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战七十年：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两个中国”与上万战俘的前线角力

【编者按】1950年6月25日，是韩战爆发日。当年今日，金日成统治下的朝鲜军队越过北纬38度线，向李承晚领导的韩国发动攻击，揭开了三年韩战的序幕。在韩战七十周年前夕，2020年6月16日，在金日成孙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提前警告下，北韩军队炸毁了位于两韩边界、北纬38度线附近的“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

北韩采取此一军事行动的原因，据闻是因脱北者组织“自由北韩运动联合”在京畿道金浦市将大量批判金正恩及其核武计划的传单包裹之后，用气球送过了北纬38度线。传单事件引起了北韩的强烈反应。但南北韩“互相发送传单”的行为，自韩战以来，从未稍歇。七十年后的今日，韩战遗留的框架仍在影响朝鲜半岛的命运，也影响周边区域甚至世界的政治格局。

韩战也改变了台湾的命运，让50年代“两个中国”的框架遗留至今，两岸自此对峙七十年，亦成为今日“中华民国台湾”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在韩战爆发前，杜鲁门政府原已宣布不会协防台湾，国际上多个智库预估，共军在1950年夏天便可进攻取下台湾，完成“统一”大业。但在韩战爆发后两天，6月27日，杜鲁门宣布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不但防止共军攻打台湾，也防止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军反攻大陆。

本文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常成，文选自中国作家于劲书写韩战战俘的长篇纪实之作《厄运》（香港天地出版）新版跋。原题为〈真实的历史、真挚的灵魂——《厄运》与于劲〉，端传媒取得授权转载。

韩战：上半场为领土，下半场为战俘

韩战打了三年一个月又两天，而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至1953年7月27日延续了两年多。在此两年中，中朝与联合国军双方在谈判帐篷中举行了575次会议，同时各自在战场上遭受了巨大伤亡，但最终的停战线只是从停战谈判开始时的实际控制线向南或向北移动了几公里而已。

停战谈判开始后不久，各方原本以为难以解决的第二项议程“军事分界线问题”早在11月27日就达成协议，而原被视为“枝节问题”的第四项议程“战俘问题”却意外地成为谈判的最大难点。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中国和朝鲜谈判代表团坚持遣返全部战俘，而联合国军代表于1952年1月2日提出“志愿遣返”的原则，允许部份战俘不被遣返。4月，联合国军战俘营当局对战俘进行甄别，近21,000名中国战俘中有14,000余人声称拒绝遣返回国，此结果自然遭到中方断然拒绝。

因此，大致可以说，为了给一个中国战俘去台湾的“自由”，几乎有一个美国大兵因此丧生。

相比而言，朝鲜人民军被俘人数高达15万，却非停战的障碍。早在1952年初，金日成就已经意识到军事统一无望，因此渴望尽快停战。况且朝鲜并不需要更多的战俘，因其曾将至少27,000名韩军俘虏编入人民军，而没有将他们列入战俘名单。 从朝鲜的角度看，为了中国战俘──或更准确地说，中共的“面子”──而继续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遭受损失的是朝鲜国家与人民。而斯大林乐见中美两国持续冲突，因此否决了金日成的停战请求，支持毛泽东继续战争。如果不是斯大林于1953年3月初突然死亡，苏联新领导人随即要求中共尽快停战，中共仍将不会接受部分遣返战俘，打了三年的战争很可能还将继续下去。

在边打边谈的后两年，12,300名美国士兵和至少90,000名中国士兵在朝鲜半岛丧生，至少140,000朝鲜平民死于空袭。 因此，大致可以说，为了给一个中国战俘去台湾的“自由”，几乎有一个美国大兵因此丧生。同时，为了阻止一个中国战俘去台湾，六个志愿军战士、十个朝鲜平民，还有数目不详的朝鲜人民军战士因此牺牲。在过去的六十多年，无论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或者南北朝鲜，这样让人触目惊心的等式还从未被讨论。这才是韩战后半段的本质——残酷而无谓的巨大牺牲。

（美军死亡人数来自艾奇逊,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652。由于缺乏中朝方每月伤亡人数统计，此粗略估算值为整个战争期间的死亡人数的一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死亡总数约为18万，见徐焰, <中国牺牲十八万志愿军>,《文史参考》 2010年第6期，页83。据朝鲜中央统计局报告，战争期间28.2万朝鲜人死于敌机轰炸，见沈志华编，《朝鲜战争: 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页1341。由于在战争后半段美军加大对朝鲜的轰炸，此期间的伤亡人数可能超过整个战争伤亡的一半。）

韩战因为战俘问题而拖延，造成重大牺牲，美国政府一方面对美国人民试图模糊战争后半段“为战俘而战”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对盟国的质疑，不得不做出辩解。国务卿杜勒斯在停战后的一次闭门会议中向盟国解释，联合国在韩作战实现了两大目的：第一，将侵略者击退至原有边界甚至更北；第二，非强制遣返战俘，向那些不愿遣返回国的战俘提供政治庇护。

但事实上，第一个目的早在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即已大致实现，谈判开始后不久双方于11月27日就停战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大致沿三八线恢复了战前的分界线。而为了实现第二个目的，美国及其盟国耗费了至少十五个月才迫使中共接受变相的志愿遣返。停战后，双方又将拒绝遣返的战俘送到板门店的中立区，耗费了三个月的时间来对己方战俘进行“解释”，劝其回国。直到1954年1月20至23日，14,000多名中国战俘被送往台湾，7,600余名朝鲜战俘被送交韩国政府，双方围绕战俘的争夺才告一段落。

至1954年6月，先后抵达台湾的中国籍战俘总数达到14,342名。 另一方面，遣返中国大陆的战俘总计7,110人。 另有12人要求去中立国。这12人与74名朝鲜籍和2名韩国籍战俘于2月9日随印军前往印度，等待中立国的接收。 交战双方就战俘遣返问题进行了近两年的军事与政治斗争 ，最终三分之二（66.8%）的中国战俘去往台湾，而只有三分之一（33.1%）回到中国大陆。

我在拙作《被劫持的战争：志愿军战俘与韩战》中提出“两场韩战”的二分法：上半场韩战是“为领土而战”，包括从1950年6月25日至9月双方争夺南方领土、从10月至12月双方争夺北方领土、以及1951年上半年双方争夺三八线附近领土的战争；而下半场韩战则是“为战俘而战”，从1951年底至1953年7月停战。

