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一年 深度 端傳媒五週年

The party is over,同窗好友的移民故事

他知道連根拔起生活不容易,背後有許多不開心,當年他突然要離開「好端端的」香港,不開心,今天「也不開心」,因為「香港變成這樣」。


7月12日,Apple一家三口在香港國際機場,準備登機移民倫敦,在機場用視像通話跟親友道別。 攝:林振東/端傳媒
7月12日,Apple一家三口在香港國際機場,準備登機移民倫敦,在機場用視像通話跟親友道別。 攝:林振東/端傳媒

畢業十多年,蘇天欣總覺得和一班大學同學還沒有玩夠。6月底,10個人租下五星級酒店的套房開派對,一班老友靠在窗邊東南西北開玩笑,但傷感縈繞不散。這是一場歡送會。

兩週後,同學Apple一家三口就要移民去從未生活過的倫敦。蘇天欣也準備和丈夫離開香港,去台灣抑或英國。這天,蘇天欣還有一個大學好友Tina沒來。為移民加拿大,Tina剛剛告別職場,幾個月後就一家四口去Calgary(卡加利),做全職媽媽。

闖入2020年夏天,蘇天欣開始有一種感覺,“the party is over”。她精通理財,最近朋友紛紛問她怎樣開離岸戶口、轉移資產,每隔一陣就傳來朋友要走的消息,「有個朋友明明還在香港讀博士,說不管了,先去倫敦;有個在銀行做中層的,也要帶著小孩去英國,這朋友的公司很多人走,他半講笑,走的人多到他擔心銀行怎麼運作下去」。

這是她從未親歷的香港。

大學她讀的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SARS過後畢業,回想起來,當時的路挺寬廣。一班好友沒什麼大志向,愛玩也愛工作,有人做記者、有人做公關,也有人創業,這些年一路見證彼此拍拖、結婚,有人生小孩也有人愛單身,但徹底離開香港,卻是很少冒出來的念頭。

「香港正在經歷一場解離,價值觀上的解離,人與人之間也解離,這是很難消化的一個過程。」那天也參加了歡送會的一個大學好友說,只有和一群價值觀相似的老友在一起,她才感覺安心,找回一種熟悉的感覺。她也正計劃著,大半年之後離開香港。

兩次移民,兩種不開心

6月中的一個夜晚,蘇天欣去看望Tina,三室一廳的房子已空蕩蕩,客廳裏堆積了好幾摞半人高的大紙箱。要搬家走人,Tina的家最難收拾。一家四口,大兒子5歲,小女兒3歲,家中請了兩個外傭姐姐,養了一條柴犬和三隻烏龜——香港一個頗為典型的中產家庭。

幾個月前,他們決心賣樓,套現了幾百萬,之後在同一屋苑租房子先住著。想到去加拿大之後兩人暫時都沒有全職工作,現在什麼都要精打細算。

「你是一個很勤力的人,有點像一隻牛,當然亦有回報,高薪厚職,會不會覺得要放棄香港很多東西?你打算去到加拿大不工作了吧?」走進家門,蘇天欣和Tina閒聊。

「是呀,一來那邊不流行請姐姐,這件事是很貴的......」 Tina回話。

Andee覺得,移民,真的是一刀斬光所有事情。

Tina的丈夫Andee搭話:「我想我某程度上已經心理輔導了她,現在很多人說移民,但其實很多人對移民是一個怎樣的concept都不知道......」 Andee說,移民,真的是一刀斬光所有事情。

追溯起來,移民是Andee家族的DNA。早於70年代,他的爺爺在九龍塘,憑一家士多白手起家,隨後移民加拿大,又把9個子女一個個帶過去。當時只有Andee爸爸留港生活,Andee爸媽離婚後,也分別移民去了加拿大,剩Andee和妹妹在香港跟外婆過。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漂浮不安,一浪浪移民潮,卻掀不起年少的Andee。他自由自在,追四大天王和龍珠動畫,也追女仔。直到1994年的情人節,他和初戀女友約會完回到家中,還在打電話約下次見面,突然發現政府來信,說他的移民申請已通過,要在三星期內入境加拿大。

「我在香港讀書不是特別叻...... 阿爸就辦了我過去,其實我和妹妹那時候不想的,香港『好地地』(好端端),」Andee回想,「那個心情到這刻我還記得...... 世界突然之間就全變了。」

