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誓風波 深度

羅冠聰被DQ之後:我曾走入體制,用繩拉火車轉彎

「你在這個制度裏面,制度一定會有規條,這個規條的定義和詮釋都在他們那裏,所以他們就很容易整到你。」


2017年7月14日,香港高等法院宣判,梁國雄、羅冠聰、劉小麗及姚松炎四名立法會議員宣誓無效,自2016年10月12日宣誓當天起已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羅冠聰在立法會議員辦公室的玻璃前。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2017年7月14日,香港高等法院宣判,梁國雄、羅冠聰、劉小麗及姚松炎四名立法會議員宣誓無效,自2016年10月12日宣誓當天起已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羅冠聰在立法會議員辦公室的玻璃前。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在四名被取消資格的香港立法會議員中,羅冠聰是最年輕的面孔。2017年7月14日,剛剛度過24歲生日的第二天,他與姚松炎、劉小麗,梁國雄等四名泛民主派議員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意味着他們過去近三百天的議員身份和工作不再獲承認。

羅冠聰曾是香港歷史上年紀最輕的立法會議員,2016年9月,仍是嶺南大學在讀生的他手持五萬張市民選票,黑馬當選,堅定表示要「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當時,他已經走過頗為複雜顛簸的政治路途:從大學學生會開始接觸社運,成為學聯常委,迎着雨傘運動之勢,迅速投入並成為組織者之一;雨傘失敗之後,因成員身份和政治氣候變化等原因,學民思潮和他接棒主持的學聯走向潰散,學運四分五裂。幾經思量,他和學運領袖黃之鋒決定一同組黨「香港眾志」,首次嘗試從街頭走入議會。

如果說街頭和群眾運動是羅冠聰較為熟悉的戰場,那麼議會是幾乎完全陌生的場域,他需要有別於以往的知識和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怎樣以不一樣的身份,嘗試在體制內帶來突破和改變。採訪時他說,在短暫的議會生涯中,他不再是站在火車頭擋火車的人,而是嘗試「在這架火車旁邊,拿一條繩子拉住它,令這架火車可以轉彎」。他因而感受到一步步帶來政策改善的可能。但如今,他連站在火車旁「陪跑」的資格都失去了,他還可以做什麼?

以下為羅冠聰受訪自述,端傳媒整理:

我參加的最後一次立法會會議,是財委會討論港鐵南港島線的追加撥款。當時我還沒有想太多結果的事情,但我覺得要傳遞一個很清晰的訊息,就是這次打壓是不會令受到攻擊的人因此萎靡和消沉的。立法會這個議席從來不會是我們的終點,也不是我們唯一要做的事情。不管結果如何,我仍會有自己的空間去為這個社會付出,不會因此而沉底。

而且,辦公室在立法會九樓的這三位「一人黨」:我、阿廸(朱凱廸)、姚松炎,加上十樓的(劉)小麗,都有一個共識,就是一日仍在議會,就要一日認真審議。我們很少會隨便給一個 item(項目)過,每一個都會找一些我們覺得有問題的地方去問。

2016年10月12日,羅冠聰宣誓就任立法會議員時,在宣讀誓詞前後加入開場白和結束語,並每逢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提高「國」字的音調,2017年7月14日,經高等法院宣判,宣誓無效。

2016年10月12日,羅冠聰宣誓就任立法會議員時,在宣讀誓詞前後加入開場白和結束語,並每逢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提高「國」字的音調,2017年7月14日,經高等法院宣判,宣誓無效。 攝:吳煒豪/端傳媒

作為議員,一方面要對不同的議題有涉獵,另一方面,你要學習怎樣去營運一個辦公室。尤其是作為「一人黨」。以前可能有些事你可以自己搞定,但是來到議會層面就真的沒可能,因為現在要面對的東西,闊度和深度都不一樣。你要有一個很強很有默契的團隊在背後。我在 office 成日都講,我當大家都是同伴,有人想「呼吸」(編者按:抽菸)就去了,想吃飯就去吃了,沒什麼好限制你去做什麼,但同時也有某一種紀律存在。

很明顯,我沒有做過老闆,但現在在錢上面,其實已經有僱主和僱員的關係了,很多都要重頭學過。901室(編者按:羅冠聰立法會議員辦公室)的全職人員有五個,地區工作有三個至四個,part time 有五至六個,是一個十幾人的團隊,現在還有大概十個人的 intern(實習生)。我們每個禮拜都會開一次政策會,拿出接下來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的所有議程,判斷哪一個議程對我們來講是重要的。