在美国，韩战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而其被遗忘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希望人民忘记“为战俘而战”的韩战下半场。在中国大陆，抗美援朝战争仍然被颂扬，但韩战下半场除了上甘岭战役这样并无重大军事价值的战斗被纪念外，“为战俘而战”的实质却被模糊。而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曾高调纪念“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去台湾，但相关记忆却受到严格地控制与审查。

记忆与遗忘

在14,000余名志愿军战俘抵达台湾的前一天，蒋介石在1954年1月24日的日记中感叹：“此为二年来反共奋斗中之重大胜利”。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蒋提升了评价：“此为五年以来精神上对俄斗争之重大胜利。”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电文中，蒋又称此事件为“十年来民主国家与国际共产主义斗争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北京的反应除了暴怒，只是无能为力。1月25日的《人民日报》刊载题为“美国的『心理战』彻底失败了”的文章痛批美国：“美国侵略者的野蛮和残暴，远远超过了它的先辈德国法西斯，现在已经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了。人类正义的裁判既然没有放过德国法西斯，当然也决不会放过比德国法西斯更狠毒的美国侵略者。” 四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强烈声明：“不论这些战俘被强迫扣留在什么地方，只要美方一天不把他们追回，我们就一天不放弃对美方这种罪行进行追究！”

周恩来的追究一直持续到1954年春召开的关于朝鲜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4月28日，周恩来首次发言就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关于战俘的这一问题尚未了结……这次会议是不能避开这个问题的。” 5月3日周再次发言，他强调：“必须采取措施，保证1953年6月和1954年1月被迫扣留并编入军队的朝中被俘人员得以重返祖国。”

然而，周恩来的建议没有得到盟友的有力应和。朝鲜代表团团长、外相南日曾在板门店谈判期间担任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他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多次就朝鲜统一问题长篇大论，而对战俘问题仅仅敷衍带过。 大约是意识到战俘问题乃既成事实，继续抗议无效，中共自此不再重提韩战战俘问题。曾在1952至1953年间几乎天天占据国内报纸版面的战俘问题到1954年下半年就彻底销声匿迹。著名的解放军作家刘白羽曾试图写战俘，却被周恩来劝阻（页16–17）。

然而，周恩来并没有忘记这场失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在2月24日的正式会谈中向周恩来提到北越扣留美军战俘，周恩来立即答道：“谈到战俘问题，我想说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你担任副总统时期，你可能不太清楚。对此事，我们做出了极大的克制。”压抑了近二十年的情绪突然迸发，周恩来滔滔不绝地向尼克松解释蒋介石如何派人进入战俘营，从而介入战俘遣返问题。

一万四千名志愿军战俘拒绝返回中国大陆、坚持来到台湾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不但提振台湾军民士气，而且为国民党政府仍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诉求提供理据。

“我们被胁迫去台湾的战俘，人数不是几千，而是上万。”他强调：“我们完全可以就此力争，我们可以质问：『蒋介石有什么资格插手战俘遣返？』但是，考虑到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争，而且我们派出的只是志愿军，我们认为为了战俘问题而拖延战争不好”——假如朝鲜人看到这段话，肯定会很愤怒，因为恰恰是为了争夺中国战俘，战争多打了至少十五个月。周恩来最后对尼克松说，“我只说这么多。此事虽已成历史，但我们仍常记心头。” 很明显，对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而言，一万四千志愿军战俘去往台湾的结局是耿耿于怀却又难以言说的耻辱。

而台湾海峡对岸的“中国人民的死敌”蒋介石在韩战中未派出一兵一卒，却意外地在战争的后半段起到关键作用，成为这场交战双方都没能获胜的战争的最大赢家。经过韩战这三年，原本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权重获新生，并重回美国阵营的怀抱。一万四千名志愿军战俘拒绝返回中国大陆、坚持来到台湾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不但提振台湾军民士气，而且为国民党政府仍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诉求提供理据。

为了纪念这场重大的宣传与心理战胜利，蒋介石政府将这批战俘称为“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或“一万四千名证人”，并挑选形象优良、能言善道的战俘组成多个宣讲团，作为“中共暴政”的证人，远赴欧美、日本、东南亚巡回演说，以激发世人对台湾的同情以及华侨对国民党政府的认同。而1月23日则成为法定纪念日“一二三自由日”，在整个冷战时代，台湾政府每年都隆重纪念这场胜利。

与台湾政府的热烈庆祝与隆重纪念截然相反，西方“自由世界”的领袖、为坚持志愿遣返战俘而继续战争并付出惨重代价的美国政府对此胜利的态度却是近乎冷漠的低调。1954年1月23日反共战俘正式获释，美方仅有联合国军司令赫尔在东京发表一纸声明，赞扬这些战俘“给在共产压迫下的亿万人民带来自由的希望”，而华盛顿却沉默以对，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国务卿杜勒斯都没有就此公开发言。

前总统杜鲁门与国务卿艾奇逊是“志愿遣返”战俘原则的最高决策者，但对美国在战俘问题上的最终胜利，他们不但在1954年1月不置一词，而且在他们各自的长篇回忆录中亦只字不提。 与杜鲁门在战后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他在1952年5月曾高调宣示：“任何强制遣返战俘的协议……都完全背离我们在韩行动所秉承的基本道义与人道原则。我们不能为了购买停战而将人交予敌方奴役或屠杀。”

正是因为杜鲁门坚持给中朝战俘免于遣返的选择，交战双方迟迟不能达成停战协定，战争因而延续，也迫使他打消竞选连任总统的念头。尽管韩战因战俘问题延宕，因此提前终结了杜鲁门的政治生涯，但其坚持的人道原则最终得以贯彻。他的副助理国务卿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赞美他在战俘问题上展现的道德勇气与担当是“我所见证过的所有总统中最勇敢的行为之一。” 既然如此，那么杜鲁门为何从未宣扬——或至少提及——志愿遣返战俘政策的最终胜利呢？

事实上，这样的交换正是韩战后半段的实质。更准确地说，是“以美国人的命来换中国人的『自由』”——不回中国大陆，而要去台湾的“自由”。

原因可能在于：自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至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超过12,000名美军士兵失去了生命；而战争后半段的最大获益者却是杜鲁门所极度厌恶的蒋介石。显然，杜鲁门不希望世人把韩战后半段的结局与他所坚持的志愿遣返政策联系一起来。而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坚持志愿遣返战俘，意外地使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成为韩战后半段的最大赢家。

