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改信」成為穆斯林後，失落的西馬原住民

編按：本文系「西馬原住民集體死亡事件」調查下篇。歡迎閱讀上篇《巴迪族集體死亡事件背後，被「現代生活」吞噬的家園》。

2019年6月初，適逢馬來西亞最大族群——馬來穆斯林的開齋節前夕，西馬吉蘭丹州（Kelantan）話望生縣（Gua Musang）一個叫瓜拉格（Kampung Kuala Koh）的原住民村，突然爆發不明疫情，導致16名巴迪族（Batek）人集體死亡。事件引起馬拉西亞全國轟動：在此之前，大馬主流社會幾乎沒有聽過這個族群的存在。

瓜拉格村鄰接瓜拉格國家森林公園，生活着52戶、200餘巴迪族家庭。巴迪族是馬來西亞最後一個採集與狩獵者，大約6萬年前落腳西馬，一直實踐着半遊牧生活型態，慢慢分散到西馬東海岸的森林公園附近。瓜拉格村的巴迪族人，在2010年左右被政府安置在了一個蓋滿石磚屋的部落。不過，在谷歌地圖上，瓜拉格村依然是一個「未被命名的地域」，被霧氣濃厚的油棕山丘包圍。

瓜拉格村入口兩側，各立了一個招牌。左邊的紅色招牌是吉蘭丹宗教與馬來習俗理事會（MAIK）所設：「吉蘭丹話望生瓜拉格原住民伊斯蘭村」；而右邊的招牌，因為2014年一場的大水災，原始漆色與文字已經洗脱，但有人用馬克筆寫下：「瓜拉格原住民村」。

16人集體死亡事件發生時，所有的屍體都是在森林裏的樹上被發現的——這是巴迪族的安葬風俗。為了調查死因，政府將屍首全部搜齊。可是，在化驗和完成鑑定後，他們卻都被改葬在村口不遠一個被籬笆圍起來的伊斯蘭墳地。

這16人中，包括娥斯娜（Ezrnak）的兩個女兒。已記不起自己今年幾歲的娥斯娜，育有6名孩子，村子爆發不明疫情時，她正好在森林裏的瀑布溪流捕魚——巴迪族有時候一進森林就是好幾個月——沒想到一回到家，兩個孩子就沒了。最讓她心痛的是在失去女兒後，還要和政府上演「搶屍」的戲碼。「一開始，我是將孩子的屍體放到樹上安葬，但卻被政府官員給拿下來了。」這讓她擔心孩子的屍體，會隨時被森林裏的野獸給啃食分屍。

村長柏粿（Tok Batin Pokok）解釋，根據巴迪族傳統，只要有人過世，親屬就會打造一個竹製架子，然後鋪上一層墊子，讓死者躺在上面，並在這個「棺木」裏頭，擺放一些花朵和死者生前的物件，如衣服或香菸等，再一同以繩索拉上樹幹擺放。為了保護逝者，讓他能夠安詳腐蝕，村子裏的百歲巫師還會在樹下堆砌小火，阻止老虎靠近，並施咒做法，限村民在3年內，都不得靠近樹葬的地點，一旦有人敢挑戰禁忌，便會「被咒語反噬而死」。

柏粿說，從前的巴迪族，生活無憂無慮，就算一個人進森林捕獵，也不會害怕迷路，因為只要巫師還在，「那夜晚的路也會像白天一樣明亮。」但是，自從巫師在11年前過世，巫師後繼無人，巴迪族就發現生活便頓時陷入了一片黑暗：家園被破壞、族人集體死亡，就連走進森林，也會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他無奈地說：「這也是為什麼，那些將16具屍體，從樹上拿下來，再埋入穆斯林墳地的政府官員會安然無恙。」——族人認為，如果巫師還在的話，就可以作法保護逝者，官員如果移動屍體的話會被反噬，但如今巫師不在了，官員才能犯下大忌還「安然無恙」。

有當地媒體質問當局，這是否違背了巴迪族想要採用「傳統樹葬」（Adat Jelit）送別逝者的意願，但政府卻回覆，這些死者生前都是法定穆斯林，所以實行伊斯蘭葬禮，合乎法律規定，就連馬來西亞衛生部所公布的死亡名單，也證明了他們的穆斯林身份，因此暫時打破了輿論聲浪。

不過，他們真的是穆斯林嗎？

成為伊斯蘭村

根據非政府組織原住民關懷中心（COAC）協調員柯林（Colin Nicholas），從1960年代開始，馬來西亞各州政府就制定了一份共同決策文件，要將西馬所有的原住民通通融入全國其他社區，尤其是馬來社區。簡單地說，政府想要伊斯蘭化所有原住民，並讓他們成為馬來人。

