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怕VCR：盜版錄影帶如何改變世界

美國司法部日前大動作逮捕了一個幾乎盜遍所有好萊塢電影的跨國盜版團隊 SPARKS成員。

這個集團同時還與全球十多個盜版團隊形成了一個組織嚴密的網路聯盟 The Scene。盜版新聞網站 Torrentfreak 說這些盜版生態 圈的人經常自比希臘神話中的九頭蛇，因為就算被砍掉一個頭總可以不斷重生，然而這次事件其實更像另外一個典故——阿基里斯之腱，一箭射中要害。根據盜版資料庫 PreDB 的統計，事發第二天全球網路上的新盜版檔案數量立刻從一週前的單日1944筆驟降為單日168筆。

這個威嚇意味濃厚的大動作，很可能是在替《天能（Tenet）》和《花木蘭（Mulan）》兩部被寄予厚望重啟全球電影市場的大片排除障礙。美國的疫情使《天能》不得不在海外市場優先於美國國內上映，檔期的時間差替盜版發行網絡製造了機會。《花木蘭》則採同樣罕見的網路和電影院同步發行，也大大提高了高品質網路側錄版流出的機會。然而無論如何取締，最終《天能》和《花木蘭》的盜版影片仍在上映後幾天內現身網路。

這樣的貓捉老鼠遊戲不是在網際網路發明之後才開始。早從半世紀前第一台可以拷貝影片的家用 VCR 錄影機問世以來，好萊塢就沒有一天有可以睡得安穩。

同樣為了錄影機睡不安穩的還有當年鐵幕內的共產國家政府。

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錄影機的拷貝技術後來並沒有瓦解電影業，倒是隨手推翻政府、解放了好幾個鐵幕國家的人民。以下是盜版錄影帶如何改變世界的故事：

好萊塢企圖殲滅的科幻道具

1975年 Sony 推出第一台 Betamax 格式的家用錄影機，並將該產品推向美國市場。第二年隨即被 Universal 和 Disney 兩家好萊塢片廠告上法院，認為他們製造了一款專門用來侵害著作權的犯罪工具。

Sony 在法庭上向法官解釋一個聽起來很像來自某部 Christopher Nolan 電影的科技名詞：時間平移 （time shifting）。

實際上 Sony 既不是錄影帶格式的勝利者（最後是 VHS 贏了），也不是開創者。世界上第一台錄影機是美國磁帶技術廠商 Ampex 在1956年推出的 VRX-1000，接下來 30 年間至少還有幾十種錄影帶格式被研發出來，但所有人都不知道該告訴消費者把這台昂貴的機器買回家能做什麼。結果是 Sony 率先突破盲點：“Watching Whatever Whenever” 報紙上的 Betamax 廣告這麼說。

這句廣告標語就正是 Sony 在法庭上主張的「時間平移」概念的精髓。

21世紀的我們很難想像時刻表曾是電視體驗的核心。直到幾週前紐約時報都還在紐約地區的版本保持電視時刻表這個超過半世紀的傳統。神奇的錄影機把內容決定的權力從電視台和電影院老闆轉移到觀眾手上，讓觀眾可以用遙控器掌控什麼時候看以及看什麼。它讓電視機這個媒介從此具有 Netflix 的節目隨選特質（可以自己決定看甚麼），有 YouTube 的創作參與特質（可以自己拼貼剪輯內容），還有Twitch 的直播存檔特質（可以把稍縱即逝的直播永久留存）。然而這個影響力堪比網際網路的革命性產品差點就夭折在 Sony Corp.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這個盜版訴訟中。

多年後公佈的檔案顯示，當年美國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的多數意見一開始是支持好萊塢的主張，準備要讓錄影機這種盜版工具從世界上消失。後來大法官 John Paul Stevens 主筆的判決主文甚至原本是寫來當作不同意見書的少數意見。

讓風向改變的主因是一路告到最高法院的訴訟曠日廢時，到了1984年大法官準備做成判決的時候錄影帶早已風靡全美三分之一家庭並成為好萊塢的重要收入來源，片廠主張的產業損害因此顯得越來越沒有說服力。而讓判決翻盤的最後一根稻草，則是廣受美國家庭喜愛的兒童節目主持人 Fred Rogers （Tom Hanks在《知音時間（A Beautiful Day in the Neighborhood）》中扮演的真實人物）以證人的身份在法庭上的陳述：

