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她讀的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SARS過後畢業，回想起來，當時的路挺寬廣。一班好友沒什麼大志向，愛玩也愛工作，有人做記者、有人做公關，也有人創業，這些年一路見證彼此拍拖、結婚，有人生小孩也有人愛單身，但徹底離開香港，卻是很少冒出來的念頭。

「香港正在經歷一場解離，價值觀上的解離，人與人之間也解離，這是很難消化的一個過程。」那天也參加了歡送會的一個大學好友說，只有和一群價值觀相似的老友在一起，她才感覺安心，找回一種熟悉的感覺。她也正計劃著，大半年之後離開香港。

兩次移民，兩種不開心

6月中的一個夜晚，蘇天欣去看望Tina，三室一廳的房子已空蕩蕩，客廳裏堆積了好幾摞半人高的大紙箱。要搬家走人，Tina的家最難收拾。一家四口，大兒子5歲，小女兒3歲，家中請了兩個外傭姐姐，養了一條柴犬和三隻烏龜——香港一個頗為典型的中產家庭。

幾個月前，他們決心賣樓，套現了幾百萬，之後在同一屋苑租房子先住著。想到去加拿大之後兩人暫時都沒有全職工作，現在什麼都要精打細算。

「你是一個很勤力的人，有點像一隻牛，當然亦有回報，高薪厚職，會不會覺得要放棄香港很多東西？你打算去到加拿大不工作了吧？」走進家門，蘇天欣和Tina閒聊。

「是呀，一來那邊不流行請姐姐，這件事是很貴的......」 Tina回話。

Andee覺得，移民，真的是一刀斬光所有事情。

Tina的丈夫Andee搭話：「我想我某程度上已經心理輔導了她，現在很多人說移民，但其實很多人對移民是一個怎樣的concept都不知道......」 Andee說，移民，真的是一刀斬光所有事情。

追溯起來，移民是Andee家族的DNA。早於70年代，他的爺爺在九龍塘，憑一家士多白手起家，隨後移民加拿大，又把9個子女一個個帶過去。當時只有Andee爸爸留港生活，Andee爸媽離婚後，也分別移民去了加拿大，剩Andee和妹妹在香港跟外婆過。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漂浮不安，一浪浪移民潮，卻掀不起年少的Andee。他自由自在，追四大天王和龍珠動畫，也追女仔。直到1994年的情人節，他和初戀女友約會完回到家中，還在打電話約下次見面，突然發現政府來信，說他的移民申請已通過，要在三星期內入境加拿大。

「我在香港讀書不是特別叻...... 阿爸就辦了我過去，其實我和妹妹那時候不想的，香港『好地地』（好端端），」Andee回想，「那個心情到這刻我還記得...... 世界突然之間就全變了。」

在Calgary，16歲的他要同時適應從來不親密的父親、英文和新同學。當地不缺港人，但他格格不入。「我同一間highschool幾個朋友全都是世交，原來他們兩個爸爸都開廠，都是partner。他們夠18歲，媽媽買架幾萬元的跑車，我就搭巴士，自己踩單車上學，」由於英文不通，他留級兩年，為了賺零用錢，去做廚房雜工，去收垃圾。

捱到大學畢業，好歹適應了，也取得加拿大籍。念設計的他和一個洋人同學一起贏得設計大獎，被招進一家大型設計公司做實習，但公司最後招了洋人同學。Andee覺得華人在當地還是難以融入，碰巧外婆在香港生病了，他便一個人買機票飛回香港。

那是2004年，SARS後的香港百業待興。Andee很快找到設計的工作，月薪港元一萬一，不少朋友都羨慕。他自然留了下來，一留又是16年。

認識Andee的時候，Tina就很清楚，她不要離開香港。

Tina 家族沒有移民史，她個性也黏家孝順。拍拖時，Andee第一次試探：結婚後去加拿大怎麼樣？Tina就哭了。

「我不開心了一天，我準備分手的了，」Tina回想，「我沒有想過這一生人要離開香港的。」

移民後來成了兩人間的敏感話題，每次Andee提起，「整個氣氛會變了」。

兩人都勤快拼搏，在各自的公司發展不錯，後來一步步置業、結婚，漸漸做到了公司中層，在香港朋友也多，離開這個城市的念頭，縮到了一個角落。偶爾，在Calgary的Andee媽媽會慫恿兒子一家回去，但終究抵不過香港的吸力。

直到2019年掀起的運動，改變了這個家庭的判斷。

721元朗白衣人元朗襲擊事件，對Andee影響很深。他覺得以前自己就是不太關心政治的港豬，最多投票、偶爾遊行。那晚，一家大小都睡了，Andee一個人在客廳看直播。「我開著電視、iPad，兩部電話，全開著來看，一邊看一邊『哇，發生咩事呀？』」結婚後，Andee經常陪太太和兩個小孩坐西鐵回娘家吃飯，眼見熟悉的場景爆發讓他陌生的毆打，警察久不出現，Andee呆了。