這個作法，最初遭到原住民事務局（JHEOA）的兩任主席兼人類學家凱里（Iskandar Carey）和巴哈倫（Baharon Azhar Raffe'i）的強烈反對，他們害怕用這種強硬的手段同化原住民，會讓原住民對這個機構，產生不信任感。柯林說：「他們認為發展會比傳教更有效，一旦原住民融入了主流社會，那到時候他們便會自動被同化了。」

一開始，轉教的動作並不快，柯林說：「原住民一直以來都被外界視為是骯髒的、卑賤的、低等的存在，因此原住民事務局裏的官員，其實根本不敢靠近他們，甚至因為擔心他們身上有跳蚤，而拒絕進入他們的家，更別說是傳教。」

不過後來，受到1979年的伊朗革命影響，燃起了伊斯蘭復興運動，「傳教」變成了一場競賽。
1980年代，政府又擬定了一份新的決策文件 ，要在2000年全面伊斯蘭化/馬來化所有的原住民。日本人類學家信田敏宏在《邊緣的生活——馬來西亞原住民的發展與伊斯蘭化》一書提到，政府的作法是採取「正面歧視手段」，也就是刻意善待那些已經改教的原住民，提供他們房子、水電、教育以及更多工作機會，以讓那些無法獲得任何資源以及幫助的非穆斯林原住民或村子，感到心裏不平衡，而在潛移默化中開始接受伊斯蘭。

信田敏宏記載，當時，原住民事務局知道這樣的政策非常具有爭議性，容易引來外界批評，因此一開始都是秘密進行的。但到1990年代，所有的政府機構，包括原住民事務卻開始公開宣傳「伊斯蘭化原住民」的政策，並加訓練了一班伊斯蘭傳教士，在每個原住民村子裏，打造一個名為「社區禮堂」（Balai Raya）的建築物。

柯林解釋：「這個社區禮堂是雙層的，樓上就是禱告室。雖然他們宣稱（蓋這棟建築物的目的）是為了推動社區活動，實際上卻是安插一名傳教士，在當地進行長期的傳教活動。」

後來，傳教的花樣越來越多，不同的州政府除了會固定舉辦活動，安排大學生前來「教育」這些被他們視為無信仰、不文明的「異教徒」，也會利用他們的貧窮，以一袋米或一張鈔票，誘使他們不得不成為穆斯林。

不過，最快速的方式還是定期支付當地的宗教司薪水，並根據他的KPI指標——也就是每個月成功將多少人變成穆斯林——給獎金。柯林感慨：「於是，有的宗教司因為懶惰，又想撈到好處，便利用原住民的無知，直接將整個部落的村民名字全部記下，沒收他們的身分證再進行改造，然後以『拯救最後的迷失靈魂』為名義，使他們在一夜之間變成穆斯林。」

瓜拉格村就是這樣，在2010年，忽然搖身變成一個伊斯蘭原住民村。

消失在體制裏的「土著」

或許百歲巫師死了後繼無人，讓巴迪族的身份認同，逐漸產生變化。但無力反抗的背後，更多的是西馬原住民（Orang Asli）在憲法中的尷尬地位與存在。

20世紀初期，馬來亞（Malaya，即西馬）社會出現了一個從梵文借來的詞彙——「Bumiputera」，意思為「土地之子」或是「土著」。這個詞，在馬來亞獨立以前，就一直被馬來政治菁英使用，為了傳遞一个訊息：「馬來（西）亞是『土著』的馬來（西）亞。」（編注：馬來亞在1957年獨立，馬來西亞在1963年成立，馬來（西）亞指從「馬來亞到馬來西亞」時代。）

但是，誰能自稱或被歸類為「土著」，仍備受爭議。這個詞彙沒有在憲法中被清楚闡明，界定也含糊不清。到了1969年5月13日，馬來西亞爆發了以馬來人和華人為主的「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時任首相敦拉薩（Tun Abdul Razak）為了緩解國內緊張的族群關係，安撫馬來人在經濟上處於弱勢的不安，順勢為「土著」一詞建構了新定義：自此，馬來人與東、西馬原住民綑綁在了一塊兒。

當時，敦拉薩頒布了《新經濟政策》，賦予「土著」特別權利，讓他們在教育、就業與房屋買賣時，擁有優先權和更多機會。然而，據被譽為「土著袈裟」的《馬來西亞聯邦憲法》第153條文「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有責任保護馬來族與沙巴州和砂拉越州的原住民的特殊地位，以及其他民族的合法權益」，卻沒有使用「土著」這個字眼，只點出了「馬來族」與「東馬原住民」，未見「西馬原住民」的蹤影。

這種模凌兩可的定義，不斷遭人詬病，甚至有人直接點出，在許多馬來政治人物眼裏，「西馬原住民」的存在是令人討厭的，因為這不但會暴露馬來人是「外來者」和印尼「移民」，也會破壞他們的特權。