「我向來很不認同讓別人來替你安排看什麼節目。我的整個電視生涯都在傳播一個理念：你就是最要緊的人物，你有能力做出各種健康的決定。因此我認為任何一種讓人用更健康的方式掌控自己生活的工具都是無比重要的。」

法官在判決引述了 Rogers 的證詞，認定這種賦予使用者「時間平移」魔法的神奇道具是著作權的合理使用範圍。Sony 因此獲得歷史性的勝訴判決。

和捷克導演 Milos Forman 長期合作的美國名製片Saul Zaentz （《阿瑪迪斯 （Amadeus）》）當年曾預言錄影帶終究會帶來更多影迷，因為「錄影帶其實使更多人對電影產生興趣並開始真正討論一部電影」。結果Sony案的判決出爐三年後，北美電影市場果真開始隨著錄影帶市場的倍數成長而觸底反彈，電影院票房年年攀升。就像後來的網際網路一樣，錄影帶最終沒有摧毀電影產業，反而像Netflix那樣替內容產業的營收來源增加了另一條巨大的水管。

這條完全由你的遙控器操控的水管才是名符其實的 You-Tube。

誰怕壞壞的大野狼

接連捲入女主角挺港警和新疆協拍等政治爭議的《花木蘭》，也引發港台網友熱烈爭論到底該不該看盜版以及看盜版電影構不構成一種政治表態。

事實上磁帶錄影機剛問世沒多久，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就將它當成政治工具進行了一場精采絕倫的政治表態。

1959年美蘇決定輪流到對方的國家舉辦展覽，名義上是增進互相瞭解以便更深入交流，實際上各自到對方的地盤上展示科技實力來宣揚國威。

7月24日尼克森總統帶著蘇聯最高領導人蘇共第一書記赫魯雪夫（N.S. Khrushchev）參觀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展覽會（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尼克森政府非常精明地沒有用軍事科技來展示實力，反而將展覽焦點放在洗衣機、電冰箱和洗碗機等日常家電上。他的用意是在展示美式資本主義確實替美國人帶來更優越的生活方式。赫魯雪夫則酸溜溜地反問：「你們還沒研發出自動將食物送進嘴巴並推下去的機器嗎？」並指出美國存在了150年才達到這個水平，才剛成立37年的蘇聯則只需要再7年就達到相同水平，甚至超越美國。

這場全長16分鐘的「廚房辯論」（因主要在美式廚房場景中進行而得名）被使用 RCA 攝影機和剛剛問世的Ampex錄影機全程記錄下來。其中還有一個對話場景發生在展示電視技術的 RCA 展館，我們可以在保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錄影帶中聽到畫面外的導覽員正在向兩位國際領導人介紹正在記錄兩位領導人身影的彩色錄影帶技術：「這段影片可以立刻用來重播，品質會好到讓你以為是現場直播。」

畫面中的尼克森則略嫌誇張地猛點頭表示讚許。

稍後，美蘇之間還為了這卷帶子發生了一點不愉快的插曲。尼克森原先承諾赫魯雪夫兩國可以同步播出「廚房辯論」的實況，但美國三大電視網搶先在隔天播出影帶內容，使措手不及的蘇聯大為光火。蘇聯電視台只好默默地在幾天後的深夜時段播出了翻譯缺漏非常多的部分對話內容。

蘇聯對於錄影機/錄影帶技術的戒慎恐懼其實遠高過好萊塢。他們一直認為這種西方科技總有一天一定會危及他們的政權，因為它就像已受蘇聯嚴格管控的影印機一樣，有能力快速複製並散佈政治觀點。1982年升任 KGB 國安委員會主席的 Viktor Chebrikov 多次在黨內會議上疾呼錄影機和錄影帶進入黑市的威脅。

1985年是錄影帶在美國市場大爆發的一年，同時也是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的一年。戈巴契夫比之前的蘇聯領導人更信仰媒體的力量，並試圖馴服錄影帶這個新科技為己所用。所以蘇聯在嚴格管制錄影機和錄影帶進口的同時，開始在國內加緊生產不相容於外國錄影帶的國產錄影機與之對抗，甚至在莫斯科設立了多家國營錄影帶出租店來提供符合蘇聯利益的錄影帶內容。

