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韓麗珠談《黑日》：我們在歷史上不是孤單的人

韓麗珠以日記體書寫的《黑日》出版的時候，正是反送中運動理大一役之後。緊接而來的一場瘟疫，令原本沸沸揚揚的抗爭塵土初落。自疫期隔離營選址之爭發生，街頭抗爭就幾乎只剩下每月「831」、「721」、或與抗爭有關的逝者悼念儀式等，人們還堅持回到清冷街頭，追討未明的真相。如此疫期中讀《黑日》，見字回溯大半年來香港怎樣在一步一驚心的日子中一路走來，也是在應接不暇的戰役後，從積疊糾纏的情緒中檢視每道傷口。

疫情稍減未滅，國安法與川普決策再來，香港氣氛普遍低迷，「在這樣的時刻，整個香港的人都要去思考如何去重整自己的生活。然而，要是香港消失，其他生活都不會有，所以自然要穩住你的家，才可開始做別的事情。」比起雨傘後失敗論的衰嚎一片，香港人過去大半年的表現多處沉著勇毅，韓麗珠也認為，包括雨傘運動後所謂希望幻滅與無助的那六年，其實都在積聚能量。「我很清楚我的行動，就是寫作」，她說。她感到自己早已比從前更加勇敢，更認真面對生命。「從前我很怕去拒絕自己不想做的事，也有不誠實的時候，有時是不再想要一些什麼，或是不想繼續一段關係，會等對方提出，我還是有些懦弱和被動的時候，但經歷這一切，我發覺不想再去浪費生命了，不能再把力量放在不妥的地方，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何時是最後一天。」6月9日以前，她開始堅定地拒絕了一些生命中不喜歡的事情。「因為我想留下一些能量去做我想做的事，自那時起，我開始去遊行，也整個人專注在這件事上，然後再寫作。所以抗爭帶給我的，在6月9日以前已經開始了，進化了許多。」

作品自去年四月始寫，韓麗珠日復一日正視那些洶湧而來的資訊與思緒，細思了身處一場翻天覆地運動中，每個行動的意味與源起，審視創傷的源頭，併發症，尋找可能的疫苗，以處理每道傷痕積累下來的糾結。「整件事廣闊得就像大海，出一本書只是其中一條船。根本不可能涵蓋。裏邊一些像黑洞的部分幾乎永遠無法平反，不公平的事已無法由書寫令正義得到伸張。透過書寫，我只想令沒有經歷過、或其他地方的人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實在太多委屈，而這些委屈實在太細微，你不身處其中根本不會知道。」

作家本來就要面對誠實

沒有暗語，沒有假借的行動代號，沒有匿名，日記體的書寫，無論內容是否與抗爭相關，都是對當下時空的一種回應，書寫的內容都因每一個日子，每天發生事情而起，也記錄了自己身處的位置和場合。日記體也意味一種赤誠的坦露。大半年以來，人們對述說自身的經驗噤若寒蟬。白色恐怖之下，不知說什麼會有怎樣的後果，身處什麼地方變成犯罪證明，什麼情況會被消失，一切已沒有邊界可循，加上稍有話語權的人，任何立場表態都有被抽秤（註：故意挑剔、指謫他人缺點）的機會。然而韓麗珠在決定出版這些日記前，並沒有太多猶豫。她認為：「寫作的人本來就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揭露和誠實的勇氣。」

白色恐怖不是出版一刻才意會。出版散文集《回家》後，裏邊有些文章談到社會運動，姐姐打電話來提醒她，寫這些東西很容易被人針對的，最好不要寫，寫些別的不好嗎？然而她想到，寫作的人，要是明知有些東西你不可以寫就不去寫，那是違背了寫作本身。「當社會上好像有自由和民主的氣氛時，作者去面對誠實勇氣的問題時，只要想到私人的事情，是否可以公諸於世這個層面。然而當寫作氣氛不是那麼濃厚，或已充滿極權滲透時，作者要思考的則是，會否因為把事情寫出來而被捕。然而誠實的勇氣由此至終是必需的，這是作者一開始就要去想的問題。」