杜鲁门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没有在1954年1月战俘获释后发表声明。不过，半年前他差一点提到了反共战俘。1953年7月26日晚，华盛顿时间——即7月27日韩国时间——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讲话宣告停战。他首先向“为捍卫自由”而牺牲、受伤的美军官兵致敬，继而转向美军战俘：“我们没有忘记那些多少个月以来身陷地方囹圄而身心憔悴的美国战俘。他们的迅速回归将给千百个家庭带来欢乐。”讲稿接下来一句原本是：“同时，我们也想到那些在我方手中的敌军俘虏。我们坚定地维护了他们选择自己前途——包括选择自由生活——的权利。”不过，这两句话却没有在实际演讲中出现。

很显然，总统的顾问们删去了有关中朝战俘的字句，以免美国人民产生联想——韩战后半段其实是“以美国人的命来换中国人的命”。 事实上，这样的交换正是韩战后半段的实质。更准确地说，是“以美国人的命来换中国人的『自由』”——不回中国大陆，而要去台湾的“自由”。如前所述，为了给一个中国战俘去台湾的“自由”，几乎就有一个美国大兵因此丧生。

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的美国海军中将乔伊（C. Turner Joy）在板门店竭力捍卫美国政府的志愿遣返政策，但他在195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却坦承自己内心反对该政策。他认为，志愿遣返政策“将共军战俘的福祉置于联合国军战俘及联合国军前线官兵的福祉之上”。

假如美国人民在战争期间意识到此事实，他们将不再支持战争，甚至会质疑整个韩战以及战后美国在韩承担的义务。因此，美国政府有意识地避免提醒民众此事实：由于美国政府坚持志愿遣返战俘，战争多打了至少15个月，造成美军重大伤亡——45%的美军伤亡发生在停战谈判开始之后——也大大拖久了美军战俘被中朝方关押的时间，其间又有一些美军战俘死在中朝方的战俘营。 艾森豪威尔演讲稿被删改，很可能就是出于这一考虑。

乔伊回忆录出版后却遭到打压。据韩战期间乔伊的上司、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威 （Matthew B. Ridgway）将军观察，“显然有组织的力量试图限制该书的发行销售，特别是限制其在美国行政当局决策者中的流通”。

在美国这样一个奉言论、出版自由为圭臬的民主社会，美国政府通过压制言论，成功地模糊了韩战后半段“为战俘而战”并拖延了一年多的事实。韩战在美国成为“被遗忘的战争”绝非偶然。

学术界的失忆与遗忘

美国政府高层对韩战战俘问题讳莫如深，而学术界的失忆也不遑多让。在西方学术界，主流的韩战研究多是依赖外交与军事档案，聚焦高层博弈的专著。而韩战后半段的核心——战俘——却依然是无名之众。即便是对停战谈判与战俘问题的研究，其焦点依然停留在高层外交与政治博弈层面。直到近几年，Rosemary Foot, Charles Young, Sheila Miyoshi Jager, Tessa Morris-Suzuki, and Monica Kim 等学者才开始更多关注战俘问题，特别是战俘本身。

在东亚，学术界对战俘研究的忽视可能更严重。在中国大陆，由于审查或自我审查，战俘研究似乎属于禁区。在威权时代的台湾与韩国，由于韩战战俘问题涉及到诸多敏感细节，独立于官方宣传的自由研究并不可能。在韩、台民主化之后，此议题又被视作李承晚或蒋介石时代的宣传遗迹， 而被人遗忘。

学术界对战俘问题的忽视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失忆：韩战的后半段——即为战俘而战的韩战——已经被参战各国所遗忘，无论是政治人物，或是学者，还是民众。我们不禁要问：有关战俘的历史失忆是韩战成为“被遗忘的战争”的结果呢？抑或是其原因——也就是说，是否有某种力量为了使人们忘记战俘与战争延宕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惜使韩战变成“被遗忘的战争”？我倾向于第二种解释。正如尼采所言，“遗忘……严格地说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压抑”。

最具讽刺的是，美国与中国，这两个韩战与冷战时期的死敌，各自采用各种手段，包括混淆、扭曲、掩盖事实以及审查制度，来制造并维持对韩战战俘的遗忘。在此意义上，他们又仿佛是制造失忆的合谋者。唯一高调纪念韩战战俘的地方是蒋介石与蒋经国治下的台湾，但有关“反共义士”的叙述与记忆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审查。

美国方面，韩战期间在战俘营推行反共教育的美军心理战部门的远东地区主管汉森（Kenneth K. Hansen）于1957年出版《铁丝网内的英雄》，鼓吹大多数中国战俘拒绝遣返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一大胜利。作者强烈的反共意识充斥全书，多处故意隐瞒和扭曲事实。而1968年出版的《共产党士兵在韩战战场上与被俘后的集体行为》利用了大量美军文件与1953年完成的战俘口述。当时美国军方委托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William C. Bradbury等社会科学家到韩国对中朝战俘进行调查，试图用社会科学方法来了解共产党士兵的行为方式以及思想改造机制（即所谓“洗脑”）。

调查组在停战协定签署前后访问了43名中国战俘，包括9名即将遣返的亲共战俘和34名拒绝遣返的反共战俘。每位战俘访谈的时间从两小时到二十小时不等，平均八九小时，每位战俘详细讲述自己的出身、教育、当兵和被俘前后经历。 书中详细介绍几名重要的反共战俘领袖，但是除王尊铭外，其他战俘的全名都未出现。

美国军方和国务院等多个不同单位曾对超过2,000名中朝战俘进行过深入的审讯调查，这些审讯纪录都存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却一直没有得到使用、整理或出版。直到本世纪初，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UC San Diego）的博士生Jeremy Brown （周杰荣）发现部分美军审讯纪录，并于2007年发表了〈从反共到抗美──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韩战，1950-1951〉。 这大概是几十年来学术界第一次利用中国战俘的审讯记录。

台湾方面，14,000余名战俘作为“反共义士” 于1954年1月下旬抵达台湾后，次年由蒋经国领导的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即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前身）出版《反共义士奋斗史》，该书由罗家伦作序，梁实秋、陈纪滢、林海音、谢冰莹、王平陵等著名作家执笔。同年，香港出版了刘朗（即刘儒裕）所着的《流血到天明》。虽然这两本书详细地纪录了战俘营内的斗争，但是其明显的反共宣传色彩使其不能简单地作为史料应用。1956年赴台战俘谭兴东在台北出版了《荒谬十年》，纪录其自抗战期间加入新四军至抗美援朝战争之初父母在土改运动中遇害的十年，却未涉及其战俘营经历。