在Calgary,16歲的他要同時適應從來不親密的父親、英文和新同學。當地不缺港人,但他格格不入。「我同一間highschool幾個朋友全都是世交,原來他們兩個爸爸都開廠,都是partner。他們夠18歲,媽媽買架幾萬元的跑車,我就搭巴士,自己踩單車上學,」由於英文不通,他留級兩年,為了賺零用錢,去做廚房雜工,去收垃圾。

捱到大學畢業,好歹適應了,也取得加拿大籍。念設計的他和一個洋人同學一起贏得設計大獎,被招進一家大型設計公司做實習,但公司最後招了洋人同學。Andee覺得華人在當地還是難以融入,碰巧外婆在香港生病了,他便一個人買機票飛回香港。

那是2004年,SARS後的香港百業待興。Andee很快找到設計的工作,月薪港元一萬一,不少朋友都羨慕。他自然留了下來,一留又是16年。

認識Andee的時候,Tina就很清楚,她不要離開香港。

Tina 家族沒有移民史,她個性也黏家孝順。拍拖時,Andee第一次試探:結婚後去加拿大怎麼樣?Tina就哭了。

「我不開心了一天,我準備分手的了,」Tina回想,「我沒有想過這一生人要離開香港的。」

移民後來成了兩人間的敏感話題,每次Andee提起,「整個氣氛會變了」。

兩人都勤快拼搏,在各自的公司發展不錯,後來一步步置業、結婚,漸漸做到了公司中層,在香港朋友也多,離開這個城市的念頭,縮到了一個角落。偶爾,在Calgary的Andee媽媽會慫恿兒子一家回去,但終究抵不過香港的吸力。

Tina與丈夫Andee,還有一對兒女,即將準備移民加拿大。

Tina與丈夫Andee,還有一對兒女,即將準備移民加拿大。攝:林振東/端傳媒

直到2019年掀起的運動,改變了這個家庭的判斷。

721元朗白衣人元朗襲擊事件,對Andee影響很深。他覺得以前自己就是不太關心政治的港豬,最多投票、偶爾遊行。那晚,一家大小都睡了,Andee一個人在客廳看直播。「我開著電視、iPad,兩部電話,全開著來看,一邊看一邊『哇,發生咩事呀?』」結婚後,Andee經常陪太太和兩個小孩坐西鐵回娘家吃飯,眼見熟悉的場景爆發讓他陌生的毆打,警察久不出現,Andee呆了。

Tina感覺,丈夫「那天開始,就徹底改變了很多看法。」

Tina心裏也是。直到今天她一直不敢完整重溫721的影片。走過一年運動,她覺得政府的管治思維裏,「政治愈發凌駕公共的利益」。夫婦兩人也愈發擔心小孩的教育,擔心學校的教科書被刪改,擔心老師的教學空間被收窄,回到家,每天看著警察和示威者的新聞,他們不知道怎麼教小孩。

Andee在一家大型公司做設計,從去年開始,同事們就開始討論移民。一個有澳洲籍的同事,和Andee聊天,說不如趁樓市未垮,趕快賣樓走人。這個同事和Andee一家很像,也是一家四口,兩個年幼孩子。

「怎知他跟我說完之後,一個月內就賣了屋,然後回到澳洲再買了屋。」看著時局,再看看孩子,Andee坐不住了。回想自己的經歷,他也相信孩子越早去加拿大,才能越快適應。

今年3月,他下好決心和Tina談談敏感話題。他知道連根拔起生活不容易,背後有許多不開心,當年他突然要離開「好端端的」香港,不開心,到了今天,「我走我也是很不開心,這次我不開心是香港變成這樣。」

Tina起初回避,「我知他想說什麼,我避了兩天。」

第三天,Andee忍不住在上班途中打給太太,Tina跑上公司天台接電話,平靜地聽著丈夫在另一頭的思慮,最後回話:「好,那你和奶奶說,回去。」(編按:粵語中的「奶奶」即夫家婆婆。)

「如果我有能力的話,我要給她一本護照」

蘇天欣有愛人沒有小孩。環顧身邊,沒有小孩的朋友相對沒那麼焦急移民。她不一樣。

她天性愛自由。小時候的夢想是媽媽中六合彩,她可以一輩子在家看書。她愛中文,愛看書,近年愛習書法。回想自己價值觀的形成,她強調,「由我開始對共產黨有認識以來,我都不喜歡共產黨。」對這個政權第一印象,來自於中學開始從課本、從電視、從課外書中得知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史料。她無法理解和認同個人崇拜、普通人之間的互鬥以及對傳統文化的批鬥。

有什麼比在自己地方受到排斥更難過呢?

