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潘源良：我的坚持与拒绝

一番动静。

和潘源良约在他熟悉的油麻地，几个人先气喘吁吁上了唐五楼天台拍照。向外望是熙熙攘攘的果栏，翻新的油麻地戏院，都是他看惯的风光。他熟悉这被阳光晒成泥灰色的街区，潮湿和烟火裹挟着旧景与翻新。每一次相约油麻地，潘源良总有办法随意在大小岔路上转几个弯，轻松地找到一家他熟悉的小店，顷刻间带你沉入咖央与奶茶的香气里。

拍完气喘吁吁地下楼，我有些抱歉，潘源良善意地化解说，都应该运动下。他从前热爱踢球，能定义潘源良的除了词场，片场，还有球场。可惜还未得见已停了，2018年3月29日他在脸书上贴出一张照片，交待挂靴。体力不如从前，若要以不受伤为前提下场，他说接受不了；又说不会有告别赛，人人送球让球实在太尴尬。朋友都知道不是戏言——但凡他做的事，都有这种坚持。现已改和太太打乒乓，一个月一两次。大概因为如此，仍能有“上五楼的快活”。

放下足球，创作不停。2019年年初他举行了“生炒广东话之有辣有唔辣”音乐会，平时说话铿锵有力，一到唱歌就变了绵绵细语，还保留了独特的叙事风格。如果本地流行音乐工业对“唱歌”的定义能再宽泛一些，潘源良可以且应该做得成民谣歌手，不是指那种纯美沉静的靓声，而是说出城市与市民真实故事的人。其中所谓“有辣有唔辣”，辣的是涉及政治社会民生的议题，不辣的是岁月人情。最近新改编的作品是《南丁格尔的等待果陀与唐吉诃德》 （原曲：蕯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有深切的情感片刻如：念记我的亲和朋/这刻仿佛天渐亮/未回家/巡住病房/守住病床/我有我的立场；也有尖锐的社会侧写与质问：医，求完善可靠/然而全病院/陆续已经逼爆/医，谁还要加咀炮/严惩未听教/护士与医生/至死都要去医/曾流泪吹哨/没及早封关/病毒迅速紧靠⋯⋯。不消说这是讲今年COVID-2019的疫情与医护前线情形，不辣也加辣。

另外，他执导的电影《圣荷西谋杀案》去年底推出多场试映，本是为春季映期预热，两位女演员郑秀文和蔡卓妍分别入围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及最佳女配角，正式的映期却还需等等。

这部电影本身也是等待中千呼万唤始出来。《圣荷西谋杀案》改编自庄梅岩同名舞台剧，2016年已开始筹备，2017年夏天在温哥华开镜，同年完成了所有拍摄。潘源良花了不短的时间做后期，又希望在国外找人做配乐，落实之后已经到了2018年年中。“然后就是希望等等看会不会又一个更好的电影市道⋯⋯”或许市道比人想像得更难捉摸，无形之中却有其他巧合。《圣荷西谋杀案》讲华人移民外国之后的生活与情感寄托，想不到如今又多了人移民。“我怀疑这会是香港人延续下去，不断复现的一个主题。有的人早期来香港，到后来所谓九七前移民，九七后回来，回来之后又上大陆，大陆之后又回香港。现在新一代也好，或者也有拿了外国籍的想再回来⋯⋯”来来回回，不断发生。

当一位创作者的作品反覆与这座城市的景况发生关系，或者我们很难仅仅判断是出于幸运。而用潘源良的话笼统解释，他接手“圣荷西谋杀案”这一个故事，说都是因其中“留住爱亦留住罪”的心理矛盾，歌词来自林子祥主唱的《最爱是谁》。多年来报章杂志总是试图用这首歌总结潘源良的创作和情感，这名句也变成了他的注解之一，“监制找到我，说知道我喜欢拍女人戏。”

