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一年 深度 國家安全法 香港

查資料有罪?六名香港記者親述調查報導的風險與地雷

穿梭各種資料庫,他們查出官員違建,局長囤地,可能涉及中共高層親屬在港投資的線索。今天,查冊成了佈滿地雷的領域。


2020年11月3日,警察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位於美孚的住所搜查後,將她押上警方車輛帶走。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11月3日,警察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位於美孚的住所搜查後,將她押上警方車輛帶走。 攝:陳焯煇/端傳媒

今年11月3日,香港資深記者蔡玉玲遭警察到家中拘捕,指她涉嫌在製作香港電台鏗鏘集節目《7.21誰主真相》中,登入車輛登記冊查詢車牌信息時,構成違法。蔡玉玲最終被控以兩項「為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的證明書而作出虛假陳述」罪,案件在今日提堂。

事件掀起軒然大波,多個記者工會批評警方打壓媒體報道,濫用《道路交通條例》,記者「查冊」突遭控告,讓業界人心惶惶。再加上《蘋果日報》早前突遭警察大搜查,香港警方修改《警察通例》,重新定義何為傳媒代表等事件,一時間,香港是否仍有新聞自由,調查報導如何做下去,在美國大選之外成為最近的香港熱點。

記者查車牌為何觸碰法律?在香港,所有車輛必須於運輸署登記及領牌,方可使用,而車牌登記冊,正是紀錄了車主和牌照的相關資料。現時,任何一名香港市民,只要先申請有效的電子證書,登入登記冊網站,付出45港元,可根據一個車牌號碼,查到車輛資料及車主身分,包括姓名、身分證號碼與登記地址。《7.21誰主真相》中,編採團隊正是憑藉這一系統,查出曾接載元朗白衣人的車輛中,有部分車主為村代表,並得到其中兩位村代表的住址,得以上門追訪,尋求他們的回應。

這個查詢過程,被香港記者稱之為「查冊」。在香港,像車輛登記冊這樣可供查閱的註冊資料有過百種,其中有政府管理的數據庫,也有各種行業協會的資料庫,記者主要使用的包括:出生登記冊、商業登記冊、公司登記冊、土地登記冊、婚姻登記冊、車輛登記冊及選民登記冊等。記者之外,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人員也經常「查冊」,以確保在投資、併購、聘請企業高管等商業行為前,徹查特地企業或個人的背景。而日常,一些市民在買賣房屋、投資之前,也會查冊。

不過,登錄以上查詢系統,需要作出不同聲明。例如蔡玉玲涉及的車輛登記冊,需要聲明「申請用途」。蔡玉玲被捕後,有傳媒發現,香港運輸處於2019年10月,將車輛登記冊聲明中的「其他,請註明」改為「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這等於,變相排除了新聞報導用途。

2019年7月22日,凌晨12時29分,大批白衣人撬開鐵閘衝進元朗港鐵站,以棍棒等物件追打市民。

2019年7月22日,凌晨12時29分,大批白衣人撬開鐵閘衝進元朗港鐵站,以棍棒等物件追打市民。圖:端傳媒

為了調查新聞而查冊時,記者該如何聲明才不至於被起訴,一時間成為整個香港傳媒的疑惑。

須聲明查冊目的,才能登錄系統的做法,始於2015年。因應私隱專員公署建議,不同登記冊當時陸續要求市民聲明為何要查詢資料。例如2016年,公司註冊處稱,為了保護個人私隱,要求查冊人申報目的,方可登入,但所有的「目的」選項中,並無與新聞報導相關的選項,當時一度引發熱議。

香港資深財經記者、前《經濟日報》副總編輯任美貞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表示,事實上,香港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列明新聞活動可獲條例豁免,這些查冊工具亦理應符合立法原意及精神。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若果披露的資料是符合公眾利益的新聞活動,可獲得豁免。任美貞認為,這代表在個人私隱和公眾利益之間,立法者決定以後者為先。香港記者協會曾經據此發出公開信,對公司註冊處的改動表示反對,任美貞當時為香港記者協會副主席。

隨後,公司註冊處作出澄清,表示聲明中的第7個選項——為了確定該公司、其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或其前董事(如有的話)的詳情而查冊,可以涵蓋新聞報導搜集資料的行為。

