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arty is over，同窗好友的移民故事

毕业十多年，苏天欣总觉得和一班大学同学还没有玩够。6月底，10个人租下五星级酒店的套房开派对，一班老友靠在窗边东南西北开玩笑，但伤感萦绕不散。这是一场欢送会。

两周后，同学Apple一家三口就要移民去从未生活过的伦敦。苏天欣也准备和丈夫离开香港，去台湾抑或英国。这天，苏天欣还有一个大学好友Tina没来。为移民加拿大，Tina刚刚告别职场，几个月后就一家四口去Calgary（卡加利），做全职妈妈。

闯入2020年夏天，苏天欣开始有一种感觉，“the party is over”。她精通理财，最近朋友纷纷问她怎样开离岸户口、转移资产，每隔一阵就传来朋友要走的消息，“有个朋友明明还在香港读博士，说不管了，先去伦敦；有个在银行做中层的，也要带著小孩去英国，这朋友的公司很多人走，他半讲笑，走的人多到他担心银行怎么运作下去”。

这是她从未亲历的香港。

大学她读的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SARS过后毕业，回想起来，当时的路挺宽广。一班好友没什么大志向，爱玩也爱工作，有人做记者、有人做公关，也有人创业，这些年一路见证彼此拍拖、结婚，有人生小孩也有人爱单身，但彻底离开香港，却是很少冒出来的念头。

“香港正在经历一场解离，价值观上的解离，人与人之间也解离，这是很难消化的一个过程。”那天也参加了欢送会的一个大学好友说，只有和一群价值观相似的老友在一起，她才感觉安心，找回一种熟悉的感觉。她也正计划著，大半年之后离开香港。

两次移民，两种不开心

6月中的一个夜晚，苏天欣去看望Tina，三室一厅的房子已空荡荡，客厅里堆积了好几摞半人高的大纸箱。要搬家走人，Tina的家最难收拾。一家四口，大儿子5岁，小女儿3岁，家中请了两个外佣姐姐，养了一条柴犬和三只乌龟——香港一个颇为典型的中产家庭。

几个月前，他们决心卖楼，套现了几百万，之后在同一屋苑租房子先住著。想到去加拿大之后两人暂时都没有全职工作，现在什么都要精打细算。

“你是一个很勤力的人，有点像一只牛，当然亦有回报，高薪厚职，会不会觉得要放弃香港很多东西？你打算去到加拿大不工作了吧？”走进家门，苏天欣和Tina闲聊。

“是呀，一来那边不流行请姐姐，这件事是很贵的……” Tina回话。

Andee觉得，移民，真的是一刀斩光所有事情。

Tina的丈夫Andee搭话：“我想我某程度上已经心理辅导了她，现在很多人说移民，但其实很多人对移民是一个怎样的concept都不知道……” Andee说，移民，真的是一刀斩光所有事情。

追溯起来，移民是Andee家族的DNA。早于70年代，他的爷爷在九龙塘，凭一家士多白手起家，随后移民加拿大，又把9个子女一个个带过去。当时只有Andee爸爸留港生活，Andee爸妈离婚后，也分别移民去了加拿大，剩Andee和妹妹在香港跟外婆过。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漂浮不安，一浪浪移民潮，却掀不起年少的Andee。他自由自在，追四大天王和龙珠动画，也追女仔。直到1994年的情人节，他和初恋女友约会完回到家中，还在打电话约下次见面，突然发现政府来信，说他的移民申请已通过，要在三星期内入境加拿大。

“我在香港读书不是特别叻…… 阿爸就办了我过去，其实我和妹妹那时候不想的，香港‘好地地’（好端端），”Andee回想，“那个心情到这刻我还记得…… 世界突然之间就全变了。”