Tina感覺，丈夫「那天開始，就徹底改變了很多看法。」

Tina心裏也是。直到今天她一直不敢完整重溫721的影片。走過一年運動，她覺得政府的管治思維裏，「政治愈發凌駕公共的利益」。夫婦兩人也愈發擔心小孩的教育，擔心學校的教科書被刪改，擔心老師的教學空間被收窄，回到家，每天看著警察和示威者的新聞，他們不知道怎麼教小孩。

Andee在一家大型公司做設計，從去年開始，同事們就開始討論移民。一個有澳洲籍的同事，和Andee聊天，說不如趁樓市未垮，趕快賣樓走人。這個同事和Andee一家很像，也是一家四口，兩個年幼孩子。

「怎知他跟我說完之後，一個月內就賣了屋，然後回到澳洲再買了屋。」看著時局，再看看孩子，Andee坐不住了。回想自己的經歷，他也相信孩子越早去加拿大，才能越快適應。

今年3月，他下好決心和Tina談談敏感話題。他知道連根拔起生活不容易，背後有許多不開心，當年他突然要離開「好端端的」香港，不開心，到了今天，「我走我也是很不開心，這次我不開心是香港變成這樣。」

Tina起初回避，「我知他想說什麼，我避了兩天。」

第三天，Andee忍不住在上班途中打給太太，Tina跑上公司天台接電話，平靜地聽著丈夫在另一頭的思慮，最後回話：「好，那你和奶奶說，回去。」（編按：粵語中的「奶奶」即夫家婆婆。）

「如果我有能力的話，我要給她一本護照」

蘇天欣有愛人沒有小孩。環顧身邊，沒有小孩的朋友相對沒那麼焦急移民。她不一樣。

她天性愛自由。小時候的夢想是媽媽中六合彩，她可以一輩子在家看書。她愛中文，愛看書，近年愛習書法。回想自己價值觀的形成，她強調，「由我開始對共產黨有認識以來，我都不喜歡共產黨。」對這個政權第一印象，來自於中學開始從課本、從電視、從課外書中得知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史料。她無法理解和認同個人崇拜、普通人之間的互鬥以及對傳統文化的批鬥。

有什麼比在自己地方受到排斥更難過呢？

不過蘇天欣感覺，自己讀書和最初工作的時候，北京政權沒有那麼咄咄逼人。畢業後，她做了十多年記者，直到近年，開始愈發感受到自由和權利的萎縮。幾年前她對媽媽說，「假如有一天香港沒有《蘋果日報》，我一定要走。」她說，其實自己並非認為《蘋果》辦得多好，只是不能忍受紅線殺來。

媽媽回：「去外國做二等公民好咩？」蘇天欣駁：「有什麼比在自己地方受到排斥更難過呢？」

2018年，她離開傳媒行業，和朋友創業開市場營銷公司。雨傘後的香港氣氛低迷，她定下一個十年計劃，好好存錢，在2028年移民。計劃後來不斷加速，變成五年、兩年、一年計劃......

這些年，六四、七一，重要的集會遊行蘇天欣從不缺席。來到反修例運動，她承認自己還是個古板的和理非、「廢中」，突破不了自己去做一個勇武，但即使是和理非，她也覺得自己盡力了。

「且戰且退，即戰到一個位置沒有辦法，不想被捕就要走....... 你不知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最重要是保持自己的原則不要捨棄。」她現在覺得，留在香港只會「磨滅意志」。國安法來臨之後，她和丈夫開始研究，花150萬港元去台灣投資移民。

和蘇天欣相似，大學好友Apple也是在2018年動了離開的念頭。

「當時香港還未那樣差，只是剛剛有DQ事件，但有朋友已陸續去台灣、澳洲......」Apple回憶，她和丈夫也去聽移民講座，想給女兒更多的保障，「全世界都有研究過，葡萄牙、加拿大、台灣......」當時曾經考慮以商業移民的方式去英國，但一算成本很大，計劃又擱置了。

從小到大，Apple和丈夫Keith都沒有想過背井離鄉。雙方的父母是在香港穩打穩紮的人，家裏也沒有外國護照。Keith從事銷售行業，大學畢業後曾經在中國內地工作數年，回港後和Apple結婚成家，迎來了小女兒。這個小家庭和雙方父母都很親，三個家庭住得很近，平日兩人忙碌，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就輪番照顧孫女。

2019年6月初，一家三口在日本旅行。香港百萬人遊行、佔領金鐘的消息透過手機不斷傳來。6月12日，Keith沒有心情玩，整天拿著手機看新聞，Apple則難以置信，「會否是假新聞？」

