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戰七十年：一場被遺忘的戰爭，「兩個中國」與上萬戰俘的前線角力

【編者按】1950年6月25日，是韓戰爆發日。當年今日，金日成統治下的朝鮮軍隊越過北緯38度線，向李承晚領導的韓國發動攻擊，揭開了三年韓戰的序幕。在韓戰七十週年前夕，2020年6月16日，在金日成孫女、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金與正提前警告下，北韓軍隊炸毀了位於兩韓邊界、北緯38度線附近的「南北共同聯絡事務所」。

北韓採取此一軍事行動的原因，據聞是因脱北者組織「自由北韓運動聯合」在京畿道金浦市將大量批判金正恩及其核武計劃的傳單包裹之後，用氣球送過了北緯38度線。傳單事件引起了北韓的強烈反應。但南北韓「互相發送傳單」的行為，自韓戰以來，從未稍歇。七十年後的今日，韓戰遺留的框架仍在影響朝鮮半島的命運，也影響周邊區域甚至世界的政治格局。

韓戰也改變了台灣的命運，讓50年代「兩個中國」的框架遺留至今，兩岸自此對峙七十年，亦成為今日「中華民國台灣」共同體的重要基礎。在韓戰爆發前，杜魯門政府原已宣布不會協防台灣，國際上多個智庫預估，共軍在1950年夏天便可進攻取下台灣，完成「統一」大業。但在韓戰爆發後兩天，6月27日，杜魯門宣布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不但防止共軍攻打台灣，也防止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軍反攻大陸。

本文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常成，文選自中國作家于勁書寫韓戰戰俘的長篇紀實之作《厄運》（香港天地出版）新版跋。原題為〈真實的歷史、真摯的靈魂——《厄運》與于勁〉，端傳媒取得授權轉載。

韓戰：上半場為領土，下半場為戰俘

韓戰打了三年一個月又兩天，而停戰談判從1951年7月10日至1953年7月27日延續了兩年多。在此兩年中，中朝與聯合國軍雙方在談判帳篷中舉行了575次會議，同時各自在戰場上遭受了巨大傷亡，但最終的停戰線只是從停戰談判開始時的實際控制線向南或向北移動了幾公里而已。

停戰談判開始後不久，各方原本以為難以解決的第二項議程「軍事分界線問題」早在11月27日就達成協議，而原被視為「枝節問題」的第四項議程「戰俘問題」卻意外地成為談判的最大難點。雙方在戰俘遣返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中國和朝鮮談判代表團堅持遣返全部戰俘，而聯合國軍代表於1952年1月2日提出「志願遣返」的原則，允許部份戰俘不被遣返。4月，聯合國軍戰俘營當局對戰俘進行甄別，近21,000名中國戰俘中有14,000餘人聲稱拒絕遣返回國，此結果自然遭到中方斷然拒絕。

因此，大致可以說，為了給一個中國戰俘去台灣的「自由」，幾乎有一個美國大兵因此喪生。

相比而言，朝鮮人民軍被俘人數高達15萬，卻非停戰的障礙。早在1952年初，金日成就已經意識到軍事統一無望，因此渴望盡快停戰。況且朝鮮並不需要更多的戰俘，因其曾將至少27,000名韓軍俘虜編入人民軍，而沒有將他們列入戰俘名單。 從朝鮮的角度看，為了中國戰俘──或更準確地說，中共的「面子」──而繼續戰爭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遭受損失的是朝鮮國家與人民。而斯大林樂見中美兩國持續衝突，因此否決了金日成的停戰請求，支持毛澤東繼續戰爭。如果不是斯大林於1953年3月初突然死亡，蘇聯新領導人隨即要求中共盡快停戰，中共仍將不會接受部分遣返戰俘，打了三年的戰爭很可能還將繼續下去。

在邊打邊談的後兩年，12,300名美國士兵和至少90,000名中國士兵在朝鮮半島喪生，至少140,000朝鮮平民死於空襲。 因此，大致可以說，為了給一個中國戰俘去台灣的「自由」，幾乎有一個美國大兵因此喪生。同時，為了阻止一個中國戰俘去台灣，六個志願軍戰士、十個朝鮮平民，還有數目不詳的朝鮮人民軍戰士因此犧牲。在過去的六十多年，無論在美國、中國大陸、台灣或者南北朝鮮，這樣讓人怵目驚心的等式還從未被討論。這才是韓戰後半段的本質——殘酷而無謂的巨大犧牲。

（美軍死亡人數來自艾奇遜,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652。由於缺乏中朝方每月傷亡人數統計，此粗略估算值為整個戰爭期間的死亡人數的一半。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死亡總數約為18萬，見徐焰, <中國犧牲十八萬志願軍>,《文史參考》 2010年第6期，頁83。據朝鮮中央統計局報告，戰爭期間28.2萬朝鮮人死於敵機轟炸，見沈志華編，《朝鮮戰爭: 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頁1341。由於在戰爭後半段美軍加大對朝鮮的轟炸，此期間的傷亡人數可能超過整個戰爭傷亡的一半。）

韓戰因為戰俘問題而拖延，造成重大犧牲，美國政府一方面對美國人民試圖模糊戰爭後半段「為戰俘而戰」這一事實，另一方面對盟國的質疑，不得不做出辯解。國務卿杜勒斯在停戰後的一次閉門會議中向盟國解釋，聯合國在韓作戰實現了兩大目的：第一，將侵略者擊退至原有邊界甚至更北；第二，非強制遣返戰俘，向那些不願遣返回國的戰俘提供政治庇護。

但事實上，第一個目的早在1951年7月停戰談判開始之前即已大致實現，談判開始後不久雙方於11月27日就停戰軍事分界線達成協議，大致沿三八線恢復了戰前的分界線。而為了實現第二個目的，美國及其盟國耗費了至少十五個月才迫使中共接受變相的志願遣返。停戰後，雙方又將拒絕遣返的戰俘送到板門店的中立區，耗費了三個月的時間來對己方戰俘進行「解釋」，勸其回國。直到1954年1月20至23日，14,000多名中國戰俘被送往台灣，7,600餘名朝鮮戰俘被送交韓國政府，雙方圍繞戰俘的爭奪才告一段落。

至1954年6月，先後抵達臺灣的中國籍戰俘總數達到14,342名。 另一方面，遣返中國大陸的戰俘總計7,110人。 另有12人要求去中立國。這12人與74名朝鮮籍和2名韓國籍戰俘於2月9日隨印軍前往印度，等待中立國的接收。 交戰雙方就戰俘遣返問題進行了近兩年的軍事與政治鬥爭 ，最終三分之二（66.8%）的中國戰俘去往台灣，而只有三分之一（33.1%）回到中國大陸。

我在拙作《被劫持的戰爭：志願軍戰俘與韓戰》中提出「兩場韓戰」的二分法：上半場韓戰是「為領土而戰」，包括從1950年6月25日至9月雙方爭奪南方領土、從10月至12月雙方爭奪北方領土、以及1951年上半年雙方爭奪三八線附近領土的戰爭；而下半場韓戰則是「為戰俘而戰」，從1951年底至1953年7月停戰。

