瑞凯德来到香港。主权移交前夕，这个城市前途不明。到埗不久，他和《纽约时报》的记者一同与政府新闻处职员进餐，他问那名职员：如何取得香港的记者证？

瑞凯德记得，对方回答，“你在香港不需要记者证，这里有新闻自由。”

“中国要接管一个繁荣的城市，以前从没试过，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过了一两个星期，香港政府主管一切，大家又放松了下来——一切还好，应该会没问题的。”瑞凯德说，97后，任何政见的人都会出现在外国记者会的午餐会；他们邀请曾钰成、也邀请李柱铭。自由空间似乎依旧。2005年，《纽约时报》来港设立办事处。

在很长一段时间，外国媒体的存在是港府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一个证明。2005年，时任特首曾荫权在纽约出席活动，强调香港是“亚洲国际都会”，一个力证是不少外媒都以香港为基地，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曾荫权指出，自由流通的新闻信息是建构香港成功的一项支柱，是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与外国商贸互通的平台，大家最重视的优势”之一。2009年，时任政务司长唐英年表示，《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信息流通，香港是“国际信息中心”。

倘若看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九七后短期内起起伏伏，但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跌。不过，瑞凯德指出，一切直至2018年才响起明确的警号。“2018年，中国跟香港政府就踢走了马凯（Victor Mallet），打破了用签证对付在港记者的禁忌。”

当年8月，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提倡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出席演讲，时任记者会副主席、《金融时报》亚洲编辑马凯负责主持，引起外交部驻港公署的不满。10月，入境处拒绝延长马凯的工作签证，马凯随后离港，11月，他以旅客身份入境香港，亦被拒绝。

同年，民族党被禁止运作，这是香港政府第一次关闭一个政党。瑞凯德当时撰写了一篇评论，题为 “It took a while, but ‘The Death of Hong Kong’ has arrived” ——尽管挣扎了一会，但“香港之死”最终还是到来了。

不过，随后两年，剧变没有马上紧随。到了此刻，瑞凯德感觉，2020年才是香港全面回归的真正时刻。“那些我们在1997年害怕会发生的事，花了更多时间、20多年的时间，但是现在香港的回归终于发生了。”他说。

在香港设立分部15年后，《纽约时报》近来宣布前所未有的变动，宣布将香港的数码新闻业务搬到韩国首尔。该报向员工发布的内部备忘录提到，国安法对该报运作及新闻行业造成不确定性，他们需要制订后备方案，并在亚洲区内分散员工。

《纽约时报》回复端传媒查询，指考虑到当前局势并不稳定，纽时正计划使亚洲驻点更多元化；撤离数码新闻中心至首尔可使亚洲区内资源运用更灵活，而该报印刷版和广告部会继续留在香港。据端传媒了解，此次搬到首尔的为该报的编辑团队。

被中国政府驱逐后，《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Steven Lee Myers已经从北京搬去了首尔工作。Myers告诉端传媒，从中国外部去报导中国，带来种种挑战，尽管目前网络通讯发达，但各种在线采访，“也无法取代在地去看、去听、去感受当地的生活和社会”。他希望中国政府能重新考虑签证的问题，也指出无论如何，《纽约时报》都会继续报导中国。

针对《纽约时报》的业务更动，《华尔街日报》采访了不少大型驻港外媒机构的知情人员：包括《华尔街日报》有员工透露，公司正考虑必要情况下重新编配驻港人手；《华盛顿邮报》表明没有计划缩减香港营运规模；《金融时报》、CNN等都没有计划离港。

一名在外媒驻港机构工作逾10年的本地记者余卓明透露，公司最近的全体会议中，同事们纷纷表达了忧虑。“公司的情况怎样？香港部情况如何？”他说，“有管理层觉得香港情况开始变差，但不至于缅甸或俄罗斯的情况。”公司口头答应，如果员工因公遭跟踪或被指违法，会给予法律支援。