「晚上女兒睡覺後，自己認真看一看，才發覺不對路，兩夫妻半夜對著手機一直流淚，為何香港會變成這樣？」Apple說。Keith接話，「當晚就決定了要走，612是很決定性的一天，而過去一年的演變，令我更加慶幸自己做了這個決定。」

我們有能力的話，便要給她一本護照。即使她長大後很喜歡中國，也是自己的選擇。

一年之後，我們坐在他們家，幾乎所有行李都打包好了，小小客廳被一棟棟紙皮箱佔滿了。從日本回來以後，他們快速行動，恰好在今年6月12日，反修例運動一年之際，拿到了英國簽證。4歲的小女兒在凌亂的客廳裏跑來跑去，Keith和太太的心情卻很複雜。

走這一步，最大的考量就是女兒。

Keith很篤定：「關鍵是拿護照，他日女兒一旦被拘捕，拿著特區護照是沒有用的......」看著香港很多年輕人被捕，儘管女兒只有4歲，這個父親也開始擔心。

「我們當年的父母沒有做這個決定，到我們這一代，便要為子女做決定。」Apple說，她不希望十多年後，等女兒在香港長大，又坐下來與另一半面對這個問題：走，還是留？

「我們有能力的話，便要給她一本護照。即使她長大後很喜歡中國，也是自己的選擇。」Apple說，「如果我有能力買10本（護照），我立即便會買！這是很多父母的想法。」

若不為女兒呢？

「沒有小朋友的話我，（去年）我已衝了出去。」Keith回答得乾脆。

給父母的筆記

人到中年，上有父母下有幼兒，要搬家走人，是費力而漫長的過程。

決定離開之後，Andee瘦了十磅。「睡不了覺...... 一合上眼就想起很多事情，就會爆出來。我回去會如何呢？狗如何呢？她（太太）又如何呢？」要妥當的解離累積了16年的生活，一切要算好時間和程序。

烏龜不能移民，要送朋友；柴犬可以入境加拿大，但要算好氣溫——最近太熱了，狗在機艙可能熱死，但也不能太晚才走，會冷死；兩個外傭姐姐，恰好合約在今年7月和12月到期，要開始為她們找好下一個僱主；最大壓力的是賣房子，簽約之後夫婦兩總是想，「人家會不會毀約？」

最讓Tina難以承受的，是對父母開口。她一直拖，拖到房子都賣了，不能不說的時候。

「太難跨出了，這一步，」不巧疫情爆發，不好見面，Tina 打算電話講，「電話說也有好處，emotion可以隱藏。」她戰戰兢兢，拿來了紙和筆，「我寫好scripts在一本簿上，我很緊張。」丈夫在一旁也看得緊張，「我記得那天她入去房間說：『我要打了。』我問她說用不用我陪她，幸好她說不用...... 其實我那刻也很怕，如果她家人不ok那怎麼辦，或者對她有沒有壓力呢？」

我爸爸沒有怎麼出聲，其實他是很疼惜我的，他一定很捨不得，但就沒有特別說些什麼.....

電話打通，父母在另一邊開了免提一起聽，Tina一開口還是先說了實際的：「賣了樓。」母親馬上接：「賣了多少錢？」

「我媽只是交待說擔心你和你奶奶（婆婆）要一起生活，你要注意些什麼...... 她比我想像中open；我爸爸沒有怎麼出聲，其實他是很疼惜我的，他一定很捨不得，但就沒有特別說些什麼..... 」

和父母道別難，但想到兩個孩子，Tina又很堅定，「我有義務要走。」

近年，Tina和丈夫一直感覺，在香港做父母太累了。幾年前，她工作的地點離家不遠，兒子上幼稚園的下午班，為了送孩子上學，她每天午餐時間趕回家。後來，Tina換了一份地點離家遠的工作，單程交通一個多小時，小女兒上幼稚園後，她一天都沒有送過，都是外傭姐姐代勞。

她算了一個時間表，每天早上7點多出門，那時孩子還沒起來，晚上7點多能夠回到家已經很幸運，飯後最多陪孩子玩一會就睡覺了，「等於我每天陪他們的時間最多一小時」。

兄妹上的都是家樓下的幼稚園，玩樂為主不填鴨，但Tina發現，每過一陣子就有小朋友離園，原來是這家幼稚園不利於孩子考上小學名校。「我一直不想讓孩子玩升小學的遊戲，很小就要去學各種東西，學面試，準備portfolio，其實只有兩三歲有什麼好準備呢？」