在美國，韓戰被稱為「被遺忘的戰爭」，而其被遺忘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希望人民忘記「為戰俘而戰」的韓戰下半場。在中國大陸，抗美援朝戰爭仍然被頌揚，但韓戰下半場除了上甘嶺戰役這樣並無重大軍事價值的戰鬥被紀念外，「為戰俘而戰」的實質卻被模糊。而在台灣，國民黨政府曾高調紀念「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去台灣，但相關記憶卻受到嚴格地控制與審查。

記憶與遺忘

在14,000餘名志願軍戰俘抵達台灣的前一天，蔣介石在1954年1月24日的日記中感歎：「此為二年來反共奮鬥中之重大勝利」。在《上星期反省錄》中，蔣提升了評價：「此為五年以來精神上對俄鬥爭之重大勝利。」在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電文中，蔣又稱此事件為「十年來民主國家與國際共產主義鬥爭的第一個重大勝利。」

北京的反應除了暴怒，只是無能為力。1月25日的《人民日報》刊載題為「美國的『心理戰』徹底失敗了」的文章痛批美國：「美國侵略者的野蠻和殘暴，遠遠超過了它的先輩德國法西斯，現在已經沒有人懷疑這一點了。人類正義的裁判既然沒有放過德國法西斯，當然也決不會放過比德國法西斯更狠毒的美國侵略者。」 四天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強烈聲明：「不論這些戰俘被強迫扣留在什麼地方，只要美方一天不把他們追回，我們就一天不放棄對美方這種罪行進行追究！」

周恩來的追究一直持續到1954年春召開的關於朝鮮與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4月28日，周恩來首次發言就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關於戰俘的這一問題尚未了結……這次會議是不能避開這個問題的。」 5月3日周再次發言，他強調：「必須採取措施，保證1953年6月和1954年1月被迫扣留並編入軍隊的朝中被俘人員得以重返祖國。」

然而，周恩來的建議沒有得到盟友的有力應和。朝鮮代表團團長、外相南日曾在板門店談判期間擔任朝中代表團首席代表，他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多次就朝鮮統一問題長篇大論，而對戰俘問題僅僅敷衍帶過。 大約是意識到戰俘問題乃既成事實，繼續抗議無效，中共自此不再重提韓戰戰俘問題。曾在1952至1953年間幾乎天天佔據國內報紙版面的戰俘問題到1954年下半年就徹底銷聲匿跡。著名的解放軍作家劉白羽曾試圖寫戰俘，卻被周恩來勸阻（頁16–17）。

然而，周恩來並沒有忘記這場失敗。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訪華，在2月24日的正式會談中向周恩來提到北越扣留美軍戰俘，周恩來立即答道：「談到戰俘问题，我想說一件事。這件事發生在你擔任副總統時期，你可能不太清楚。對此事，我們做出了極大的克制。」壓抑了近二十年的情緒突然迸發，周恩來滔滔不絕地向尼克松解釋蔣介石如何派人進入戰俘營，從而介入戰俘遣返問題。

一萬四千名志願軍戰俘拒絕返回中國大陸、堅持來到台灣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不但提振台灣軍民士氣，而且為國民黨政府仍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訴求提供理據。

「我們被脅迫去台灣的戰俘，人數不是幾千，而是上萬。」他強調：「我們完全可以就此力爭，我們可以質問：『蔣介石有什麼資格插手戰俘遣返？』但是，考慮到雙方都希望結束戰爭，而且我們派出的只是志願軍，我們認為為了戰俘問題而拖延戰爭不好」——假如朝鮮人看到這段話，肯定會很憤怒，因為恰恰是為了爭奪中國戰俘，戰爭多打了至少十五個月。周恩來最後對尼克松說，「我只說這麼多。此事雖已成歷史，但我們仍常記心頭。」 很明顯，對中共領導人，特別是周恩來而言，一萬四千志願軍戰俘去往台灣的結局是耿耿於懷卻又難以言說的恥辱。

而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國人民的死敵」蔣介石在韓戰中未派出一兵一卒，卻意外地在戰爭的後半段起到關鍵作用，成為這場交戰雙方都沒能獲勝的戰爭的最大贏家。經過韓戰這三年，原本搖搖欲墜的蔣介石政權重獲新生，並重回美國陣營的懷抱。一萬四千名志願軍戰俘拒絕返回中國大陸、堅持來到台灣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不但提振台灣軍民士氣，而且為國民黨政府仍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訴求提供理據。

為了紀念這場重大的宣傳與心理戰勝利，蔣介石政府將這批戰俘稱為「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或「一萬四千名證人」，並挑選形象優良、能言善道的戰俘組成多個宣講團，作為「中共暴政」的證人，遠赴歐美、日本、東南亞巡回演說，以激發世人對台灣的同情以及華僑對國民黨政府的認同。而1月23日則成為法定紀念日「一二三自由日」，在整個冷戰時代，台灣政府每年都隆重紀念這場勝利。

與台灣政府的熱烈慶祝與隆重紀念截然相反，西方「自由世界」的領袖、為堅持志願遣返戰俘而繼續戰爭並付出慘重代價的美國政府對此勝利的態度卻是近乎冷漠的低調。1954年1月23日反共戰俘正式獲釋，美方僅有聯合國軍司令赫爾在東京發表一紙聲明，讚揚這些戰俘「給在共產壓迫下的億萬人民帶來自由的希望」，而華盛頓卻沉默以對，總統艾森豪威爾與國務卿杜勒斯都沒有就此公開發言。

前總統杜魯門與國務卿艾奇遜是「志願遣返」戰俘原則的最高決策者，但對美國在戰俘問題上的最終勝利，他們不但在1954年1月不置一詞，而且在他們各自的長篇回憶錄中亦隻字不提。 與杜魯門在戰後的沉默形成鮮明對比，他在1952年5月曾高調宣示：「任何強制遣返戰俘的協議……都完全背離我們在韓行動所秉承的基本道義與人道原則。我們不能為了購買停戰而將人交予敵方奴役或屠殺。」

正是因為杜魯門堅持給中朝戰俘免於遣返的選擇，交戰雙方遲遲不能達成停戰協定，戰爭因而延續，也迫使他打消競選連任總統的念頭。儘管韓戰因戰俘問題延宕，因此提前終結了杜魯門的政治生涯，但其堅持的人道原則最終得以貫徹。他的副助理國務卿約翰遜（U. Alexis Johnson）讚美他在戰俘問題上展現的道德勇氣與擔當是「我所見證過的所有總統中最勇敢的行為之一。」 既然如此，那麼杜魯門為何從未宣揚——或至少提及——志願遣返戰俘政策的最終勝利呢？

事實上，這樣的交換正是韓戰後半段的實質。更準確地說，是「以美國人的命來換中國人的『自由』」——不回中國大陸，而要去台灣的「自由」。

原因可能在於：自1951年7月停戰談判開始至1953年7月停戰協定簽字，超過12,000名美軍士兵失去了生命；而戰爭後半段的最大獲益者卻是杜魯門所極度厭惡的蔣介石。顯然，杜魯門不希望世人把韓戰後半段的結局與他所堅持的志願遣返政策聯繫一起來。而事實上，正是因為他堅持志願遣返戰俘，意外地使台灣的蔣介石政府成為韓戰後半段的最大贏家。

