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 深度 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專訪潘源良:我的堅持與拒絕

未訂閱 Netflix,不推崇類型片,潘源良說自己的本分只是儘量發揮劇本的潛質。


潘源良。 攝:林振東/端傳媒
潘源良。 攝:林振東/端傳媒

一番動靜。

和潘源良約在他熟悉的油麻地,幾個人先氣喘吁吁上了唐五樓天台拍照。向外望是熙熙攘攘的果欄,翻新的油麻地戲院,都是他看慣的風光。他熟悉這被陽光曬成泥灰色的街區,潮濕和煙火裹挾著舊景與翻新。每一次相約油麻地,潘源良總有辦法隨意在大小岔路上轉幾個彎,輕鬆地找到一家他熟悉的小店,頃刻間帶你沉入咖央與奶茶的香氣裡。

拍完氣喘吁吁地下樓,我有些抱歉,潘源良善意地化解說,都應該運動下。他從前熱愛踢球,能定義潘源良的除了詞場,片場,還有球場。可惜還未得見已停了,2018年3月29日他在臉書上貼出一張照片,交待掛靴。體力不如從前,若要以不受傷為前提下場,他說接受不了;又說不會有告別賽,人人送球讓球實在太尷尬。朋友都知道不是戲言——但凡他做的事,都有這種堅持。現已改和太太打乒乓,一個月一兩次。大概因為如此,仍能有「上五樓的快活」。

放下足球,創作不停。2019年年初他舉行了「生炒廣東話之有辣有唔辣」音樂會,平時說話鏗鏘有力,一到唱歌就變了綿綿細語,還保留了獨特的敘事風格。如果本地流行音樂工業對「唱歌」的定義能再寬泛一些,潘源良可以且應該做得成民謠歌手,不是指那種純美沉靜的靚聲,而是說出城市與市民真實故事的人。其中所謂「有辣有唔辣」,辣的是涉及政治社會民生的議題,不辣的是歲月人情。最近新改編的作品是《南丁格爾的等待果陀與唐吉訶德》 (原曲:蕯拉熱窩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有深切的情感片刻如:念記我的親和朋/這刻彷彿天漸亮/未回家/巡住病房/守住病床/我有我的立場;也有尖銳的社會側寫與質問:醫,求完善可靠/然而全病院/陸續已經逼爆/醫,誰還要加咀炮/嚴懲未聽教/護士與醫生/至死都要去醫/曾流淚吹哨/沒及早封關/病毒迅速緊靠⋯⋯。不消說這是講今年COVID-2019的疫情與醫護前線情形,不辣也加辣。

另外,他執導的電影《聖荷西謀殺案》去年底推出多場試映,本是為春季映期預熱,兩位女演員鄭秀文和蔡卓妍分別入圍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及最佳女配角,正式的映期卻還需等等。

《聖荷西謀殺案》劇照。

《聖荷西謀殺案》劇照。網上圖片

這部電影本身也是等待中千呼萬喚始出來。《聖荷西謀殺案》改編自莊梅岩同名舞台劇,2016年已開始籌備,2017年夏天在溫哥華開鏡,同年完成了所有拍攝。潘源良花了不短的時間做後期,又希望在國外找人做配樂,落實之後已經到了2018年年中。「然後就是希望等等看會不會又一個更好的電影市道⋯⋯」或許市道比人想像得更難捉摸,無形之中卻有其他巧合。《聖荷西謀殺案》講華人移民外國之後的生活與情感寄託,想不到如今又多了人移民。「我懷疑這會是香港人延續下去,不斷復現的一個主題。有的人早期來香港,到後來所謂九七前移民,九七後回來,回來之後又上大陸,大陸之後又回香港。現在新一代也好,或者也有拿了外國籍的想再回來⋯⋯」來來回回,不斷發生。

當一位創作者的作品反覆與這座城市的景況發生關係,或者我們很難僅僅判斷是出於幸運。而用潘源良的話籠統解釋,他接手「聖荷西謀殺案」這一個故事,說都是因其中「留住愛亦留住罪」的心理矛盾,歌詞來自林子祥主唱的《最愛是誰》。多年來報章雜誌總是試圖用這首歌總結潘源良的創作和情感,這名句也變成了他的註解之一,「監製找到我,說知道我喜歡拍女人戲。」

電影中 Yanny 前往聖荷西拜訪好友 Ling 及其丈夫 Tang,想不到在相處的五天時間內發現了兩夫妻的秘密。Ling 及 Tang 的相戀及交往不只是出於愛情,兩個人留在聖荷西生活也並非完全如意。這確實是一部女人戲,Ling 在情感裡超強的控制慾和 Yanny 自我療癒的過程是情緒主軸,當然也有人在異鄉的寂寞和異化。