在Calgary，16岁的他要同时适应从来不亲密的父亲、英文和新同学。当地不缺港人，但他格格不入。“我同一间highschool几个朋友全都是世交，原来他们两个爸爸都开厂，都是partner。他们够18岁，妈妈买架几万元的跑车，我就搭巴士，自己踩单车上学，”由于英文不通，他留级两年，为了赚零用钱，去做厨房杂工，去收垃圾。

挨到大学毕业，好歹适应了，也取得加拿大籍。念设计的他和一个洋人同学一起赢得设计大奖，被招进一家大型设计公司做实习，但公司最后招了洋人同学。Andee觉得华人在当地还是难以融入，碰巧外婆在香港生病了，他便一个人买机票飞回香港。

那是2004年，SARS后的香港百业待兴。Andee很快找到设计的工作，月薪港元一万一，不少朋友都羡慕。他自然留了下来，一留又是16年。

认识Andee的时候，Tina就很清楚，她不要离开香港。

Tina 家族没有移民史，她个性也黏家孝顺。拍拖时，Andee第一次试探：结婚后去加拿大怎么样？Tina就哭了。

“我不开心了一天，我准备分手的了，”Tina回想，“我没有想过这一生人要离开香港的。”

移民后来成了两人间的敏感话题，每次Andee提起，“整个气氛会变了”。

两人都勤快拼搏，在各自的公司发展不错，后来一步步置业、结婚，渐渐做到了公司中层，在香港朋友也多，离开这个城市的念头，缩到了一个角落。偶尔，在Calgary的Andee妈妈会怂恿儿子一家回去，但终究抵不过香港的吸力。

直到2019年掀起的运动，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判断。

721元朗白衣人元朗袭击事件，对Andee影响很深。他觉得以前自己就是不太关心政治的港猪，最多投票、偶尔游行。那晚，一家大小都睡了，Andee一个人在客厅看直播。“我开著电视、iPad，两部电话，全开著来看，一边看一边‘哇，发生咩事呀？’”结婚后，Andee经常陪太太和两个小孩坐西铁回娘家吃饭，眼见熟悉的场景爆发让他陌生的殴打，警察久不出现，Andee呆了。

Tina感觉，丈夫“那天开始，就彻底改变了很多看法。”

Tina心里也是。直到今天她一直不敢完整重温721的影片。走过一年运动，她觉得政府的管治思维里，“政治愈发凌驾公共的利益”。夫妇两人也愈发担心小孩的教育，担心学校的教科书被删改，担心老师的教学空间被收窄，回到家，每天看著警察和示威者的新闻，他们不知道怎么教小孩。

Andee在一家大型公司做设计，从去年开始，同事们就开始讨论移民。一个有澳大利亚籍的同事，和Andee聊天，说不如趁楼市未垮，赶快卖楼走人。这个同事和Andee一家很像，也是一家四口，两个年幼孩子。

“怎知他跟我说完之后，一个月内就卖了屋，然后回到澳大利亚再买了屋。”看著时局，再看看孩子，Andee坐不住了。回想自己的经历，他也相信孩子越早去加拿大，才能越快适应。

今年3月，他下好决心和Tina谈谈敏感话题。他知道连根拔起生活不容易，背后有许多不开心，当年他突然要离开“好端端的”香港，不开心，到了今天，“我走我也是很不开心，这次我不开心是香港变成这样。”

Tina起初回避，“我知他想说什么，我避了两天。”

第三天，Andee忍不住在上班途中打给太太，Tina跑上公司天台接电话，平静地听著丈夫在另一头的思虑，最后回话：“好，那你和奶奶说，回去。”（编按：粤语中的“奶奶”即夫家婆婆。）

“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要给她一本护照”

苏天欣有爱人没有小孩。环顾身边，没有小孩的朋友相对没那么焦急移民。她不一样。

她天性爱自由。小时候的梦想是妈妈中六合彩，她可以一辈子在家看书。她爱中文，爱看书，近年爱习书法。回想自己价值观的形成，她强调，“由我开始对共产党有认识以来，我都不喜欢共产党。”对这个政权第一印象，来自于中学开始从课本、从电视、从课外书中得知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史料。她无法理解和认同个人崇拜、普通人之间的互斗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批斗。