更迫切的告誡還是有的。「2018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禮上，韓麗珠獲文學藝術組別藝術家年獎。當時是5月尾，文化界已有不少關於反送中的聯署，那天頒獎典禮，她跟梁寶珊最後致詞，二人的致詞都為此發聲。韓麗珠也說了：「希望以後的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對於寫作的人來說，免於恐懼的創作自由，比任何獎項來得更重要。」，後來無線刪減了那一段，大公報的得獎名單中也抽走了她和梁寶珊的名字。後來有些寫作的朋友，提醒她這說明中國的言論自由再收窄了。要是你說這些，或在文章表達這些觀點，可能要被點名，往後出版可能就會有困難了。「我想他是關心我的，然而我覺得。寫作的人要是明知道一些事情發生而不說，那不如不要寫。這個關口對我而言較大。」回想起來，她當時本來並不想去，社會發生這麼多事，心情本來不太好，但想到有機會在台上，當時現場也有許多高官，或者可以為這件事說一點什麼。

有時專欄的編輯，因為出於關愛，也會指出一些字眼是否可以斟酌。她明白這是因為不想文章引來危險和爭議，但也感覺到，整體社會氣氛是非常緊張。「然而我覺得有時人在白色恐怖之下，那種監察並不是真的有一個人不准你寫，而是自身的恐懼，你內在會生出一個監察者。我也會有這個監察者，但我會盡力去跟他相處，叫佢得閒（叫他有空）就去喝喝茶，不要打擾我。」

從反抗到報仇

每個人的位置不一樣，因為各人適合做的事不一樣。有些人知道他們的行動是要在街上才能實踐，有些想不了這麼多的，會站得較前；反之有些人能力上適合站後一點。無論你做任何一個選擇都會有後果。「前線有前線的後果，和理非有和理非的後果，救護會有救護的後果，寫作有寫作的後果，畫畫也會有畫畫的後果，你就去承擔自己的後果。」

韓麗珠直言書寫是為了解決自己深層的問題，因身處的環境有激烈的轉變，由個人創傷，要走進社會的大創傷中。無論是參與運動還是反對運動的人，本來就帶住自己的情結或情緒創傷，然後走入集體創傷之中，去面對或自療。「從去年六月開始，發生了許多事情，其實我好需要寫作去幫我理清一些問題。因為每個早上都十分緊張。每早起床從夢中回到這個世界，就感到不知今天發生了什麼，要看手機，或打開收音機聽聽有沒有衝突發生才安心。然而我總是過一會就要把這些都放下。再去做日常生活要做的事情。會去寫這些日記。」當現實過份貼近。用小說去梳理，其實需要距離和時間。「正如原子彈爆炸，也需要十年時間去書寫那經驗。然而爆炸的一刻，同樣需要文字和寫作，即時也無法想得太多的文字。那種文字正是比較接近散文、日記、或隨筆。」

思考與批判在《黑日》中比記事的比例要高許多。例如早在抗爭初期，不少篇幅都反覆思考對施暴者怨恨滋長的問題，甚至嘗試梳理他們的心理。然而運動的口號，後期無可避免地演化到「報仇」，甚至不少人認為這是延續抗爭意志的力量。「經過抗爭，我們的思想不能簡單停留於，暴力就是不好。抗爭前，我們可能會這樣想，因為我們是在一個較為單純的世界。然而經過抗爭，我想大家都要對暴力有更深層的思考。」她說。

她指出「報仇」的目的終究是為了要令自己的傷口癒合，而不是要去令傷害自己的人受苦。她相信叫「黑警死全家」的人不一定會這樣做，有時是需要這樣的情緒發洩。而這些人為何會有這麼多的恨，是因為這些人很愛這個地方。「我們對愛的理解不一定全是正面的。愛裏邊同時包含很深的恨意，是因為當連結得緊密，同時對方無法做到自己的要求，或者是做了一些傷害性的事情。然而愛本來是什麼？就是當你把自己脆弱的部分打開，然後承受整個世界對你所做的事，所以生出恨意，也是自然而然，從而延伸暴力和激烈。」她覺得，當抗爭者去說「黑警死全家」或報仇，只停留在口中。「這種暴力，遠遠及不上，手上拿槍炮武器的人，或有權力去把人判監，或有權力可用任何方式去對待他人的人。」從一開始，權力和暴力都不對等。所以當我們說到暴力，對於暴力的想像，應該要因為抗爭而有所更新。究竟這種暴力，是豪無原因，是基於惡念與邪惡而衍生的暴力？還是這種暴力，是為了由極權生出來的更大的暴力？這種暴力，會不會是反抗一些更大的暴力，要取回公義的暴力？

