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在香港：此城前世今生，人不記得的，問問樹

人與樹的共生關係年年月月辯證與考驗，樹因而成為香港部分歷史的陳述者。今日香港樹木政策盡見死症，樹原和香港人一樣住劏房⋯

樹與人類的時間性不同，有時我們錯覺它不朽、永恆，但沒有不死的樹，樹也得面對枯竭老死或頻生的天災人禍。記得第一次參觀沙頭角客家村落的百年樟樹，要六人手拉手才能完全環抱，世世代代下來，村民沒法準確判斷其年歲，或許是與村落的年歲相約，即有祖先落戶於此，人記憶中一棵樹的歷史就開始了。這率先令我們思考人與樹還有時間的關係。比起年年月月蝕陷下去的廢墟，樹才是有生命的見證者。它沉默，是巨大的沉默及記憶，或者它從不記憶什麼，就只是見證，百年也好，千年也好，靜默地注視一條村落、幾代人，一些帝國、宗教，甚至一整個香港的滄海桑田。

「樹是天空和大地的過渡者，它也參與了死亡與再生的過程。」6000年前尚未被人類染指的香港（那時未有「香港」此名字），是曾經挖出長毛象骸骨那物種豐饒的亞熱帶森林——揭示樹與它所目睹的生滅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那片豐饒的亞熱帶森林後來因為原居民毫無制約開山斬林，只剩下禿與荒蕪，開埠後港英政府植林計劃令它重生。城市持續發展，石屎（水泥）取替生機，或石屎之中的生機多數奄奄一息，今日香港的樹木政策盡見死症。昔日以運送「沉香」的港口而命名的香港，野生沉香樹一再被中國內地的偷竊者砍伐，今時今日面臨滅絕，饒有隱喻。人與樹的共生關係年年月月反覆辯證、反覆考驗，樹因而成為香港部分歷史的陳述者。

A barren rock：十九世紀的香港印象

十九世紀香港城市的現代化，包括了自然和綠化，它可與「城市發展」共存，而殖民政府所構思的「自然」：有利身心健康、具美感和良好的城市規劃。

1818年自然學家Dr Clarke Abel登上太平山考察，仔細形容他眼見的香港島：較多蕨類植物而樹木匱乏，土壤貧瘠又淒涼。開埠之前英國對於即將殖民的香港不予期望，印象就是英國外交大臣Palmerston所說「像一塊荒蕪的禿石」，思疑占據有何價值。「小漁村搖身成為國際大都會」之前，還得加上無樹的禿山——「A barren rock」，那才是香港開埠故事之始。

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學系教授黎偉聰曾經研究英國殖民時代香港樹木狀況，他說：「因為廣東省華南一帶村落要蓋房造船，木材均來自香港，試想像，原始森林慢慢被斬精光。」自1684年以來，原居民遷移至香港，元朗、錦田、上水及粉嶺等地肥沃之壤被五大族鄧、文、廖、侯、彭氏佔據，而遲來的客家人散居於其他較貧瘠的河谷或海濱地帶，因為大量開墾農地伐林，山頭光禿禿一片。1941年日本佔領香港，迎來第二輪樹木危機，打仗時禁運，日本人沒有燃料發電，就上山斬樹，維持電廠供應電，也運少量百年樟樹回日本建寺廟神龕。三年零八個月日據時期過後，香港山野再一次出現樹荒。

其後五十年代開始，英殖政府為提高蔬菜自給率，鼓勵全民開荒種菜，耕種闢地就得燒草砍樹。在六十年代開始以火水燃燒煮食，在此之前，斬柴煲飯基本是民生事宜。人口越多樹木消失越快。港英政府要立例禁止胡亂斬柴，特別在水塘區附近。

「英國政府放了好多苦心植林，港島郊野公園或者九龍水塘區，樹木都是英國人種的，包括石壁水塘區鞏固水壩和地基的台灣相思樹等。沒有植林此德政，水土流失，可能導致大規模水荒。」黎教授說的德政，也包括1864年港督寶寧（Sir John Bowring）提出興建第一個香港動植物公園；還有1872年「政府花園和植林部」正式成立，由植物學家Charles Ford監督整個大規模的植林過程，包括收集種子、苗圃種植和管理等，部份山坡樹種如檳榔、白千層或桉樹，據說來自英國其他殖民地，如毛里求斯、昆士蘭、斯里蘭卡等，即所謂異國風情的樹景；還有我們最近熟知的植林三寶，台灣相思、紅膠木和愛氏松（濕地松）能在貧瘠的土地迅速生長，防止水土流失，近年，這批先鋒樹陸續步入老年及壞死需移除，香港人因而認識這些樹種。