杜魯門的繼任者艾森豪威爾總統也沒有在1954年1月戰俘獲釋後發表聲明。不過，半年前他差一點提到了反共戰俘。1953年7月26日晚，華盛頓時間——即7月27日韓國時間——艾森豪威爾發表電視講話宣告停戰。他首先向「為捍衛自由」而犧牲、受傷的美軍官兵致敬，繼而轉向美軍戰俘：「我們沒有忘記那些多少個月以來身陷地方囹圄而身心憔悴的美國戰俘。他們的迅速回歸將給千百個家庭帶來歡樂。」講稿接下來一句原本是：「同時，我們也想到那些在我方手中的敵軍俘虜。我們堅定地維護了他們選擇自己前途——包括選擇自由生活——的權利。」不過，這兩句話卻沒有在實際演講中出現。

很顯然，總統的顧問們刪去了有關中朝戰俘的字句，以免美國人民產生聯想——韓戰後半段其實是「以美國人的命來換中國人的命」。 事實上，這樣的交換正是韓戰後半段的實質。更準確地說，是「以美國人的命來換中國人的『自由』」——不回中國大陸，而要去台灣的「自由」。如前所述，為了給一個中國戰俘去台灣的「自由」，幾乎就有一個美國大兵因此喪生。

聯合國軍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的美國海軍中將喬伊（C. Turner Joy）在板門店竭力捍衛美國政府的志願遣返政策，但他在1955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卻坦承自己內心反對該政策。他認為，志願遣返政策「將共軍戰俘的福祉置於聯合國軍戰俘及聯合國軍前線官兵的福祉之上」。

假如美國人民在戰爭期間意識到此事實，他們將不再支持戰爭，甚至會質疑整個韓戰以及戰後美國在韓承擔的義務。因此，美國政府有意識地避免提醒民眾此事實：由於美國政府堅持志願遣返戰俘，戰爭多打了至少15個月，造成美軍重大傷亡——45%的美軍傷亡發生在停戰談判開始之後——也大大拖久了美軍戰俘被中朝方關押的時間，其間又有一些美軍戰俘死在中朝方的戰俘營。 艾森豪威爾演講稿被刪改，很可能就是出於這一考慮。

喬伊回憶錄出版後卻遭到打壓。據韓戰期間喬伊的上司、聯合國軍司令李奇威 （Matthew B. Ridgway）將軍觀察，「顯然有組織的力量試圖限制該書的發行銷售，特別是限制其在美國行政當局決策者中的流通」。

在美國這樣一個奉言論、出版自由為圭臬的民主社會，美國政府通過壓制言論，成功地模糊了韓戰後半段「為戰俘而戰」並拖延了一年多的事實。韓戰在美國成為「被遺忘的戰爭」絕非偶然。

學術界的失憶與遺忘

美國政府高層對韓戰戰俘問題諱莫如深，而學術界的失憶也不遑多讓。在西方學術界，主流的韓戰研究多是依賴外交與軍事檔案，聚焦高層博弈的專著。而韓戰後半段的核心——戰俘——卻依然是無名之眾。即便是對停戰談判與戰俘問題的研究，其焦點依然停留在高層外交與政治博弈層面。直到近幾年，Rosemary Foot, Charles Young, Sheila Miyoshi Jager, Tessa Morris-Suzuki, and Monica Kim 等學者才開始更多關注戰俘問題，特別是戰俘本身。

在東亞，學術界對戰俘研究的忽視可能更嚴重。在中國大陸，由於審查或自我審查，戰俘研究似乎屬於禁區。在威權時代的台灣與韓國，由於韓戰戰俘問題涉及到諸多敏感細節，獨立於官方宣傳的自由研究並不可能。在韓、台民主化之後，此議題又被視作李承晚或蔣介石時代的宣傳遺跡， 而被人遺忘。

學術界對戰俘問題的忽視反映了整個社會的失憶：韓戰的後半段——即為戰俘而戰的韓戰——已經被參戰各國所遺忘，無論是政治人物，或是學者，還是民眾。我們不禁要問：有關戰俘的歷史失憶是韓戰成為「被遺忘的戰爭」的結果呢？抑或是其原因——也就是說，是否有某種力量為了使人們忘記戰俘與戰爭延宕之間的因果關係，而不惜使韓戰變成「被遺忘的戰爭」？我傾向於第二種解釋。正如尼采所言，「遺忘……嚴格地說就是一種積極主動的壓抑」。

最具諷刺的是，美國與中國，這兩個韓戰與冷戰時期的死敵，各自採用各種手段，包括混淆、扭曲、掩蓋事實以及審查制度，來製造並維持對韓戰戰俘的遺忘。在此意義上，他們又仿佛是製造失憶的合謀者。唯一高調紀念韓戰戰俘的地方是蔣介石與蔣經國治下的台灣，但有關「反共義士」的敘述與記憶也受到嚴格的控制審查。

美國方面，韓戰期間在戰俘營推行反共教育的美軍心理戰部門的遠東地區主管漢森（Kenneth K. Hansen）於1957年出版《鐵絲網內的英雄》，鼓吹大多數中國戰俘拒絕遣返是西方意識形態的一大勝利。作者強烈的反共意識充斥全書，多處故意隱瞞和扭曲事實。而1968年出版的《共產黨士兵在韓戰戰場上與被俘後的集體行為》利用了大量美軍文件與1953年完成的戰俘口述。當時美國軍方委托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William C. Bradbury等社會科學家到韓國對中朝戰俘進行調查，試圖用社會科學方法來瞭解共產黨士兵的行為方式以及思想改造機制（即所謂「洗腦」）。

調查組在停戰協定簽署前後訪問了43名中國戰俘，包括9名即將遣返的親共戰俘和34名拒絕遣返的反共戰俘。每位戰俘訪談的時間從兩小時到二十小時不等，平均八九小時，每位戰俘詳細講述自己的出身、教育、當兵和被俘前後經歷。 書中詳細介紹幾名重要的反共戰俘領袖，但是除王尊銘外，其他戰俘的全名都未出現。

美國軍方和國務院等多個不同單位曾對超過2,000名中朝戰俘進行過深入的審訊調查，這些審訊紀錄都存放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卻一直沒有得到使用、整理或出版。直到本世紀初，加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UC San Diego）的博士生Jeremy Brown （周傑榮）發現部分美軍審訊紀錄，並於2007年發表了〈從反共到抗美──中國西南地區的內戰與韓戰，1950-1951〉。 這大概是幾十年來學術界第一次利用中國戰俘的審訊記錄。

