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资料有罪？六名香港记者亲述调查报导的风险与地雷

今年11月3日，香港资深记者蔡玉玲遭警察到家中拘捕，指她涉嫌在制作香港电台铿锵集节目《7.21谁主真相》中，登入车辆登记册查询车牌信息时，构成违法。蔡玉玲最终被控以两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而作出虚假陈述”罪，案件在今日提堂。

事件掀起轩然大波，多个记者工会批评警方打压媒体报道，滥用《道路交通条例》，记者“查册”突遭控告，让业界人心惶惶。再加上《苹果日报》早前突遭警察大搜查，香港警方修改《警察通例》，重新定义何为传媒代表等事件，一时间，香港是否仍有新闻自由，调查报导如何做下去，在美国大选之外成为最近的香港热点。

记者查车牌为何触碰法律？在香港，所有车辆必须于运输署登记及领牌，方可使用，而车牌登记册，正是纪录了车主和牌照的相关资料。现时，任何一名香港市民，只要先申请有效的电子证书，登入登记册网站，付出45港元，可根据一个车牌号码，查到车辆资料及车主身分，包括姓名、身分证号码与登记地址。《7.21谁主真相》中，编采团队正是凭借这一系统，查出曾接载元朗白衣人的车辆中，有部分车主为村代表，并得到其中两位村代表的住址，得以上门追访，寻求他们的回应。

这个查询过程，被香港记者称之为“查册”。在香港，像车辆登记册这样可供查阅的注册资料有过百种，其中有政府管理的数据库，也有各种行业协会的资料库，记者主要使用的包括：出生登记册、商业登记册、公司登记册、土地登记册、婚姻登记册、车辆登记册及选民登记册等。记者之外，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人员也经常“查册”，以确保在投资、并购、聘请企业高管等商业行为前，彻查特地企业或个人的背景。而日常，一些市民在买卖房屋、投资之前，也会查册。

不过，登录以上查询系统，需要作出不同声明。例如蔡玉玲涉及的车辆登记册，需要声明“申请用途”。蔡玉玲被捕后，有传媒发现，香港运输处于2019年10月，将车辆登记册声明中的“其他，请注明”改为“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这等于，变相排除了新闻报导用途。

为了调查新闻而查册时，记者该如何声明才不至于被起诉，一时间成为整个香港传媒的疑惑。

须声明查册目的，才能登录系统的做法，始于2015年。因应私隐专员公署建议，不同登记册当时陆续要求市民声明为何要查询资料。例如2016年，公司注册处称，为了保护个人私隐，要求查册人申报目的，方可登入，但所有的“目的”选项中，并无与新闻报导相关的选项，当时一度引发热议。

香港资深财经记者、前《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任美贞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表示，事实上，香港的《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列明新闻活动可获条例豁免，这些查册工具亦理应符合立法原意及精神。

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若果披露的资料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新闻活动，可获得豁免。任美贞认为，这代表在个人私隐和公众利益之间，立法者决定以后者为先。香港记者协会曾经据此发出公开信，对公司注册处的改动表示反对，任美贞当时为香港记者协会副主席。

随后，公司注册处作出澄清，表示声明中的第7个选项——为了确定该公司、其董事或其他高级人员、或其前董事（如有的话）的详情而查册，可以涵盖新闻报导搜集资料的行为。

此次澄清后，记者继续查册调查涉及公众利益的议题，例如选举中的种票、官员的资产等，多年来相安无事。任美贞认为，这正正确立了查册的正当性，亦彰显了私隐条例的立法精神。

得知最近蔡玉玲因查车牌资料而被拘捕检控，任美贞感觉荒谬。她指出，香港电台并不是唯一一间使用车牌查册的媒体，香港各大媒体，包括亲建制媒体都有查车牌，例如今年8月《大公报》指有神秘私家车跟踪记者，遂查册公开跟踪车辆的信息。不过，警方只拘捕调查721事件的蔡玉玲，任美贞认为，“会令人觉得是一种选择性检控。”

法政汇思成员、大律师何旳匡于《香港电台》节目中亦表示，现时《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对新闻报道有豁免，但车牌查册表格却没有“新闻用途”的选项，加上《基本法》亦有条文保障香港享有新闻自由，有空间就政府的做法提出司法复核。

