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在香港：此城前世今生，人不记得的，问问树

人与树的共生关系年年月月辩证与考验，树因而成为香港部分历史的陈述者。今日香港树木政策尽见死症，树原和香港人一样住㓥房⋯

树与人类的时间性不同，有时我们错觉它不朽、永恒，但没有不死的树，树也得面对枯竭老死或频生的天灾人祸。记得第一次参观沙头角客家村落的百年樟树，要六人手拉手才能完全环抱，世世代代下来，村民没法准确判断其年岁，或许是与村落的年岁相约，即有祖先落户于此，人记忆中一棵树的历史就开始了。这率先令我们思考人与树还有时间的关系。比起年年月月蚀陷下去的废墟，树才是有生命的见证者。它沉默，是巨大的沉默及记忆，或者它从不记忆什么，就只是见证，百年也好，千年也好，静默地注视一条村落、几代人，一些帝国、宗教，甚至一整个香港的沧海桑田。

“树是天空和大地的过渡者，它也参与了死亡与再生的过程。”6000年前尚未被人类染指的香港（那时未有“香港”此名字），是曾经挖出长毛象骸骨那物种丰饶的亚热带森林——揭示树与它所目睹的生灭究竟是什么一回事——那片丰饶的亚热带森林后来因为原居民毫无制约开山斩林，只剩下秃与荒芜，开埠后港英政府植林计划令它重生。城市持续发展，石屎（水泥）取替生机，或石屎之中的生机多数奄奄一息，今日香港的树木政策尽见死症。昔日以运送“沉香”的港口而命名的香港，野生沉香树一再被中国内地的偷窃者砍伐，今时今日面临灭绝，饶有隐喻。人与树的共生关系年年月月反复辩证、反复考验，树因而成为香港部分历史的陈述者。

A barren rock：十九世纪的香港印象

十九世纪香港城市的现代化，包括了自然和绿化，它可与“城市发展”共存，而殖民政府所构思的“自然”：有利身心健康、具美感和良好的城市规划。

1818年自然学家Dr Clarke Abel登上太平山考察，仔细形容他眼见的香港岛：较多蕨类植物而树木匮乏，土壤贫瘠又凄凉。开埠之前英国对于即将殖民的香港不予期望，印象就是英国外交大臣Palmerston所说“像一块荒芜的秃石”，思疑占据有何价值。“小渔村摇身成为国际大都会”之前，还得加上无树的秃山——“A barren rock”，那才是香港开埠故事之始。

香港大学房地产及建设学系教授黎伟聪曾经研究英国殖民时代香港树木状况，他说：“因为广东省华南一带村落要盖房造船，木材均来自香港，试想像，原始森林慢慢被斩精光。”自1684年以来，原居民迁移至香港，元朗、锦田、上水及粉岭等地肥沃之壤被五大族邓、文、廖、侯、彭氏占据，而迟来的客家人散居于其他较贫瘠的河谷或海滨地带，因为大量开垦农地伐林，山头光秃秃一片。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迎来第二轮树木危机，打仗时禁运，日本人没有燃料发电，就上山斩树，维持电厂供应电，也运少量百年樟树回日本建寺庙神龛。三年零八个月日据时期过后，香港山野再一次出现树荒。

其后五十年代开始，英殖政府为提高蔬菜自给率，鼓励全民开荒种菜，耕种辟地就得烧草砍树。在六十年代开始以火水燃烧煮食，在此之前，斩柴煲饭基本是民生事宜。人口越多树木消失越快。港英政府要立例禁止胡乱斩柴，特别在水塘区附近。