特姆安族（Temuan）屬於西馬原住民族群裏的「原始馬來人」（Proto-Malay），外貌與馬來人最為相似，但語言與信仰完全不同。特姆安族的一位當代藝術家沙克耀（Shaq Koyok）認為，「土著」一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術語，它被創造的意圖，就是要營造一種「精神情結」，好讓所有西馬原住民在精神上，感覺自己與馬來人是一體的，因而容易在身份上產生混淆。可是，大部分原住民都清楚知道，他們和馬來人在文化、語言、信仰與身體特徵上，完全不同。

若依據「民族語言學」來分類，西馬有多達40種原住民語系。為了方便「管理」，當年英國在殖民馬來亞時期，便將主要的18族原住民歸類進「賽諾人」（Senoi）、「原始馬來人」（Proto-Malay）和「塞芒人」（Semang）這三大族群里。後來，為了方便英國人類學家「研究」，再將他們簡化為「原住民」（Orang Asli）。馬來西亞獨立以後，政府又把這些原住民收納進種族選項中的「其他群體」（Dan lain-lain）裏，成功地讓他們的名字，完全消失在所有官方體制裏。

換句話說，政治人物雖然宣稱「西馬原住民」和「馬來人」同樣是土著，以便影響原住民手中的一票，投給由馬來人政黨「巫統」所主導的國陣政府，但那只僅限於體制外。在體制內，許多非穆斯林原住民根本無法真正享有「土著」特權，甚至還有人沒聽過「土著」這個詞。

在馬來西亞的歷史課本裏，最常出現的「社會契約」就闡明，「馬來人是這個國家最早的居民，由於他們好心收留了華裔和印裔移民，讓他們擁有公民權，因此所有『非馬來人』都必須承認馬來人的特權。」

沙克耀直言：「我覺得他們（馬來人）想要剷除原住民的歷史，然後成為馬來西亞的主人。」

長時間在關注原住民議題的人權律師西蒂卡欣（Siti Kasim）則認為，馬來西亞的政治世界裏，伊斯蘭教不單純是個信仰，還是用來控制和約束馬來人的工具。各州政府之所以要想盡辦法將原住民伊斯蘭化、再變成「馬來人」，在西蒂卡欣看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希望原住民一直保留自己容易順從他人的天性，也最好不要意識到自己擁有說「不」的權益。

西蒂卡欣感嘆，宗教保守派伊斯蘭黨（PAS）執政的吉蘭丹州，情況更為離譜。無論是州政府還是伊斯蘭發展局（JAKIM），根本不在意這些原住民是否有實踐伊斯蘭教義，因為「他們要的不過是一個可以證明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皆為穆斯林的『數字』」。

2019年，瓜拉格村爆發集體死亡事件不久，吉蘭丹宗教與馬來習俗理事會又在這場傳教競賽上加碼，稱要在2049年將該州所有的原住民都變成穆斯林。當時，副主席阿茲蘭（Nik Mohd Azlan Abd Hadi）說，吉蘭丹共有大約16000位原住民，而目前有5000人「擁抱」伊斯蘭教，因此他們給自己定下一個30年目標：每年至少要將500個原住民變成穆斯林。

柏粿和瓜拉格村的其他巴迪族一樣，身分證上不知何時加入了「伊斯蘭」（Islam）的字眼，但他認為這只是政府在自作聰明。

「你是穆斯林嗎？」

「不是。」

「這個村子有穆斯林嗎？」

「有啊，幾個吧。」

「但我們發現村子外的牌子寫着伊斯蘭原住民村？」

「喔，那是他們（宗教局）故意放在那裏的，害怕別人不知道我們是穆斯林。但我還真不知道，誰是那個穆斯林。」

在信奉與掙扎之間

村裏的印佳（Inja）靠捕獵和採集天然資源維生，有多餘的食材，才能拿到小鎮裏去變賣，然後換包香菸，抽一抽過過癮。印佳臉頰消瘦，給人一種營養不良的感覺，其實天性憨厚靦腆的他，還是村里的「音樂老師」。

「這裏的小朋友喜歡和我學唱歌，都是我自創的曲子，有巴迪族的歷史、文化、習俗的故事和我們的生活。」他有點俏皮地說，這些曲子統統沒有樂譜，只留存在他的腦海裏，但他不會忘記任何一個音符和句子。

他最近就在考慮創作一首新曲子，就叫「Cep Bah Hep」（巴迪語「進森林」之意，也是族人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我們在森裏裏面，經常會看到老虎和大象，這時候你就要想辦法起火，製造煙團，將它們燻走。因為森林有森林的法則，我們不能傷害某些動物，如果我們用吹箭（Sumpit）去攻擊它，那它們也會報復我們。」印佳相信，森林是個乾淨的地方，沒有什麼山妖鬼怪，但因為萬物皆有靈，所以有很多不能犯的禁忌，例如隨地大小便。