端传媒翻查资料发现，去年反修例运动后，不同资料名册都开始收紧。除上述的车辆登记册之外，还有选民登记册，这一资料库常被记者用于调查选举中是否出现种票等舞弊行为。去年10月，警察员佐级协会提请司法复核，要求禁止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开让市民查阅选民登记册的选民姓名地址。该警察协会在败诉后继续上诉，最终部分胜诉，根据法庭判决，只有政党、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以及“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登记的传媒可查册。

此外，对于婚姻登记册和出生登记册，入境处同样在去年10月要求，任何查询须获当事人授权，传媒则可以涉及公众利益为由申请。然而，《苹果日报》首席记者林伟聪向端传媒表示，他们已经有一年时间不能查阅婚姻登记册和出生登记册，“我们申请时，说明是记者，查获的资料是用于新闻活动，但入境处都没有批准。”

红线难以触摸，又无处不在，调查报导随时可以踩中法律的地雷。在未来，调查报导如何做下去？在记者的日常工作中，查册意味著什么？如何平衡隐私与公众利益的问题？端传媒访问了六名香港记者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思考。过去多年，他们均在财经、政治城市规划、社会民生等不同领域，进行过深入的调查报导。

调查通讯社创办人：查车牌不是为曝光隐私，一切为还原真相

“我发梦都没有想过查车牌会被捕的，”香港资深记者吴晓东说。

吴晓东于2015年创立主打调查报导的新闻通讯社“传真社”，希望实践“完全持平”的新闻报导。吴晓东说，调查报导经常倚靠报料，倘若记者不能查册，只能单凭报料人的言论去判别真伪，就可能有误差，而利用公共资料库来核查纪录，则有助让报导做到公正客观。

吴晓东说，在调查报导中，查车牌不是经常进行，但当需要去核实目标人物的身份和行踪时，查车牌是一个直截了当而准确的方法。例如一个涉及敏感利益的饭局，记者只要拍下饭店附近的车辆车牌，就可以根据查册，了解车主有否参与该饭局。

“有时都不是针对车主，报导中我们都不会公开车主的资料。”查车牌可能是针对特定利益人，例如违法或损害公众利益的官员，亦可能只是为了找出目击证人，一切“就是为了还原真相。”

2017年8月，香港爆出林子健“声称被掳”事件，公众哗然。林子健为香港民主党成员，他声称在旺角被两名操普通话口音的男子掳上货车，之后被禁锢、拷问，更在林大腿上用订书机以十字形钉入21口订书针。

传真社当时以调查报导，查证林子健于旺角的行踪。吴晓东表示，一般做法，就是前往事发地点，请周边的店铺提供闭路电视的片段。不过，假设有一些位置，店铺镜头未能覆盖，“即使只有几十秒，都会是报导的关键。”这时候，记者就要留意停泊在附近的汽车——现时的汽车通常附带镜头，或有机会拍摄到林子健。

“但你要找到车主，可能就需要查车牌（找出车主住址），然后上门解释，请求车主提供影片。”

我们有一个原则，if doubt, leave it. 和普通法一样，疑点是归于被告。若查出有疑点，就宁愿不报导。

吴晓东强调，希望市民明白，记者查车牌并不是为了曝光车主的个人资料，只是为了还原真相。“我们有一个原则，if doubt, leave it. 和普通法一样，疑点是归于被告。若查出有疑点，就宁愿不报导。”

11月3日早上，吴晓东收到同事传来信息——蔡玉玲被捕了。之后的一整天，他都无法集中精神工作。除了考虑到此事对调查报导的影响之外，更因为蔡玉玲是他既熟悉且欣赏的同行。传真社刚成立时，蔡是第一批加入的记者。

吴晓东记得，当年知道蔡玉玲在《香港电台》任职《铿锵集》编导，他重看数集，发现当中包含不少调查元素，所以邀请她加入传真社。蔡玉玲当时离开港台的公务员编制，减薪加入传真社做调查报导。吴晓东说，后来传真社财政困难，她又自愿离去，以令传真社继续运作下去。

此刻来看，吴晓东认为，蔡玉玲被检控未至于全面影响调查记者的日常工作，不过他心中担忧：倘若将来有一件与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必须靠车牌去查证，该如何是好？假如蔡玉玲最终被判有罪，以新闻为目的去查车牌被定性为非法，吴晓东认为，记者别无选择，只能停止。

他认为这不是懦弱或恐惧，而仅仅因为，“记者不会去选择做犯法的事去采访。”