此次澄清後,記者繼續查冊調查涉及公眾利益的議題,例如選舉中的種票、官員的資產等,多年來相安無事。任美貞認為,這正正確立了查冊的正當性,亦彰顯了私隱條例的立法精神。

得知最近蔡玉玲因查車牌資料而被拘捕檢控,任美貞感覺荒謬。她指出,香港電台並不是唯一一間使用車牌查冊的媒體,香港各大媒體,包括親建制媒體都有查車牌,例如今年8月《大公報》指有神秘私家車跟蹤記者,遂查冊公開跟蹤車輛的信息。不過,警方只拘捕調查721事件的蔡玉玲,任美貞認為,「會令人覺得是一種選擇性檢控。」

法政匯思成員、大律師何旳匡於《香港電台》節目中亦表示,現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對新聞報道有豁免,但車牌查冊表格卻沒有「新聞用途」的選項,加上《基本法》亦有條文保障香港享有新聞自由,有空間就政府的做法提出司法覆核。

端傳媒翻查資料發現,去年反修例運動後,不同資料名冊都開始收緊。除上述的車輛登記冊之外,還有選民登記冊,這一資料庫常被記者用於調查選舉中是否出現種票等舞弊行為。去年10月,警察員佐級協會提請司法覆核,要求禁止選舉管理委員會公開讓市民查閱選民登記冊的選民姓名地址。該警察協會在敗訴後繼續上訴,最終部分勝訴,根據法庭判決,只有政黨、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以及「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的傳媒可查冊。

香港查冊工具,如何被逐步收緊?

香港查冊工具,如何被逐步收緊?圖:端傳媒設計部

此外,對於婚姻登記冊和出生登記冊,入境處同樣在去年10月要求,任何查詢須獲當事人授權,傳媒則可以涉及公眾利益為由申請。然而,《蘋果日報》首席記者林偉聰向端傳媒表示,他們已經有一年時間不能查閱婚姻登記冊和出生登記冊,「我們申請時,說明是記者,查獲的資料是用於新聞活動,但入境處都沒有批准。」

紅線難以觸摸,又無處不在,調查報導隨時可以踩中法律的地雷。在未來,調查報導如何做下去?在記者的日常工作中,查冊意味著什麼?如何平衡隱私與公眾利益的問題?端傳媒訪問了六名香港記者分享他們的經歷和思考。過去多年,他們均在財經、政治城市規劃、社會民生等不同領域,進行過深入的調查報導。

調查通訊社創辦人:查車牌不是為曝光隱私,一切為還原真相

「我發夢都沒有想過查車牌會被捕的,」香港資深記者吳曉東說。

吳曉東於2015年創立主打調查報導的新聞通訊社「傳真社」,希望實踐「完全持平」的新聞報導。吳曉東說,調查報導經常倚靠報料,倘若記者不能查冊,只能單憑報料人的言論去判別真偽,就可能有誤差,而利用公共資料庫來核查紀錄,則有助讓報導做到公正客觀。

吳曉東說,在調查報導中,查車牌不是經常進行,但當需要去核實目標人物的身份和行蹤時,查車牌是一個直截了當而準確的方法。例如一個涉及敏感利益的飯局,記者只要拍下飯店附近的車輛車牌,就可以根據查冊,了解車主有否參與該飯局。

「有時都不是針對車主,報導中我們都不會公開車主的資料。」查車牌可能是針對特定利益人,例如違法或損害公眾利益的官員,亦可能只是為了找出目擊證人,一切「就是為了還原真相。」

2017年8月15日,重案組探員將被捕的林子健由旺角警署,押送到位於馬鞍山錦豐苑錦萱閣的寓所進行搜屋調查。

2017年8月15日,重案組探員將被捕的林子健由旺角警署,押送到位於馬鞍山錦豐苑錦萱閣的寓所進行搜屋調查。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7年8月,香港爆出林子健「聲稱被擄」事件,公眾譁然。林子健為香港民主黨成員,他聲稱在旺角被兩名操普通話口音的男子擄上貨車,之後被禁錮、拷問,更在林大腿上用訂書機以十字形釘入21口訂書針。