“英国政府放了好多苦心植林，港岛郊野公园或者九龙水塘区，树木都是英国人种的，包括石壁水塘区巩固水坝和地基的台湾相思树等。没有植林此德政，水土流失，可能导致大规模水荒。”黎教授说的德政，也包括1864年港督宝宁（Sir John Bowring）提出兴建第一个香港动植物公园；还有1872年“政府花园和植林部”正式成立，由植物学家Charles Ford监督整个大规模的植林过程，包括收集种子、苗圃种植和管理等，部份山坡树种如槟榔、白千层或桉树，据说来自英国其他殖民地，如毛里求斯、昆士兰、斯里兰卡等，即所谓异国风情的树景；还有我们最近熟知的植林三宝，台湾相思、红胶木和爱氏松（湿地松）能在贫瘠的土地迅速生长，防止水土流失，近年，这批先锋树陆续步入老年及坏死需移除，香港人因而认识这些树种。

也不只郊野山林，Charles Ford延伸至香港岛、九龙和大屿山的街道、政府设施、公园或者民居、墓地大规模种植过百万棵树。

根据香港大学历史系学者 Dr Robert Peckham所写的论文《Afforestation and the greening of colonial Hong Kong (2014)》提到，十九世纪香港城市的现代化，包括了自然和绿化，它可与“城市发展”共存，而殖民政府所构思的“自然”：有利身心健康、具美感和良好的城市规划。

这构成了香港作为殖民地的最初风貌，既有英国式的花园设计为殖民者的异地怀乡，同时原居民的环境习性没完全摒除，他们种果树，在树下拜伯公。市区的绿化面貌也是华洋混杂的。

黎教授回忆说到：“以前英国佬在公园多种大红花、杜鹃花等，贪不用扫叶，也不阻住行人，品种多样化。平民木屋区一定种木瓜树、白兰树和茉莉花等。我成长的六十、七十年代市区没有像现在那么多树，八十年代开始见到市区路边大量大量种树。以前即使种树，树与树之间都有生长空间，整整齐齐，不像现在胡乱挤挤拥拥种成一堆。”

他比较小时的维多利亚公园，泥土连著行人路，远望一片草原、林荫，景观开阔。不像现在的维园，走进去都是石屎硬地或者栏杆铁枝，树木就用桶或石屎框死，像女人扎脚，即香港人曾形容的“盆景树”，根本不想树木自然地舒展生长。

都市森林：树是点缀吗？

“早期香港城市好多树，从前皇后大道由中环种去西环，弥敦道从尖沙咀一路种去油麻地，以前窝打路道成条路都种满树⋯”

树博士詹志勇三十多年来一直是香港树木政策的倡议者，说自己宗教是大自然和泥土。他说到，早年香港的道路两边一排排林荫，传统始于十八世纪的欧洲，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男爵时期巴黎的林荫大道一景，后来刚起步发展的维多利亚城也参考实践，随著殖民再把这种城市景观复制至亚洲各国。1860年，九龙半岛割让后不久，英国人开辟弥敦道时一并种树，包括现在我们仍见到的榕树。

“早期香港城市好多树，从前皇后大道由中环种去西环，弥敦道从尖沙咀一路种去油麻地，以前窝打路道成条路都种满树，不过人口密度太高要发展，就把树迫走。”詹志勇说，不少早年位于毕打街、花园道、皇后大道中和加连威老道的林荫大道因城市发展都除掉了，现在尖沙咀弥敦道两排生得可怜兮兮的百年细叶榕，自1876年时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加冕而种植，那时九龙半岛割让予英国不久，包括现在我们仍见到的细叶榕，仿佛也把那段历史证留了。

然而人总想像树有著人的感官，那排老榕树仿佛每分每秒忍受衰败和疼痛。詹志勇提到，那排百年榕树一向在地面泥土生长，1975年英女王首次访港，有市政局议员说，女王不可以见到丑陋的榕树头，直接就在树头倾倒一米高水泥，变成今日我们所见升高了的石壆花槽。“树干不可以用泥盖上，会腐烂，而新的根已伸入新花槽，一拿走就又弄死，势成骑虎，榕树就一直衰老。结果女王巡至弥敦道不到一分钟，就这样长远地影响榕树往后的生命。有人说因为树过百年，衰老正常，傻啦！榕树可以生长千年，市区里至（最）老、至靓，至吸引人，至壮观都是榕树，百几年城市发展就死剩下它们，可见生命力多顽强，能见证多少历史。”