運動激起慈悲心

藝術發展獎的致詞上也早說過這一段：「很多人說，以前的香港比較美好，我卻覺得，近年的香港愈來愈美好。近十年的香港，是許多動蕩的地方，是消失中的地方。活在一個消失中的地方，對於自己和整個世界會有更多覺察。」在經過日漸黑暗大半年，爭鬥的手段也愈趨殘暴，韓麗珠看見的卻是運動激起了人的慈悲心，原來社會上許多人是互相連結的。「有些人被捕，有些人遭遇性侵，如海上有許多浮屍，沒穿衣服的人被拋到海上。有些事情並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也會感到很痛苦，即使不是受害者，不是受害者的家人都會覺得好痛苦，於是很想幫忙這些人。不是因為你自己受苦，卻好想去救那些人，這就是慈悲心。這種感受是從前很少見的。」

她提醒發生抗爭之前，香港從來都不是一個美好的世界，要是大家有留意社會狀況，一直有許多不公義的存在。如警察去打露宿者，這種事情十數年前都一直存在。「城市中的動物，農民，經常被迫遷的農夫，一直都在承受許多的不公義。抗爭只是把承受不公義的人口，擴大至只要立場跟政府不一樣，就會成為被不公平對待的人。」歷史上由在集中營對付猶太人的所作所為，早已指出人性可以有多殘忍。日記中反複對照了了關於不同人道災難的作品，這是為何韓麗珠對事情發展日復日滋生惡意並不令人驚訝。「這正是為何我們需要建立較好的制度去防止人性去到那樣子。所以抗爭本來就是源於制度失效，提醒我們人性的惡在沒有制衡中會擴大，可以去到納粹集中營時期那麼極端。」

決定以《黑日》為書名以前，她本來想到《暗黑日光》等幾個都是四字的書名。後來一位台灣的作家朋友，想來想去，在沖咖啡的時候想到了《黑日》這名字。既指涉「日記」，好像也保留了暗黑背後那光明的意味。問過幾位作家朋友後，她把文字都寫在紙上摺起，放在她的白果跟前，像抓周一樣隨牠選，想看牠會抓哪一個。最後牠一抓，也就抓到了《黑日》這個名字。「我有好強烈的感覺，覺得事情並沒有那麼差。有時發生災難，會想到為什麼是我？然而很多時遇上些很極端的事情，會把許多內在的潛能激發了出來。香港人正是經歷了這些，一些很好的元素才走出來。那些捨己為人的行為，很多是我自己也做不來的。雖然我知道不是所有事情都那麼光明，但至少一部分是這樣的事件。只有在覺得自己生命快要失去，或是將會一無所有的時候，反而有些好事出現了。」

毋須審訊的小歷史

韓麗珠不是沒有看到，自六月以來不同機構的記者都站得很前，奮不顧身地去紀錄，公正持平的紀錄已不少，不同位置的人也不需要擔心得不到一個公正的論述。政府同樣有自己的一套論述。「所以缺少的是微觀的小歷史的敘述，而這些微小的聲音其實好重要。小歷史的敘述。即是由不同的人，由微觀的角度，去記錄這段時間的生活。」

她解釋，香港正在經歷的轉變，是因歷史發展到一個地步，中國因經濟發展在世界上演變成一種主導地位，同時它獨裁的意識形態漸漸在全球擴張，其中香港首當其衝，這是為何我們每一個人在經歷一種深層的轉變。「加上歷史元素，香港是一個不斷消失的地方，而活在此處的人，並不想去順從當權者。大部分人都想去抓住香港這個身份。因為好想抓緊一點什麼，於是想不斷去創造。」

未明的真相那麼多，文章也有提到讀者就曾質疑，一些未經法庭判案的事情，所以不應當作已有發生。然而法律從來不會是凌駕所有真相的唯一準則，在審判底下觸及不到的還有許多。從作家的所見所聞而引申的感受與聯想，並非新聞寫作，考慮的不只是公正持平。「吳傲雪是首個挺身而出的證人，但有人質疑。然而我們可以再回溯，一直以來，女性告強姦或性侵，是很少可以罪成。這是因為整個報案制度與法律制度，即使已有證人走出來，都並非去關顧受害者。日記中我寫的也是這些我看到的和我相信的事情。而微觀角度重要在於，可以補足大敘事聲音的不足。」