臺灣方面，14,000餘名戰俘作為「反共義士」 於1954年1月下旬抵達臺灣後，次年由蔣經國領導的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即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前身）出版《反共義士奮鬥史》，該書由羅家倫作序，梁實秋、陳紀瀅、林海音、謝冰瑩、王平陵等著名作家執筆。同年，香港出版了劉朗（即劉儒裕）所著的《流血到天明》。雖然這兩本書詳細地紀錄了戰俘營內的鬥爭，但是其明顯的反共宣傳色彩使其不能簡單地作為史料應用。1956年赴台戰俘譚興東在台北出版了《荒謬十年》，紀錄其自抗戰期間加入新四軍至抗美援朝戰爭之初父母在土改運動中遇害的十年，卻未涉及其戰俘營經歷。

此後數十年臺灣官方再也沒有出版紀錄韓戰戰俘問題的書籍，而赴臺戰俘也鮮有回憶錄出版。直到2000年，前中央陸軍官校（黃埔）二十三期學員、反共戰俘高文俊在移民美國多年後才回臺灣自費出版《韓戰憶往: 浴血餘生話人權》，該書是反共戰俘出版的第一部詳盡的韓戰回憶錄。

2005年國史館出版三卷《戰後外交史料匯編: 韓戰與反共義士篇》，收入大量相關外交檔案。 該檔案集的編者周琇環還發表過兩篇探討志願軍戰俘赴臺過程的論文。 2013年周琇環、張世瑛與馬國正對二十位戰俘的口述訪問紀錄《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由國史館出版。 馬國正是戰俘的二代，其碩士論文充分利用多名重要反共戰俘的口述訪問，對反共戰俘領袖有生動的觀察。 但是由於缺乏戰俘個人檔案，這些新著作和史料彙編仍然未能系統準確地描述反共戰俘領袖。

在中國大陸，戰俘問題在1952至1953年幾乎天天佔據《人民日報》的版面。最初的消息幾乎都是譯自外國通訊社的報導。自1952年2月開始，不斷有少量的被美軍徵用訓練後被空投或從陸地、海上滲透回北朝鮮的戰俘特工被中朝方抓獲，中方才開始獲得戰俘營內部的相關情報。1953年4月，1030名傷病戰俘通過「小交換」遣返，他們帶回戰俘營內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匯報。在停戰後的「大交換」中，又有5,640人獲遣返，包括所有的地下黨領袖。

他們對戰俘營鬥爭的記述被以志願軍政治部主任杜平為代表的中共官方所接受，並通過新華社的報導廣為傳播。中共官方也組織老舍、胡風等文人訪問戰俘，在1953年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如胡風在吉林扶餘縣探訪傷病戰俘，不久就在《人民文學》第九期上發表的〈肉體殘廢了,心沒有殘廢〉。

然而，隨著1954年1月一萬四千餘名中國戰俘被中立國遣返委員會釋放，隨即被聯合國軍送往台灣，而後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重提戰俘問題得不到任何響應，到1954年下半年戰俘問題就從中國媒體上銷聲匿跡，在此後近二十年不再被提起。

遣返戰俘絕大多數都受到嚴厲處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備受迫害，但是自1980年代初得到「落實政策」（即象征性平反）以後，倖存者開始編寫出版回憶錄。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張澤石主編的集體回憶錄《考驗》以及張澤石的個人回憶錄《我的朝鮮戰爭》。

還有兩位離休的解放軍幹部長期致力於為戰俘平反、改善待遇，他們也編著了一系列重要文獻。賀明曾於1953年停戰後參與對「拒絕遣返」的戰俘進行「解釋」，後出版《見證: 朝鮮戰爭戰俘遣返解釋代表的日記》，詳細紀錄當時中共官方對戰俘營情況的調查與分析。該日記說明中共對反共戰俘的瞭解幾乎都是來自遣返戰俘的匯報。另外，前《解放軍文藝》副主編吳金鋒在1980年代採集了400餘名遣返戰俘——包括幾乎所有親共領袖——的口述訪問和相關個人檔案，編輯成《安德舍筆記：歸國戰俘自述集》，但該文集未能出版。

以上所述大陸出版的戰俘文獻多是基於由遣返戰俘所提供的材料，包括他們在1953年遣返後的匯報材料、審查自述、1980年代以來的回憶和口述。這些材料非常豐富，而且內容大多平實可靠，但也有其局限。首先是材料來源單一、同質化。其次，囿於大陸的出版環境，不符「主旋律」的內容難見天日，因此並不能完整呈現戰俘營鬥爭的複雜性。

而年輕的解放軍作家于勁於1988年出版的《厄運》卻相當充分、平衡地再現了聯合國軍戰俘營當局與戰俘之間、反共與親共戰俘之間、以及親共戰俘內部複雜而殘酷的鬥爭。 雖然這是一部報告文學作品，但其史料價值極高，是研究志願軍戰俘、也是研究韓戰後半段繞不開的必讀之作。

真實的歷史——《厄運》

作為一名學院訓練的歷史研究者，我一直地對報告文學、紅色回憶錄與官方媒體報導懷有警惕。2007年，我接觸到戰俘問題，開始閱讀張澤石主編的《考驗》和于勁著《厄運》。當我讀到前四川大學學生、戰俘林學逋因公開堅持要回國而被反共戰俘李大安殺害，林臨死高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出自《厄運》）這一場景時，我對此相當懷疑。

我的學長周傑榮曾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發現戰俘檔案，他建議我去華盛頓一探究竟。幾週後，我在檔案館找到了戰俘營當局對林學逋案的調查報告。其屍檢報告註明林「雙眼淤血、兩個鼻孔出血」，「左臂外側面積為12乘7釐米的皮膚已被撕脫」，「胸腔、腹腔被利器刺穿，導致大出血」，證實了以上兩書關於林學逋被棒打、手臂上的刺字被割掉、再被尖刀刺死的描述。

雖然屍檢報告不可能證實林是否高喊口號，亦並未提及林的心臟是否完好，因此無法證實李大安挖出林學逋心臟的指控，但其他細節的高度吻合大大提升了兩書的可信度。而調查報告中兩張林學逋遺體的照片更完全印證了《厄運》中目擊者余昌智的描述：「林學逋等三具屍體，光身子趴在土堆上，林學逋口裡含著土，鼻子，膀子，肚子上都是鮮血」（頁301）。雖然于勁寫《厄運》沒有機會接觸到美國檔案，但其描述與美方檔案文獻、照片的高度互證令人驚歎。

關於林學逋遇害的報導最早出現在1953年3月31日的《人民日報》，新華社引用被中朝方俘獲的戰俘特工、前戰俘營警備隊員（即李大安的打手）曹經國的供詞，稱「林學普臨死時還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而隨後的兩次報導並未提供更多細節。 在1998年出版的《考驗》中，張澤石、趙國璽和丁先文撰文〈不畏強暴的林學逋〉，但三名作者都不在遇害現場，該文亦未明確引用目擊者的敘述，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 而《厄運》卻有兩份獨家的第一手材料：來自林遇害過程目擊者梁光輝的口述（頁298）和林棄屍目擊者余昌智的法庭供詞。