《苹果日报》首席记者：纯粹靠查册，翻出局长囤地猛料

《苹果日报》首席记者林伟聪擅长调查报导。过去半年，他被问得最多的是，“你担心吗？”港区国安法通过时，人人这样问他；警察搜《苹果》报馆时，又有人问他，而最近，同行因查册而被捕，林伟聪说，已经无暇担心。

做记者多年，林伟聪利用查册系统，挖出过重要线索。他表示，调查记者最常使用的两大系统，很可能是土地登记册和公司登记册。2013年，他正正利用这些资料库，揭发时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编按：现任香港财政司司长）于新界东北发展区囤积土地。

“一开始，我们查册其实不是针对陈茂波的，而是想调查四大地产发展商的地权分布。”林伟聪回忆，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记者们先到香港地政总署购买发展范围的地段索引图，根据图上的地段编号，再去土地登记册查册，找出特定地段的业权资料。若地皮的业主是某一公司，则再就该公司名称，去公司注册处进行查册，了解该公司的股东、董事等。

林伟聪说，没想到，在浩瀚的文海之中，记者发现一条特别的线索：一间持有地皮、名为“国万实业有限公司”交给公司注册处的周年申报表上，竟有著时任香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的妻子许步明的签名。而且，在国万于1994年买入地皮前，原来的买卖协议更是由陈茂波本人签署，再结合其余证据，记者最终疏理出陈茂波身为时任发展局局长，却于政府的发展区囤积土地，涉嫌利益冲突的报导，同时，陈茂波的政治助理何建宗亦涉及囤积土地。

“有些人以为我们有线人报料，其实真的纯粹靠查册，整理资料，找出当中的故事。”
林伟聪说，让人担忧的是，早于蔡玉玲被检控之前，查册已经被收紧。

2019年10月，香港入境处要求查阅者需获当事人同意或向入境主任申请，提供合理的查册目的、用途，方可查阅出生登记册和婚姻登记册。林伟聪表示，当时《苹果日报》就新规定向申诉专员公署投诉，公署回复投诉“部份成立”，称传媒可以公众利益为由申请查册。

我们做调查报导，事事都讲求证据，如果他们不停阻碍我们接触公开资料，会损害到我们做调查的能力。

不过，此后《苹果》记者申请查册，始终未果，至今已经一年无法查阅资料，一些调查线索也只能因此搁置。

林伟聪向端传媒表示，有一宗有关僭建的调查报导，当时手上只有目标人物配偶的资料，只能靠查阅婚姻登记纪录来核实二人关系，但由于未能申请查册，没有客观纪录证明，就不能报导。“我们做调查报导，事事都讲求证据，如果他们不停阻碍我们接触公开资料，会损害到我们做调查的能力。”

资深财经记者：查册查出中共领导层香港资产线索

任美贞是资深财经记者，在香港传媒任职30年，无数次使用公共注册资料。熟练运用公司登记册等资料，曾经让她查出可能涉及中共领导层的利益关系的线索，而这一线索，引发当时《南华早报》的撤稿风波。

2017年，任美贞留意到一个年仅32岁、名为蔡华波的新加坡商人，在香港有多项投资，更多次增持半岛酒店母公司香港上海大酒店的股份。任美贞表示，当时财经界早有传闻，他是某人的女婿，“但是，传闻归传闻，若你没有文件佐证，就不可以写。”

任美贞于是进行查册，希望于蔡华波名下的公司找线索。查册中，她发现一家名为Chua & Li Membership Company Limited的公司，蔡华波与一名名叫栗潜心的女士，各自持有该公司50％股份；同时，两人的注册地址均为香港赤柱豪宅区赤柱滩道6号的注册地址。再追踪研究，文章指，“字面上看，栗潜心的名字和栗战书女儿的名字相同”，而栗战书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任美贞根据上述资料，于《南华早报》撰写专栏文章，文中并未提及蔡华波的财富来源，亦没有提到任何贪腐问题和指控。《南华早报》后来撤稿并发表声明致歉，称此文使用了“多项无法证实的暗示”。任美贞说，她随即停笔放假，约一个月后辞职。

对于蔡玉玲被捕一事，任美贞认为，铿锵集《7.21谁主真相》的报导充分平衡公众知情权和个人私隐；该集乃有关元朗721白衣人袭击事件的专题报导，涉及重大公众利益，调查过程公开透明，并且有给予对方回应的机会，亦未有披露车主的任何个人资料，她认为警方拘捕行动没有依据。