就像1933年Disney動畫《三隻小豬（Three Little Pigs）》歌詞中唱的：「誰怕壞壞的大野狼（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lf ?）」，不論三隻小豬用各種高大壁壘防堵或是試圖馴服錄影帶這頭瘋狂的大野狼，最終都沒能奏效。

盜版西方電影的錄影帶最後是以老鼠打洞的方式突破鐵幕，飛入蘇聯的平常百姓家。

塔林的老鼠洞

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Tallinn）是新片《天能》中的關鍵場景。事實上，塔林同時也是盜版錄影帶這隻大野狼突破蘇聯重重防線的最主要破口。

事起於1971年 YLE 芬蘭廣播公司在赫爾辛基首都圈蓋了一座新的電波塔。芬蘭人單純地只是想要改善首都圈的電視訊號，完全沒有其他政治企圖。然而這支電波塔的溢波卻一路跨越芬蘭灣，直達對岸的塔林，間接誘發了1989年的東歐劇變和1991年的蘇聯解體。

這支電塔之所以會引發這麼大的效應是因為愛沙尼亞人不只在家裡冒險偷看芬蘭電視台，更開始用錄影機錄下電視台播放的《Star Wars 星際大戰》、《First Blood 第一滴血》、《Emmanuelle 艾曼紐》等西方電影。這些錄影帶透過地下管道滲透進蘇聯和其控制的東歐各衛星國家，進而自然生長成為了一個服務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人的巨大盜版生態圈。

另一個重要推手是少數獲准出國的船員和飛機機組人員夾帶了大量 Sony 生產的錄影機和 Walkman 隨身聽等非法電子產品透過黑市販賣。軟體有了，硬體也有了。這個盜版電影生態圈只差一個關鍵的犯罪職務：錄影帶口譯。

因為上字幕或是找配音演員來配音不敷成本，而且分工越細、牽涉越多人就越容易被 KGB 的秘密警察找到破口，所以這些盜版錄影帶通常就是直接在聲軌上多加一個口譯員的聲音，由一人演出所有角色加旁白。而且多數時候口譯員既沒有劇本，也沒有時間先看過電影，多半是仰賴臨場反應的即興演出。其中一位帶有濃厚鼻音的口譯員一直被江湖盛傳是怕 KGB 辨識出它的聲音而故意用曬衣夾夾住鼻子說話。本名為 Leonid Volodarskiy 的他後來現身受訪時曾說俄羅斯人迄今仍會猛問他曬衣夾在哪裡，讓從小鼻骨就受傷的他覺得頗為困擾。

這些只聞其聲、不識其人的口譯員就是一整個世代的蘇聯人認識外面世界的破口。

2015年羅馬尼亞的紀錄片《Chuck Norris vs Communism 我們偷看的電影》揭露了另一個匪夷所思的口譯員故事。看起來平凡無奇的婦人 Irina Margareta Nistor 實際上在一整個1980年代過著超級英雄一般的雙重生活：白天她在羅馬尼亞官方電視台負責節目審查，下班後她在自家地下室從事另一個逃避國家審查的犯罪事業——為超過三千部盜版錄影帶口譯配音。

嚴管媒體的羅馬尼亞政府遇上了盜版錄影帶氾濫反而有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寄望這些外國電影可以轉移羅馬尼亞民眾對於各種饑荒和醫藥短缺等國內問題的注意力。不過祕密警察仍會不定期出動查緝。

事實上 Nistor 和雇主剛剛認識的時候，都曾懷疑對方是臥底的秘密警察。結果是多年後因工作量不堪負荷而增聘的第二個口譯員才是真正的臥底。遭破獲之後，老闆竟以幾卷錄影帶行賄官員隨即就順利從中脫身。這也顯示了不分官民都早已被盜版電影征服。

在只有兩個乏味的電視頻道可看的波蘭，錄影帶也迅速征服每個人。1988年投書波蘭電影雜誌的影迷自陳：「從前我是個電影迷，現在則是個錄影帶迷。其中唯一的差別是過去我在冷颼颼的電影院裡看片，而現在我則是在一樣冷颼颼的客廳裡看。我還有什麼選擇呢？畢竟電影是我的最愛，因為電影可以幫助我逃避兩個嚴酷的現實：我的生活，以及電視節目。」