以林學逋遇害案為例，我們可從口述歷史與檔案材料兩方面來討論《厄運》的史料價值。儘管該書是一部報告文學作品，但于勁的研究方法其實與優秀的歷史學者無異。她「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廣泛訪問親歷者，蒐集檔案材料。首先，于勁在1985至1986年行走全國各地，採訪了近百名戰俘，包括在川西小城丹棱縣找到的「梁瘋子」梁光輝。此時，這些倖存者剛剛擺脫毛澤東時代磨難，年齡大約五十多歲，仍屬壯年，記憶依然清晰。

我從2008年開始在各地尋找、訪問志願軍戰俘倖存者，幾乎每到一地，當地的戰俘就會回憶起當年接受于勁訪問的情形。我很快就意識到其實我是在追隨于勁的足跡，但已很難複製她二十多年前的鮮活記憶。當年的受訪人不少已經過世或不斷凋零，包括趙佐端、孫振冠等戰俘營領袖以及梁光輝等關鍵證人，而健在者的記憶也不免有所退化。這十年間，我一共訪問了九十餘名前志願軍戰俘，包括在大陸的三十一人（其中包括十二人曾受于勁訪問）、台灣五十五人、美國一人、阿根廷一人，以及四名在阿根廷和巴西的朝鮮人民軍戰俘，另有一名聯合國軍從台灣聘用的文職翻譯，一名美軍翻譯與一名美軍警衛。我的口述訪問在廣度上超過了于勁，但多方材料的互證卻多次證明《厄運》的可信。

我雖然未能找到林學逋遇害的目擊者，但在台灣找到了在林被殺後幾分鐘到達現場的兩名戰俘。楊樹芝曾任72號戰俘營第一大隊大隊長，林學逋曾擔任其翻譯，二人關係良好。據楊回憶，事發當晚，他聽聞林學逋被抓走，立即趕去營救，卻晚了一步，趕到時林已經躺在血泊之中。此時李大安正帶著打手用棒球棒毆打另一個戰俘，此人高喊「毛主席萬歲！」結果被打得腦漿迸裂。另一位受訪人趙英魁被押送進行刑的禮堂時聽到有人高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進去時兩人「已經不動了，沒氣了」。 綜合戰俘營當局的屍檢報告、《厄運》以及以上口述，基本可以證實林學逋與另一受害人張振龍（或張振竜）臨死前高喊口號的記述。

2013年台灣國史館出版了《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受訪人包括兩名曾在李大安手下擔任警備隊員的戰俘。劉通和（化名）回憶自己親眼看到李大安「一榔頭從後腦杓打下去」，林學逋「一頭就栽在裡面」。而蕭力行稱，「殺他他還喊毛澤東萬歲，死的時候還叫兩、三聲毛澤東萬歲。他那時候知道也沒命了，乾脆做個英雄。」 至此，林學逋遇害前高喊口號的記述可確定無疑。

第二，于勁做了歷史學者該做的、能做的所有檔案蒐集工作。當年她與錢鋼一起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了韓戰時期中國政府整理的外電對戰俘問題報導的卷宗，她還請在美國留學的親人蒐集韓戰時期的報章雜誌。

最重要的是，她通過戰友獲得一批北京軍區軍事法庭檔案，其中包括十幾名戰俘「特務」以及幾名親共戰俘營「叛徒」的法庭供詞與判決書。這批戰俘「特務」都是原志願軍戰俘，大多是前國民黨軍校畢業生、國軍軍官以及戰俘營反共組織幹部。美軍情報機關「8240部隊」（及其分支TLO「戰術聯絡組」）自1951年底至1953年底一共征用了約三四百名戰俘，通過空投或陸地、海岸線滲透等方式投送至朝鮮北方收集情報，其中大多數被中朝方捕獲，包括李大安、魏世喜、王家悌等主要的反共戰俘幹部。他們的供詞涵蓋了他們在韓戰前、戰場上、戰俘營中和美軍情報機關的經歷，而其中關於戰俘營內鬥爭與情報機關的內容是極其重要的獨家史料，填補了中國大陸、台灣、美國三方材料的空白。

中國大陸的戰俘史料主要是來自歸國戰俘的敘述，但由於反共戰俘在巨濟島戰俘營一直處於統治地位，親共戰俘對壓迫他們的反共戰俘的了解極其有限，因此其敘述並不完整可靠。至於台灣方面，由於相當數量的反共戰俘幹部被美軍徵用，派往北朝鮮，他們大多被中朝方俘獲，只有少數倖存並前往台灣，因此台灣方面也沒有這批重要反共領袖的準確資料。

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各類戰俘相關檔案也有嚴重缺陷。首先，美軍情報二處G-2留下的千餘份中國戰俘審訊紀錄雖然囊括大多數親共和反共戰俘幹部，但其關注重點為受審人被俘前的軍事及政治、經濟、社會情報，完全不涉及被俘後經歷。其次，戰俘營當局對戰俘營內部的複雜鬥爭並無掌握，因此其紀錄較為簡單。除非涉及到戰俘死亡調查，這些報告幾乎不會提到任何戰俘的姓名，因此研究者無從了解戰俘個人的具體角色。最後，高度機密的美軍情報機關8240部隊的文件至今仍未解密。

《厄運》中大篇幅地直接引用了十餘名被俘「特務」的供詞，這成為研究者了解戰俘營每部鬥爭的一個重要窗口，可與海峽兩岸戰俘的口述、官方檔案互證。而李大安口供更是詳述他在國共內戰期間與韓戰初期的經歷，其主要時間節點可與其美軍審訊紀錄互證，但其口供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細節，可幫助讀者了解這個惡名昭彰的戰俘營「活閻王」的悲劇人生。

除了戰俘「特務」，《厄運》也引用幾名「叛徒」的供詞。他們都是在1952年4月的「甄別」中選擇回國，來到親共戰俘營後卻對地下黨不斷發動流血鬥爭產生恐懼、厭惡和動搖，因而翻越或試圖翻越鐵絲網，以逃避流血衝突。結果停戰後被押送回國，面對審判，有的被處以死刑。比起這些活著回到祖國受審的「叛徒」，另有十七名「叛徒」在戰俘營就被地下黨組織「判處了死刑」（頁406）。

相對於其他書對「鋤奸」行動隻字不提或一筆帶過，《厄運》詳細描述了多位「叛徒」的「叛變」動機與過程，他們被處決的過程，以及鋤奸決策者與執行者當時的心態與後來的反思。雖然堅持主旋律的劉白羽對此略有微詞，「有些地方筆墨太重」，但這正是本書重要的價值。

修正與商榷

《厄運》的史料價值毋庸置疑。拙作The Hijacked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20）及即將出版的中文版《被劫持的戰爭：志願軍戰俘與韓戰》（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引用最多兩本書就是《厄運》與《考驗》，各被引用近五十次。于勁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研究志願軍戰俘，當時沒有互聯網，兩岸尚未三通，中國研究者也不能去美國檔案館查閱資料。我二十年後開始自己的戰俘研究，有幸在海峽兩岸、美國和南美訪問了九十多位倖存戰俘，使用了兩岸、美國及韓國的檔案館。拜多方資料互證所賜，今天我們可以把戰俘研究再推進一步。我和錢鋼老師一起，核對《厄運》中的人名、地名、數字、照片注釋等史實，原版中的一些小的錯誤都在新版中得到更正。