然而，再美好的祖輩文化，如今卻被另一種身份給鉗住了。已經記不起自己從什麼時候變成穆斯林的印佳表示，他始終認為「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神而已」。

「馬來人叫他『阿拉（Allah）』，原住民就稱之為『神（Tohan）』，我不明白宗教局為何一直要我信奉伊斯蘭教，」語畢，他停頓了片刻，將剛捲好的菸草放進嘴裏允吸了一口，再慢慢把白煙吐出，加了一句，「我只想要當巴迪族。」

印佳自嘲說，自己不夠聰明，從來都搞不懂何謂「齋戒月」又何謂「禱告」，只知道一個是要餓肚子長達一個月，而另一個則是要不斷默念一堆不明所以的句子。他笑說：「以前有個華人朋友對我說，『你是原住民，你是巴迪族，不可以變成穆斯林的。』他是擔心我餓肚子，無法做體力活，所以一直勸我不要齋戒。但是我不能不跟從，因為政府已經把我變成了穆斯林，如果我不齋戒的話，他們會說我有罪。雖然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罪。」

和印佳面對同樣掙扎的，還有他的弟弟阿茲（Azie）。阿茲只有26歲，他說村里大部分人都不諳《可蘭經》，也不擅長禱告。阿茲玩笑地說，那些艱澀拗口的阿拉伯經文，經常難以被覆誦，只能記上一兩句，而村民頂多也只會在車子無法啟動時，拿來念一念，看看有無奇蹟發生。

「每次有朋友無法啟動車子，我們就會叫他念『感謝真主（Alhamdulilah）』，看看能否啟動，或是『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Bismillah ar Rahman ar Rahim）』，然後再啟動看看。但我們原住民本來會說的其實是『Tok Tohan, Kita Cep ni』，意思就是告訴神，『我們要出門了，請保佑我們一路平安』。」

談到出門又是另一波掙扎。阿茲坦言，每當村民到山口底下的馬來小食檔找吃，都必須要「模仿」穆斯林，將兩隻手心朝向面孔前方禱告，才能吃飯，然後用餐完畢後，又得再禱告一次。有時忘了經文如何發音，基於周圍投射的目光與加諸在他們身上的壓力，還是必須舉起雙手，隨便喃喃自語幾句，才敢把飯送入口裏。

不只男人會在特定的時候以「穆斯林」的姿態面對外人，這個村子的女人也會在外出前，將她們那把插在後髮髻上、當作傳統飾品的木製梳子給取下，然後戴上穆斯林頭巾和換上馬來服裝，才會離開。有的配戴整齊，有的則包得像初學者一樣凌亂，當我們隨機詢問她們這身裝扮的目的時，幾乎所有人都說：「哎呀，玩玩而已」。

村長夫人麗娜說，各地的馬來人，經常捐贈一些頭巾給她們，但村里大部分的婦女和女孩，其實都將「頭巾」視為扮裝遊戲的一部分。麗娜說：「他們給我們頭巾，叫我們穿，但是我們都收起來，時候到了就戴給他們看，展示一下，之後就丟掉。」

除了不理解齋戒、禱告和頭巾的意義，巴迪族對「清真」一詞，顯然也沒什麼概念。對他們而言，馬來人似乎對豬肉「過敏」，也希望原住民同樣對豬肉「過敏」，所以一般只要有馬來人或是宗教司出現在村子裏，他們都會盡量不吃豬肉。每當他們必須到馬來雜貨店，採購一些用來烹煮豬肉的食材時，則得使用一些善意謊言搪塞過去，避免他們過度敏感。

「如果馬來人（店家）問，買咖哩要煮什麼，我們就說要煮魚，如果馬來人問，買洋蔥要煮什麼，我們就說煮牛肉，但其實不是，我們要煮的是豬肉，」麗娜有點竊喜地說。

轉教以後，他們是原住民還是馬來人？

其實，馬來西亞政府在1961年制定的《原住民管理政策聲明》清楚闡明：「原住民可以在不違反國家法律制度的情況下，保留自己的習俗、政治制度、法律和機構。」也就是說，他們有權利拒絕成為穆斯林。那瓜拉格村的情況，應該如何解釋？

一對長期研究巴迪族的人類學家安迪克特夫婦（Endicott）在《村長是個女人——巴迪族的性別平權》中提到，原住民的森林一直被政府以「發展」之名遭到破壞，導致他們資源匱乏，被迫進入「現金經濟」社會，而政府又以他們「貧窮」為由，將金錢資源（發展）和精神支柱（伊斯蘭教）帶進村里，結果就讓這兩個手段在後來演變成政府實踐「國家融合」的重要儀器。