傳真社當時以調查報導,查證林子健於旺角的行蹤。吳曉東表示,一般做法,就是前往事發地點,請周邊的店鋪提供閉路電視的片段。不過,假設有一些位置,店鋪鏡頭未能覆蓋,「即使只有幾十秒,都會是報導的關鍵。」這時候,記者就要留意停泊在附近的汽車——現時的汽車通常附帶鏡頭,或有機會拍攝到林子健。

「但你要找到車主,可能就需要查車牌(找出車主住址),然後上門解釋,請求車主提供影片。」

我們有一個原則,if doubt, leave it. 和普通法一樣,疑點是歸於被告。若查出有疑點,就寧願不報導。

記者吳曉東

吳曉東強調,希望市民明白,記者查車牌並不是為了曝光車主的個人資料,只是為了還原真相。「我們有一個原則,if doubt, leave it. 和普通法一樣,疑點是歸於被告。若查出有疑點,就寧願不報導。」

11月3日早上,吳曉東收到同事傳來信息——蔡玉玲被捕了。之後的一整天,他都無法集中精神工作。除了考慮到此事對調查報導的影響之外,更因為蔡玉玲是他既熟悉且欣賞的同行。傳真社剛成立時,蔡是第一批加入的記者。

吳曉東記得,當年知道蔡玉玲在《香港電台》任職《鏗鏘集》編導,他重看數集,發現當中包含不少調查元素,所以邀請她加入傳真社。蔡玉玲當時離開港台的公務員編制,減薪加入傳真社做調查報導。吳曉東說,後來傳真社財政困難,她又自願離去,以令傳真社繼續運作下去。

此刻來看,吳曉東認為,蔡玉玲被檢控未至於全面影響調查記者的日常工作,不過他心中擔憂:倘若將來有一件與公眾利益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必須靠車牌去查證,該如何是好?假如蔡玉玲最終被判有罪,以新聞為目的去查車牌被定性為非法,吳曉東認為,記者別無選擇,只能停止。

他認為這不是懦弱或恐懼,而僅僅因為,「記者不會去選擇做犯法的事去採訪。」

《蘋果日報》首席記者:純粹靠查冊,翻出局長囤地猛料

《蘋果日報》首席記者林偉聰擅長調查報導。過去半年,他被問得最多的是,「你擔心嗎?」港區國安法通過時,人人這樣問他;警察搜《蘋果》報館時,又有人問他,而最近,同行因查冊而被捕,林偉聰說,已經無暇擔心。

做記者多年,林偉聰利用查冊系統,挖出過重要線索。他表示,調查記者最常使用的兩大系統,很可能是土地登記冊和公司登記冊。2013年,他正正利用這些資料庫,揭發時任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編按:現任香港財政司司長)於新界東北發展區囤積土地。

「一開始,我們查冊其實不是針對陳茂波的,而是想調查四大地產發展商的地權分布。」林偉聰回憶,這是一項龐大的工作,記者們先到香港地政總署購買發展範圍的地段索引圖,根據圖上的地段編號,再去土地登記冊查冊,找出特定地段的業權資料。若地皮的業主是某一公司,則再就該公司名稱,去公司註冊處進行查冊,了解該公司的股東、董事等。

 2013年7月25日,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立法會發展事務特別會議上向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抗議。

2013年7月25日,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立法會發展事務特別會議上向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抗議。攝:Dickson Lee/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林偉聰說,沒想到,在浩瀚的文海之中,記者發現一條特別的線索:一間持有地皮、名為「國萬實業有限公司」交給公司註冊處的週年申報表上,竟有著時任香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妻子許步明的簽名。而且,在國萬於1994年買入地皮前,原來的買賣協議更是由陳茂波本人簽署,再結合其餘證據,記者最終疏理出陳茂波身為時任發展局局長,卻於政府的發展區囤積土地,涉嫌利益衝突的報導,同時,陳茂波的政治助理何建宗亦涉及囤積土地。