穿梭虛假與真實

黑日中的文章，雖然是散文，但韓麗珠覺得，那個以第一人稱去書寫的「我」，也不過是一個敘事者。「因為一直以來寫小說，觀看生命與世界，都是從小說的角度出發。所謂小說的角度是，這些事情，外在世界，最終都是虛假的。世界如何呈現，往往基於敘事者如何去形容，去投射一個怎樣的世界。那還有什麼是真？就是看事物的角度。」正如《人皮刺繡》，即使小說內容是虛假的，她同樣認為當中的世界觀對真實是重要的。真實與虛假很多時一體兩面。意思不是說這些日子以來同一件事件眾說紛紜也，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而是什麼樣的人，接觸到怎樣的資訊，如何去辦別，引起怎樣的反應都是理解現實中很重的一部分。

「抗爭對我們而言好真實，甚至是太過真實的人道災難。然而，我知道有一天它還是會過去。就像我們現在回看文革，或猶太人種族滅絕的事件，我們這一代人已再也沒法覺得身在其中。往往是直至再有別的災難發生在身上，我們才可以透過我們身上的發生過的災難去想起這是怎樣一回事。」歷史，也只有在重覆發生的當下才變得真實。

從魔幻走向現實，以小說起家的韓麗珠2018年才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回家》，上一本短篇小說《人皮刺繡》作品用了兩三年去書寫剛好是去年四月交稿。然而到反送中運動，生活又迎來了巨大的衝擊。在《黑日》中，她不時對照過往類近的歷史中，不同時期的人如何面對每一個決擇，以及艱難的時刻。

「日常生活中我不是容易憤怒的人，然而我一旦憤怒，會憤怒好幾年。但我最容易感到的是傷心，不是怨恨。因為我知道，制度上沒有制衡時，人從來可以很恐怖。只看他做多少出來。所以我最關心的是，一個本來正正常常的，可能是我們的鄰舍，或我們認識的身邊的人，本來好像都跟我們差不多，為何突然會做一些極端的行為呢？為何會在上班時開槍打一個不認識的人呢？我比較想知道他們的心路歷程是什麼。然而要探索一個人腦中想的是什麼，就不可用散文手法，我必需要用小說的手法。」

在歷史中從不孤單

那半年間，她翻看的書單有普利摩李維《滅頂與生還》關於集中營的記憶錄，有米蘭昆德拉或村上春樹的報告文學，「因為其他國家已遇過類似的災難，如捷克的抗爭等，或多或少會有相似之處。那是因為想知道為何會發生，想得到一些支持。我們需要知道，我們在歷史上不是孤單的人。雖然不同國家遇到的景況不同。」

歷史告訴我們這些事情從前發生過，以後也會再發生。「我需要知道的，其他國家的人發生這樣的事情時，他們如何去過渡這種危機呢？而那個時候也發現，自己可以跟其他國家這些狀況連結起來，所以想再重看一遍，可能會因此明白更多。」運動期間，韓麗珠到了外地辦講坐，開寫作課，這樣的時刻過去，少不免被問及身份的狀況，世界其他地方對香港的關心，也與以自己國家經歷過的創傷與抗爭去跟香港作比較，或者去交換一些經驗，令我知道，香港人其實做了許多。「這本書跟之前的小說與散文集不一樣，之前的都是我需要出，因為小說中的世界對我是重要的。而這本書是出版社提出要出。另一個原因是，我知道其實這個世界需要這本書。這個世界需要經歷過抗爭的人，不一定是我，其他人都可以，只是去寫這段時間的生活。」

她指出，無論是惡法或瘟疫，香港都是首當其衝的正面迎擊者。瘟疫是失衡的表徵，無論是精神或身體上的疾病，都要通過地震般的衝擊，才有可能重新得到平衡。然而，另一重擊又迎面而至，多微小的生活都會再受到衝擊。再要拋出自身，去與歷史連結，這個過程會更不容易。在重組書中每個月的事件列表時，有些事不記得了，要看多次去記起，加上要對應自己寫過的事件，原來像二度傷害。本來她覺得自己沒有創傷，結果卻似是傷口未好，再打開一次，這種感覺很尖鋭。然而她始终覺得：「生命不是關於你如何刪除你不喜歡的，而是去創造空間，去安置這些你沒有很喜歡的事情。」可預見更黑暗的日子還會再來，遺忘有時比想像中的速度要快。在災難中的名字都化成數字之前，去記住不再只是一種選擇，卻是一種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