有什么比在自己地方受到排斥更难过呢？

不过苏天欣感觉，自己读书和最初工作的时候，北京政权没有那么咄咄逼人。毕业后，她做了十多年记者，直到近年，开始愈发感受到自由和权利的萎缩。几年前她对妈妈说，“假如有一天香港没有《苹果日报》，我一定要走。”她说，其实自己并非认为《苹果》办得多好，只是不能忍受红线杀来。

妈妈回：“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好咩？”苏天欣驳：“有什么比在自己地方受到排斥更难过呢？”

2018年，她离开传媒行业，和朋友创业开市场营销公司。雨伞后的香港气氛低迷，她定下一个十年计划，好好存钱，在2028年移民。计划后来不断加速，变成五年、两年、一年计划……

这些年，六四、七一，重要的集会游行苏天欣从不缺席。来到反修例运动，她承认自己还是个古板的和理非、“废中”，突破不了自己去做一个勇武，但即使是和理非，她也觉得自己尽力了。

“且战且退，即战到一个位置没有办法，不想被捕就要走……. 你不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最重要是保持自己的原则不要舍弃。”她现在觉得，留在香港只会“磨灭意志”。国安法来临之后，她和丈夫开始研究，花150万港元去台湾投资移民。

和苏天欣相似，大学好友Apple也是在2018年动了离开的念头。

“当时香港还未那样差，只是刚刚有DQ事件，但有朋友已陆续去台湾、澳大利亚……”Apple回忆，她和丈夫也去听移民讲座，想给女儿更多的保障，“全世界都有研究过，葡萄牙、加拿大、台湾……”当时曾经考虑以商业移民的方式去英国，但一算成本很大，计划又搁置了。

从小到大，Apple和丈夫Keith都没有想过背井离乡。双方的父母是在香港稳打稳扎的人，家里也没有外国护照。Keith从事销售行业，大学毕业后曾经在中国内地工作数年，回港后和Apple结婚成家，迎来了小女儿。这个小家庭和双方父母都很亲，三个家庭住得很近，平日两人忙碌，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就轮番照顾孙女。

2019年6月初，一家三口在日本旅行。香港百万人游行、占领金钟的消息透过手机不断传来。6月12日，Keith没有心情玩，整天拿著手机看新闻，Apple则难以置信，“会否是假新闻？”

“晚上女儿睡觉后，自己认真看一看，才发觉不对路，两夫妻半夜对著手机一直流泪，为何香港会变成这样？”Apple说。Keith接话，“当晚就决定了要走，612是很决定性的一天，而过去一年的演变，令我更加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

我们有能力的话，便要给她一本护照。即使她长大后很喜欢中国，也是自己的选择。

一年之后，我们坐在他们家，几乎所有行李都打包好了，小小客厅被一栋栋纸皮箱占满了。从日本回来以后，他们快速行动，恰好在今年6月12日，反修例运动一年之际，拿到了英国签证。4岁的小女儿在凌乱的客厅里跑来跑去，Keith和太太的心情却很复杂。

走这一步，最大的考量就是女儿。

Keith很笃定：“关键是拿护照，他日女儿一旦被拘捕，拿著特区护照是没有用的……”看著香港很多年轻人被捕，尽管女儿只有4岁，这个父亲也开始担心。

“我们当年的父母没有做这个决定，到我们这一代，便要为子女做决定。”Apple说，她不希望十多年后，等女儿在香港长大，又坐下来与另一半面对这个问题：走，还是留？

“我们有能力的话，便要给她一本护照。即使她长大后很喜欢中国，也是自己的选择。”Apple说，“如果我有能力买10本（护照），我立即便会买！这是很多父母的想法。”