建筑测量师姚松炎说，他和立法会议员朱凯廸曾巡查过那片仅存市区的百年林荫大道，眼见好几棵细叶榕的根部迫爆石屎花盆，也没有足够泥土和空间让气根继续落地生长，故此生长得不太健康，有倒塌危机。“我们商讨用方法令下面的气根生长较好，一边车路，另一边行人路变成树根疏展的地方，行人路重新铺泥土，这对榕树有改善。但政府犹豫，诸多推搪，列举好多诸如商户投诉落叶之类，仍然以工程思维、点缀城市，不是从宏观角度思考什么是城市森林。”城市森林即树木是人类都市整体系统的一部分，根有足够空间能无限延伸，事实上树木的根部能彼此沟通，不应把树木当作设施或点缀的死物。

姚松炎甚至听过极端主义者提出，斩光所有树木，认为人类可以生存于没有树的世界。

“明明树和人共生并存，没有矛盾，为什么现在经常把树和人对立？将之成为谋利的伎俩？”他反问。

香港的树快不快乐

看树木快不快乐有一种方法，树冠有多宽广，根就蔓延有多远，你站在的泥土底下的根有多深有多广，恰巧成了个均匀的宇宙，有轴心，有阴阳，有生命。

如此想像，树在很多百年前也是一株树苗，而身边有著其他老者，一轮一轮地更替。毕竟树本来就有自己的生灭机制，例如山火，例如台风，例如在人类世代的轮替间被砍伐、破坏。城市树木的循环轮转，从来人类文明一直就介入和妨碍。

那是人树相依而生的角力。

在香港，城市发展与树木的角力与拉锯好早开始，1880年代大量的道路改建和发展骑楼已经斩去不少树木，那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再造过程。历年下来，不少古树能存活百年多因为种植地点改建为公园，受公园的庇护，例如香港动植物公园内24棵纳入古树名木册的古树，还有前身为维多利亚军营的香港公园也留有9棵古树等，算是市区内较集中的古树群。

詹志勇说，从前军人有种树的习惯，香港公园里面有棵柚木，英军在缅甸驻兵时带来香港种植，还有九龙公园外海防道那一排超过百年的樟树，1970年以前是威菲路军营，军人种下的樟树没有人敢动，地升高了不在行人路边，没有被挖伤根，健康地生长过百年，见证了香港历史。那是香港街道少见的郁葱且有著年岁的林荫大道，抬头张看，就目睹静静地守候、仿佛永生的巨大樟树。詹志勇经常抬头张看，羡慕著住在那排樟树对面的民居，与古树为邻，驱蚊又可观赏。特别九龙公园内多古树，作为“城市绿肺”，2015年政府展开“城市地下空间发展：策略性地先导研究”，考虑开拓九龙公园一带的地下空间，香港观鸟会等生态组织质疑大兴土木会产生“古树生态灾难”。翻看九龙公园历史，又是一南辕北辙的故事。公园前身是威菲路军营，1962年当时地皮市值七亿三千多万，不少地产发展商、厂商等对土地虎视眈眈。唯市政区议员沙利士争取兵房改建为公园，他觉得应著眼于公众获得多少利益，而非政府卖地获利多少。而当年，参天大树坐阵的公园、绿色休憩地方才是公众的利益所在。

詹志勇在90年代曾做过古树调查，十年后三百多棵古树已消失了七十棵，一场台风山竹也吹倒市区内十一棵古树，他估计2019年已损耗超过一百棵，现时古树名木名册纪录尚有462棵古树存活纪录。当城市不可避免地大规模发展，种植方式和环境恶劣，再难留下古树，或者潜藏塌树危机。老树作为记忆的守护者，“大概再过一两代都没有了。”詹志勇例举的仍然是各种古树在城市中丧失尊严的死亡：“九龙公园原本有棵市区最大最靓的榕树，以前该地一直是乡村，泥地上好好生长。1970年军营撤走后说要改为榕园，在泥土上铺石屎，铺砖，只剩下一小孔，生存四百年的榕树就这样被整死了。”

