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文化流徙

音樂串流殺死所有唱片行?深水埗白噪音,你願陪它一起流徙嗎?

不過,資本亦不可能將所有文化及社會創意圈死,始終只有通過不斷衍生出差異和獨特性,文化消費才能保持一定的活力。


獨立唱片店White Noise 店主Gary Leong。 攝:林振東/端傳媒
獨立唱片店White Noise 店主Gary Leong。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聖誕節前,香港已有16年歷史的本地獨立唱片舖White Noise Records 在臉書宣佈即將搬離太子上海街,聲明引起了一眾樂迷的感慨。皆因眾所周知,這幾年來,全球實體唱片業皆因串流音樂衝擊而日漸衰落,而開在香港的唱片行,還須面對來自地產霸權的壓迫——White Noise搬離的原因據說是房東說要「修葺單位」,突發通知限時一個月搬離。而此前,2018年,百年唱片店HMV因生意急跌、經營困難最終在港清盤;2019年,創辦30逾年的老牌唱片行香港唱片(Hong Kong Records)的最後一間分店也結業,原因同樣是不抵串流及影視月費套餐競爭而連年虧蝕⋯⋯另一邊廂,香港唱片業整體收入從鼎盛期(1980年代中期)的25億,到如今跌破2億,式微已成事實。

與HMV、香港唱片等大型連鎖唱片行相比,White Noise顯然小眾得多。其輾轉十幾年,於動盪政局與瘟疫情勢中終又能找到深水埗大南街199號地舖安頓下來,想聽這家唱片行的故事,我們便約上主理人Gary在新店舖聊一聊。其時雖值正午,天色卻格外暗淡,疫情與政治暴力的灰霾中,街景蕭條,唱片店的全新招牌卻更加對抗性的顯眼——事實上,也確有擁躉認為時至今日竟然能有小眾獨立唱片行從樓上搬到地舖,實是一種灰暗日子裡未曾多見的「逆襲」。

White Noise從樓上鋪搬到位於深水埗大南街街鋪,已是White Noise第四個據地。
White Noise從樓上鋪搬到位於深水埗大南街街鋪,已是White Noise第四個據地。攝:林振東/端傳媒

他們從不緊跟流行音樂排行榜,而是四出尋找合乎各人音樂品味的唱片,更以一種近乎音樂圖書館的模式進行搜羅,按照譜系與脈絡,盡可能集齊相關唱片。

貴租之下被動求生

位於深水埗大南街的舖面,已是White Noise第四個據點。今次從太子搬來,撞上武漢肺炎爆發,巧的是,White Noise第一間舖16年前創立的時候,也正好是SARS(沙士、非典)疫情結束時。

White Noise的草創期充滿偶然與機遇,Gary記憶猶新:「2004年,我們第一間店舖租在銅鑼灣,正對鵝頸橋,旁邊就是時代廣場。還記得當時的租金只有5300元(SARS期間香港房屋價格跌至冰點),正是因爲這樣,我們才膽粗粗,覺得可以嘗試一下。」在各類音樂行中打滾過,Gary意識到自己年紀不小,繼續打工也未必找到出路,於是趁著租金下跌,與另外兩位朋友合夥開舖。

彼時算是唱片業餘溫猶存的年代,White Noise卻也沒有享盡這份果實,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三位合夥人對入貨標準有一個共識——他們從不緊跟流行音樂排行榜,而是四出尋找合乎各人音樂品味的唱片。曾有日本顧客在店裡尋獲日本當地都快絕跡的唱片,因而讚歎連連,Gary卻淡然以對,只因深信「捐窿捐罅」(註:尋找各種微小可能性)總會找到好唱片。不僅如此,White Noise更以一種近乎音樂圖書館的模式進行搜羅,按照譜系與脈絡,盡可能集齊相關唱片。「音樂,對我們而言,始終是有根的。我自己聽了歌,也會想了解音樂家本身受誰影響?為什麼會玩這樣的音樂?這樣就會從中聽到好多不同的東西。」Gary道出的,也正是這間唱片店運營十多年來從未變過的理念。

從White Noise第一代就開始光顧的樂評人袁智聰,深諳這間唱片舖的性格:「現在開唱片舖,總會有人走來找鄧麗君的黑膠碟,也曾聽說有sales主動介紹White Noise賣『靚聲經典』,但他們堅持不做。這是一種姿態,他們的取向很明確。良好的音樂生態就應該是這樣的,該各有所長。」

無奈的是,在催動多元音樂生態的路途中,還有一道顛撲不破的阻礙,就是香港在SARS之後逐年飛漲的租金。五、六年過去,銅鑼灣的舖租已漲到無法負荷的地步,White Noise只好撤出,另於商廈中覓得200呎見方舖位,之後兩年營業,如日夜困陷在迷你倉中。直至後來從銅鑼灣搬入太子,從太子再搬到深水埗,White Noise的每次離開都是出於土地問題,卻意外地一路從樓上舖搬到了街舖。