而更大的轉變是,我要思考的角度和面向是不同的,因為代表的人不一樣。作為立法會議員,獲得的授權這麽廣泛,也這麽跨階層,思考一個政策時出發點可能會有變化。我的政治立場一路以來都很一致,只不過有時真的當你的立場和不同持份者有衝突時,在現在這個位置就要三思。最簡單的衝突就是,講公民抗命時,很多人跟我說不好,因為害怕我會失去議席,害怕因為這樣令我 perform (發揮)不到一些職能,害怕我去坐監了不能回來開會。

如果我是一個沒有包袱的人,可以隨便去批評,鬧遍全世界都得。但現在身份很不一樣,想事情講事情都要沉着,思考的方位也不一樣。我要 step by step (一步步)去嘗試給現在的政策、香港的方向有慢慢轉彎的空間。我當然在立法會沒權,我只有一票,政府拉票都不用理我。但市民對你是有期望的,期望你不只做一個批評者,還要有對政策的洞見,不單要批評還要想 the way out。好像一架火車,你不是說要站在一架火車前面擋住它,而是要在這架火車旁邊,拿一條繩子拉住它,令這架火車可以轉彎。

我現在很重視地區工作,但我們的意識很清楚,就是我們工作不只是為了填表去應付市民很日常的小問題。市民求助的時候我們當然要幫手,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發覺在這個區裏有什麼問題,我們能怎樣從一個推動社區運動的角度去參與。之前田灣商場改建,我們的 approach 會比較 engage 那些市民和我們一起有所行動,比如搞居民大會和示威,結果真的煞停了。我不敢講這是新嘗試,但是我們落區一定不是為了只是做服務。

在立法會的這二百幾日,九樓的阿廸和姚生是令我印象比較深的議會伙伴,他們都很勤力。姚生是議政狂人,我都不敢相信在議會裏會有他這樣一個這麽有能力、認真,又在議政方面鍥而不捨的人。他好似什麼東西都知道,什麼事情都涉獵到。阿廸是一個有很多想法,行動力很強的人,議政上也很厲害,但他更多的是將我們覺得死板的地區工作轉化,將一些新的想法帶入立法會裏。他會嘗試挑戰現在好似已經命定了的權力。

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很小。如果要改正政府的政策,要由行政長官批准。投票也有缺陷,有功能組別的庇護。但這不代表我們沒有事情可以做,我們可以拉布去拖延惡法,用議員的身份地位從一個平台發聲,能夠找到數據,可以接投訴,做社區議題也會容易很多。這些事情可能不會立即給大家帶來真普選,但對整個公民社會的建設是很有用的。這也是為什麼立法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陣地。

2016年8月14日,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到在銅鑼灣東角道宣傳政綱。

2016年8月14日,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到在銅鑼灣東角道宣傳政綱。攝:盧翊銘/端傳媒

不過我一直都覺得,真正的改變不會在體制內發生。我可以做的就是嘗試在僅有有限的空間拉出政治角力,讓我們能夠從一個平台發聲,能夠找到數據,能夠通過會議的長度讓他們感受到壓力。但真正會引發改變的,永遠都不是議會裏面,而是議會外面的壓力令整個體制有變化。

我從來都不會 expect 這個政府會在你進入體制之後就放過你,因為問題不是你處於什麼位置,而是你的主張和態度。你在這個制度裏面,制度一定會有規條,這個規條的定義和詮釋都在他們那裏,所以他們就很容易整到你。這個也是一個進入制度的人要面對的風險。在議員中,我是比較早知道宣判結果的。四人都被 DQ(Disqualify的縮寫,即喪失議員資格),我非常愕然。大家都知道會有各種方式攻擊你,但我們沒有預見到這種方式。

DQ 之後,有幾方面都令大家憂慮。首先是901的同伴,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要去想接下來該怎麼辦。第二是上訴的問題。是否上訴,我們還在討論,未有結果,因為涉及到補選策略以及錢的問題,會有很大負擔。還有不少法律上的問題要釐清,比如釋法追溯力的問題。以及,既然議席是人民的選擇,那麼選舉權利在多嚴重的違規情況下才會被剝奪。第三是追討薪金的問題,現在還不知道立法會決定追回多少薪金,但是如果數額很大的話我很難去負擔,可能真的會破產,有賴公民社會的協助。

而另一方面,這次政府用這麼大的國家機器,用這麼荒謬的過程,去打壓一些意見不一樣的人,那麼公民社會到底可以怎樣反擊?反擊力度能有多大?這個人遭受到打擊之後,他得到的社會支持是多還是少?這就是大家要想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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