「有些人以為我們有線人報料,其實真的純粹靠查冊,整理資料,找出當中的故事。」 林偉聰說,讓人擔憂的是,早於蔡玉玲被檢控之前,查冊已經被收緊。

2019年10月,香港入境處要求查閱者需獲當事人同意或向入境主任申請,提供合理的查冊目的、用途,方可查閱出生登記冊和婚姻登記冊。林偉聰表示,當時《蘋果日報》就新規定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公署回覆投訴「部份成立」,稱傳媒可以公眾利益為由申請查冊。

我們做調查報導,事事都講求證據,如果他們不停阻礙我們接觸公開資料,會損害到我們做調查的能力。

記者林偉聰

不過,此後《蘋果》記者申請查冊,始終未果,至今已經一年無法查閱資料,一些調查線索也只能因此擱置。

林偉聰向端傳媒表示,有一宗有關僭建的調查報導,當時手上只有目標人物配偶的資料,只能靠查閱婚姻登記紀錄來核實二人關係,但由於未能申請查冊,沒有客觀紀錄證明,就不能報導。「我們做調查報導,事事都講求證據,如果他們不停阻礙我們接觸公開資料,會損害到我們做調查的能力。」

資深財經記者:查冊查出中共領導層香港資產線索

任美貞是資深財經記者,在香港傳媒任職30年,無數次使用公共註冊資料。熟練運用公司登記冊等資料,曾經讓她查出可能涉及中共領導層的利益關係的線索,而這一線索,引發當時《南華早報》的撤稿風波。

2017年,任美貞留意到一個年僅32歲、名為蔡華波的新加坡商人,在香港有多項投資,更多次增持半島酒店母公司香港上海大酒店的股份。任美貞表示,當時財經界早有傳聞,他是某人的女婿,「但是,傳聞歸傳聞,若你沒有文件佐證,就不可以寫。」

任美貞於是進行查冊,希望於蔡華波名下的公司找線索。查冊中,她發現一家名為Chua & Li Membership Company Limited的公司,蔡華波與一名名叫栗潛心的女士,各自持有該公司50%股份;同時,兩人的註冊地址均為香港赤柱豪宅區赤柱灘道6號的註冊地址。再追蹤研究,文章指,「字面上看,栗潛心的名字和栗戰書女兒的名字相同」,而栗戰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2020年11月5日,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及多個媒體召開記者會,回應警方拘捕香港電台電視部編導蔡玉玲。

2020年11月5日,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及多個媒體召開記者會,回應警方拘捕香港電台電視部編導蔡玉玲。攝:林振東/端傳媒

任美貞根據上述資料,於《南華早報》撰寫專欄文章,文中並未提及蔡華波的財富來源,亦沒有提到任何貪腐問題和指控。《南華早報》後來撤稿並發表聲明致歉,稱此文使用了「多項無法證實的暗示」。任美貞說,她隨即停筆放假,約一個月後辭職。

對於蔡玉玲被捕一事,任美貞認為,鏗鏘集《7.21誰主真相》的報導充分平衡公眾知情權和個人私隱;該集乃有關元朗721白衣人襲擊事件的專題報導,涉及重大公眾利益,調查過程公開透明,並且有給予對方回應的機會,亦未有披露車主的任何個人資料,她認為警方拘捕行動沒有依據。

長遠來說,任美貞說,此事影響深遠。一來可能會帶來寒蟬效應,二來考慮到香港媒體的財政狀況大都不甚理想,但凡有法律風險的事,媒體高層都傾向不會進行。

「這次事件,給了媒體公司一個藉口,或者一個現實的理由去kill story(斃掉選題)。」

調查記者:我們曾經以為,他們不會撕破臉去吿記者

調查記者余洛文(化名)說,獲悉記者蔡玉玲被捕時,他震驚之餘,又覺得一切早已預料。他感覺,自反修例運動以來,「警察開始將記者當作敵人」,記者的工作環境越來越不安全。

余洛文曾在一家大型媒體從事調查報導多年。他曾經在收到一份簡單的市民報料後,透過大量查冊,查出沒有居港權的馬來西亞人買賣丁權,以及已故鄉議局主席劉皇發父子涉嫌套丁的系列報導。