在家園被破壞的前提下，信奉伊斯蘭教似乎變成生存的唯一選擇，不但能獲得政府的各種援助，還能融入馬來主流社會，享有「土著」的特權地位。但為什麼卻能從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看出些許掙扎呢？人類學家丹特（Dr. Robert Knox Dentan）將這個現象歸咎於這幾個原因：害怕割包皮、喜歡吃野味、無法放棄傳統習俗、不喜歡伊斯蘭傳教士和擔心成為馬來人後會被族人排擠。

在諸多現實層面上，這些原住民其實大多別無選擇，就算不願相信阿拉，也得「名義上」成為穆斯林。在馬來西亞，伊斯蘭教是官方宗教、被憲法保護，再加上這些伊斯蘭政策都是州政府在推廣的，所以拒絕「好意」的話，在政治上非常危險，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反伊斯蘭舉動，甚至是反國家行為。

柯林認為，瓜拉格村的原住民就是這些「名義上」的穆斯林，他們不奉行伊斯蘭教義、不禱告、照吃豬肉，「但這些都不是重點，吉蘭丹州政府不是傻子，他們對你一點興趣也沒有，因為（無論你怎樣反抗），你的孩子全部都會成為穆斯林，甚至比馬來人還要穆斯林，所以他們根本不在意你（有沒有實踐伊斯蘭教義）。」他解釋，僅管原住民可以繼續保留他們在邊緣地區的獨特生活型態，但他們的自治權，其實早已遭到州政府的發展計畫和伊斯蘭化給摧毀，而這種現象，就被稱之為「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

根據原住民事務局（JHEOA）即改名後的原住民發展局（JAKOA）的非官方統計，西馬原住民的人數在1997年只有103,982人，其中穆斯林達16,400，佔了原住民總人口的15.8%；到了2010年，原住民的人數已經增加至178,197人，其中穆斯林為35,975，佔了原住民總人口的20.2%。

換句話說，在過去13年的改教率只有不到5%，但是，細看由伊斯蘭黨（PAS）執政的登嘉樓州和吉蘭丹州，前者早在1997年已經伊斯蘭化所有的原住民，後者的轉教率也高達18.7%。馬來西亞最新的人口普查未完成，過去十年，原住民的轉教率如何，尚無法做出分析。

那麼，這些原住民真的已經變成「馬來人」了嗎？

據《1954年原住民法令》，「因任何理由改變任何宗教的任何原住民，僅管因任何原因捨棄原本的原住民信仰，但只要繼續實踐原住民的生活方式、習俗，並且口操原住民語，那就不應該因改信了其他宗教，而不再被視為是原住民。」但是，《馬來西亞聯邦憲法》卻又指「馬來人，是一名信奉伊斯蘭教，口操馬來語和遵照馬來習俗的人」，附屬條例是任何馬來人只要脫教，在法律上就不是馬來人，而任何非馬來人只要信奉伊斯蘭教，就有可能變成馬來人。

換言之，這些轉入伊斯蘭教、換上馬來傳統服裝的原住民，原則上已經被同化了，成為了真正的「馬來人」；但在法律上，他們卻保留了「原住民」的身份。而由於馬來西亞法律規定，任何人一旦「擁抱」了伊斯蘭教，便終身無法脫教，所以若有原住民想要恢復最初的信仰，便會發現自己前後無門，還要陷入一場漫長的司法戰。

同樣身為穆斯林的西蒂卡欣透露，「脫教」對天生就是穆斯林的馬來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但那些因為婚姻或其他因素而轉教的人，確實有過脱教的成功案例。因此，她目前正計畫到全馬各地的原住民村子，搜集那些想要離開伊斯蘭的原住民名字，然後製作一份名單，寄給原住民發展局和所有涉及的宗教組織。

「我要告訴他們，這些人如何在不符合道德標準和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入教，而他們想要悄悄地脱教。如果這些宗教組織不知羞恥，想和我挑戰法律、不應酬我的話，那我就鬧上民事法庭。」

她表示，她的律師團隊將主張，這些原住民打從一開始就不是穆斯林。 「一個人要轉教，必須依照州政府底下伊斯蘭機構制定的程序，像是朗誦清真言（Shahada），但這些原住民並沒有這麼做過，他們從來沒有朗誦什麼清真言，也沒有簽過任何轉教協議書，所以問題就出在這裏。」西蒂卡欣言下之意，既然「脱教」機率很低，那就只好鑽法律漏洞，為他們爭取「轉教無效」。