而《厄運》中還有兩個問題或謎團，我想提出來與讀者討論，這都不是所謂的「硬傷」，而是于勁根據當時手中有限的材料作出的解讀。今天的材料更加多元豐富，因此可以得出更精確的判斷。以下辨析材料、論證觀點的過程可清晰地說明戰俘研究的推進。

一、杜魯門在停戰談判之初就已決定要扣留戰俘？

歷史事件的發展往往相當複雜，又充滿偶然性，如果簡單地依據一兩條重要的證據，再按照事件的先後順序而推導出前者是後者的原因，或後者是前者陰謀策劃的結果，這樣的推論往往看似符合邏輯，卻並不一定就是歷史的真相。

由於美國政府提出志願遣返戰俘，停戰談判陷入僵局，雙方邊打邊談長達兩年之久。人們不禁要問：美國政府為什麼要提出這樣一個明顯會妨礙停戰的政策呢？美國政府是否有預謀地強制扣留戰俘以圖阻撓停戰，或故意使中朝方難堪呢？

美國政府當然聲稱其動機是基於道義與人道考量。然而，1952年11月1日，美國《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刊登了貝斯（Demaree Bess）的報導，披露早在 1951年7月5日，即停戰談判開始前五天，美國陸軍心理作戰部門主任麥克盧爾（Robert A. McClure）准將向參謀長聯席會議提議：出於人道與宣傳的雙重考慮，應將部分不願遣返的中國戰俘送往台灣。參聯會支持該提議，並轉呈給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貝斯稱，該提議得到成員包括總統和國務卿的國安會的批准。因此，在停戰談判之初，美國政府最高層就已經決定不全部遣返戰俘。

貝斯揭秘的麥克盧爾提議被廣為引用，成為美國政府預謀扣押戰俘的關鍵證據。由中國外交部國際新聞局局長喬冠華於停戰談判開始前挑選並帶往板門店採訪的法國《人道報》記者貝卻敵（Wilfred Burchett）和英國《工人》報記者魏寧頓（Alan Winnington）1953年初在北京和倫敦出版了他們合著的《巨濟島真相》（Koje Unscreened）。該書引用貝斯，強調強制扣留戰俘是杜魯門和艾奇遜等人的預定政策。于勁在《厄運》中也沿用該觀點。

麥克盧爾提議的真實性並無疑問。1966年美國軍方出版的韓戰戰史詳細記載了麥克盧爾提議和隨後的政策討論。雖然西方歷史學界對韓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層政治外交，少數深入研究停戰談判的學者，如Bernstein, Foot, Stueck, Young, 都強調麥克盧爾提案引發了美國軍方與國務院之間的一系列複雜的政策博弈。

與美英學術界相似，中國學者對韓戰停戰談判的研究也集中在高層政治外交，譬如沈志華、楊奎松和陳兼在各自的相關研究中對戰俘本身著墨不多，亦未注意到麥克盧爾提議。而學者型外交官張昆生對停戰談判與戰俘問題的來龍去脈，包括麥克盧爾提議，作出了相當完整地梳理。 鄧峰則根據麥克盧爾提議與其他國安會文件，則進一步斷言杜魯門政府出於意識形態考量，有意利用戰俘問題阻撓停戰，「以實現爭奪全球霸權的戰略目標」。

與貝斯不同，美軍軍史和上述幾位英美學者都沒有得出國安會——特別是杜魯門——批准了麥克盧爾提議的結論。他們謹慎不無道理，因為國安會是白宮的幕僚機構，每天要處理很多文件，並不是每一份都會在國安會主要成員（principals）會議上討論，更遑論批准。貝斯獲得了洩密的麥克盧爾提議，並得知該提議被轉呈國安會，卻沒有證據說明國安會或總統批准了該提議。他很可能是根據1952年初美國政府提出與麥克盧爾提議相似的志願遣返政策而推導出杜魯門和國安會早已批准了該提議。

貝斯的推論看似符合邏輯，卻被兩份新發現的史料所推翻。在拙作的第十章〈停戰談判與美方「志願遣返」戰俘政策之形成過程〉中，我引用新解密的美國中情局（CIA）檔案，證明麥克盧爾提議的確被轉呈國安會，但在1951年9月27日，國安會高級參謀會議決定由新成立的心理戰略委員會（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處理該提議。10月15日，參聯會表示要重新考慮該提議，並提出戰俘政策應由參聯會與國務院協商解決，「而勿需再牽涉到國安會」。 也就是說，麥克盧爾提議被參聯會撤回，並沒有送達國安會主要成員，也不大可能送到杜魯門總統的辦公桌上。

那麼，美國政府為何於1952年1月初提出與麥克盧爾方案極其相似的志願遣返的原則？其實該政策的形成過程異常複雜，中間經歷不少曲折反覆，美國國務院與軍方的立場各自經歷了180度的轉變，依然對立，其細節在拙作中有詳細的論證。我在此提出對貝斯推論的質疑，只是想提醒讀者，歷史事件的發展往往相當複雜，又充滿偶然性，如果簡單地依據一兩條重要的證據，再按照事件的先後順序而推導出前者是後者的原因，或後者是前者陰謀策劃的結果，這樣的推論往往看似符合邏輯，卻並不一定就是歷史的真相。

二、神秘的美國新聞記者菲利普

因此可以說，（美國）軍方和國務院的戰俘審訊項目各自被國民黨和中共人員所滲透。

與上述美國決策高層「陰謀論」類似，《厄運》和由張澤石等歸國戰俘集體編寫的回憶錄《考驗》都提出一個執行層面的「陰謀論」，懷疑一位神秘的「新聞記者」菲利普是指揮鎮壓親共戰俘的美國特務。《厄運》中引用李大安、魏世喜等被美軍空投至北朝鮮從事情報工作、被中朝方俘獲的的反共戰俘的口供，他們聲稱此「新聞記者」指使他們在戰俘營成立反共組織並發起刺字運動。而《考驗》編委會則進一步指控：「負責控制鎮壓中國戰俘的美方特務頭子是美中央情報局的哈德曼少將。此人化名菲利浦，自稱是『中國通』，以『常駐記者』名義自由出入集中營。」

于勁曾訪問了多位與菲利普有接觸的親共戰俘領袖後，勾勒出這位記者的形象：「他微笑迷人，交談真誠，謙和禮讓，即便是爭執也使戰俘感到坦誠可信。」原180師538團政委趙佐端是巨濟島戰俘營中級別最高的志願軍戰俘，他回憶，和菲利普交談，「常會使你覺得帝國主義也不是鐵板一塊。」

原180師作戰科副科長王化英記得菲利普「每次去趙佐端那兒都捎些吃的，他還從總管那裡帶煙、罐頭等食品去看望傷病員。」原538團宣傳幹事張澤石回憶，菲利普「常來86聯隊部聊天，他自由得很，一個人在戰俘營里晃來晃去。美國哨兵對他很恭敬，一見他來就主動開營門。他每次來都以我們的好朋友自稱。他中等身材，文質彬彬，穿一件淡咖啡色帶有格子的西裝，很有風度。」原第十二軍對敵工作處翻譯高化龍（高孑）記得此人「談笑風生，舉止自然，無拘無束。他常說，別人一個人不敢進戰俘營，我就不怕，我們是朋友嘛！」