记者的疑虑和恐惧，先是从签证延迟开始，近来再因香港本地记者蔡玉玲、浸大编委会记者邓泽旻、网媒“娱宾”女记者何家欣等被拘捕、检控而深化。余卓明开始回想，自己过往做过什么报导？

“有些时候，你会想，是不是曾经有条线在这里。”余卓明说。

Plan B和新篮子

更多的国际机构和外籍记者选择冷静地观望和坚持。

一家大型国际媒体机构的驻港记者Alison向端传媒表示，考虑到近来许多记者陆续获得签证，她认为，短期内的风险减低了，不过，并不代表未来是乐观的。她指出，签证是政府常用对待记者的手段，而在香港，“现在没有看到大面积的使用，但不代表以后不用。”

目前来看，她认为对于做中国、中港报导的记者来说，香港仍是一个较理想的地方，她也有信心，新闻机构和记者们不会因为签证被阻而不去报导政治敏感的题目。“那不就合了他们（当权者）的心愿吗？”Alison说。

香港作为外媒中心的角色，可能会一点点地衰落，但不会在几个月内消失或被其他地方取代。

但无论如何，机构和人都可能开始分散风险，制定plan B。“以前大家倾向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这个篮子就是香港，那么以后可能是把鸡蛋放进不同篮子。”Alison说，“香港作为外媒中心的角色，可能会一点点地衰落，但不会在几个月内消失或被其他地方取代。”

Kayla还在每天采写报导，但同时也在考虑plan B。在她身边，不同外媒机构或记者都在制定应急计划，有考虑新加坡的、首尔的、东京的，甚至去夏威夷的。她发现，大家不容易找到一个如以前的香港一样的理想之地。

“大家都在谈论搬至不同的地方，反映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代替香港。”倘若最终决定离开香港，Kayla计划和家人一起返回欧洲。

对于更多外媒记者来说，这大半年的苦恼好比海中暗礁。我们发出许多访问邀请，大部分记者为免影响签证和所属机构，都要求匿名访问或拒访；也有等候签证日久而情绪不佳的记者婉拒访问。

有记者已经准备应变措施，甚至变卖资产。一名不愿具名的外籍记者告诉端传媒，有同行在国安法实施后便出售在港物业，与家人重新租地方住，“那你就可以60秒内跑走。”受访当日，他刚取得台湾的工作签证，作为自己的Plan B。

三年前，创立于法国、关注记者权益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决定增设亚洲总部，曾经考虑定址香港还是台湾。由于忧虑香港法律无法保障组织人员及避免被监视，最终选址台湾。

“现在，每个在港外媒记者都清楚，他们可以像驻中国记者一样随时被逐出香港。”该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Cédric Alviani说道。他认为，在一切太迟之前，香港的外媒和非政府组织应该尽快思考在其他城市开设分部的应变策略。

根据香港政府新闻处的数字，10年前，定期接收政府信息的驻港海外传媒机构有95间；此后数字缓慢下降，至2017年轻微上升。2020年，相关驻港海外传媒机构有84间。

如果你把所有从中国赶出来的人放在台湾，就显得太敏感了。对于北京当局，这是更大的挑衅。

今年3月，台湾外交部于官方Twitter欢迎被中国驱逐的外媒迁至台湾。现在，《纽约时报》有被逐的记者正驻台工作。台湾外交部回复端传媒指，2020年1月至今，首次向外交部申请登记派驻台湾的国际媒体记者共计36名，其中9位自中国移驻台湾。而去年，总计16名国际媒体记者首次申请登记驻台。Alviani指出，台湾在过去30年不断改善吸纳外籍专才的环境，包括语言水平、申办公司的法规，其营运成本亦较香港低。

不过，Alison透露，是否转移到台湾，对国际媒体来说，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如果你把所有从中国赶出来的人放在台湾，就显得太敏感了。对于北京当局，这是更大的挑衅。”

在不稳的国际时局底下，对于驻华外媒的未来动向，Paul French分析有两个可能：外媒为免除等待签证的成本，可能会派出较少敏感报导经验的记者驻华，这也意味著，该记者未必是最好的人选；外媒亦可能会转而聘请中国或香港记者报导当地新闻，但这却暗藏员工人身安全的隐忧。