此后数十年台湾官方再也没有出版纪录韩战战俘问题的书籍，而赴台战俘也鲜有回忆录出版。直到2000年，前中央陆军官校（黄埔）二十三期学员、反共战俘高文俊在移民美国多年后才回台湾自费出版《韩战忆往: 浴血余生话人权》，该书是反共战俘出版的第一部详尽的韩战回忆录。

2005年国史馆出版三卷《战后外交史料汇编: 韩战与反共义士篇》，收入大量相关外交档案。 该档案集的编者周琇环还发表过两篇探讨志愿军战俘赴台过程的论文。 2013年周琇环、张世瑛与马国正对二十位战俘的口述访问纪录《韩战反共义士访谈录》由国史馆出版。 马国正是战俘的二代，其硕士论文充分利用多名重要反共战俘的口述访问，对反共战俘领袖有生动的观察。 但是由于缺乏战俘个人档案，这些新著作和史料汇编仍然未能系统准确地描述反共战俘领袖。

在中国大陆，战俘问题在1952至1953年几乎天天占据《人民日报》的版面。最初的消息几乎都是译自外国通讯社的报导。自1952年2月开始，不断有少量的被美军征用训练后被空投或从陆地、海上渗透回北朝鲜的战俘特工被中朝方抓获，中方才开始获得战俘营内部的相关情报。1953年4月，1030名伤病战俘通过“小交换”遣返，他们带回战俘营内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汇报。在停战后的“大交换”中，又有5,640人获遣返，包括所有的地下党领袖。

他们对战俘营斗争的记述被以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为代表的中共官方所接受，并通过新华社的报导广为传播。中共官方也组织老舍、胡风等文人访问战俘，在1953年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如胡风在吉林扶余县探访伤病战俘，不久就在《人民文学》第九期上发表的〈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

然而，随着1954年1月一万四千余名中国战俘被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释放，随即被联合国军送往台湾，而后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重提战俘问题得不到任何响应，到1954年下半年战俘问题就从中国媒体上销声匿迹，在此后近二十年不再被提起。

遣返战俘绝大多数都受到严厉处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迫害，但是自1980年代初得到“落实政策”（即象征性平反）以后，幸存者开始编写出版回忆录。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张泽石主编的集体回忆录《考验》以及张泽石的个人回忆录《我的朝鲜战争》。

还有两位离休的解放军干部长期致力于为战俘平反、改善待遇，他们也编著了一系列重要文献。贺明曾于1953年停战后参与对“拒绝遣返”的战俘进行“解释”，后出版《见证: 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代表的日记》，详细纪录当时中共官方对战俘营情况的调查与分析。该日记说明中共对反共战俘的了解几乎都是来自遣返战俘的汇报。另外，前《解放军文艺》副主编吴金锋在1980年代采集了400余名遣返战俘——包括几乎所有亲共领袖——的口述访问和相关个人档案，编辑成《安德舍笔记：归国战俘自述集》，但该文集未能出版。

以上所述大陆出版的战俘文献多是基于由遣返战俘所提供的材料，包括他们在1953年遣返后的汇报材料、审查自述、1980年代以来的回忆和口述。这些材料非常丰富，而且内容大多平实可靠，但也有其局限。首先是材料来源单一、同质化。其次，囿于大陆的出版环境，不符“主旋律”的内容难见天日，因此并不能完整呈现战俘营斗争的复杂性。

而年轻的解放军作家于劲于1988年出版的《厄运》却相当充分、平衡地再现了联合国军战俘营当局与战俘之间、反共与亲共战俘之间、以及亲共战俘内部复杂而残酷的斗争。 虽然这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但其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志愿军战俘、也是研究韩战后半段绕不开的必读之作。

真实的历史——《厄运》

作为一名学院训练的历史研究者，我一直地对报告文学、红色回忆录与官方媒体报导怀有警惕。2007年，我接触到战俘问题，开始阅读张泽石主编的《考验》和于劲着《厄运》。当我读到前四川大学学生、战俘林学逋因公开坚持要回国而被反共战俘李大安杀害，林临死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出自《厄运》）这一场景时，我对此相当怀疑。

我的学长周杰荣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战俘档案，他建议我去华盛顿一探究竟。几周后，我在档案馆找到了战俘营当局对林学逋案的调查报告。其尸检报告注明林“双眼淤血、两个鼻孔出血”，“左臂外侧面积为12乘7厘米的皮肤已被撕脱”，“胸腔、腹腔被利器刺穿，导致大出血”，证实了以上两书关于林学逋被棒打、手臂上的刺字被割掉、再被尖刀刺死的描述。

虽然尸检报告不可能证实林是否高喊口号，亦并未提及林的心脏是否完好，因此无法证实李大安挖出林学逋心脏的指控，但其他细节的高度吻合大大提升了两书的可信度。而调查报告中两张林学逋遗体的照片更完全印证了《厄运》中目击者余昌智的描述：“林学逋等三具尸体，光身子趴在土堆上，林学逋口里含着土，鼻子，膀子，肚子上都是鲜血”（页301）。虽然于劲写《厄运》没有机会接触到美国档案，但其描述与美方档案文献、照片的高度互证令人惊叹。

关于林学逋遇害的报导最早出现在1953年3月31日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引用被中朝方俘获的战俘特工、前战俘营警备队员（即李大安的打手）曹经国的供词，称“林学普临死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而随后的两次报导并未提供更多细节。 在1998年出版的《考验》中，张泽石、赵国玺和丁先文撰文〈不畏强暴的林学逋〉，但三名作者都不在遇害现场，该文亦未明确引用目击者的叙述，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而《厄运》却有两份独家的第一手材料：来自林遇害过程目击者梁光辉的口述（页298）和林弃尸目击者余昌智的法庭供词。

以林学逋遇害案为例，我们可从口述历史与档案材料两方面来讨论《厄运》的史料价值。尽管该书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但于劲的研究方法其实与优秀的历史学者无异。她“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广泛访问亲历者，搜集档案材料。首先，于劲在1985至1986年行走全国各地，采访了近百名战俘，包括在川西小城丹棱县找到的“梁疯子”梁光辉。此时，这些幸存者刚刚摆脱毛泽东时代磨难，年龄大约五十多岁，仍属壮年，记忆依然清晰。