這位「記者」在親共戰俘面前表現親切真誠，並多次嘲笑、斥責反共戰俘。張澤石稱，「他常常站在我們一邊，罵那些叛徒、國民黨。」高化龍回憶：「看到那些形容猥瑣的警備隊員，他會譏諷說，你們還是中國人嗎？72戰俘營門前為了討好美國人，建了一座仿自由女神的塑像，他看了看，說女神手裡拿著的很象是警備隊的木棒。」更重要的是，菲利普給親共戰俘提供了很多實質性、甚至是關鍵性的幫助，使得趙佐端、杜崗等多位中共戰俘領袖得以從第72號戰俘營的「活閻王」、反共戰俘李大安的魔爪下脫身，被轉移到親共的71號戰俘營。

這位「記者」到底是什麼人呢？戰俘安保元回憶：「我當聯隊翻譯時，曾向許多美國人打聽過他的具體身份，想方設法去瞭解，也沒弄清，他們也不知道他的真實份，只知道他不是軍人，英語稱他為『塞維林』。」塞維林，即civilian，非軍人（而譯為「民間」是不準確的，外交官是非軍人的文官，卻不是民間人士）。

儘管他只是告訴戰俘們他的名Philip，高化龍卻在一次與戰俘營總管柏德諾（或譯為波特納，Haydon Boatner）將軍的會面中偶然聽到柏德諾提到他的姓Manhard （高記為Manhart）。高化龍回憶：「有人說他是國務院的，有人說他是聯邦調查局的。」而趙佐端曾聽說他「曾在美國駐天津領事館工作過」（頁162–163）。

雖然他自稱是新聞記者，這個神秘人物的身份——曾在美國駐天津領事館工作的外交官（即國務院工作人員）——已經被趙佐端和高化龍兩人了解到了，只是未得到證實。1984年出版的《美國外交文件，1952-1954，第十五卷：韓國》收錄了多份由美國駐韓大使館的政治事務專員菲利普·曼哈德（Philip Manhard）發自釜山和巨濟島的關於戰俘的報告。但該檔案集多年後才可在網上查閱。《厄運》於1988年9月出版，同年12月曼哈德接受美國外交史協會的口述訪問，詳述其外交生涯，但訪問紀錄直到1998年才公開。 因此，囿於材料的限制，于勁在寫作過程中無法多方了解菲利普的身份。

《厄運》成書三十多年後，今天我們可以比較全面清晰地認識這位其實並不神秘的菲利普。曼哈德（編按：即菲利普）生於1922年，畢業於南加州大學，二戰期間曾在海軍陸戰隊服役，戰後通過外交官考試，1948年3月至1949年10月獲派在北平學習中文。畢業時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於中共「一邊倒」向蘇聯，美國拒不承認北京新政權，但尚未撤走所有外交人員，試圖以拖待變。於是曼哈德就近獲任美國駐天津領事館副領事，此間他曾接待獲釋的前美國駐沈陽總領事安格斯·沃德（Angus Ward）。不久，所有美國外交人員被勒令離華。1950年4月20日，曼哈德隨前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博（O. Edmund Clubb）等人乘船離開天津，他們成為最後撤離中國大陸的美國外交官。

韓戰初期，與駐東亞美軍缺乏中文人才的情形一樣，美國駐韓大使館顯然也沒有任何懂中文的外交官。這個情況持續到1951年4月，隨著曼哈德的到來才得到改變。1951年4月，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簡稱INR，其前身為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屬下的研究分析部）派遣曼哈德來到已南遷釜山的美國駐韓大使館，擔任政治事務專員（Political Officer），其主要任務是審訊不斷增多的中國戰俘，以獲取關於「新中國」的情報。在美國駐華使領館被關閉、人員被驅逐之後，戰俘成為美國政府了解「新中國」的的重要第一手信息來源。

與美軍遠東司令部設立在釜山東萊的審訊中心相似，駐韓大使館也在釜山設立了一個由曼哈德負責的審訊小組。由於缺乏中文人才，美軍的審訊中心必須依賴從台灣聘用的文職翻譯兼審訊官；而駐韓大使館則通過美國外交系統從台北和香港的美國新聞處（USIS）借調來兩位中文翻譯，其中來自香港的就是1985年才暴露的中共間諜金無怠（Larry Wu-tai Chin）。因此可以說，軍方和國務院的戰俘審訊項目各自被國民黨和中共人員所滲透。

國軍方審訊戰俘主要是為了獲取軍事及地理情報，而國務院審訊小組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中國的「民心、民情」，尤其是中共為何贏得內戰、如何維持其政權。受國務卿艾奇遜指示，曼哈德亦多次前往位於釜山外海的巨濟島戰俘營。他以記者「菲利普」的身份出現，與親共與反共雙方戰俘深入接觸。據張澤石回憶，曼哈德「常問大陸上的民心情況」（頁187）。前180師538團政委，親共戰俘最高領袖趙佐端的以下回憶準確反映了曼哈德的工作內容：

他喜歡找幹部談，並不涉及朝鮮戰爭，也不談軍事，主要問我們的現行政策、土地改革等等。他說他是搞意識形態的。他說，他看不慣李大安、魏世喜這些地痞流氓。他尤其關心我們軍隊裡『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我一條條向他解釋說明。有一次，他問我，你們回去以後共產黨會對你們什麼態度？又突然問，過去你們共產黨對起義部隊有什麼政策?有些事他反覆地問我，好象不大理解，比如他對國民黨起義的官兵感興趣，為什麼在戰場上一經教育，就能掉轉槍口打國民黨？」（頁186–187）

趙佐端、孫振冠和張澤石等親共戰俘在《考驗》等回憶錄中多次提及菲利普，但都從未提及任何證據顯示他參與迫害、鎮壓親共戰俘。雖然「中情局少將」一說大概是完全出於臆測，但是作者們對菲利普身份的懷疑可能源於于勁在《厄運》中引用的幾位重要反共戰俘的口供。這些反共戰俘被美軍情報機關8240部隊徵調，受訓後被空投或從陸地、海上滲透回北朝鮮，大多被中朝方俘獲，後被判處死刑或徒刑。于勁蒐集到這些被俘戰俘特工的口供及判決書，使得《厄運》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但他們的口供並非百分之百的可信，有必要對比鑒別。

據反共戰俘幹部魏世喜供認，一位自稱「新聞記者」的神秘美國人指使他在軍官戰俘營成立反共組織，並索取組織人員名單，還叮囑「你們要多注重政治教育，以後來了報紙，要多給他們宣傳、講解，若有共產黨人反對你們，我一定支持，包括報紙上大陸共產黨的血腥屠殺，你一定要對他們進行宣傳」（頁191）。而李大安也供稱這位「新聞記者」指示印汝亮在第72戰俘營成立反共組織，並發起刺字運動來阻撓戰俘回國。此人還先後陪同美第八集團軍司令范弗利特（James Van Fleet）和美軍心理作戰部門的遠東負責人到訪第72戰俘營（頁191–192）。