聽起來有87分像2020年的串流革命。

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

KGB 主席 Viktor Chebrikov 的警告最終成真。1980年代在蘇聯到處流竄的盜版電影引發的個人情緒，很快就演變成為一種集體憤怒。

李小龍、羅禮士（Chuck Norris）、席維斯史特龍（Sylvester Stallone）和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這些不可能的「革命領袖」做到了尼克森沒做到的事：透過錄影帶不斷誘使這些蘇聯和東歐國家民眾從窺探別人的生活方式，進而開始向統治者索求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的同一天，波蘭團結工會透過選舉的民主程序結束共黨的統治，開啟了1989年東歐民主化的第一波風潮。

12月21日羅馬尼亞人則在總統西奧賽古（Nocolae Ceaucescu）的集會事件上用爆竹鬧事表達不滿，最後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反政府暴動。四天後，獨裁者西奧賽古遭判有罪後當場槍決。

為期一週的革命過程被新聞工作者和業餘記錄者用錄影帶記錄下來，成為史上第一場有完整影像記錄的革命，並成為1992年紀錄片《革命錄影紀事（Videograms of a Revolution）》的基本素材。

1991年蘇聯發生819政變的第二天，愛沙尼亞火速宣佈獨立，稍後獨立地位也得到蘇聯的承認。蘇聯自己則在當年底永遠地從歷史上消失。

多年後，成功爭取加入歐盟的愛沙尼亞總統 Toomas Hendrik Ilves 曾解釋該國人民和歐洲之間的長期情感連結：「從1960年代開始，對愛沙尼亞人來說芬蘭就是一扇通往西方的窗口」。他們正是從芬蘭電視台節目裡頭第一次認識民主選舉這種陌生的新事物。

2016年最後一家生產錄影機的廠商關閉生產線，使錄影帶這個革命媒介自己也正式走入歷史。

不像黑膠唱片那樣存在一種「類比優於數位」的固執信仰，從來沒有人主張錄影帶優於DVD或是BD藍光光碟。錄影帶因此大概百分之百無法像黑膠那樣等得到下一次類比文藝復興。然而DVD、BD甚至是隨身碟或是記憶卡其實都算是繼承錄影帶王朝的”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革命之子）。

此時此刻，中國製的DVD播放器和裝在隨身碟或記憶卡裡頭的盜版電影正在北韓醞釀著什麼：

北韓被認為是目前地球上資訊管制最嚴厲的國家，光是看外國電影的行為就足以被認定叛國罪成立（幾年前金正恩才槍斃了10名看南韓肥皂劇的官員）。然而根據Intermedia針對350名脫北者的調查，高達92%說自己曾透過DVD播放器接觸過國外的內容。有些脫北者過去在北韓的生計就是兜售盜版電影和電視劇。

其中一名年輕的脫北者接受NPR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訪問時說，看過盜版的《Titanic 鐵達尼號》後自己的腦袋完全陷入一陣混亂，理由是她不敢相信一個男子怎麼可能如此深愛一個女子。她從未聽過自己的父母表達這樣的愛意，因為在北韓這種愛只能對偉大的領袖表達。她說幾個小時的韓劇、龐德電影和美國摔角之後，就會讓人完全忘記自己的生活有多麼艱難，「就好像夢見自己活在另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星球上」。

因為北韓公務員的薪資極低，所以公務員也經常涉及庇護盜版黑市，試圖從中維持生計。而那些從中國邊界流入的特製播放器甚至還為了幫助北韓人躲避查緝而專門設計，可以在光碟機中假裝播放政府許可的光碟片內容，但其實真正用來裝盜版內容的記憶卡早在警察上門前被當事人緊急拔取出來藏匿。

熟悉的貓捉老鼠的行動再次展上演，就像有人用遙控器把1980年代在東歐發生過的歷史倒帶重播一樣…….

這些歷史故事當然不足以正當化所有的盜版。只是我們不應該輕易遺忘除了犯罪之外，誕生於上個世紀中期的錄影機也曾創造了一種帶有駭客文化原型的拷貝文化。原本 VHS 或 Betamax 所使用的磁帶技術的先天缺陷是每複製一次，就會出現更多難以預測的訊號衰減，比如聲音的扭曲和畫面的交疊。然而這些盜版錄影帶卻在一次又一次拷貝的訊號衰減中，得到了意料之外的超能力。

雖然錄影帶已死，但這股力量也仍有機會在其他革命之子的血脈之中繼續複製。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