长远来说，任美贞说，此事影响深远。一来可能会带来寒蝉效应，二来考虑到香港媒体的财政状况大都不甚理想，但凡有法律风险的事，媒体高层都倾向不会进行。

“这次事件，给了媒体公司一个借口，或者一个现实的理由去kill story（毙掉选题）。”

调查记者：我们曾经以为，他们不会撕破脸去吿记者

调查记者余洛文（化名）说，获悉记者蔡玉玲被捕时，他震惊之余，又觉得一切早已预料。他感觉，自反修例运动以来，“警察开始将记者当作敌人”，记者的工作环境越来越不安全。

余洛文曾在一家大型媒体从事调查报导多年。他曾经在收到一份简单的市民报料后，透过大量查册，查出没有居港权的马来西亚人买卖丁权，以及已故乡议局主席刘皇发父子涉嫌套丁的系列报导。

在香港，从港英时期开始，一直都有政策批准认可乡村的男性原居民，一生有一次可以免补地价，兴建一座小型屋宇，这一特殊权益称为“丁权”。而且，原居民必须同时拥有丁权及土地，才能建丁屋。不过，许多人有丁权而无土地，一些商人看中了这点。发展商假装转让土地予原居民，令原居民以丁权申请建屋牌照，而发展商和原居民则私下签署秘密协议，等大批丁屋建好后，转手给发展商获利，这一过程被称为“套丁”。

“当时我们收到一个很简单的报料，只是说那里有些丁地，涉及某些人的名字。”余洛文回忆，于是他与同事先透过土地注册处的文件，发现该址甚至整个屋苑，很多丁权申请人竟然是外国的马来西亚人，并没有香港身份证，但却拥有丁权。

于是，记者前往马来西亚追访，假装是香港的地产发展商，发现这些马来西亚人原来是新界原居民的后裔，他们更向记者表示，一直由香港同乡安排出售丁权。

记者继续跟进，又通过公司登记册，发现刘皇发及其妻子刘吴妹珠，正是购入涉事地皮的人，他们将地皮分割并卖予28名男丁，随后，所有马来西亚的原居民男丁又授权刘皇发的儿子刘业强，申请建屋贷款。

“若果没有查册，就要靠insider（业内人），会非常困难。”

余洛文认为，香港的查册系统尚算方便，资料亦算齐全，“就是有时贵了一点。”查册的费用一次从十几元到百几元一份不等，马来西亚套丁这份报导，光是在查册上也花费了近万元。

当时我们都会假定，即使告上法庭，法官都会尊重《基本法》赋予有关新闻自由的权利，权贵亦不会撕破脸皮去控告甚或拘捕记者。

余洛文承认，其实蔡玉玲被捕以前，查册时都会有些许顾虑，因为都会有些字眼警告，查册所得资料必须符合声明中的目的，“但当时我们都会假定，即使告上法庭，法官都会尊重《基本法》赋予有关新闻自由的权利；权贵亦不会撕破脸皮去控告甚或拘捕记者。”

他预计，政府将来不需要再次收紧查册工具的法律规限，一来香港大量商业交易需要使用这些工具，二来，其实现在已经有不少法例，可以用来“阻吓记者”甚至作出检控。“若想继续在这里做一些批判性的报导……在这个年代，做记者就要有心理准备。”余洛文说。

《明报》调查记者：“我们无所适从，亦没有时间去想出替代方案”

《明报》侦查组记者罗霈颍也发现，近来各项查册工具均开始收紧，其中她最担忧的，是香港屋宇署楼宇信息中心的百楼图网。不少调查记者都用这个资料库，来查核一个房屋单位有否涉及僭建，即违规建筑。

2018年的郑若骅僭建风波正是一例。罗霈颍参与了这份报导，她回忆说，进行报导之初，完全没有任何市民报料或内部消息。

“当时传闻郑若骅会出任律政司司长，我们惯例都会查一下有关她的报导。”刚好，2016年有一宗新闻，称郑若骅大宅遭爆窃，疑是郑的家人正于地库开圣诞派对，郑和丈夫两人不在家，窃贼趁虚而入。“我们就觉得怪怪的，地库深得被爆窃也听不到？而且独立屋有僭建的机会亦颇大。”