也不只郊野山林，Charles Ford延伸至香港島、九龍和大嶼山的街道、政府設施、公園或者民居、墓地大規模種植過百萬棵樹。

根據香港大學歷史系學者 Dr Robert Peckham所寫的論文《Afforestation and the greening of colonial Hong Kong (2014)》提到，十九世紀香港城市的現代化，包括了自然和綠化，它可與「城市發展」共存，而殖民政府所構思的「自然」：有利身心健康、具美感和良好的城市規劃。

這構成了香港作為殖民地的最初風貌，既有英國式的花園設計為殖民者的異地懷鄉，同時原居民的環境習性沒完全摒除，他們種果樹，在樹下拜伯公。市區的綠化面貌也是華洋混雜的。

黎教授回憶說到：「以前英國佬在公園多種大紅花、杜鵑花等，貪不用掃葉，也不阻住行人，品種多樣化。平民木屋區一定種木瓜樹、白蘭樹和茉莉花等。我成長的六十、七十年代市區沒有像現在那麼多樹，八十年代開始見到市區路邊大量大量種樹。以前即使種樹，樹與樹之間都有生長空間，整整齊齊，不像現在胡亂擠擠擁擁種成一堆。」

他比較小時的維多利亞公園，泥土連著行人路，遠望一片草原、林蔭，景觀開闊。不像現在的維園，走進去都是石屎硬地或者欄杆鐵枝，樹木就用桶或石屎框死，像女人紮腳，即香港人曾形容的「盆景樹」，根本不想樹木自然地舒展生長。

都市森林：樹是點綴嗎？

「早期香港城市好多樹，從前皇后大道由中環種去西環，彌敦道從尖沙咀一路種去油麻地，以前窩打路道成條路都種滿樹⋯」

樹博士詹志勇三十多年來一直是香港樹木政策的倡議者，說自己宗教是大自然和泥土。他說到，早年香港的道路兩邊一排排林蔭，傳統始於十八世紀的歐洲，拿破崙三世和奧斯曼男爵時期巴黎的林蔭大道一景，後來剛起步發展的維多利亞城也參考實踐，隨著殖民再把這種城市景觀複製至亞洲各國。1860年，九龍半島割讓後不久，英國人開闢彌敦道時一併種樹，包括現在我們仍見到的榕樹。

「早期香港城市好多樹，從前皇后大道由中環種去西環，彌敦道從尖沙咀一路種去油麻地，以前窩打路道成條路都種滿樹，不過人口密度太高要發展，就把樹迫走。」詹志勇說，不少早年位於畢打街、花園道、皇后大道中和加連威老道的林蔭大道因城市發展都除掉了，現在尖沙咀彌敦道兩排生得可憐兮兮的百年細葉榕，自1876年時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王加冕而種植，那時九龍半島割讓予英國不久，包括現在我們仍見到的細葉榕，彷彿也把那段歷史證留了。

然而人總想像樹有著人的感官，那排老榕樹彷彿每分每秒忍受衰敗和疼痛。詹志勇提到，那排百年榕樹一向在地面泥土生長，1975年英女王首次訪港，有市政局議員說，女王不可以見到醜陋的榕樹頭，直接就在樹頭傾倒一米高水泥，變成今日我們所見升高了的石壆花槽。「樹幹不可以用泥蓋上，會腐爛，而新的根已伸入新花槽，一拿走就又弄死，勢成騎虎，榕樹就一直衰老。結果女王巡至彌敦道不到一分鐘，就這樣長遠地影響榕樹往後的生命。有人說因為樹過百年，衰老正常，傻啦！榕樹可以生長千年，市區裡至（最）老、至靚，至吸引人，至壯觀都是榕樹，百幾年城市發展就死剩下它們，可見生命力多頑強，能見證多少歷史。」

