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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台灣民主史之:選舉暫時停止,國民黨鷹派準備整肅

眾人既期待也相信,選舉只是暫時停止,黨外仍有活動空間。殊不知,國民黨鷹派已摩拳擦掌,要發動一步步的整肅行動。


1978年12月28日,台北,美國代表團成員從華盛頓抵達台北,憤怒的台灣示威者投擲雞蛋和西紅柿(番茄),潑紅漆及拍打黑色的轎車。 圖:AP/達志影像
1978年12月28日,台北,美國代表團成員從華盛頓抵達台北,憤怒的台灣示威者投擲雞蛋和西紅柿(番茄),潑紅漆及拍打黑色的轎車。 圖:AP/達志影像

【編者按】:台灣獨立出版社「春山出版社」,九月發表新書《臺灣之春:解嚴前的台灣民主運動》,作者是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曾從事基隆地區和臺北地區二二八口述歷史採訪的胡慧玲。這本書記載的,是七〇到八〇年代,臺灣處於嚴峻的國際情勢和獨裁統治的雙重壓迫下,黨外人士以各種形式爭取民主與言論自由的空間,也不斷重複被捕與受難的歷史。

回望這段歷史對今日的香港和台灣都同樣重要。一方面,台灣解嚴後的民主化也不過三十年略多,仍然是需要總結及回望歷史,反思和解決轉型正義之痛,並對任何意識形態的政黨/政府/權力的獨裁傾向要有所警惕;一方面,香港也在對民主的期望中緩緩展開新的歷史,如陳健民教授在本書的序言所言,香港人觀照這段台灣歷史,看到那不易,為漫漫長路做好準備。

全書共有十三個章節,光看章節名,就會讓人看到歷史的相似性,讀者或想從中有所啟發。出版社授權《端》摘錄的這段文字,摘自第五章「講沒完的政見」的部分內容,它講的是不同意識形態的交戰、國際空間的影響以及台灣本土的自決意識。它沒有給出答案,它串連的是歷史的伏筆。

民主與愛國打擂臺

黨外選舉是創意的博覽會。前臺大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和前《中國時報》省議會記者陳婉真聯合競選,前者選國代,後者選立委,兩人都以國民黨員身分「報備參選」。

十一月一日,兩陳發表〈告中國國民黨宣言〉,以該黨標榜的三民主義思想破題,批評該黨在臺施政三十年,完全背叛三民主義。蔣經國聞言大發脾氣,要求調查是否「叛國」;媒體發動圍剿,一群「反共義士」則聲言要「剷除消滅這些比共匪更惡毒的莠草」。選戰開打後,兩陳在臺灣大學正門對面,新生南路人行道上設「民主牆」,貼大字報。辛辣的內容,犀利的言論,是老師沒教的、媒體沒報的;他們又擺板凳,宛如英國海德公園的肥皂箱,大家隨時可以站上去演講。民主牆成了師生逗留、閱讀、辯論的所在,磁鐵般吸引更多人專程而來。

國民黨也在旁邊設「愛國牆」打對臺。民主牆和愛國牆,攻防交錯,從四板增長到二十多板,臺大校門口成了不夜城。

民主牆是一大突破。在此之前,臺灣反抗言論的書寫只有一個管道:出版書刊和傳單。書刊印刷需要時間,而且是單向傳播;民主牆則以機動性的大字報隨寫隨貼,並提供辯論平臺。

黨外氣勢如虹,比前一年選舉遠遠過之。但就在投票前一星期,十二月十六日凌晨,美國宣布將於隔年(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

當天中午,蔣經國發布緊急處分令,宣布大選延期舉行,「即日起,停止一切競選活動。」眾聲喧嘩,剎那歸於沉寂。

臺灣之春:解嚴前的臺灣民主運動

作者: 胡慧玲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0/09/08

臺美斷交危機

從尼克森、福特到卡特,美中建交計畫,逐步推進,舉世皆知。但蔣氏父子不斷灌輸臺灣人民:美國是堅定友邦、「中美關係」不會生變。人民也被鼓勵全力追求經濟成長,莫管國事。因此斷交消息傳來,舉國陷入末日悲情。

日後從卡特的回憶錄來看,這名被臺灣媒體指為「媚匪」的美國總統,對國民黨素乏好感。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之際,服役海軍的卡特隨軍艦訪華,在青島目睹國民黨軍隊當街拉伕,以刺刀強迫充軍。這名二十五歲的目擊者對國民黨印象惡劣。