如是，她们派出记者，装作意欲购置独立屋的客人，前往郑大宅周边的独立屋视察；又使用航拍机，确认地形，“（随行的）地产经纪还说，这个地区很适合僭建，每间屋都有地库的。”综合上述资料，罗霈颍判断该宅极有可能僭建，遂以百楼图网核对建筑图则，最终完成报导。

“若果没有百楼图网，这个报导没法完成的，你没有图则，就不可以指控别人僭建。”

不过，查阅百楼图网时，需要实名登记，亦要选择目的声明，蔡玉玲一事后，罗霈颍亦开始忧虑，日后会否同样被捕？

今年7月，属于中旅社的铜锣湾维景酒店被征用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的办公地点，但传媒发现，百楼图网上有关该地址的图则资料，皆告消失。屋宇署回应，图则属于“版权人”的“艺术作品”，有权不公开作品。然而，如果人人都据此因由不公开资料，“就算我看到有个天台屋，但不能对比图则的话，根本无证实（是否僭建）。”

最近被收紧的，还有选民登记册。罗霈颍表示，传媒一般会使用选民登记册，进行有关种票的调查报导。然而，警察员佐级协会以防止警员被“起底”为由，入禀禁止查阅选民登记册后，今年6月开始，只有候选人、政党，以及在政府新闻处有登记的传媒才有权查阅，而且每间传媒每日只可派一人查阅半小时，并禁止使用电话及笔录，其间会有数名职员在场监视。

区区三年光景，人情或许依旧，香港却已全非；调查记者由全无担忧，到处处忧虑。

罗霈颍称，从今往后，恐怕再难进行有关种票的调查报导。“香港有四百多个选区，一日半小时可能只可查到一个小区。”

蔡玉玲被捕当日，罗霈颍想，自己的工作与蔡玉玲所作的，几近完全相同，“如果她出事，我们这些做侦查的记者，他朝亦有机会被捕。”翌日，她回到公司， 特意查看各项调查工具及公共资料库的目的声明和规例，再和同事仔细讨论，最终决定，除非是重大报导，暂时不会再查车牌。

罗霈颍于三年前加入明报侦查组，她回想，区区三年光景，人情或许依旧，香港却已全非；调查记者由全无担忧，到处处忧虑。“收窄的速度快得，我们无所适从，亦没有时间去想出替代方案。”

前财经记者：公共资料库的客观纪录，原是调查记者的保障

孟诗韵（化名）是香港资深财经记者，在传媒界打滚15年，不久前离开传媒行业。近年，记者在调查报导中，使用公共资料库乃极为普遍之事，不过孟诗韵回忆说，2000年她初入行之时，查册于财经版并未普及。

2006年，她试图说服报馆上司，利用商业登记系统查询各公司董事和股东之间的关系，最终不果。不过，她坚持使用此资料库，更不惜自费查询，“（查出来的结果）
令他们很惊喜，没想过可以查到这么多资料。”后来，上司更著她将此法分享予同事。

孟诗韵介绍说，在财经新闻中，查册并不算是最关键的工序，不过，公司注册纪录中的董事信息，经常透露重要的线索，可以成为重要的新闻线索。

公司登记册是香港公司登记处辖下的一个资料库，一家企业的基本资料，包括地址、名字，到获授权代表的资料、股本结构、董事姓名、以至清盘人的资料都可以查到。

孟诗韵举例说，2011年何鸿燊家族分产纠纷一事，一众媒体均想查证何的资产分配。当时，《明报》翻查公司注册处的资料，再对比公司公告，发现何家族的股权有所变动，及后各家媒体跟进，引发一连串报导。

公共资料注册是一个体现信息自由、透明、流通的制度，这是香港价值的根基…… 以后可能在google搜寻都犯法了。

由于财经报导经常涉及重大利益，收律师信，遭司法诉讼可说是家常便饭。孟诗韵表示，以前记者们觉得，一旦被告上法庭，公共资料库的客观纪录正是一个重要的保障。

“万一告我们诽谤，即使我们不可以披露报料人的资料，但凭著查册资料，就可以给法庭一个合理的解释。”

她说，没有想到，今天，查册不再是调查报导的保障，而是变成记者随时被控违法的地雷区域，这一切她无法理解。她叹气道，“公共资料注册是一个体现信息自由、透明、流通的制度，这是香港价值的根基…… 以后可能在google搜寻都犯法了。”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孟诗韵、余洛文均为化名。）

(特约撰稿人李智贤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