她說自己並非反伊斯蘭人士，只是不明白這些政治人物，為何要「搜集」那麼多不相信伊斯蘭教義的信徒。「我覺得這些人有足夠理由脱教，像是有一群住在彭亨州美拉波鎮的巴迪族，他們想要脫離伊斯蘭的慾望，已經讓他們對那些生活在他們周遭的馬來人，產生極度的恨意⋯⋯因為他們感覺上自己已經失去了身份認同。」

沒有歷史和文字的人

65歲的閃邁族（Semai）——西馬原住民族群「塞諾人（Senoi）」的分支——作家馬哈特（原名Mahat A/L China，筆名Akiya）的祖父為中國南來的華人移民，父親的名字就叫「中國」，但作為「中國之子」的他，卻對自己從母親那方繼承而來的原住民血統更加有感情。

他感嘆，就是因為原住民沒有文字、沒有文學、沒有詩詞，所以話語權才會落入馬來人的手裏，而無奈地是，大部分有關原住民的小說和文學，都離不開「擁抱伊斯蘭」的情節。在談到原住民的身份認同時，他即興以自己的名字創作了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道出了一個原住民如何經常主動或被動地「成為」穆斯林：「Akiya在經歷了一切苦痛後，終於與Fatimah女士結婚，並通過了伊斯蘭教義裏的婚姻建議（ijab）和接受提案（qabul），最終改名成『Mahat Bin Abdullah』….」

在馬來西亞的命名系統裏，一般印度人和非穆斯林原住民的名字後面，都會加上「Anak Lelaki(A/L）」即「兒子」，或「Anak Perempuan(A/P）」即「女兒」；而馬來人或是穆斯林原住民的名字後面，則會加上適用於男生的「Bin」或是適用於女生的「Binti」。

為了將那些散落在森林裏的聲音，給一點點拾起來，馬哈特在中年時期告別了國營電視台的工作，全新投入寫作，在過去10年裏，馬哈特先後發表了《桑奇之戰》（Perang Sangkil）和《僕人》（Hamba）這兩本依據原住民口述歷史而創作的小說，其中，在《桑奇之戰》裏，馬哈特除了不斷以「內陸人、原始人、森林人、山上人、野生人、上游人」這些最原始的稱呼去強化自己的族人和其他原住民的身份認同，更讓他們與馬來人/印尼人、華人、印度人和英國人這些「外來者」接觸，透過描寫各種猜忌、憤怒和困惑的內心戲碼，去重現原住民的集體恐懼。

他選擇的題材是一段國家不願承認、政府刻意隱藏的黑歷史——《西馬原住民奴役制度》。 馬哈特解釋，19世紀的西馬存在兩種奴隸：一個被稱作為「債務奴隸」（Debt-slaves），指的是那些因為拖欠馬來貴族債務或是冒犯了馬來貴族，臨時成為奴隸的一般馬來平民；另一種奴隸則叫「真正的奴隸」（True Slaves），指的是那些在戰爭中被俘虜、被強行掠奪，或是從奴隸捕獵者手中被購買的原住民。兩者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前者依然是「自由人」，所以沒有違反「穆斯林不能奴役另一名穆斯林」的伊斯蘭禁令，至於後者則是個沒有權力和法律保障的「動物」。

為什麼說是「動物」？早在英國還沒殖民馬來亞前，西馬就已經存在所謂的「職業奴隸捕獵手」，他們經常會將原住民分成「野生」和「馴化」兩種——就和一般動物一樣——前者指的是還未被馴化、依然在森林裏自由行動和生活的原住民，後者則是已經被馬來人奴役的原住民。其中，又以霹靂州的閃邁族，最常被捕獵，因而讓他們再延伸另一個族名——「Sakai」，也即奴隸之意。後來，這個詞彙又隨着時代演變，漸漸成為所有原住民身上統一的負面標籤。

出生在1953年、在馬來西亞獨立以前的馬哈特自嘲地表示，他大概是西馬半島最後一個奴隸，因為他的報生紙（即出生證明）裏的種族欄位，寫的就是「Sakai」這個字。

原住民發展局現任總監朱力（Juli Edo）透露，霹靂州安順的近打河流域和美羅河流域，以前就是閃邁族最常被捕獵的「地雷區」，不遠處一個叫司馬登（Durian Sebatang）的地方，還是早年奴隸的集中地。

「初期的時候，他們（捕獵手）會賣（原住民）給當地的馬來菁英、蘇丹或是皇子，價錢非常便宜，每個月每個奴隸只需要1令吉（大約新台幣7元、港幣2元），如果你發現他工作能力不好，還可以退貨的喔！」在用食指比出1的手勢時，他冷笑了一聲又補充，第一輪的交易完成以後，剩下的原住民便會被運輸到印尼巴達維（Betawi）繼續販賣。市場之大，橫跨整個馬來世界（Alam Melayu）：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南、菲南群島、新加坡島、汶萊和東帝汶等南島民族生活的地區。