「雖說地舖一直都是開舖人的夢想,現在真的搬到地面,有些人以為是唱片店生意變好,但實際上,我們的很多決定都是被逼出來的。」對於這次意外搬遷,Gary開心之中也夾雜著一份沮喪:「我們自己知道,這個年代這類型的唱片店,在香港真的是所剩無幾。我們香港永遠都無法像外國那樣——隔十幾年去,唱片店還在原來的地方。」White Noise接近一半的客源為遊客,其中曾有人告訴Gary,每次過來香港前,他都要重新查詢店舖地址,是因為開始習慣了香港店舖的搬遷頻率。在緊縮的空間裡不斷流徙,似乎已成為這類獨立文化實體空間(書店、唱片店、設計小店、個性咖啡⋯⋯)在香港的宿命。

White Noise第一間據地位於銅鑼灣堅拿道,在2004年到2009年。
White Noise第一間據地位於銅鑼灣堅拿道,在2004年到2009年。圖:受訪者提供
White Noise第二間據地,2011年到2014年。
White Noise第二間據地,2011年到2014年。圖:受訪者提供
White Noise第三間據地,上海街,攝於2015年12月, 正舉行Damon & Naomi in-store show。
White Noise第三間據地,上海街,攝於2015年12月, 正舉行Damon & Naomi in-store show。圖:受訪者提供

「一張好的專輯和一本小說一樣,曲目之間的關係和整體展現出來的感覺很重要。唱碟身上、封套和包裝上的visuals,如朋友的臉孔一樣,獨一無二的,不只是設計靚唔靚的霎眼嬌,更是情感和記憶的聯繫。」

實體難以取代

牽動實體唱片命運的,是近年來急速興起的串流音樂平台。隨著數碼音樂日益活躍,實體唱片滯銷的情況愈見平常。2011年,音樂人李志回購自己仍在市面上的實體專輯,付之一炬,配樂齊秦《把夢燒光》,引發了一連串討論。如今,幾乎所有音樂都在 Apple Music 和 Spotify 一類的串流平台唾手可得,此時此刻,實體唱片的價值何在?戴著airpods 的新人類,還願意走進密密匝匝的唱片鋪嗎?

「有時,串流音樂也幫到唱片鋪的銷售。」常年坐在唱片鋪裡的Gary,對此自有一番獨特的觀察:「現在大家可以在平台上聽到各種音樂,遇上特別喜歡的,再到唱片鋪來買,不用像以前那樣每一隻都要買回家試,才知道喜不喜歡。」店舖出入自由,顧客各有目的:有人打完卡就走,有人以支持某人為由才願買碟,也有人抱著純粹而簡單的喜愛,只想尋找好唱片,Gary對此也顯得十分從容:「我們唱片舖的存在價值,對每個人而言都不同,因此我們更在乎的是,自己這間舖可以為別人提供些什麼?」

比起大數據操控下穩穩當當的串流平台,唱片舖總能提供一些意料之外的驚喜。身兼帆人及岸鷗樂隊成員的年輕音樂人逢一,自中學起就迷上逛唱片舖,White Noise、Monitor、Kubrick都是他的據點。在無數次買唱片的經歷中,他仍興奮記得:幾年前逛唱片舖,偶然看到一支煎蛋封面的碟,因為喜歡吃煎蛋,便立刻買了下來,回家一聽,驚為天人——後來才知道,那是當年還沒有紅起來的The Black Keys ‎《Your Touch》。「買到不期而遇的唱片,回家拆來開來,聽,之後一路搬屋都帶住,這就是實體的愉悅。」

而不同於彈指間就能滑走的playlist,實體唱片的固態與限制,也使其與聽者構成更親暱的關係。理大設計學院導師陳錦輝也是實體唱片的熱衷者,曾經每週必去唱片行的他,很看重專輯整體性帶來的感受:「一張好的專輯和一本小說一樣,曲目之間的關係和整體展現出來的感覺很重要,一係唔聽(要麼不聽),一聽就盡量全張專輯聽。唱碟身上、封套和包裝上的visuals,如朋友的臉孔一樣,獨一無二的,不只是設計靚唔靚的霎眼嬌,更是情感和記憶的聯繫。」在他的聽覺經驗中,實體唱片的限制,甚至可構成感受和享受音樂的條件,乃至達到聆聽音樂的「自由」。

而串流一統天下的聲勢中,卻也有出人意表的數據:2018年全球音樂報告揭示,全球黑膠唱片銷量在2014年激增54.7%,到了2017年再次增長22.3%,這個數據與我們掛在口邊的「唱片業式微」恰好相反,顯示各地實體唱片銷售出現復甦之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泰國、菲律賓這些地方,因為關稅的緣故,唱片都比香港賣得貴很多;但當我知道他們唱片舖賣了多少張碟時,真的嚇了一跳——也是比香港多很多。我並不覺得在那些地方,唱片業是式微的。」縱覽各地唱片舖的現況,Gary內心疑惑更大,「在香港,好像每個人都可憐你,會說『你仲做緊?(你還在做呀)』『一定好辛苦啦!』現在他們講得愈多,我自己都快要認爲是這樣了。」

說著,Gary 略微尷尬地擠出一個苦笑。

聆音察理,在邊緣抵抗

這確實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為何在全球唱片業復甦之際,香港的唱片店仍舊一間接一間消失呢?