這情節延展出去可能會是「美國夢」或「在異鄉的華人社群故事」,潘源良說不是。電影的前設依然還是側重在兩夫妻的故事,「你一旦牽扯其他東西,就不是這個主題,不是這個前設。但我們也有一些側寫。」劇組去到拍攝地找當地的華人聊天,或者選角,都會談論這些年海外華人生活的故事。有人賣人蔘粉日進斗金,互聯網還未如今天發達時專為華人服務的婚姻介紹所,都是真實發生的故事,潘源良雖將這些放了進去,依然不想模糊了他自己最關心的主題。

潘源良。

潘源良。攝:林振東/端傳媒

「其實從來在任何一個地方生活都未必是美好的,那你移不移民?美好的事是一個方向,但不是一個既定的模式。不是你一進入這個模式,好事就會發生。永遠都是你去到哪裡,你做些什麼,你計畫什麼,你想要什麼,你和誰一起,或者你怎麼去看一件事,你的立足點如何,它有太多因素了。」

那你會移民嗎?我問。

潘源良常常出埠,或是旅行,或是工作。拍攝《英倫琵琶》時去英國拍了幾個月,去過台灣幫人拍電影住過幾個月,拍《聖荷西謀殺案》去溫哥華住了幾個月,但他沒有長年在外居住過。

「(關於移民)我很 open 的,現時我沒做什麼事,但始終我也有我的家人,我太太是加拿大籍,我年紀也大了,不知道在香港還可以做多久有效的事⋯⋯」

他微微加重了「有效」這個詞,開玩笑說,「有效即係,搵到錢喇。」然後又慢慢補充,「希望有作品,有路可以行,又或者和其他人合作,我不知道可以做多久,我身體健康會如何。我的年歲現已經登六了,不敢講自己會不會突然走下坡。真的去其他地方生活,對我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暫時還未認真地去處理。」

《聖荷西謀殺案》劇照。

《聖荷西謀殺案》劇照。網上圖片

鄭秀文扮演心裡有陰暗面的女人,潘源良選擇如何講她的故事,留下了許多痕跡。這故事在很多位置稍微挑動走向,就可以變成一個很典型的類型電影,導演都沒有選擇這樣去做。實際上,潘源良常常用近乎固執的敘事方法,視覺呈現和情節變化,區隔開自己的作品與類型電影。

「類型片有它的好處,有它的壞處。或者這樣說,我之前的幾套戲都好像是某一個類型,但都我都希望在一個類型裏面有些不同的⋯⋯就是不要這麼順理成章地變成一個既定的規格。無論我成功與否,我覺得那件事都是值得做的」潘源良覺得《聖荷西謀殺案》中幾個角色的背景、心理、和身份,適合發展成一個完整的戲劇,「所以不需要用太過類型的方法去表達或包裝,這個可能是這套戲給我自己的信心,是戲劇力量本身給我的信心。」

《聖荷西謀殺案》在其他人手裡可能會順理成章變成殺人狂故事,變成很「易看」的類型電影。想到這,潘源良講到了《失蹤罪》(Gone Girl)。

「我看的時候一路覺得很吸引人,很好看,到後來發現,原來這位妻子是一個心理扭曲的控制狂,沒人明白她想什麼,而她想的東西這麼邪惡,」他覺得這部戲其實可以不是這樣,為什麼這些設計要做得如此類型化呢?「類型片有一個問題,那位女主角——《失蹤罪》那位太太不會普及化,一位普通的女人,可能不會從身份上認同她。或者觀眾只是覺得『哦,只是某種兇案犯的一種心理而已、和我距離很遠』。」

潘源良不想這樣,「無論鄭秀文的角色在聖荷西謀殺案裏面,有什麼事情做錯、有什麼事情做對都好,她的選擇和她的行為,很可能任何一個人都會這樣做。因為她的身份沒有確認性。比如說她拿綠卡或者她要為她愛的人拿綠卡,或者要一個身份。然後在一個人際關係如此疏離的地方,他們要只憑着兩個人的力量去生活、去生存,她很擔心他們曾經這麼辛苦建立的這一個小小的安樂窩會被外面的人影響,然後就會散。於是乎她就做了一些類似這樣的事,想去維持她心目中的這種最穩當的生活。」