一九七六年,卡特以喬治亞州長身分競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打贏幾場初選後,他的平原鎮鄉親突然接到臺北方面的熱情邀約,免費前往度假。他們備受款待,獲贈厚禮,並被囑咐回去影響卡特,放棄美國對中國的承諾。這種手段惹惱卡特;他因為不受關說,與部分鄉親交惡。

卡特見識到的,只是國民黨在美國影響力的一小部分。事實上,美國各界具影響力的人,或多或少都接受國民黨當局豐沛的好處。國府甚至在美國布建龐大的間諜網,滲透到政府部門、華人社區和大學校園。

美國日後才發現自己成了盟國偵防、滲透的目標—這原本是敵國才做的事。華府火大了。一九七七年,卡特上臺那年,據說臺灣被美國列入「對國家安全具有敵意」的祕密名單。臺灣的外交官及其接觸對象被聯邦調查局鎖定監視。

美中終於要建交了。臺灣陷入被美國斷交的痛苦和悲憤當中,深深的不安全感,使內部矛盾益形劇烈。斷交危機感各有不同:國民黨憂慮政權不保,臺灣人起來造反;黨外人士憂慮國民黨轉移焦點,關門打小孩,狠狠修理異議人士;人民則憂慮臺灣沒前途了。 危機處理方式也各不相同。民間方面,早在斷交只是風聲階段,股市便聞風大跌,從十月二日的六八八點,六個星期跌掉百點以上。十二月十七日斷交消息上報,一開盤全面跌停;十九日,為了止血,當局將漲跌幅限制從五%降為三%,後來更降到一%。

有辦法的人紛紛出走,和股市一樣都是未演先轟動。與張俊宏所說「上上下下沒有心防」互相呼應的,是「牙刷主義」風行。所謂牙刷主義,是諷刺黨國權貴和資本家把家人移民出國、資產轉移外國,自己也取得綠卡,只是暫留臺灣。萬一局勢生變,只要隨身帶一把牙刷,就可以輕鬆開溜。

國民黨政府方面,因應方式多管齊下:首先,端出蔣公遺訓「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做精神講話。這是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時的口號。此外,配套運動包括:發起「自強救國捐獻」運動、青年學生「從軍報國」運動,進一步強化軍力—七○年代臺灣仍是軍事大國,軍費和兵力名列世界前茅。

其次,在藝文媒體發動「愛國主義」熱潮。愛國歌曲〈中華民國頌〉日夜播唱,已到強迫洗腦的程度。〈龍的傳人〉順勢大紅。該歌曲作者侯德健後來「回歸」中國,這首歌立刻成了禁歌。

操弄愛國主義

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日報》副刊大篇幅登出一封〈南海血書〉,署名「譯者朱桂,阮天仇絕筆」。朱桂宣稱,其內弟到南海打魚,在一座荒島上發現十三具屍體和一堆大海螺殼。其中一枚海螺殼內有一件血襯衫,上面寫著越南難民阮天仇的絕筆書。其內弟攜回臺灣,由朱桂譯為中文。

根據朱桂的「譯文」,阮天仇受困珊瑚礁四十二天,風吹日曬挨餓忍渴。最後一天,用螺尖沾鮮血,在衣服上寫出文情並茂、起承轉合完整的三千字血書。阮天仇控訴,是所謂的「偉大盟邦」和「民主鬥士」,聯手使越南淪陷。

稍具常識的讀者,都知道這是影射美國和黨外人士,暗示越南亡國的命運將在臺灣發生。

二○○三年,朱桂承認該文純屬虛構,也就是說,這是一篇偽造文章。但臺美斷交時,該文在王昇策劃下,不僅編入教材,還拍成電影。光是印發給中等學校師生,一個月內就高達一百五十萬份,不僅必讀必考,學生還要寫心得報告。立法委員戰慶輝提議:「南海血書,句句真實……我們要把它編入中學教材書國文課本中,列為高中大專考試必然考題,要把它譯成多國文字散發到全世界。」

國民黨也趁機修理「背叛」的卡特政府。十二月二十七日,美國助理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率特使團來臺展開相關談判。國民黨社工會主任沈之岳(前調查局局長)召集相關單位協調,決定由救國團發動學生前往特使團所經之處抗議。