若不为女儿呢？

“没有小朋友的话我，（去年）我已冲了出去。”Keith回答得干脆。

给父母的笔记

人到中年，上有父母下有幼儿，要搬家走人，是费力而漫长的过程。

决定离开之后，Andee瘦了十磅。“睡不了觉…… 一合上眼就想起很多事情，就会爆出来。我回去会如何呢？狗如何呢？她（太太）又如何呢？”要妥当的解离累积了16年的生活，一切要算好时间和程序。

乌龟不能移民，要送朋友；柴犬可以入境加拿大，但要算好气温——最近太热了，狗在机舱可能热死，但也不能太晚才走，会冷死；两个外佣姐姐，恰好合约在今年7月和12月到期，要开始为她们找好下一个雇主；最大压力的是卖房子，签约之后夫妇两总是想，“人家会不会毁约？”

最让Tina难以承受的，是对父母开口。她一直拖，拖到房子都卖了，不能不说的时候。

“太难跨出了，这一步，”不巧疫情爆发，不好见面，Tina 打算电话讲，“电话说也有好处，emotion可以隐藏。”她战战兢兢，拿来了纸和笔，“我写好scripts在一本簿上，我很紧张。”丈夫在一旁也看得紧张，“我记得那天她入去房间说：‘我要打了。’我问她说用不用我陪她，幸好她说不用…… 其实我那刻也很怕，如果她家人不ok那怎么办，或者对她有没有压力呢？”

我爸爸没有怎么出声，其实他是很疼惜我的，他一定很舍不得，但就没有特别说些什么…..

电话打通，父母在另一边开了免提一起听，Tina一开口还是先说了实际的：“卖了楼。”母亲马上接：“卖了多少钱？”

“我妈只是交待说担心你和你奶奶（婆婆）要一起生活，你要注意些什么…… 她比我想像中open；我爸爸没有怎么出声，其实他是很疼惜我的，他一定很舍不得，但就没有特别说些什么….. ”

和父母道别难，但想到两个孩子，Tina又很坚定，“我有义务要走。”

近年，Tina和丈夫一直感觉，在香港做父母太累了。几年前，她工作的地点离家不远，儿子上幼稚园的下午班，为了送孩子上学，她每天午餐时间赶回家。后来，Tina换了一份地点离家远的工作，单程交通一个多小时，小女儿上幼稚园后，她一天都没有送过，都是外佣姐姐代劳。

她算了一个时间表，每天早上7点多出门，那时孩子还没起来，晚上7点多能够回到家已经很幸运，饭后最多陪孩子玩一会就睡觉了，“等于我每天陪他们的时间最多一小时”。

兄妹上的都是家楼下的幼稚园，玩乐为主不填鸭，但Tina发现，每过一阵子就有小朋友离园，原来是这家幼稚园不利于孩子考上小学名校。“我一直不想让孩子玩升小学的游戏，很小就要去学各种东西，学面试，准备portfolio，其实只有两三岁有什么好准备呢？”

在Andee公司，同事们常吐苦水，等小孩上小学，放工时间就全是陪孩子做功课，就连上班的时候，也有同事忙著印小孩作业的资料。

自从去年运动掀起，教育有了更多新难题。每天看著新闻，两个大人心情都不好，难以消化，但也不想把简单的判断传递给小孩。不过，孩子会从家里的老一辈亲戚或电视上学会说：“暴徒”。

Tina觉得，他们这生在80年的一代，和父母辈想法不一样了，却没有更强的能力去改变现实。

“我们长辈，他们是惯于劳力、有成果，你就不要吵那么多，到我们这些比较有知识，但你又没有能力，那就会有一代整体比较悲情生活的人。”Tina说，她会觉得很惭愧，当很多人还在坚持留下的时候，她选择走；但另一方面，她又觉得是幸运的，一家人在当下，还有机会走。