在香港,從港英時期開始,一直都有政策批准認可鄉村的男性原居民,一生有一次可以免補地價,興建一座小型屋宇,這一特殊權益稱為「丁權」。而且,原居民必須同時擁有丁權及土地,才能建丁屋。不過,許多人有丁權而無土地,一些商人看中了這點。發展商假裝轉讓土地予原居民,令原居民以丁權申請建屋牌照,而發展商和原居民則私下簽署秘密協議,等大批丁屋建好後,轉手給發展商獲利,這一過程被稱為「套丁」。

「當時我們收到一個很簡單的報料,只是說那裏有些丁地,涉及某些人的名字。」余洛文回憶,於是他與同事先透過土地註冊處的文件,發現該址甚至整個屋苑,很多丁權申請人竟然是外國的馬來西亞人,並沒有香港身份證,但卻擁有丁權。

新界元朗八鄉的丁屋。

新界元朗八鄉的丁屋。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於是,記者前往馬來西亞追訪,假裝是香港的地產發展商,發現這些馬來西亞人原來是新界原居民的後裔,他們更向記者表示,一直由香港同鄉安排出售丁權。

記者繼續跟進,又通過公司登記冊,發現劉皇發及其妻子劉吳妹珠,正是購入涉事地皮的人,他們將地皮分割並賣予28名男丁,隨後,所有馬來西亞的原居民男丁又授權劉皇發的兒子劉業強,申請建屋貸款。

「若果沒有查冊,就要靠insider(業內人),會非常困難。」

余洛文認為,香港的查冊系統尚算方便,資料亦算齊全,「就是有時貴了一點。」查冊的費用一次從十幾元到百幾元一份不等,馬來西亞套丁這份報導,光是在查冊上也花費了近萬元。

當時我們都會假定,即使告上法庭,法官都會尊重《基本法》賦予有關新聞自由的權利,權貴亦不會撕破臉皮去控告甚或拘捕記者。

記者余洛文(化名)

余洛文承認,其實蔡玉玲被捕以前,查冊時都會有些許顧慮,因為都會有些字眼警告,查冊所得資料必須符合聲明中的目的,「但當時我們都會假定,即使告上法庭,法官都會尊重《基本法》賦予有關新聞自由的權利;權貴亦不會撕破臉皮去控告甚或拘捕記者。」

他預計,政府將來不需要再次收緊查冊工具的法律規限,一來香港大量商業交易需要使用這些工具,二來,其實現在已經有不少法例,可以用來「阻嚇記者」甚至作出檢控。「若想繼續在這裡做一些批判性的報導……在這個年代,做記者就要有心理準備。」余洛文說。

《明報》調查記者:「我們無所適從,亦沒有時間去想出替代方案」

《明報》偵查組記者羅霈潁也發現,近來各項查冊工具均開始收緊,其中她最擔憂的,是香港屋宇署樓宇資訊中心的百樓圖網。不少調查記者都用這個資料庫,來查核一個房屋單位有否涉及僭建,即違規建築。

2018年的鄭若驊僭建風波正是一例。羅霈潁參與了這份報導,她回憶說,進行報導之初,完全沒有任何市民報料或內部消息。

「當時傳聞鄭若驊會出任律政司司長,我們慣例都會查一下有關她的報導。」剛好,2016年有一宗新聞,稱鄭若驊大宅遭爆竊,疑是鄭的家人正於地庫開聖誕派對,鄭和丈夫兩人不在家,竊賊趁虛而入。「我們就覺得怪怪的,地庫深得被爆竊也聽不到?而且獨立屋有僭建的機會亦頗大。」

如是,她們派出記者,裝作意欲購置獨立屋的客人,前往鄭大宅周邊的獨立屋視察;又使用航拍機,確認地形,「(隨行的)地產經紀還說,這個地區很適合僭建,每間屋都有地庫的。」綜合上述資料,羅霈潁判斷該宅極有可能僭建,遂以百樓圖網核對建築圖則,最終完成報導。

「若果沒有百樓圖網,這個報導沒法完成的,你沒有圖則,就不可以指控別人僭建。」

2020年6月18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接受彭博新聞訪問。

2020年6月18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接受彭博新聞訪問。攝:Paul Ye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不過,查閱百樓圖網時,需要實名登記,亦要選擇目的聲明,蔡玉玲一事後,羅霈潁亦開始憂慮,日後會否同樣被捕?