「在香港,土地空間問題,不只是唱片店,是任何街坊或獨立小店都面對的問題。金融資本又不單操控了土地,也宰制了文化生態的整體,從中壟斷租值。不過,資本亦不可能將所有文化及社會創意圈死,始終只有通過不斷衍生出差異和獨特性,文化消費才能保持一定的活力。徹底的資本商品化是不可能的。」

報告揭示全球黑膠唱片近年銷量數字都在增長,與我們掛在口邊的「唱片業式微」恰好相反。
報告揭示全球黑膠唱片近年銷量數字都在增長,與我們掛在口邊的「唱片業式微」恰好相反。攝:林振東/端傳媒

不難發現的是,潛藏在貴租之下,乏味的經濟模式正如巨鯨張開血口。「2004年,我們店在銅鑼灣的時候,那時街上還有好多有意思的獨立店舖,現在都是連鎖商店了。有時候我覺得,這裡真的愈來愈悶。空間,應該要多一些不同的事物,好多東西是可以並存的嘛。」相信多元的Gary,總是強調「並存」二字,這也是支撐著一間另類唱片舖一路走來的信念。

在新店面修葺的日子裡,Gary每天都要在太子與深水埗之間來回跑,因此也留意到大南街上新舊不一的店舖——咖啡店與老式皮革店可以並存,書店和水喉通店可以並存,彼此之間互不干擾,卻又能共同構建一個層次飽滿的社區。「我們搬來這裏,覺得最好的地方,就是有很多舊商舖和年輕舖頭並存,大家相安無事。」可惜的是,大南街如今新舊並存的狀態,並非香港常態,還是可以拿來研究的特例。

「在香港,土地空間問題,不只是唱片店,是任何街坊或獨立小店都面對的問題;但更進一步說,金融資本又不單操控了土地,也宰制了文化生態的整體,從中壟斷租值。」面對各類獨異空間的縮窄,陳錦輝提出憂慮,但從中也能看到生機:「不過,資本亦不可能將所有文化及社會創意圈死,始終只有通過不斷衍生出差異和獨特性,文化消費才能保持一定的活力。徹底的資本商品化是不可能的,那些沒有被圈佔的,一般便會在邊緣和罅縫遊走,這是香港和許多消費都市的常態。」

White Noise,正是持續遊走在邊緣,閃避著資本宰制與收編的黑洞群,小心翼翼維護並存的可能。在人們習慣了壟斷之下的消費模式,在熟悉的所到之處(連鎖唱片舖,大型商場)尋找既已了解的、不出意外的商品時,獨立唱片舖則能提供另一種愉悅。「我們店舖的存在,應該要做一些別的事情,不為了標奇立異,不過是給大家多一個選擇。」

「提供多一個選擇」,這樣的說法從Gary口中冒出,其實舉重若輕。多年來,唱片店面對的除了貴租壓力,還有消費者的飄忽不定,乃至資本擁有者施加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更多協作、策劃和評論,才能勉強抵抗這些資本的文化掠奪。」陳錦輝的提醒不光是面對獨立商舖,更是面向對此視若無睹的消費群體:「有時問題不只是有心經營的舖頭在流徙,而是我們自己太慣於扮演一般消費者,不願意陪伴它們一起流徙,在流徙中一起思考更多可能。」

在White Noise新舖當眼處,掛著一塊匾額,寫有「聆音察理」四個字,用的是出自香港設計師、亦是樂隊tfvsjs成員adon之手的「香港北魏真書」字體。為什麼是聆音察理? 「前段時間受到社會運動激起的想法,」Gary笑著說,「聆音,而後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搵下(找一下),也可以諗下(想一下)。」

適合瘟疫時期聆聽的五張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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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理由:相信是前陣子最適合安在家中必聽的唱片,在家裡悶到發瘟,加上這張Mixing Colours都可以安心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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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理由:當初入戲院看完電影後除了電影本身的震撼程度,自己還依稀記得戲中歌曲吵鬧(小時候少見識),就是這樣自己因為這套電影而認識了Leonard Cohen 同Bob Dyl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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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理由:青春期年代除了Beyond同張立基,LMF算是剛出來工作後聽得最多的香港音樂,這一張是收錄LMF在2009年到2019年作品。

Hildur Guonadottir - J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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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ildur Guonadottir - Chernoby
推薦理由:就是因為這兩部電影從而令大家開始認識冰島音樂家Hildur Guonadottir,不過強烈建議大家可以聽吓她之前在touch廠牌所出版過的所有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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