以松山機場而言,抗議群眾向特使團座車丟雞蛋、番茄,甚至拿旗桿弄破座車玻璃。看似失控的場面,明顯有政治動員的痕跡。這和一九五七年「劉自然事件」相似,後者的暴動群眾中也有部分是由救國團動員而來。

綜言之,國民黨對臺美斷交的危機處理,是透過愛國主義的操縱,化解政權的危機。操縱方式依循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政治邏輯進行:愛國必須團結,團結必須支持政府,支持政府必須譴責那些破壞團結的陰謀分子。順著這個邏輯,黨外人士迅速被打成全民公敵。

陳鼓應教授。
陳鼓應教授。圖:網上圖片

臺灣人民自決主張

國內緊張情勢升高,人心惶惶。桃園縣政府對面衛生局的白牆上,紅漆塗寫「槍斃許信良!」旁邊是縣府員工的聯署簽名。許信良找簽名者來問:「為何簽名?」他囁嚅說:「安全室主任叫我們簽的。」坊間謠傳說有共匪侵入,說縣長宿舍有五百多套警察制服,要製造暴動。黨外人士經常接到恐嚇電話,罵他們是賣國賊、臺奸、匪諜。

黨外人士面對變局,兵分多路。其中,王拓、陳鼓應、黃順興等人南下,邀請余登發共商大計。余登發,被形容為「臺灣野生政治家」,一九○四年生,高雄橋頭人,臺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預科畢業。戰後歷任第一屆橋頭鄉長、第一屆國大代表、第一屆民選的高雄水利會主委,和第四屆高雄縣長。

戒嚴時期,非國民黨籍縣市長為數很少,絕大部分上任後都官司纏身,余登發也不例外。一九六三年,他因刪除縣府預算內的國民黨高雄縣黨部補助款,把經費用來興建教室,被臺灣省政府藉故停職。一九七○年,因「凌堯舜公地放領案」被判刑兩年。

余登發下臺,兒子余瑞言、媳婦余陳月瑛、女兒黃余綉鸞、女婿黃友仁,先後奉父命參選從政,被稱為高雄「黑派」。黃友仁當高雄縣長,余陳月瑛是省議員,政治實力雄厚。一九七八年黨外助選團情勢看漲,余登發積極參加,出錢出力。臺美斷交後,黨外決定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開「國是會議」,發表〈國是聲明〉,余登發北上共赴國難。 國是會議場地原本敲定臺北國賓飯店,飯店遭受政治壓力,開會當天臨時不借場地,會議只得改到黨外助選團總部舉行。會中,黃信介推薦許信良、張俊宏、施明德、姚嘉文、林義雄—即日後國民黨秋後算帳時所謂的「五人小組」—研議黨外未來的發展方向。會後,發表一份由余登發領銜、七十三人聯署的〈黨外人士國是聲明〉,強調:

在國際強權的縱橫捭闔下,我們的命運已面臨被出賣的危機。所以我們不得不率直地申說:我們反對任何強權支配其他國家人民的命運,我們堅決主張臺灣的命運應由一千七百萬人民來決定。

強權,隱指美國和中國,至今仍是相當程度影響臺灣命運的兩大強權。

「臺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臺灣前途」,這是人民自決權的主張,早在一九四五年便載於《聯合國憲章》第一條,在臺灣被視為大忌。一九七一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是聲明〉始做明確宣示;但列為黨外人士的共同聲明,這是第一遭。

那個時代,統獨議題不是第一順位。有中國情懷的余登發,被推舉為名義上的黨外領導人。他呼籲當局立即恢復選舉,停止戒嚴,開放民主,建立自由民主體制。眾人決定,一月二十九日從臺北啟程,環島拜年,沿途散發〈國是聲明〉。 余登發並具名邀請,二月一日在高雄橋頭鄉舉行千人餐會,進行全臺串連。

臺美斷交,選舉停辦,對黨外是一大打擊。眾人既期待也相信,選舉只是暫時停止,黨外仍有活動空間。殊不知,國民黨鷹派已摩拳擦掌,要發動一步步的整肅行動。

(胡慧玲,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任職《自由時代》雜誌社 、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著有《我喜歡這樣想你》、《島嶼愛戀》、《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等書。曾從事基隆地區和臺北地區二二八口述歷史採訪,合著《悲情車站二二八》等五書,以及合著《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白色封印》、《在異鄉發現臺灣》。現任「上尚講堂」策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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