我从2008年开始在各地寻找、访问志愿军战俘幸存者，几乎每到一地，当地的战俘就会回忆起当年接受于劲访问的情形。我很快就意识到其实我是在追随于劲的足迹，但已很难复制她二十多年前的鲜活记忆。当年的受访人不少已经过世或不断凋零，包括赵佐端、孙振冠等战俘营领袖以及梁光辉等关键证人，而健在者的记忆也不免有所退化。这十年间，我一共访问了九十余名前志愿军战俘，包括在大陆的三十一人（其中包括十二人曾受于劲访问）、台湾五十五人、美国一人、阿根廷一人，以及四名在阿根廷和巴西的朝鲜人民军战俘，另有一名联合国军从台湾聘用的文职翻译，一名美军翻译与一名美军警卫。我的口述访问在广度上超过了于劲，但多方材料的互证却多次证明《厄运》的可信。

我虽然未能找到林学逋遇害的目击者，但在台湾找到了在林被杀后几分钟到达现场的两名战俘。杨树芝曾任72号战俘营第一大队大队长，林学逋曾担任其翻译，二人关系良好。据杨回忆，事发当晚，他听闻林学逋被抓走，立即赶去营救，却晚了一步，赶到时林已经躺在血泊之中。此时李大安正带着打手用棒球棒殴打另一个战俘，此人高喊“毛主席万岁！”结果被打得脑浆迸裂。另一位受访人赵英魁被押送进行刑的礼堂时听到有人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进去时两人“已经不动了，没气了”。 综合战俘营当局的尸检报告、《厄运》以及以上口述，基本可以证实林学逋与另一受害人张振龙（或张振竜）临死前高喊口号的记述。

2013年台湾国史馆出版了《韩战反共义士访谈录》，受访人包括两名曾在李大安手下担任警备队员的战俘。刘通和（化名）回忆自己亲眼看到李大安“一榔头从后脑杓打下去”，林学逋“一头就栽在里面”。而萧力行称，“杀他他还喊毛泽东万岁，死的时候还叫两、三声毛泽东万岁。他那时候知道也没命了，干脆做个英雄。” 至此，林学逋遇害前高喊口号的记述可确定无疑。

第二，于劲做了历史学者该做的、能做的所有档案搜集工作。当年她与钱钢一起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韩战时期中国政府整理的外电对战俘问题报导的卷宗，她还请在美国留学的亲人搜集韩战时期的报章杂志。

最重要的是，她通过战友获得一批北京军区军事法庭档案，其中包括十几名战俘“特务”以及几名亲共战俘营“叛徒”的法庭供词与判决书。这批战俘“特务”都是原志愿军战俘，大多是前国民党军校毕业生、国军军官以及战俘营反共组织干部。美军情报机关“8240部队”（及其分支TLO“战术联络组”）自1951年底至1953年底一共征用了约三四百名战俘，通过空投或陆地、海岸线渗透等方式投送至朝鲜北方收集情报，其中大多数被中朝方捕获，包括李大安、魏世喜、王家悌等主要的反共战俘干部。他们的供词涵盖了他们在韩战前、战场上、战俘营中和美军情报机关的经历，而其中关于战俘营内斗争与情报机关的内容是极其重要的独家史料，填补了中国大陆、台湾、美国三方材料的空白。

中国大陆的战俘史料主要是来自归国战俘的叙述，但由于反共战俘在巨济岛战俘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亲共战俘对压迫他们的反共战俘的了解极其有限，因此其叙述并不完整可靠。至于台湾方面，由于相当数量的反共战俘干部被美军征用，派往北朝鲜，他们大多被中朝方俘获，只有少数幸存并前往台湾，因此台湾方面也没有这批重要反共领袖的准确资料。

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各类战俘相关档案也有严重缺陷。首先，美军情报二处G-2留下的千余份中国战俘审讯纪录虽然囊括大多数亲共和反共战俘干部，但其关注重点为受审人被俘前的军事及政治、经济、社会情报，完全不涉及被俘后经历。其次，战俘营当局对战俘营内部的复杂斗争并无掌握，因此其纪录较为简单。除非涉及到战俘死亡调查，这些报告几乎不会提到任何战俘的姓名，因此研究者无从了解战俘个人的具体角色。最后，高度机密的美军情报机关8240部队的文件至今仍未解密。

《厄运》中大篇幅地直接引用了十余名被俘“特务”的供词，这成为研究者了解战俘营每部斗争的一个重要窗口，可与海峡两岸战俘的口述、官方档案互证。而李大安口供更是详述他在国共内战期间与韩战初期的经历，其主要时间节点可与其美军审讯纪录互证，但其口供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细节，可帮助读者了解这个恶名昭彰的战俘营“活阎王”的悲剧人生。

除了战俘“特务”，《厄运》也引用几名“叛徒”的供词。他们都是在1952年4月的“甄别”中选择回国，来到亲共战俘营后却对地下党不断发动流血斗争产生恐惧、厌恶和动摇，因而翻越或试图翻越铁丝网，以逃避流血冲突。结果停战后被押送回国，面对审判，有的被处以死刑。比起这些活着回到祖国受审的“叛徒”，另有十七名“叛徒”在战俘营就被地下党组织“判处了死刑”（页406）。

相对于其他书对“锄奸”行动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厄运》详细描述了多位“叛徒”的“叛变”动机与过程，他们被处决的过程，以及锄奸决策者与执行者当时的心态与后来的反思。虽然坚持主旋律的刘白羽对此略有微词，“有些地方笔墨太重”，但这正是本书重要的价值。

修正与商榷

《厄运》的史料价值毋庸置疑。拙作The Hijacked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20）及即将出版的中文版《被劫持的战争：志愿军战俘与韩战》（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引用最多两本书就是《厄运》与《考验》，各被引用近五十次。于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研究志愿军战俘，当时没有互联网，两岸尚未三通，中国研究者也不能去美国档案馆查阅资料。我二十年后开始自己的战俘研究，有幸在海峡两岸、美国和南美访问了九十多位幸存战俘，使用了两岸、美国及韩国的档案馆。拜多方资料互证所赐，今天我们可以把战俘研究再推进一步。我和钱钢老师一起，核对《厄运》中的人名、地名、数字、照片注释等史实，原版中的一些小的错误都在新版中得到更正。