在Andee公司，同事們常吐苦水，等小孩上小學，放工時間就全是陪孩子做功課，就連上班的時候，也有同事忙著印小孩作業的資料。

自從去年運動掀起，教育有了更多新難題。每天看著新聞，兩個大人心情都不好，難以消化，但也不想把簡單的判斷傳遞給小孩。不過，孩子會從家裏的老一輩親戚或電視上學會說：「暴徒」。

Tina覺得，他們這生在80年的一代，和父母輩想法不一樣了，卻沒有更強的能力去改變現實。

「我們長輩，他們是慣於勞力、有成果，你就不要吵那麼多，到我們這些比較有知識，但你又沒有能力，那就會有一代整體比較悲情生活的人。」Tina說，她會覺得很慚愧，當很多人還在堅持留下的時候，她選擇走；但另一方面，她又覺得是幸運的，一家人在當下，還有機會走。

這些複雜而矛盾的想法，她沒有告訴父母。

倫敦的連儂牆，Calgary賣雪糕的人

最終說再見的那天，比想像中要平常。

Apple和Keith暫時沒有賣樓，不少玩具和模型還留在家中。重要的物品統統寄去倫敦了，除了衣物，還有大量醫用口罩，以及原來掛在家中的許多運動文宣。「去到倫敦要在那邊屋企搞一面連儂牆，」Apple說。

這是7月12日，港區國安法已經在港生效接近兩週。Keith覺得，自己多少像一個逃兵。「我們這些『廢中』，在香港也做不了什麼事，勇武又做不了，反過來，我知道很多香港人想去英國，如果我們做先頭部隊，或許可以幫到香港人。」Apple說著。

疫情阻斷了世界，香港國際機場空蕩蕩，只有十幾個乘客辦理登機手續，都要搭上這一班深夜飛倫敦的班機。4歲的小女兒戴著口罩和防護面罩，興奮地和一個個香港親友輪番facetime道別，每個親戚都和她約定，什麼時間去倫敦探望。

由於擔心感染疫情，Apple沒有讓父親來送別。她最不捨得父親。數年前，父親患了肺病，從此不能坐飛機。這一別，以後只能靠Apple回來香港團聚。

這一家三口離港10天後，倫敦傳來BNO護照擴權細則的消息。蘇天欣當機立斷，和丈夫移民去英國。不到一個月後，她就賣掉了房子，計劃明年起飛。

相比之下，台灣離家更近，語言、時差等也更容易習慣。不過時局的變動愈發讓蘇天欣沒有安全感。「我不覺得台灣會馬上打仗，但我覺得移民也要有移民的courtesy（禮儀），如果台灣接收了我，而以後台灣有事，我可能又走，這很沒有義氣，」蘇天欣最終決定去長遠來說更安全的英國。

她計劃未來遠程經營自己的市場營銷公司，而從事藍領行業的丈夫也支持這個決定，最近正在研究英國的工程術語、標準和香港有什麼不一樣。

在這個大時代下，唯有自己找一些令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Tina和Andee都離職了。他們挑選了一個適合狗狗上飛機的月份，準備在10月離開香港。這一別，他們將過上截然不同的生活。在Calgary，一家四口將和Andee的媽媽、外婆四代同堂一起住，夫婦兩人都暫時不打算找工作，先花時間剪草、剷雪、修房子、做家務，適應新生活。

由於擔心3歲的小女兒之後學不好中文，Tina買了好幾箱中文書先寄過去，準備以後自己教女兒中文。在香港勞累打工十幾年，現在，她想來一個gap year。

蘇天欣覺得，「在這個大時代下，唯有自己找一些令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那一晚在清空了的房子裏，蘇天欣問Tina夫婦，「有沒有一種感覺，我們以往擁有的事物都...... 即是the party is over的感覺？」

兩夫婦很認同，Andee說，「第一個16年走那時候，所有東西都捨不得，因為那時香港所有東西都很好，所有都是最輝煌...... 我這次離開香港，我真是沒有什麼特別捨不得。談得上天的朋友都走了，也是四散..... 」Andee在香港的好友，有人去了英國，有人去了澳洲，大家最近都在約，以後zoom聚會。

一陣唏噓，大家開起無聊的玩笑。Andee跟太太說，到了Calgary想去做賣雪糕的人。

「雪糕是個相當不錯的職業！」蘇天欣認真道。

「是不是很簡單？又開心，你𢳂大一點（雪糕裝多一點）。」Andee說。

Tina說她的理想工作其實是主婦。而蘇天欣說，她的理想其實是做賣盒飯的人，給人「𢳂兩餸飯」（盛兩菜飯）。「它有些忙，但不用說很多東西，只須講一句，『要咩？』，有衝勁，又可以做一些無須用腦的東西，很開心，我的夢想工作。」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蘇天欣為化名。）

（實習記者李智賢、梁思行、余頴彤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