蘇天欣(化名)

不過蘇天欣感覺,自己讀書和最初工作的時候,北京政權沒有那麼咄咄逼人。畢業後,她做了十多年記者,直到近年,開始愈發感受到自由和權利的萎縮。幾年前她對媽媽說,「假如有一天香港沒有《蘋果日報》,我一定要走。」她說,其實自己並非認為《蘋果》辦得多好,只是不能忍受紅線殺來。

媽媽回:「去外國做二等公民好咩?」蘇天欣駁:「有什麼比在自己地方受到排斥更難過呢?」

2018年,她離開傳媒行業,和朋友創業開市場營銷公司。雨傘後的香港氣氛低迷,她定下一個十年計劃,好好存錢,在2028年移民。計劃後來不斷加速,變成五年、兩年、一年計劃......

這些年,六四、七一,重要的集會遊行蘇天欣從不缺席。來到反修例運動,她承認自己還是個古板的和理非、「廢中」,突破不了自己去做一個勇武,但即使是和理非,她也覺得自己盡力了。

蘇天欣兩年前離開傳媒行業,和朋友創業開市場營銷公司,她曾經定下一個十年計劃,在2028年移民,後來幾乎不斷加速。

蘇天欣兩年前離開傳媒行業,和朋友創業開市場營銷公司,她曾經定下一個十年計劃,在2028年移民,後來幾乎不斷加速。攝:林振東/端傳媒

「且戰且退,即戰到一個位置沒有辦法,不想被捕就要走....... 你不知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最重要是保持自己的原則不要捨棄。」她現在覺得,留在香港只會「磨滅意志」。國安法來臨之後,她和丈夫開始研究,花150萬港元去台灣投資移民。

和蘇天欣相似,大學好友Apple也是在2018年動了離開的念頭。

「當時香港還未那樣差,只是剛剛有DQ事件,但有朋友已陸續去台灣、澳洲......」Apple回憶,她和丈夫也去聽移民講座,想給女兒更多的保障,「全世界都有研究過,葡萄牙、加拿大、台灣......」當時曾經考慮以商業移民的方式去英國,但一算成本很大,計劃又擱置了。

從小到大,Apple和丈夫Keith都沒有想過背井離鄉。雙方的父母是在香港穩打穩紮的人,家裏也沒有外國護照。Keith從事銷售行業,大學畢業後曾經在中國內地工作數年,回港後和Apple結婚成家,迎來了小女兒。這個小家庭和雙方父母都很親,三個家庭住得很近,平日兩人忙碌,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就輪番照顧孫女。

2019年6月初,一家三口在日本旅行。香港百萬人遊行、佔領金鐘的消息透過手機不斷傳來。6月12日,Keith沒有心情玩,整天拿著手機看新聞,Apple則難以置信,「會否是假新聞?」

「晚上女兒睡覺後,自己認真看一看,才發覺不對路,兩夫妻半夜對著手機一直流淚,為何香港會變成這樣?」Apple說。Keith接話,「當晚就決定了要走,612是很決定性的一天,而過去一年的演變,令我更加慶幸自己做了這個決定。」

我們有能力的話,便要給她一本護照。即使她長大後很喜歡中國,也是自己的選擇。

Apple

一年之後,我們坐在他們家,幾乎所有行李都打包好了,小小客廳被一棟棟紙皮箱佔滿了。從日本回來以後,他們快速行動,恰好在今年6月12日,反修例運動一年之際,拿到了英國簽證。4歲的小女兒在凌亂的客廳裏跑來跑去,Keith和太太的心情卻很複雜。

走這一步,最大的考量就是女兒。

Keith很篤定:「關鍵是拿護照,他日女兒一旦被拘捕,拿著特區護照是沒有用的......」看著香港很多年輕人被捕,儘管女兒只有4歲,這個父親也開始擔心。

「我們當年的父母沒有做這個決定,到我們這一代,便要為子女做決定。」Apple說,她不希望十多年後,等女兒在香港長大,又坐下來與另一半面對這個問題:走,還是留?