而《厄运》中还有两个问题或谜团，我想提出来与读者讨论，这都不是所谓的“硬伤”，而是于劲根据当时手中有限的材料作出的解读。今天的材料更加多元丰富，因此可以得出更精确的判断。以下辨析材料、论证观点的过程可清晰地说明战俘研究的推进。

一、杜鲁门在停战谈判之初就已决定要扣留战俘？

历史事件的发展往往相当复杂，又充满偶然性，如果简单地依据一两条重要的证据，再按照事件的先后顺序而推导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或后者是前者阴谋策划的结果，这样的推论往往看似符合逻辑，却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相。

由于美国政府提出志愿遣返战俘，停战谈判陷入僵局，双方边打边谈长达两年之久。人们不禁要问：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明显会妨碍停战的政策呢？美国政府是否有预谋地强制扣留战俘以图阻挠停战，或故意使中朝方难堪呢？

美国政府当然声称其动机是基于道义与人道考量。然而，1952年11月1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刊登了贝斯（Demaree Bess）的报导，披露早在 1951年7月5日，即停战谈判开始前五天，美国陆军心理作战部门主任麦克卢尔（Robert A. McClure）准将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出于人道与宣传的双重考虑，应将部分不愿遣返的中国战俘送往台湾。参联会支持该提议，并转呈给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贝斯称，该提议得到成员包括总统和国务卿的国安会的批准。因此，在停战谈判之初，美国政府最高层就已经决定不全部遣返战俘。

贝斯揭秘的麦克卢尔提议被广为引用，成为美国政府预谋扣押战俘的关键证据。由中国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于停战谈判开始前挑选并带往板门店采访的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和英国《工人》报记者魏宁顿（Alan Winnington）1953年初在北京和伦敦出版了他们合著的《巨济岛真相》（Koje Unscreened）。该书引用贝斯，强调强制扣留战俘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等人的预定政策。于劲在《厄运》中也沿用该观点。

麦克卢尔提议的真实性并无疑问。1966年美国军方出版的韩战战史详细记载了麦克卢尔提议和随后的政策讨论。虽然西方历史学界对韩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层政治外交，少数深入研究停战谈判的学者，如Bernstein, Foot, Stueck, Young, 都强调麦克卢尔提案引发了美国军方与国务院之间的一系列复杂的政策博弈。

与美英学术界相似，中国学者对韩战停战谈判的研究也集中在高层政治外交，譬如沈志华、杨奎松和陈兼在各自的相关研究中对战俘本身着墨不多，亦未注意到麦克卢尔提议。而学者型外交官张昆生对停战谈判与战俘问题的来龙去脉，包括麦克卢尔提议，作出了相当完整地梳理。 邓峰则根据麦克卢尔提议与其他国安会文件，则进一步断言杜鲁门政府出于意识形态考量，有意利用战俘问题阻挠停战，“以实现争夺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

与贝斯不同，美军军史和上述几位英美学者都没有得出国安会——特别是杜鲁门——批准了麦克卢尔提议的结论。他们谨慎不无道理，因为国安会是白宫的幕僚机构，每天要处理很多文件，并不是每一份都会在国安会主要成员（principals）会议上讨论，更遑论批准。贝斯获得了泄密的麦克卢尔提议，并得知该提议被转呈国安会，却没有证据说明国安会或总统批准了该提议。他很可能是根据1952年初美国政府提出与麦克卢尔提议相似的志愿遣返政策而推导出杜鲁门和国安会早已批准了该提议。

贝斯的推论看似符合逻辑，却被两份新发现的史料所推翻。在拙作的第十章〈停战谈判与美方“志愿遣返”战俘政策之形成过程〉中，我引用新解密的美国中情局（CIA）档案，证明麦克卢尔提议的确被转呈国安会，但在1951年9月27日，国安会高级参谋会议决定由新成立的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处理该提议。10月15日，参联会表示要重新考虑该提议，并提出战俘政策应由参联会与国务院协商解决，“而勿需再牵涉到国安会”。 也就是说，麦克卢尔提议被参联会撤回，并没有送达国安会主要成员，也不大可能送到杜鲁门总统的办公桌上。

那么，美国政府为何于1952年1月初提出与麦克卢尔方案极其相似的志愿遣返的原则？其实该政策的形成过程异常复杂，中间经历不少曲折反覆，美国国务院与军方的立场各自经历了180度的转变，依然对立，其细节在拙作中有详细的论证。我在此提出对贝斯推论的质疑，只是想提醒读者，历史事件的发展往往相当复杂，又充满偶然性，如果简单地依据一两条重要的证据，再按照事件的先后顺序而推导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或后者是前者阴谋策划的结果，这样的推论往往看似符合逻辑，却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相。

二、神秘的美国新闻记者菲利普

因此可以说，（美国）军方和国务院的战俘审讯项目各自被国民党和中共人员所渗透。

与上述美国决策高层“阴谋论”类似，《厄运》和由张泽石等归国战俘集体编写的回忆录《考验》都提出一个执行层面的“阴谋论”，怀疑一位神秘的“新闻记者”菲利普是指挥镇压亲共战俘的美国特务。《厄运》中引用李大安、魏世喜等被美军空投至北朝鲜从事情报工作、被中朝方俘获的的反共战俘的口供，他们声称此“新闻记者”指使他们在战俘营成立反共组织并发起刺字运动。而《考验》编委会则进一步指控：“负责控制镇压中国战俘的美方特务头子是美中央情报局的哈德曼少将。此人化名菲利浦，自称是『中国通』，以『常驻记者』名义自由出入集中营。”

于劲曾访问了多位与菲利普有接触的亲共战俘领袖后，勾勒出这位记者的形象：“他微笑迷人，交谈真诚，谦和礼让，即便是争执也使战俘感到坦诚可信。”原180师538团政委赵佐端是巨济岛战俘营中级别最高的志愿军战俘，他回忆，和菲利普交谈，“常会使你觉得帝国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

原180师作战科副科长王化英记得菲利普“每次去赵佐端那儿都捎些吃的，他还从总管那里带烟、罐头等食品去看望伤病员。”原538团宣传干事张泽石回忆，菲利普“常来86联队部聊天，他自由得很，一个人在战俘营里晃来晃去。美国哨兵对他很恭敬，一见他来就主动开营门。他每次来都以我们的好朋友自称。他中等身材，文质彬彬，穿一件淡咖啡色带有格子的西装，很有风度。”原第十二军对敌工作处翻译高化龙（高孑）记得此人“谈笑风生，举止自然，无拘无束。他常说，别人一个人不敢进战俘营，我就不怕，我们是朋友嘛！”