“当我们说自我审查，会不会也在说媒体的人事安排？”Paul French抛出这样一个问题。

不想做一个China Hater

回到爱尔兰之后，麦固仑正在适应生活，准备找新工作。对于未来重返香港，他并不完全悲观。他说，香港教他最难忘的，是身边的记者朋友如何抱持热忱，追逐新闻。

“在香港，我看到本地记者如何努力采访。”他说，香港人给他一种感觉——就算民主来日方长，也要著力推动新闻和信息流通的自由。“香港没有选举民主制度，记者认为在港做好新闻工作、比起在拥有完善民主的地方做好工作，来得更加重要。”

最近，他在爱尔兰媒体撰写文章，提及香港警察搜查壹传媒大楼，并修订记者定义等等限制传媒的作法。“10月1日有少了记者吗？我不认为。现时改变尚未显著，但是我们要继续观察。”

另一边，驻华记者Elton虽然可以暂时在港工作，不过他仍然希望返回中国。在大陆的时候，他发现许多文化和历史故事很值得报导，“你（对记者）增加障碍，别人怎样了解你的国家文化？”

瑞凯德认为，新闻自由不只是关于记者跑采访的空间，其长远建立的是商业发展所依赖的信息流通。有驻华商人告诉他，为了避开中国境内监控，他们推出新商品时都会飞往韩国开会。“你不会想这件事发生在香港。因为信息流通，金融机构才选址香港。”

瑞凯德说，现时外媒机构都正在观望。“香港突然成为了故事本身，我甚至觉得会有更多记者来香港，但外媒未必想把办公室留在这里。香港仍是容易报导中国的驻点，但那也看政府未来会削减多少报导空间。”Johan也表示，国安法过后，一些外国商会成员、银行行政总裁对他说，担心香港失去新闻自由，连带信息交流日渐堵塞，影响他们日后作出准确的投资决定。

今年3月，Johan在《每日工业报》发布一篇有关疫情的评论文章，随后被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点名批评。在Johan看来，以往同类情况中，中方只会批评媒体，点名批评作者的操作较之罕见。他的脑中响起了警号。

不过，Johan暂时还不打算离开香港。他的内心近来有两股力量相互拉扯。一方面，他对香港有深厚的感情，觉得有责任留下纪录城市的衰落，也还有兴趣去理解中国，他说，自己不想做一个充满怨忿的 “China Hater”。他心里记挂在那片大陆里，在经济急速发展下生活的普通人，一位曾经带领他们游历沙漠的维吾尔族人。

去留的决定并不容易。我希望自己离开香港的那天，不是因为我有所恐惧，而是我想去做更好的事。

另一方面，他觉得在港的日子已经不短，想要学习新事物，近年对雅加达、马尼拉等地发展亦很感兴趣。而且，他也需要考虑家人的安全和教育问题。

“记者向前走，然后采访另一个故事，然后要抽离。”他说，“去留的决定并不容易。我希望自己离开香港的那天，不是因为我有所恐惧，而是我想去做更好的事。”

从中环码头拾级而上，走至下亚厘毕道的FCC之前，Johan特意绕一趟远路，在2019年曾经布满示威者和路障的皇后大道上，来回踱步。

“摩天大厦之间，阳光普照。一切当然还好，不是吗？”他站在阳光底下的一片阴影，“其实你永远都不知道。像我总觉得，（被逐或被捕）并不在于你说的话对不对，而是你某天是否成为了目标。”

注一：立法会文件，《立法会十六题：内地政府驱逐美媒记者对本港新闻自由及“一国两制”的影响》

注二：香港外国记者会，”Eyewitness on Asia: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Hong Kong, Up to 1997 and Beyond”

注三：麦志坤，《冷战与香港──英美关系1949-1957》

（为保护受访者，Elton、Kayla、余卓明、Alison均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何清怡、张晓澄、黄诗慧对本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