这些复杂而矛盾的想法，她没有告诉父母。

伦敦的连侬墙，Calgary卖雪糕的人

最终说再见的那天，比想像中要平常。

Apple和Keith暂时没有卖楼，不少玩具和模型还留在家中。重要的物品统统寄去伦敦了，除了衣物，还有大量医用口罩，以及原来挂在家中的许多运动文宣。“去到伦敦要在那边屋企搞一面连侬墙，”Apple说。

这是7月12日，港区国安法已经在港生效接近两周。Keith觉得，自己多少像一个逃兵。“我们这些‘废中’，在香港也做不了什么事，勇武又做不了，反过来，我知道很多香港人想去英国，如果我们做先头部队，或许可以帮到香港人。”Apple说著。

疫情阻断了世界，香港国际机场空荡荡，只有十几个乘客办理登机手续，都要搭上这一班深夜飞伦敦的班机。4岁的小女儿戴著口罩和防护面罩，兴奋地和一个个香港亲友轮番facetime道别，每个亲戚都和她约定，什么时间去伦敦探望。

由于担心感染疫情，Apple没有让父亲来送别。她最不舍得父亲。数年前，父亲患了肺病，从此不能坐飞机。这一别，以后只能靠Apple回来香港团聚。

这一家三口离港10天后，伦敦传来BNO护照扩权细则的消息。苏天欣当机立断，和丈夫移民去英国。不到一个月后，她就卖掉了房子，计划明年起飞。

相比之下，台湾离家更近，语言、时差等也更容易习惯。不过时局的变动愈发让苏天欣没有安全感。“我不觉得台湾会马上打仗，但我觉得移民也要有移民的courtesy（礼仪），如果台湾接收了我，而以后台湾有事，我可能又走，这很没有义气，”苏天欣最终决定去长远来说更安全的英国。

她计划未来远程经营自己的市场营销公司，而从事蓝领行业的丈夫也支持这个决定，最近正在研究英国的工程术语、标准和香港有什么不一样。

在这个大时代下，唯有自己找一些令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Tina和Andee都离职了。他们挑选了一个适合狗狗上飞机的月份，准备在10月离开香港。这一别，他们将过上截然不同的生活。在Calgary，一家四口将和Andee的妈妈、外婆四代同堂一起住，夫妇两人都暂时不打算找工作，先花时间剪草、铲雪、修房子、做家务，适应新生活。

由于担心3岁的小女儿之后学不好中文，Tina买了好几箱中文书先寄过去，准备以后自己教女儿中文。在香港劳累打工十几年，现在，她想来一个gap year。

苏天欣觉得，“在这个大时代下，唯有自己找一些令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那一晚在清空了的房子里，苏天欣问Tina夫妇，“有没有一种感觉，我们以往拥有的事物都…… 即是the party is over的感觉？”

两夫妇很认同，Andee说，“第一个16年走那时候，所有东西都舍不得，因为那时香港所有东西都很好，所有都是最辉煌…… 我这次离开香港，我真是没有什么特别舍不得。谈得上天的朋友都走了，也是四散….. ”Andee在香港的好友，有人去了英国，有人去了澳大利亚，大家最近都在约，以后zoom聚会。

一阵唏嘘，大家开起无聊的玩笑。Andee跟太太说，到了Calgary想去做卖雪糕的人。

“雪糕是个相当不错的职业！”苏天欣认真道。

“是不是很简单？又开心，你𢳂大一点（雪糕装多一点）。”Andee说。

Tina说她的理想工作其实是主妇。而苏天欣说，她的理想其实是做卖盒饭的人，给人“𢳂两𩠌饭”（盛两菜饭）。“它有些忙，但不用说很多东西，只须讲一句，‘要咩？’，有冲劲，又可以做一些无须用脑的东西，很开心，我的梦想工作。”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苏天欣为化名。）

（实习记者李智贤、梁思行、余颕彤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