这位“记者”在亲共战俘面前表现亲切真诚，并多次嘲笑、斥责反共战俘。张泽石称，“他常常站在我们一边，骂那些叛徒、国民党。”高化龙回忆：“看到那些形容猥琐的警备队员，他会讥讽说，你们还是中国人吗？72战俘营门前为了讨好美国人，建了一座仿自由女神的塑像，他看了看，说女神手里拿着的很象是警备队的木棒。”更重要的是，菲利普给亲共战俘提供了很多实质性、甚至是关键性的帮助，使得赵佐端、杜岗等多位中共战俘领袖得以从第72号战俘营的“活阎王”、反共战俘李大安的魔爪下脱身，被转移到亲共的71号战俘营。

这位“记者”到底是什么人呢？战俘安保元回忆：“我当联队翻译时，曾向许多美国人打听过他的具体身份，想方设法去了解，也没弄清，他们也不知道他的真实份，只知道他不是军人，英语称他为『塞维林』。”塞维林，即civilian，非军人（而译为“民间”是不准确的，外交官是非军人的文官，却不是民间人士）。

尽管他只是告诉战俘们他的名Philip，高化龙却在一次与战俘营总管柏德诺（或译为波特纳，Haydon Boatner）将军的会面中偶然听到柏德诺提到他的姓Manhard （高记为Manhart）。高化龙回忆：“有人说他是国务院的，有人说他是联邦调查局的。”而赵佐端曾听说他“曾在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工作过”（页162–163）。

虽然他自称是新闻记者，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份——曾在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工作的外交官（即国务院工作人员）——已经被赵佐端和高化龙两人了解到了，只是未得到证实。1984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件，1952-1954，第十五卷：韩国》收录了多份由美国驻韩大使馆的政治事务专员菲利普·曼哈德（Philip Manhard）发自釜山和巨济岛的关于战俘的报告。但该档案集多年后才可在网上查阅。《厄运》于1988年9月出版，同年12月曼哈德接受美国外交史协会的口述访问，详述其外交生涯，但访问纪录直到1998年才公开。 因此，囿于材料的限制，于劲在写作过程中无法多方了解菲利普的身份。

《厄运》成书三十多年后，今天我们可以比较全面清晰地认识这位其实并不神秘的菲利普。曼哈德（编按：即菲利普）生于1922年，毕业于南加州大学，二战期间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战后通过外交官考试，1948年3月至1949年10月获派在北平学习中文。毕业时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中共“一边倒”向苏联，美国拒不承认北京新政权，但尚未撤走所有外交人员，试图以拖待变。于是曼哈德就近获任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此间他曾接待获释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安格斯·沃德（Angus Ward）。不久，所有美国外交人员被勒令离华。1950年4月20日，曼哈德随前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O. Edmund Clubb）等人乘船离开天津，他们成为最后撤离中国大陆的美国外交官。

韩战初期，与驻东亚美军缺乏中文人才的情形一样，美国驻韩大使馆显然也没有任何懂中文的外交官。这个情况持续到1951年4月，随着曼哈德的到来才得到改变。1951年4月，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简称INR，其前身为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属下的研究分析部）派遣曼哈德来到已南迁釜山的美国驻韩大使馆，担任政治事务专员（Political Officer），其主要任务是审讯不断增多的中国战俘，以获取关于“新中国”的情报。在美国驻华使领馆被关闭、人员被驱逐之后，战俘成为美国政府了解“新中国”的的重要第一手信息来源。

与美军远东司令部设立在釜山东莱的审讯中心相似，驻韩大使馆也在釜山设立了一个由曼哈德负责的审讯小组。由于缺乏中文人才，美军的审讯中心必须依赖从台湾聘用的文职翻译兼审讯官；而驻韩大使馆则通过美国外交系统从台北和香港的美国新闻处（USIS）借调来两位中文翻译，其中来自香港的就是1985年才暴露的中共间谍金无怠（Larry Wu-tai Chin）。因此可以说，军方和国务院的战俘审讯项目各自被国民党和中共人员所渗透。

国军方审讯战俘主要是为了获取军事及地理情报，而国务院审讯小组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中国的“民心、民情”，尤其是中共为何赢得内战、如何维持其政权。受国务卿艾奇逊指示，曼哈德亦多次前往位于釜山外海的巨济岛战俘营。他以记者“菲利普”的身份出现，与亲共与反共双方战俘深入接触。据张泽石回忆，曼哈德“常问大陆上的民心情况”（页187）。前180师538团政委，亲共战俘最高领袖赵佐端的以下回忆准确反映了曼哈德的工作内容：

他喜欢找干部谈，并不涉及朝鲜战争，也不谈军事，主要问我们的现行政策、土地改革等等。他说他是搞意识形态的。他说，他看不惯李大安、魏世喜这些地痞流氓。他尤其关心我们军队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我一条条向他解释说明。有一次，他问我，你们回去以后共产党会对你们什么态度？又突然问，过去你们共产党对起义部队有什么政策?有些事他反覆地问我，好象不大理解，比如他对国民党起义的官兵感兴趣，为什么在战场上一经教育，就能掉转枪口打国民党？”（页186–187）

赵佐端、孙振冠和张泽石等亲共战俘在《考验》等回忆录中多次提及菲利普，但都从未提及任何证据显示他参与迫害、镇压亲共战俘。虽然“中情局少将”一说大概是完全出于臆测，但是作者们对菲利普身份的怀疑可能源于于劲在《厄运》中引用的几位重要反共战俘的口供。这些反共战俘被美军情报机关8240部队征调，受训后被空投或从陆地、海上渗透回北朝鲜，大多被中朝方俘获，后被判处死刑或徒刑。于劲搜集到这些被俘战俘特工的口供及判决书，使得《厄运》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但他们的口供并非百分之百的可信，有必要对比鉴别。

据反共战俘干部魏世喜供认，一位自称“新闻记者”的神秘美国人指使他在军官战俘营成立反共组织，并索取组织人员名单，还叮嘱“你们要多注重政治教育，以后来了报纸，要多给他们宣传、讲解，若有共产党人反对你们，我一定支持，包括报纸上大陆共产党的血腥屠杀，你一定要对他们进行宣传”（页191）。而李大安也供称这位“新闻记者”指示印汝亮在第72战俘营成立反共组织，并发起刺字运动来阻挠战俘回国。此人还先后陪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利特（James Van Fleet）和美军心理作战部门的远东负责人到访第72战俘营（页191–192）。