這個奴役制度背後，涉及兩批不同的「奴隸捕獵手」，朱力表示，霹靂州以南的捕獵手，主要為來自印尼蘇門答臘的馬來啦哇人（Melayu Rawa），至於霹靂以北的地區，則是由暹羅王（如今的泰國）一手主導。他坦言，有的原住民甚至會自行成立「馴化奴隸」（Tame Sakai）的捕獵團隊，像是馴化大象那樣，到處馴化和捕獵其他原住民，為的就是保護自己的族人免受奴役，或是從馬來大臣那裏撈取名利。

人類學家安迪克特就記載了一名巴迪族的口述歷史——「我的祖先，以前經常必須躲到母河上游，避免成為獵物，而他們也會盡量避開任何可運行的河流，以免碰到馬來人。」安迪克特分析，作為狩獵與採集者的巴迪族被捕獵的風險相對低，因為他們平常在森林裏大量移動，不像那些從事農耕工作的原住民一直停留在某個定點，但是，由於巴迪族無法切斷與馬來人的交易活動，必須長期以森林資源換取鐵器、布、鹽和香菸等等，導致他們依然被迫與馬來人接觸。

這個奴役制度一直盛行到1884年左右，才被當時的霹靂州英籍參政司畢治（J.W.W Birch）廢除，結果還引起馬來大臣的強烈不滿，認為他違反了答應不干涉馬來習俗與宗教事務的約定，最終將他暗殺，並掀起強烈的抗英情緒。而大部分被解放後的原住民奴隸則融入了馬來社區，很多與馬來人通婚，變成了穆斯林。

不過，奴役制度的廢除並沒有讓馬來人和原住民的關係緩和，安迪克特指出，這段不算長、也不太短的惡夢，反而佔據了原住民口述歷史的集大部分，無論是來自哪個族群，他們口耳相傳的故事背後，都形塑了同一個世界觀——馬來人是「Gop」，一個危險和不能信任的「外來者」。

瓜拉格村的巴迪族不太願意和我們分享被奴役的歷史細節。但是，穿梭在他們的傳統竹屋間，卻會不時聽到婦女們用「Gop」這個字眼，去嚇唬自己那不聽話的孩子。來自19世紀奴隸制的恐懼，還將繼續烙印在下一代的每個小孩心中。

實際上，雖然「Gop」原本只指涉「馬來人」，但根據英國人類學家 Ivan Tacey 的後期研究，「Gop」已經成為原住民因為長期遭受「外人」欺騙和霸凌所延伸出的一個貶義詞彙，在近代，「Gop」已經延伸成所有的「外人」，包括馬來人、政府官員、礦工、油棕園工人和外國遊客等。

迷失的校巴

根據日本人類學家信田敏宏的記載，原住民發展局的官員曾在1989年的一場會議上公開指示西馬原住民小學的老師，在傳授知識予原住民學生的當兒，也要對他們進行伊斯蘭宣導活動。這樣的「教學法」，就一直延續到今天。

律師西蒂卡欣在回憶起自己接觸過的案例時就說：「很多老師會強迫原住⺠學生禱告，然後告訴他們成為穆斯林會比較好，它可以拯救你的父母之類的。我曾遇過4名學生，他們就是因為在吃飯前沒有禱，而被老師賞巴掌，重點是，他們並不是穆斯林啊！」

身為原住民的沙克耀感同身受，坦言自己在求學階段，就經常有馬來老師叫他轉入伊斯蘭教。5年前，他被受邀到一間原住民小學分享如何有效教導原住民小孩時，發現現場除了老師，還坐着好幾名伊斯蘭傳教士。

「這些傳教士一直遊說原住民小孩轉教，逼迫她們戴頭巾，但放學後，我看到她們把頭巾丟掉，然後跳進河裏嬉戲，這太棒了！」沙克耀笑稱，原住民擁有他與身俱來的天性，本來就與伊斯蘭教義格格不入，可無奈國家的教育機器卻一直想要改造他們，導致不少原住民小孩經常會逃學，或是因為不信任老師而半途輟學。

輟學背後，更多的是原住民長期無法獲得主流社會認同的現實。沙克耀坦言，很多原住民小孩不愛上學，並不是因為他討厭學習，而是學校的課堂教育和課外活動，從來都不談論原住民的歷史與文化。「我們學的永遠是馬來人歷史、伊斯蘭世界史、13世紀（馬來）王朝的歷史，在那之前的呢？原住民的歷史呢？他們（歷史課本）甚至談論原始人如『霹靂人（Perak man）』的歷史，但不知道什麼原因，從原始人一下子跳到13世紀，中間的缺口去了哪裏？」（編註：「霹靂人」是馬來西亞考古學者於1991年在霹靂州的玲瓏谷發現的古人類遺骸，證明馬來西亞早在1萬年多前，就已經有人居住。玲瓏谷也是非洲大陸以外最古老的人類遺址。）