看树木快不快乐有一种方法，树冠有多宽广，根就蔓延有多远，你站在的泥土底下的根有多深有多广，恰巧成了个均匀的宇宙，有轴心，有阴阳，有生命。即詹志勇说大自然的Ｔ形根部，一拉一顶，蔓延开去吸收养份，才令树不轻易倒下。“如果任它生长，树冠可以阔过树根两至三倍，当Ｔ形下面的根生不了，表面看来你以为没什么事，但台风一吹就倒。”

2018年一场台风山竹把看不见的大地掀开看个究竟，原来树木从来在一米乘一米甚至花盆一般的空间中艰困长活，和香港人一样住㓥房，或如黎教授说的，像从前的女人扎脚。

不良的种植和生长环境，难怪自2000年以后陆续听来树塌路人受伤或丧命的新闻，包括2008年港大女生在赤柱大街被突然倒下的百年古树压死，还有2010年一名市民在沙田被受真菌感染的大树压毙云云，慢慢我们不知不觉间把树木视作城市潜藏的危机，与人的生命财产对立起来，斩之而后快。

詹志勇说，历年来他被问得最多两条问题：

“为什么这棵树被砍了？”

“为什么那棵树会倒塌？”

“如果任它生长，树冠可以阔过树根两至三倍，当Ｔ形下面的根生不了，表面看来你以为没什么事，但台风一吹就倒。”

国际大都市的树木政策，香港从缺

树木办于2008年赤柱塌树死人事件后成立，死因裁判庭当时批评康文署缺乏管理树木的知识，建议政府成立独立部门管理树木。2010年树木办正式成立，却不具任何有效权力和制约，只被各政府部门视作提供指引和建议的部门。期望的统筹和中央管理角色依旧真空，继续路政署负责路边树木，郊区树木由渔农自然护理处负责，公园树木由康文署负责等，九个政府部门继续各自为政，其中最夸张的比例为建筑署，一人要护养三万棵树木（如图）。政府也没有订立树木法，针对种植准则和护养、管理树木人才认证制度、承办商制度，部门权责等作出规范，甚至我们所关心树木死后的处理，送去堆填还是把树木再处理用于堆肥或再造等问题。

山竹台风过后牵引出一连串的问题，早在十多年前已经讨论，不过山竹过后完全暴露于公众面前，“没有树木法，变了一切也是人治，每次由有环保意识有魄力的领袖想做就做，去到下一手未必继续处理。”姚松炎指出现在变成树种完又倒，倒了再种，外判工程赚两次钱，GDP计算两次，利益至上，置市民的生命和财产不顾。事实上，不少城市如纽约、东京、首尔和台北等都有专门为保护城市树木而设的法例。以《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为例，凡（一）树干直径达0.8公尺；（二）树干围达2.5公尺；（三）树高达15公尺；（四）树龄达50年；以及属稀有品种或具生态、生物、地理及区域人文历史、文化代表性之树木，都受法例保护，不得砍伐、移植或以其他方式破坏，并应维护其良好生态环境。但香港依然是人治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古树遭殃，持断种植永远没可能健康生长的树，“种树”成了外判承办商可瓜分的“生意”。

事实上，不少城市如纽约、东京、首尔和台北等都有专门为保护城市树木而设的法例。但香港依然是人治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古树遭殃，持断种植永远没可能健康生长的树，“种树”成了外判承办商可瓜分的“生意”。

究竟如何选择市区种什么树种呢？

苏国贤说：“著重树种能否适应环境条件，是否耐旱，能否提供大的树荫，成熟成长后有多大？选择在市区种植，主要选择体积较细、对泥土要求不高的树种，另也考虑包括花期、果期，落叶和成熟所需要的空间、观赏性、生态价值等。”

据说，市区种植的树种，品种单一而集中，例如2016年经政府的电子树木管理信息系统发现，由政府部门管理的包括路边、人造斜坡、公园及物业内的树木约70万棵，约有554个品种，当中20个品种占了树木数量约49%，其中台湾相思占比最多。品种单一，当一爆发虫害或者疾病，会导致大量树木生病甚至死亡。树木多样化，四季有不同花开结果，也令附近的生物多样化。