然而，李大安與魏世喜的口供並不能證明這位「新聞記者」就是戰俘營當局迫害、鎮壓戰俘的幕後指示者。曼哈德的職責就是收集戰俘營情報，因此他向反共戰俘領袖索要反共戰俘名單並不出奇，這是國務卿艾奇遜特別索要的（見拙作第十三章〈巨濟島和濟州島上的「中國通」〉）。至於他指示成立反共組織的指控，其實相當可疑。不僅他在親共戰俘面前表現親切真誠，並多次嘲笑、斥責反共戰俘，而且他在給華盛頓的諸多機密報告中也是幾乎始終如一地對親共戰俘要求回國的願望表示同情與理解，對反共戰俘的暴力行徑——包括強迫刺字、酷刑——表示譴責、憤慨。假如李大安與魏世喜的指控是真實的，那麼曼哈德的行為顯然超出了國務院對他的授權。然而，這個僅有不到三年資歷的年輕外交官是絕無可能幕後指揮戰俘營當局、美軍心戰部門以及上萬反共戰俘。

那麼如何解釋李大安與魏世喜對他的指控呢？很可能，李魏等反共戰俘領袖被俘後，一方面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責，另一方面他們也了解中共迫切希望找到美國人陰謀扣押戰俘的證據，於是投其所好，故意誇大甚至編造美國人的作用。
後來出版的《美國外交文件》以及美國國務院口述訪問紀錄都證實曼哈德當時只是一名低階的外交官，盡職地在釜山和巨濟島收集有關「新中國」以及戰俘營的情報。而他後來的人生亦相當傳奇。

韓戰停戰後，他在東京和華盛頓任職。1967年被派往越南順化擔任美國高級顧問，次年初在北越發動的「春節攻勢」中被俘，成為最高官階的文官俘虜。他被單獨囚禁在河內長達五年之久，直到1973年才獲釋。1974年他被尼克松總統任命為祝毛里求斯大使，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曾被俘的外交官升任大使。

1985年金無怠事發被捕，曼哈德出具證詞，說明當年金在其手下審訊中國戰俘，並不涉及軍事內容，當時金也不可能接觸到軍事機密，因此檢察官對金無怠在韓戰時期的間諜作用有誇大之嫌。顯然，儘管在韓戰中曾被中共戰俘猜疑，在越戰中身陷越共囹圄五年之久，曼哈德依然保持了平實公允的態度，並未順應美國聯邦檢察官的指控，對前下屬、共產黨間諜嫌疑人落井下石。

于勁當年從與多位戰俘的訪談中得出菲利普「真誠、謙和、坦承可信」的印象，其實是相當精準的。難能可貴的是，這是他一生始終如一的堅守。
拜新發現的資料所賜，今天我們終於可以解開圍繞在菲利普身邊的謎團，我相信這也是于勁渴望知道的。我們也終於可以還這位當年年輕的「中國通」一個公道，我相信于勁也會同意。

真摯的靈魂——于勁

1984年，三十一歲的南京軍區護士于勁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此之前，她已經歷過兩年艱苦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歲月、十三年的軍旅生活，在部隊先後當過洗衣員、炊事員、飼養員、廣播員、通訊員、電話員、和衛生員。此時，她已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軍旅作家，曾在1982年、1983年連續兩個夏天深入到中越邊境戰爭前線，與前哨排的戰士們共同生活了二十餘天，兩次到前線巡邏。她隨後發表了根據此經歷寫作的小說與報告文學並獲獎，她把稿費、獎金近八百元人民幣全數寄給了前線的戰士們。

1985年夏天，經解放軍藝術學院同班同學金輝的介紹，于勁認識了在北京的歸國戰俘張澤石，由此開始了對志願軍戰俘的研究與採訪。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她的足跡遍及黑龍江、遼寧、吉林、江蘇、湖北、山西、四川、上海等各省市大大小的城鎮、鄉村，採訪了處於最底層的近百名歸國戰俘。

二十多年後，我追隨于勁的足跡，也行走在四川、雲南、北京、山西、河南、上海，尋找健在的戰俘。我幾乎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有當地的戰俘稱讚《厄運》最真實地再現了他們當年的鬥爭與磨難，也會深情地回憶當年于勁訪問他們的場景。成都的鍾駿驊今年87歲，近年已經失智。2007年，我第一次訪問他時，他回憶起1986年于勁來成都採訪，就住在他家附近的一個招待所。于勁每天一早準時到他家，開始一整天的訪問。受訪的戰俘從四川、雲南各地趕來，絡繹不絕，採訪持續了一個多月（參見頁531）。

時年52歲的林模叢從昆明趕到成都，于勁在書中寫下了他們訪談的場景：

一九八六年三月，春光和煦，我和林模叢走在成都一條寬闊的街道上，邊走邊談。這一回，他特地從昆明郊區的農場起來，……一身樸素。一身陳舊。極普通的藍布中山裝，磨得泛白的褲子，一雙綻裂了鞋邊的舊皮鞋。方正的臉龐黝黑粗糙，除了那雙總是想熱切地表達一些什麼的眼睛，他的一切都使我感到平凡、普通。厚厚的結滿老繭的雙手，微微有些彎駝的結實有力的後背，只有長期從事重體力勞動的人才可能具有的粗大的體魄。走到黃昏，夕陽為早春染上淡淡的溫暖。我在瞅那雙破邊的皮鞋，怕它散裂。（頁260）

二十三年後，我在昆明第一次見到林模叢，看到一幅很熟悉的樣子，原來于勁的描述是那麼的真切、傳神。後來林老得過癌症，但他仍然不辭勞苦，前往全國各地訪問戰俘難友，他要完成他自己的戰俘研究專著。于勁去世後，林老來信，請我在追思會上代他發言，這位質樸堅強的八秩老人承諾要將「『戰俘事業』進行到底」。

于勁是一名軍人，她上過戰場，聞過硝煙，她熱愛戰士，卻痛恨戰爭。正如她自己所說，她「對暴力和意識形態深惡痛絕」。《厄運》是一部反戰的戰爭文學，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于勁對一個個遭受苦難的鮮活生命的深刻同情與誠摯關懷。

在于勁筆下，每一個戰俘都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即使是那些所謂的「叛徒」被還原成曾經堅強亦會脆弱的普通人，他們在常年高壓下幾近崩潰，甚至神經失常。戰俘營極端的環境不允許他們和平地等待遣返回家，於是他們作出了極端的選擇——逃亡，卻招致極端的懲罰。于勁的寫作超越了非黑即白的鬥爭思維，充分呈現戰俘營鬥爭的殘酷與複雜，也突顯了戰俘個人的生存困境與生死掙扎。

因為真實、真摯，《厄運》是一部優秀的歷史著作，也是一部傑出的文學作品。

謹以此文紀念于勁——這顆真摯的靈魂。

也藉此紀念產生了于勁與《厄運》的八十年代——過去半個世紀中國有最多希望，也有最多可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