因為對原住民歷史不了解，造成外來的歧視和霸凌無所不在，像是看到他們不愛穿鞋子，就嫌他們像猴子一樣骯髒，或是以為原住民沒有宗教信仰，而嘲笑他們是「Sakai」，卻不知道這個名詞的真正含義是「奴隸」，是社會階級當中最低賤的人。2015年8月，吉蘭丹就有7名原住民小孩，疑似在寄宿學校遭到霸凌，而逃進森林裏，結果其中5人餓死並被野獸啃食，只有2名小孩成功被獲救，一度轟動全國。

不過，瓜拉格村的巴迪族小孩不一樣，他們不用應對日常的歧視問題，每天都無憂無慮地背着書包，赤着腳丫在山坡上跑來跑去，看到甘蔗成熟了，便從書包裏拿出巴冷刀（Parang），切下一節吮吸解暑；或是和其他小朋友跑進空無一人的石磚屋裏，將嬰兒爽身粉塗抹全身，然後即興表演，搞一齣原住民當代劇場，自娛娛人。就這樣從白天玩到黑夜，也沒有人管他們功課做了沒，考試準備得怎樣。

因為，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那輛黃色的學校巴士就再也沒有出現在村子口。

「這裏的小孩有上過學嗎？」

「以前有啊，現在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原住民發展局都不幫忙啊，以前學校巴士一個月會來一次，後來兩個月才來一次，現在都不來了。」

「學校在附近嗎？」

「學校很遠，我們（父母）也害怕送孩子上學，因為擔心半途發生什麼意外，擔心他們被欺負，所以他們（原住民發展局）後來答應會在村里蓋學校，這樣我們也比較放心。」

學校何時會蓋好，還不知道。

「如果這裏蓋了學校的話，小朋友需要戴頭巾嗎？」

「或許要吧，我們會先觀察看看。」

「如果他們說要戴呢？」

「那我們就戴吧」，伯粿面無表情地說道。

唯一的燈光

自從瓜拉格村變成一個伊斯蘭村後，村口旁邊就多蓋了一座小小清真寺。與城市那些富麗堂皇的清真寺不同，這座清真寺的內外，僅塗抹了一層深粉色，地板鑲嵌了一片片白色磁磚，屋頂有點破爛不堪，牆的一邊倚靠着一個白板，日期停留在2019年2月或12月的某個禮拜三，旁邊的書架上還有幾疊已經生灰的《可蘭經》，而牆的另一邊，則張貼了三張幫助兒童學習的彩色繪圖，分別是「大字母ABC」、「爪夷文的字根基礎」和「認識我們先知（Nabi）」。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這個已經10年沒有電源的村子裏，入夜後的清真寺外，卻會亮起一盞微弱小燈。

在離開村子那天，我們碰見了負責安裝淨水過濾器和水塔的水電工凱魯（Khairul）。凱魯是一名住在附近的馬來人，與瓜拉格村的巴迪族已相識近22年，除了完成他的日常工作，他偶爾也會協助巴迪族變賣森林資源，或是從城裏將香煙帶進村子，與村民的關係，感覺上應該非常融洽。詢問下，凱魯笑稱，清真寺的電源是他刻意裝上去的：「那個電原本是供應水源系統的，但我們看到整個村子那麼暗，所以就特意為他們拉了一點電進來，裝個燈泡，順便裝個插座，讓他們可以進清真寺充電話，都是免費供應的。」

順着他的話，我們試探性地問了一句：「那你覺得巴迪族信仰伊斯蘭教，有比較好嗎？」

只見凱魯繼續笑着回答：「當然好啊，在伊斯蘭教裏，我們一天禱告5次，每次禱告都是一次淨身。當我們淨身了，健康就會變好，飲食也會控制好。在伊斯蘭習俗裏，我們不能吃豬肉，不能吃像是猴子啊、蝙蝠啊這種野生動物。但如果巴迪族沒有宗教，他就會一直吃一堆奇怪的東西，可能那個動物有病毒你也不知道，結果吃了，全部人一起死掉，就和現在發生的這個新冠病毒，是一樣的故事。」

只是，每一天從晨禮、晌禮、晡禮、昏禮到宵禮，這座清真寺都空無一人，用來宣禮的大喇叭一直靜靜的，就連宗教司也從未出現在村子過。唯獨有村民特意開鎖進去打掃時，一群光着腳丫的孩子，才會衝進裏頭，聚集在牆上的彩色字卡前，用手指隨意點着上面的圖樣和爪夷文，牙牙學語地大聲吟誦着一句又一句——「真主偉大（Allahu Ak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