然而，李大安与魏世喜的口供并不能证明这位“新闻记者”就是战俘营当局迫害、镇压战俘的幕后指示者。曼哈德的职责就是收集战俘营情报，因此他向反共战俘领袖索要反共战俘名单并不出奇，这是国务卿艾奇逊特别索要的（见拙作第十三章〈巨济岛和济州岛上的“中国通”〉）。至于他指示成立反共组织的指控，其实相当可疑。不仅他在亲共战俘面前表现亲切真诚，并多次嘲笑、斥责反共战俘，而且他在给华盛顿的诸多机密报告中也是几乎始终如一地对亲共战俘要求回国的愿望表示同情与理解，对反共战俘的暴力行径——包括强迫刺字、酷刑——表示谴责、愤慨。假如李大安与魏世喜的指控是真实的，那么曼哈德的行为显然超出了国务院对他的授权。然而，这个仅有不到三年资历的年轻外交官是绝无可能幕后指挥战俘营当局、美军心战部门以及上万反共战俘。

那么如何解释李大安与魏世喜对他的指控呢？很可能，李魏等反共战俘领袖被俘后，一方面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另一方面他们也了解中共迫切希望找到美国人阴谋扣押战俘的证据，于是投其所好，故意夸大甚至编造美国人的作用。
后来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件》以及美国国务院口述访问纪录都证实曼哈德当时只是一名低阶的外交官，尽职地在釜山和巨济岛收集有关“新中国”以及战俘营的情报。而他后来的人生亦相当传奇。

韩战停战后，他在东京和华盛顿任职。1967年被派往越南顺化担任美国高级顾问，次年初在北越发动的“春节攻势”中被俘，成为最高官阶的文官俘虏。他被单独囚禁在河内长达五年之久，直到1973年才获释。1974年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祝毛里求斯大使，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曾被俘的外交官升任大使。

1985年金无怠事发被捕，曼哈德出具证词，说明当年金在其手下审讯中国战俘，并不涉及军事内容，当时金也不可能接触到军事机密，因此检察官对金无怠在韩战时期的间谍作用有夸大之嫌。显然，尽管在韩战中曾被中共战俘猜疑，在越战中身陷越共囹圄五年之久，曼哈德依然保持了平实公允的态度，并未顺应美国联邦检察官的指控，对前下属、共产党间谍嫌疑人落井下石。

于劲当年从与多位战俘的访谈中得出菲利普“真诚、谦和、坦承可信”的印象，其实是相当精准的。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他一生始终如一的坚守。
拜新发现的资料所赐，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解开围绕在菲利普身边的谜团，我相信这也是于劲渴望知道的。我们也终于可以还这位当年年轻的“中国通”一个公道，我相信于劲也会同意。

真挚的灵魂——于劲

1984年，三十一岁的南京军区护士于劲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此之前，她已经历过两年艰苦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岁月、十三年的军旅生活，在部队先后当过洗衣员、炊事员、饲养员、广播员、通讯员、电话员、和卫生员。此时，她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军旅作家，曾在1982年、1983年连续两个夏天深入到中越边境战争前线，与前哨排的战士们共同生活了二十余天，两次到前线巡逻。她随后发表了根据此经历写作的小说与报告文学并获奖，她把稿费、奖金近八百元人民币全数寄给了前线的战士们。

1985年夏天，经解放军艺术学院同班同学金辉的介绍，于劲认识了在北京的归国战俘张泽石，由此开始了对志愿军战俘的研究与采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的足迹遍及黑龙江、辽宁、吉林、江苏、湖北、山西、四川、上海等各省市大大小的城镇、乡村，采访了处于最底层的近百名归国战俘。

二十多年后，我追随于劲的足迹，也行走在四川、云南、北京、山西、河南、上海，寻找健在的战俘。我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的战俘称赞《厄运》最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当年的斗争与磨难，也会深情地回忆当年于劲访问他们的场景。成都的钟骏骅今年87岁，近年已经失智。2007年，我第一次访问他时，他回忆起1986年于劲来成都采访，就住在他家附近的一个招待所。于劲每天一早准时到他家，开始一整天的访问。受访的战俘从四川、云南各地赶来，络绎不绝，采访持续了一个多月（参见页531）。

时年52岁的林模丛从昆明赶到成都，于劲在书中写下了他们访谈的场景：

一九八六年三月，春光和煦，我和林模丛走在成都一条宽阔的街道上，边走边谈。这一回，他特地从昆明郊区的农场起来，……一身朴素。一身陈旧。极普通的蓝布中山装，磨得泛白的裤子，一双绽裂了鞋边的旧皮鞋。方正的脸庞黝黑粗糙，除了那双总是想热切地表达一些什么的眼睛，他的一切都使我感到平凡、普通。厚厚的结满老茧的双手，微微有些弯驼的结实有力的后背，只有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才可能具有的粗大的体魄。走到黄昏，夕阳为早春染上淡淡的温暖。我在瞅那双破边的皮鞋，怕它散裂。（页260）

二十三年后，我在昆明第一次见到林模丛，看到一幅很熟悉的样子，原来于劲的描述是那么的真切、传神。后来林老得过癌症，但他仍然不辞劳苦，前往全国各地访问战俘难友，他要完成他自己的战俘研究专著。于劲去世后，林老来信，请我在追思会上代他发言，这位质朴坚强的八秩老人承诺要将“『战俘事业』进行到底”。

于劲是一名军人，她上过战场，闻过硝烟，她热爱战士，却痛恨战争。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对暴力和意识形态深恶痛绝”。《厄运》是一部反战的战争文学，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于劲对一个个遭受苦难的鲜活生命的深刻同情与诚挚关怀。

在于劲笔下，每一个战俘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叛徒”被还原成曾经坚强亦会脆弱的普通人，他们在常年高压下几近崩溃，甚至神经失常。战俘营极端的环境不允许他们和平地等待遣返回家，于是他们作出了极端的选择——逃亡，却招致极端的惩罚。于劲的写作超越了非黑即白的斗争思维，充分呈现战俘营斗争的残酷与复杂，也突显了战俘个人的生存困境与生死挣扎。

因为真实、真挚，《厄运》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

谨以此文纪念于劲——这颗真挚的灵魂。

也借此纪念产生了于劲与《厄运》的八十年代——过去半个世纪中国有最多希望，也有最多可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