以前香港植树一直种外来树种，包括台湾相思、红胶木、印度榕或者桉树等。渔护处早年做过的研究，本地树种不行，那时有一位香港大学生态学者侯智恒博士，论文专门研究本地树种，发现种本地树种能成功的，也帮助提升本地生物多样性。长春社总干事苏国贤说过，1997年嘉道理农场成立“本土树木苗圃”，由侯智恒博士带领树种研究，并在野外种植本地树种，推广去市区种植。“现在有400多种有纪录的本地树种。开始由繁殖、种在野外的表现和收集种子都算比较理想，当中只有四十多个成熟的树种，可大量推广。包括假频婆，是很常见的香港树种，成熟时大到十米高，如预留空间做绿化，可多种大一点的原生树，如梭罗树、黄芽果等。”

发展局局长黄伟纶主张种植更多原生品种，已出版的《街道选树指南》列出80个比较适合香港街道的树种，本地及外来的树种各占一半。

“但最新出版的《街道选树指南》里的部分资料不准确，对于树木源头的苗圃供应更是只字不提，令人质疑可靠性。”

苏国贤指，城市绿化问题积存至今从没有解决过，一场山竹警示问题所在，也是根本性问题的徽结，如果不解决，好多步就走不下去。即使2019年出了什么街道选树指南，或者财政预算案宣布，建议投放二亿元设立城市林务发展基金，鼓励年轻人修读树艺课程也好。“从前市民未必知道详情，山竹后，不妥的被一一推倒，市民真正见到香港的绿化症结。这回给你机会重新再做，下一步如何做？《街道选树指南》是好的开始，可惜是我感觉政府没有吸收山竹教训，依然找来外判承办商塞一些树木进那小小洞口。”

詹志勇形容，这叫“行货种植”，十八世纪已经开始，行人路上挖个一米乘一米的坑，就把泥胆放入去，由它自生自灭，一世都不打理土壤。“你相信种一棵树成世可以不打理土壤？”他研究城市土壤，从不同地点拿了超过一百个样本，发现土壤质地好差，掺和了建筑废料，沙石含量太高，高至80至90％，储存不了水和营养，也释放不了养份。城市泥土中的建筑废料也令泥土偏碱性，热带植物习惯在微酸的泥土生长，也不只碱性害了棵树，而是令养份无法释放，树木吸收不到养份。“有的树木在行人路面和石屎上种，或只留细花盆的空间，迫到根谷上地面，爆开砖头，根没法打横生长，于是大量倒塌。地下同样有好多问题，太多管导电线，做行人路的方法，把泥土压得过实，车再行走，硬实再加硬实，基本上硬到无法徒手挖，连雨水也渗不入。”

詹志勇形容，这叫“行货种植”，十八世纪已经开始，行人路上挖个一米乘一米的坑，就把泥胆放入去，由它自生自灭，一世都不打理土壤。“你相信种一棵树成世可以不打理土壤？”

山竹过后，政府上报说65000棵树倒塌，詹志勇和爱树朋友估计，倒树超过10万，其后他收集了山竹过后树木倒塌的照片，意料不到这次倒塌的多是大树，陪伴一至两代人，和香港人一起长大。

那个症结，也是令我们感同身受——把树木拟人——一场山竹过后，当见著一地死掉的树木，目睹树木生长的困窘之后，人会难过于树木每分每秒忍受衰败、腐蚀和死亡。明明彼此是不同物种，却把树木视作朋友、社区的一分子。

“人在进化过程是在树林进化，人类祖先大量依赖树木，树提供不知多少资源给人类，降温、果实，造屋造船，起桥，造工具，对人类多么重要？人类祖先为何如此尊重和爱护树木？他们知道，没有树，人就无法生存。”詹志勇说，人和树有不解之缘，有时连人也不察觉，那是与生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