「我們有能力的話,便要給她一本護照。即使她長大後很喜歡中國,也是自己的選擇。」Apple說,「如果我有能力買10本(護照),我立即便會買!這是很多父母的想法。」

若不為女兒呢?

「沒有小朋友的話我,(去年)我已衝了出去。」Keith回答得乾脆。

Apple、Keith和小女兒,身後是準備寄去倫敦的物品。

Apple、Keith和小女兒,身後是準備寄去倫敦的物品。攝:林振東/端傳媒

給父母的筆記

人到中年,上有父母下有幼兒,要搬家走人,是費力而漫長的過程。

決定離開之後,Andee瘦了十磅。「睡不了覺...... 一合上眼就想起很多事情,就會爆出來。我回去會如何呢?狗如何呢?她(太太)又如何呢?」要妥當的解離累積了16年的生活,一切要算好時間和程序。

烏龜不能移民,要送朋友;柴犬可以入境加拿大,但要算好氣溫——最近太熱了,狗在機艙可能熱死,但也不能太晚才走,會冷死;兩個外傭姐姐,恰好合約在今年7月和12月到期,要開始為她們找好下一個僱主;最大壓力的是賣房子,簽約之後夫婦兩總是想,「人家會不會毀約?」

最讓Tina難以承受的,是對父母開口。她一直拖,拖到房子都賣了,不能不說的時候。

「太難跨出了,這一步,」不巧疫情爆發,不好見面,Tina 打算電話講,「電話說也有好處,emotion可以隱藏。」她戰戰兢兢,拿來了紙和筆,「我寫好scripts在一本簿上,我很緊張。」丈夫在一旁也看得緊張,「我記得那天她入去房間說:『我要打了。』我問她說用不用我陪她,幸好她說不用...... 其實我那刻也很怕,如果她家人不ok那怎麼辦,或者對她有沒有壓力呢?」

我爸爸沒有怎麼出聲,其實他是很疼惜我的,他一定很捨不得,但就沒有特別說些什麼.....

Tina回憶第一次和爸媽說移民決定

電話打通,父母在另一邊開了免提一起聽,Tina一開口還是先說了實際的:「賣了樓。」母親馬上接:「賣了多少錢?」

「我媽只是交待說擔心你和你奶奶(婆婆)要一起生活,你要注意些什麼...... 她比我想像中open;我爸爸沒有怎麼出聲,其實他是很疼惜我的,他一定很捨不得,但就沒有特別說些什麼..... 」

和父母道別難,但想到兩個孩子,Tina又很堅定,「我有義務要走。」

近年,Tina和丈夫一直感覺,在香港做父母太累了。幾年前,她工作的地點離家不遠,兒子上幼稚園的下午班,為了送孩子上學,她每天午餐時間趕回家。後來,Tina換了一份地點離家遠的工作,單程交通一個多小時,小女兒上幼稚園後,她一天都沒有送過,都是外傭姐姐代勞。

她算了一個時間表,每天早上7點多出門,那時孩子還沒起來,晚上7點多能夠回到家已經很幸運,飯後最多陪孩子玩一會就睡覺了,「等於我每天陪他們的時間最多一小時」。

兄妹上的都是家樓下的幼稚園,玩樂為主不填鴨,但Tina發現,每過一陣子就有小朋友離園,原來是這家幼稚園不利於孩子考上小學名校。「我一直不想讓孩子玩升小學的遊戲,很小就要去學各種東西,學面試,準備portfolio,其實只有兩三歲有什麼好準備呢?」

在Andee公司,同事們常吐苦水,等小孩上小學,放工時間就全是陪孩子做功課,就連上班的時候,也有同事忙著印小孩作業的資料。

數月前,Tina與Andee賣樓了,臨行前一直在清理和收拾。

數月前,Tina與Andee賣樓了,臨行前一直在清理和收拾。攝:林振東/端傳媒

自從去年運動掀起,教育有了更多新難題。每天看著新聞,兩個大人心情都不好,難以消化,但也不想把簡單的判斷傳遞給小孩。不過,孩子會從家裏的老一輩親戚或電視上學會說:「暴徒」。

Tina覺得,他們這生在80年的一代,和父母輩想法不一樣了,卻沒有更強的能力去改變現實。

「我們長輩,他們是慣於勞力、有成果,你就不要吵那麼多,到我們這些比較有知識,但你又沒有能力,那就會有一代整體比較悲情生活的人。」Tina說,她會覺得很慚愧,當很多人還在堅持留下的時候,她選擇走;但另一方面,她又覺得是幸運的,一家人在當下,還有機會走。