建築測量師姚松炎說，他和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曾巡查過那片僅存市區的百年林蔭大道，眼見好幾棵細葉榕的根部迫爆石屎花盆，也沒有足夠泥土和空間讓氣根繼續落地生長，故此生長得不太健康，有倒塌危機。「我們商討用方法令下面的氣根生長較好，一邊車路，另一邊行人路變成樹根疏展的地方，行人路重新鋪泥土，這對榕樹有改善。但政府猶豫，諸多推搪，列舉好多諸如商戶投訴落葉之類，仍然以工程思維、點綴城市，不是從宏觀角度思考什麼是城市森林。」城市森林即樹木是人類都市整體系統的一部分，根有足夠空間能無限延伸，事實上樹木的根部能彼此溝通，不應把樹木當作設施或點綴的死物。

姚松炎甚至聽過極端主義者提出，斬光所有樹木，認為人類可以生存於沒有樹的世界。

「明明樹和人共生並存，沒有矛盾，為什麼現在經常把樹和人對立？將之成為謀利的伎倆？」他反問。

香港的樹快不快樂

看樹木快不快樂有一種方法，樹冠有多寬廣，根就蔓延有多遠，你站在的泥土底下的根有多深有多廣，恰巧成了個均勻的宇宙，有軸心，有陰陽，有生命。

如此想像，樹在很多百年前也是一株樹苗，而身邊有著其他老者，一輪一輪地更替。畢竟樹本來就有自己的生滅機制，例如山火，例如颱風，例如在人類世代的輪替間被砍伐、破壞。城市樹木的循環輪轉，從來人類文明一直就介入和妨礙。

那是人樹相依而生的角力。

在香港，城市發展與樹木的角力與拉鋸好早開始，1880年代大量的道路改建和發展騎樓已經斬去不少樹木，那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再造過程。歷年下來，不少古樹能存活百年多因為種植地點改建為公園，受公園的庇護，例如香港動植物公園內24棵納入古樹名木冊的古樹，還有前身為維多利亞軍營的香港公園也留有9棵古樹等，算是市區內較集中的古樹群。

詹志勇說，從前軍人有種樹的習慣，香港公園裡面有棵柚木，英軍在緬甸駐兵時帶來香港種植，還有九龍公園外海防道那一排超過百年的樟樹，1970年以前是威菲路軍營，軍人種下的樟樹沒有人敢動，地升高了不在行人路邊，沒有被挖傷根，健康地生長過百年，見證了香港歷史。那是香港街道少見的鬱蔥且有著年歲的林蔭大道，抬頭張看，就目睹靜靜地守候、彷彿永生的巨大樟樹。詹志勇經常抬頭張看，羨慕著住在那排樟樹對面的民居，與古樹為鄰，驅蚊又可觀賞。特別九龍公園內多古樹，作為「城市綠肺」，2015年政府展開「城市地下空間發展：策略性地先導研究」，考慮開拓九龍公園一帶的地下空間，香港觀鳥會等生態組織質疑大興土木會產生「古樹生態災難」。翻看九龍公園歷史，又是一南轅北轍的故事。公園前身是威菲路軍營，1962年當時地皮市值七億三千多萬，不少地產發展商、廠商等對土地虎視眈眈。唯市政區議員沙利士爭取兵房改建為公園，他覺得應著眼於公眾獲得多少利益，而非政府賣地獲利多少。而當年，參天大樹坐陣的公園、綠色休憩地方才是公眾的利益所在。

詹志勇在90年代曾做過古樹調查，十年後三百多棵古樹已消失了七十棵，一場颱風山竹也吹倒市區內十一棵古樹，他估計2019年已損耗超過一百棵，現時古樹名木名冊紀錄尚有462棵古樹存活紀錄。當城市不可避免地大規模發展，種植方式和環境惡劣，再難留下古樹，或者潛藏塌樹危機。老樹作為記憶的守護者，「大概再過一兩代都沒有了。」詹志勇例舉的仍然是各種古樹在城市中喪失尊嚴的死亡：「九龍公園原本有棵市區最大最靚的榕樹，以前該地一直是鄉村，泥地上好好生長。1970年軍營撤走後說要改為榕園，在泥土上鋪石屎，鋪磚，只剩下一小孔，生存四百年的榕樹就這樣被整死了。」