仔細想想,很多有法可依的影像和劇情變化,都不太會在潘源良的電影裡發生。無論情節如何發展,他都將人物心理和動機塑造得與生活很貼近,避免太強的指向。

「很多時候所謂類型片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它將一些事講死了,講死之後好像觀眾很容易接受,但我又覺得好像沒有一個震動,沒有了一個影響力,沒有了一個戲劇本來應該要有的勾起大家去思考的那個能力。如果你說類型片就一定很清楚確實告訴大家,其實鄭秀文這個角色她是否真的處心積慮去做這些事,一定有一個目的呢?」潘源良開放地設計了角色心態,「你可以說她有心或無意,而那件事本身在做的時候可能她未必想好了下一步,可事件這樣發生之後,她又沒有辦法不這樣去走下一步,我覺得這個是就是戲劇有趣的地方。」

潘源良。

潘源良。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與他選擇如何踢球,讓球與否的堅持似乎如出一轍。潘源良對自己要寫怎樣的人物有清楚的認識,且很少為外因改變自己的原則。鄭秀文飾演的 Ling 大概是她從影以來最不討好的角色,相比鄭秀文過去都市白領的形象,這次的人物複雜且陰暗,潘源良也並不想把角色做得「討好」。

「我希望觀眾可以看見這個女人好的一面,和她做錯的所謂不好的一面。而我相信這件事是放之四海皆準的。那你說她討不討好,其實她也不是不討好。舉例來說,你也可以講這個角色本身很敢作敢為;她去爭取她覺得應該爭取的事。她不計後果地進入灰色地帶,也付出了很多,而這件事互為因果地令她不能自拔。」潘源良設計出的兩性關係,讓 Ling 殺死前夫,救活 Tang 的性命,從此男方變為了女性的依附,「很多人在外地沒有朋友,兩夫妻關起門來互相折磨,有很多這樣的例子,這是我覺得這部戲很通用的戲劇張力。」

種種表達出來的細節,都不見得朝向市場需要的聳動和刺激發展。「商不商業化這件事我真的不夠膽講。第一我不覺得這套戲有多少人看不懂,第二就是我其實一直都覺得戲劇本身就是一種很商業化的文化產物,我相信戲劇,」《聖荷西謀殺案》裡充滿了潘源良想要的戲劇性。演員們的表演層次對他來說也足夠商業化了,「商業化都要看適合不適合這一部戲、有些事不適合,你怎麼商業化都沒有用。如果你把這部電影變成一部鬧劇,這個形式本來很商業化,但是不適合這部戲。我覺得商業化的意思應該是如何將一個電影最廣泛地讓人思考,觀眾能接受得到的潛質發揮出來。」他反覆確認自己身為電影人的本分,就是借助演員,攝影,剪輯,音樂,及所有電影的技法將劇本的力量充分表達出來。

「派拉蒙一開始找人拍《教父》,其實也是想拍一部類型片。結果哥普拉直接展開了一個新的類型,在它之後的很多戲都被稱為『很像教父的戲』。」他想,認真對待劇本的潛質,和將潛質發揮出來一定不是同一件事,「每個人的判斷不同,當然有些位置可以再好一些,但也永遠都是。」

潘源良住得離電影院很近,如有機會,他會大量看電影,愛思考每一部戲的導演如何執行劇本,也愛談論電影的精彩之處。在一次彈唱分享會上他跟聽眾講到「緘默」,立刻援引了史高西斯的所拍的《沉默》(Silence),談被迫害的信徒如何被迫以秘密的方式傳教。關於電影,他有自己獨特又統一的標準,口碑電影在他看來功虧一簣時他必扼腕,市場不受落的電影若有好處他從不忘記。

不過他至今還未訂閱 Netflix,說還沒來得及。

「我希望在電影院看。」《婚姻故事》和《羅馬》他都還未有機會看到。問他串流平台越來越多大手筆的重頭戲,不申請帳號會否不習慣,又覺得他並非強烈反感。只是他還是最相信在大銀幕上觀看電影。

潘源良常常避免口頭上分析自己,他像是羞赧地提到一個陌生人。或者,觀眾接觸到他的面向已經很多,他放棄漂亮的解釋,也許甚至並沒想過,他的音樂,電影和寫作是否需要更多註解,面對如今洶湧的資訊海洋。難以追問的時候,明白他的堅持與拒絕,也像隱約拿到了鑰匙,找到了他作品之中的共通點和關聯之處,明白他為何使用這樣的語言,為何製作這樣的影像。

更多時候,潘源良無法回答「如果」前設的問題,當他聊到其他導演和其他電影時,倒講了一句足以自我總結的話:

無法假設,因為是選擇。

訪問整理:余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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