今年7月,屬於中旅社的銅鑼灣維景酒店被徵用作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的辦公地點,但傳媒發現,百樓圖網上有關該地址的圖則資料,皆告消失。屋宇署回應,圖則屬於「版權人」的「藝術作品」,有權不公開作品。然而,如果人人都據此因由不公開資料,「就算我看到有個天台屋,但不能對比圖則的話,根本無證實(是否僭建)。」

最近被收緊的,還有選民登記冊。羅霈潁表示,傳媒一般會使用選民登記冊,進行有關種票的調查報導。然而,警察員佐級協會以防止警員被「起底」為由,入稟禁止查閱選民登記冊後,今年6月開始,只有候選人、政黨,以及在政府新聞處有登記的傳媒才有權查閱,而且每間傳媒每日只可派一人查閱半小時,並禁止使用電話及筆錄,其間會有數名職員在場監視。

區區三年光景,人情或許依舊,香港卻已全非;調查記者由全無擔憂,到處處憂慮。

羅霈潁稱,從今往後,恐怕再難進行有關種票的調查報導。「香港有四百多個選區,一日半小時可能只可查到一個小區。」

蔡玉玲被捕當日,羅霈潁想,自己的工作與蔡玉玲所作的,幾近完全相同,「如果她出事,我們這些做偵查的記者,他朝亦有機會被捕。」翌日,她回到公司, 特意查看各項調查工具及公共資料庫的目的聲明和規例,再和同事仔細討論,最終決定,除非是重大報導,暫時不會再查車牌。

羅霈潁於三年前加入明報偵查組,她回想,區區三年光景,人情或許依舊,香港卻已全非;調查記者由全無擔憂,到處處憂慮。「收窄的速度快得,我們無所適從,亦沒有時間去想出替代方案。」

前財經記者:公共資料庫的客觀紀錄,原是調查記者的保障

孟詩韻(化名)是香港資深財經記者,在傳媒界打滾15年,不久前離開傳媒行業。近年,記者在調查報導中,使用公共資料庫乃極為普遍之事,不過孟詩韻回憶說,2000年她初入行之時,查冊於財經版並未普及。

2006年,她試圖說服報館上司,利用商業登記系統查詢各公司董事和股東之間的關係,最終不果。不過,她堅持使用此資料庫,更不惜自費查詢,「(查出來的結果)
令他們很驚喜,沒想過可以查到這麼多資料。」後來,上司更著她將此法分享予同事。

孟詩韻介紹說,在財經新聞中,查冊並不算是最關鍵的工序,不過,公司註冊紀錄中的董事資訊,經常透露重要的線索,可以成為重要的新聞線索。

公司登記冊是香港公司登記處轄下的一個資料庫,一家企業的基本資料,包括地址、名字,到獲授權代表的資料、股本結構、董事姓名、以至清盤人的資料都可以查到。

孟詩韻舉例說,2011年何鴻燊家族分產糾紛一事,一眾媒體均想查證何的資產分配。當時,《明報》翻查公司註冊處的資料,再對比公司公告,發現何家族的股權有所變動,及後各家媒體跟進,引發一連串報導。

公共資料註冊是一個體現資訊自由、透明、流通的制度,這是香港價值的根基…… 以後可能在google搜尋都犯法了。

記者孟詩韻(化名)

由於財經報導經常涉及重大利益,收律師信,遭司法訴訟可說是家常便飯。孟詩韻表示,以前記者們覺得,一旦被告上法庭,公共資料庫的客觀紀錄正是一個重要的保障。

「萬一告我們誹謗,即使我們不可以披露報料人的資料,但憑著查冊資料,就可以給法庭一個合理的解釋。」

她說,沒有想到,今天,查冊不再是調查報導的保障,而是變成記者隨時被控違法的地雷區域,這一切她無法理解。她嘆氣道,「公共資料註冊是一個體現資訊自由、透明、流通的制度,這是香港價值的根基…… 以後可能在google搜尋都犯法了。」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孟詩韻、余洛文均為化名。)

(特約撰稿人李智賢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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