看樹木快不快樂有一種方法，樹冠有多寬廣，根就蔓延有多遠，你站在的泥土底下的根有多深有多廣，恰巧成了個均勻的宇宙，有軸心，有陰陽，有生命。即詹志勇說大自然的Ｔ形根部，一拉一頂，蔓延開去吸收養份，才令樹不輕易倒下。「如果任它生長，樹冠可以闊過樹根兩至三倍，當Ｔ形下面的根生不了，表面看來你以為沒什麼事，但颱風一吹就倒。」

2018年一場颱風山竹把看不見的大地掀開看個究竟，原來樹木從來在一米乘一米甚至花盆一般的空間中艱困長活，和香港人一樣住劏房，或如黎教授說的，像從前的女人紮腳。

不良的種植和生長環境，難怪自2000年以後陸續聽來樹塌路人受傷或喪命的新聞，包括2008年港大女生在赤柱大街被突然倒下的百年古樹壓死，還有2010年一名市民在沙田被受真菌感染的大樹壓斃云云，慢慢我們不知不覺間把樹木視作城市潛藏的危機，與人的生命財產對立起來，斬之而後快。

詹志勇說，歷年來他被問得最多兩條問題：

「為什麼這棵樹被砍了？」

「為什麼那棵樹會倒塌？」

「如果任它生長，樹冠可以闊過樹根兩至三倍，當Ｔ形下面的根生不了，表面看來你以為沒什麼事，但颱風一吹就倒。」

國際大都市的樹木政策，香港從缺

樹木辦於2008年赤柱塌樹死人事件後成立，死因裁判庭當時批評康文署缺乏管理樹木的知識，建議政府成立獨立部門管理樹木。2010年樹木辦正式成立，卻不具任何有效權力和制約，只被各政府部門視作提供指引和建議的部門。期望的統籌和中央管理角色依舊真空，繼續路政署負責路邊樹木，郊區樹木由漁農自然護理處負責，公園樹木由康文署負責等，九個政府部門繼續各自為政，其中最誇張的比例為建築署，一人要護養三萬棵樹木（如圖）。政府也沒有訂立樹木法，針對種植準則和護養、管理樹木人才認證制度、承辦商制度，部門權責等作出規範，甚至我們所關心樹木死後的處理，送去堆填還是把樹木再處理用於堆肥或再造等問題。

山竹颱風過後牽引出一連串的問題，早在十多年前已經討論，不過山竹過後完全暴露於公眾面前，「沒有樹木法，變了一切也是人治，每次由有環保意識有魄力的領袖想做就做，去到下一手未必繼續處理。」姚松炎指出現在變成樹種完又倒，倒了再種，外判工程賺兩次錢，GDP計算兩次，利益至上，置市民的生命和財產不顧。事實上，不少城市如紐約、東京、首爾和台北等都有專門為保護城市樹木而設的法例。以《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為例，凡（一）樹幹直徑達0.8公尺；（二）樹幹圍達2.5公尺；（三）樹高達15公尺；（四）樹齡達50年；以及屬稀有品種或具生態、生物、地理及區域人文歷史、文化代表性之樹木，都受法例保護，不得砍伐、移植或以其他方式破壞，並應維護其良好生態環境。但香港依然是人治式「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古樹遭殃，持續種植永遠沒可能健康生長的樹，「種樹」成了外判承辦商可瓜分的「生意」。

事實上，不少城市如紐約、東京、首爾和台北等都有專門為保護城市樹木而設的法例。但香港依然是人治式「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古樹遭殃，持斷種植永遠沒可能健康生長的樹，「種樹」成了外判承辦商可瓜分的「生意」。

究竟如何選擇市區種什麼樹種呢？

蘇國賢說：「著重樹種能否適應環境條件，是否耐旱，能否提供大的樹蔭，成熟成長後有多大？選擇在市區種植，主要選擇體積較細、對泥土要求不高的樹種，另也考慮包括花期、果期，落葉和成熟所需要的空間、觀賞性、生態價值等。」