這些複雜而矛盾的想法,她沒有告訴父母。

倫敦的連儂牆,Calgary賣雪糕的人

最終說再見的那天,比想像中要平常。

Apple和Keith暫時沒有賣樓,不少玩具和模型還留在家中。重要的物品統統寄去倫敦了,除了衣物,還有大量醫用口罩,以及原來掛在家中的許多運動文宣。「去到倫敦要在那邊屋企搞一面連儂牆,」Apple說。

這是7月12日,港區國安法已經在港生效接近兩週。Keith覺得,自己多少像一個逃兵。「我們這些『廢中』,在香港也做不了什麼事,勇武又做不了,反過來,我知道很多香港人想去英國,如果我們做先頭部隊,或許可以幫到香港人。」Apple說著。

疫情阻斷了世界,香港國際機場空蕩蕩,只有十幾個乘客辦理登機手續,都要搭上這一班深夜飛倫敦的班機。4歲的小女兒戴著口罩和防護面罩,興奮地和一個個香港親友輪番facetime道別,每個親戚都和她約定,什麼時間去倫敦探望。

由於擔心感染疫情,Apple沒有讓父親來送別。她最不捨得父親。數年前,父親患了肺病,從此不能坐飛機。這一別,以後只能靠Apple回來香港團聚。

這一家三口離港10天後,倫敦傳來BNO護照擴權細則的消息。蘇天欣當機立斷,和丈夫移民去英國。不到一個月後,她就賣掉了房子,計劃明年起飛。

蘇天欣和丈夫準備以BNO護照,移民英國。

蘇天欣和丈夫準備以BNO護照,移民英國。攝:林振東/端傳媒

相比之下,台灣離家更近,語言、時差等也更容易習慣。不過時局的變動愈發讓蘇天欣沒有安全感。「我不覺得台灣會馬上打仗,但我覺得移民也要有移民的courtesy(禮儀),如果台灣接收了我,而以後台灣有事,我可能又走,這很沒有義氣,」蘇天欣最終決定去長遠來說更安全的英國。

她計劃未來遠程經營自己的市場營銷公司,而從事藍領行業的丈夫也支持這個決定,最近正在研究英國的工程術語、標準和香港有什麼不一樣。

在這個大時代下,唯有自己找一些令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蘇天欣

Tina和Andee都離職了。他們挑選了一個適合狗狗上飛機的月份,準備在10月離開香港。這一別,他們將過上截然不同的生活。在Calgary,一家四口將和Andee的媽媽、外婆四代同堂一起住,夫婦兩人都暫時不打算找工作,先花時間剪草、剷雪、修房子、做家務,適應新生活。

由於擔心3歲的小女兒之後學不好中文,Tina買了好幾箱中文書先寄過去,準備以後自己教女兒中文。在香港勞累打工十幾年,現在,她想來一個gap year。

蘇天欣覺得,「在這個大時代下,唯有自己找一些令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那一晚在清空了的房子裏,蘇天欣問Tina夫婦,「有沒有一種感覺,我們以往擁有的事物都...... 即是the party is over的感覺?」

兩夫婦很認同,Andee說,「第一個16年走那時候,所有東西都捨不得,因為那時香港所有東西都很好,所有都是最輝煌...... 我這次離開香港,我真是沒有什麼特別捨不得。談得上天的朋友都走了,也是四散..... 」Andee在香港的好友,有人去了英國,有人去了澳洲,大家最近都在約,以後zoom聚會。

一陣唏噓,大家開起無聊的玩笑。Andee跟太太說,到了Calgary想去做賣雪糕的人。

「雪糕是個相當不錯的職業!」蘇天欣認真道。

「是不是很簡單?又開心,你𢳂大一點(雪糕裝多一點)。」Andee說。

Tina說她的理想工作其實是主婦。而蘇天欣說,她的理想其實是做賣盒飯的人,給人「𢳂兩餸飯」(盛兩菜飯)。「它有些忙,但不用說很多東西,只須講一句,『要咩?』,有衝勁,又可以做一些無須用腦的東西,很開心,我的夢想工作。」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蘇天欣為化名。)

(實習記者李智賢、梁思行、余頴彤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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