據說，市區種植的樹種，品種單一而集中，例如2016年經政府的電子樹木管理資訊系統發現，由政府部門管理的包括路邊、人造斜坡、公園及物業內的樹木約70萬棵，約有554個品種，當中20個品種佔了樹木數量約49%，其中台灣相思佔比最多。品種單一，當一爆發蟲害或者疾病，會導致大量樹木生病甚至死亡。樹木多樣化，四季有不同花開結果，也令附近的生物多樣化。

以前香港植樹一直種外來樹種，包括台灣相思、紅膠木、印度榕或者桉樹等。漁護處早年做過的研究，本地樹種不行，那時有一位香港大學生態學者侯智恆博士，論文專門研究本地樹種，發現種本地樹種能成功的，也幫助提升本地生物多樣性。長春社總幹事蘇國賢說過，1997年嘉道理農場成立「本土樹木苗圃」，由侯智恆博士帶領樹種研究，並在野外種植本地樹種，推廣去市區種植。「現在有400多種有紀錄的本地樹種。開始由繁殖、種在野外的表現和收集種子都算比較理想，當中只有四十多個成熟的樹種，可大量推廣。包括假頻婆，是很常見的香港樹種，成熟時大到十米高，如預留空間做綠化，可多種大一點的原生樹，如梭羅樹、黃芽果等。」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主張種植更多原生品種，已出版的《街道選樹指南》列出80個比較適合香港街道的樹種，本地及外來的樹種各佔一半。

「但最新出版的《街道選樹指南》裡的部分資料不準確，對於樹木源頭的苗圃供應更是隻字不提，令人質疑可靠性。」

蘇國賢指，城市綠化問題積存至今從沒有解決過，一場山竹警示問題所在，也是根本性問題的徽結，如果不解決，好多步就走不下去。即使2019年出了什麼街道選樹指南，或者財政預算案宣布，建議投放二億元設立城市林務發展基金，鼓勵年輕人修讀樹藝課程也好。「從前市民未必知道詳情，山竹後，不妥的被一一推倒，市民真正見到香港的綠化癥結。這回給你機會重新再做，下一步如何做？《街道選樹指南》是好的開始，可惜是我感覺政府沒有吸收山竹教訓，依然找來外判承辦商塞一些樹木進那小小洞口。」

詹志勇形容，這叫「行貨種植」，十八世紀已經開始，行人路上挖個一米乘一米的坑，就把泥膽放入去，由它自生自滅，一世都不打理土壤。「你相信種一棵樹成世可以不打理土壤？」他研究城市土壤，從不同地點拿了超過一百個樣本，發現土壤質地好差，摻和了建築廢料，沙石含量太高，高至80至90％，儲存不了水和營養，也釋放不了養份。城市泥土中的建築廢料也令泥土偏鹼性，熱帶植物習慣在微酸的泥土生長，也不只鹼性害了棵樹，而是令養份無法釋放，樹木吸收不到養份。「有的樹木在行人路面和石屎上種，或只留細花盆的空間，迫到根谷上地面，爆開磚頭，根沒法打橫生長，於是大量倒塌。地下同樣有好多問題，太多管導電線，做行人路的方法，把泥土壓得過實，車再行走，硬實再加硬實，基本上硬到無法徒手挖，連雨水也滲不入。」

詹志勇形容，這叫「行貨種植」，十八世紀已經開始，行人路上挖個一米乘一米的坑，就把泥膽放入去，由它自生自滅，一世都不打理土壤。「你相信種一棵樹成世可以不打理土壤？」

山竹過後，政府上報說65000棵樹倒塌，詹志勇和愛樹朋友估計，倒樹超過10萬，其後他收集了山竹過後樹木倒塌的照片，意料不到這次倒塌的多是大樹，陪伴一至兩代人，和香港人一起長大。

那個癥結，也是令我們感同身受——把樹木擬人——一場山竹過後，當見著一地死掉的樹木，目睹樹木生長的困窘之後，人會難過於樹木每分每秒忍受衰敗、腐蝕和死亡。明明彼此是不同物種，卻把樹木視作朋友、社區的一分子。

「人進化的過程是樹林也在進化，人類祖先大量依賴樹木，樹提供不知多少資源給人類，降溫、果實，造屋造船，起橋，造工具，對人類多麼重要？人類祖先為何如此尊重和愛護樹木？他們知道，沒有樹，人就無法生存。」詹志勇說，人和樹有不解之緣，有時連人也不察覺，那是與生俱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