电影中 Yanny 前往圣荷西拜访好友 Ling 及其丈夫 Tang，想不到在相处的五天时间内发现了两夫妻的秘密。Ling 及 Tang 的相恋及交往不只是出于爱情，两个人留在圣荷西生活也并非完全如意。这确实是一部女人戏，Ling 在情感里超强的控制欲和 Yanny 自我疗愈的过程是情绪主轴，当然也有人在异乡的寂寞和异化。

这情节延展出去可能会是“美国梦”或“在异乡的华人社群故事”，潘源良说不是。电影的前设依然还是侧重在两夫妻的故事，“你一旦牵扯其他东西，就不是这个主题，不是这个前设。但我们也有一些侧写。”剧组去到拍摄地找当地的华人聊天，或者选角，都会谈论这些年海外华人生活的故事。有人卖人蔘粉日进斗金，互联网还未如今天发达时专为华人服务的婚姻介绍所，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潘源良虽将这些放了进去，依然不想模糊了他自己最关心的主题。

“其实从来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都未必是美好的，那你移不移民？美好的事是一个方向，但不是一个既定的模式。不是你一进入这个模式，好事就会发生。永远都是你去到哪里，你做些什么，你计划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和谁一起，或者你怎么去看一件事，你的立足点如何，它有太多因素了。”

那你会移民吗？我问。

潘源良常常出埠，或是旅行，或是工作。拍摄《英伦琵琶》时去英国拍了几个月，去过台湾帮人拍电影住过几个月，拍《圣荷西谋杀案》去温哥华住了几个月，但他没有长年在外居住过。

“（关于移民）我很 open 的，现时我没做什么事，但始终我也有我的家人，我太太是加拿大籍，我年纪也大了，不知道在香港还可以做多久有效的事⋯⋯”

他微微加重了“有效”这个词，开玩笑说，“有效即系，揾到钱喇。”然后又慢慢补充，“希望有作品，有路可以行，又或者和其他人合作，我不知道可以做多久，我身体健康会如何。我的年岁现已经登六了，不敢讲自己会不会突然走下坡。真的去其他地方生活，对我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暂时还未认真地去处理。”

郑秀文扮演心里有阴暗面的女人，潘源良选择如何讲她的故事，留下了许多痕迹。这故事在很多位置稍微挑动走向，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典型的类型电影，导演都没有选择这样去做。实际上，潘源良常常用近乎固执的叙事方法，视觉呈现和情节变化，区隔开自己的作品与类型电影。

“类型片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或者这样说，我之前的几套戏都好像是某一个类型，但都我都希望在一个类型里面有些不同的⋯⋯就是不要这么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既定的规格。无论我成功与否，我觉得那件事都是值得做的”潘源良觉得《圣荷西谋杀案》中几个角色的背景、心理、和身份，适合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戏剧，“所以不需要用太过类型的方法去表达或包装，这个可能是这套戏给我自己的信心，是戏剧力量本身给我的信心。”

《圣荷西谋杀案》在其他人手里可能会顺理成章变成杀人狂故事，变成很“易看”的类型电影。想到这，潘源良讲到了《失踪罪》（Gone Girl）。

“我看的时候一路觉得很吸引人，很好看，到后来发现，原来这位妻子是一个心理扭曲的控制狂，没人明白她想什么，而她想的东西这么邪恶，”他觉得这部戏其实可以不是这样，为什么这些设计要做得如此类型化呢？“类型片有一个问题，那位女主角——《失踪罪》那位太太不会普及化，一位普通的女人，可能不会从身份上认同她。或者观众只是觉得『哦，只是某种凶案犯的一种心理而已、和我距离很远』。”

潘源良不想这样，“无论郑秀文的角色在圣荷西谋杀案里面，有什么事情做错、有什么事情做对都好，她的选择和她的行为，很可能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做。因为她的身份没有确认性。比如说她拿绿卡或者她要为她爱的人拿绿卡，或者要一个身份。然后在一个人际关系如此疏离的地方，他们要只凭着两个人的力量去生活、去生存，她很担心他们曾经这么辛苦建立的这一个小小的安乐窝会被外面的人影响，然后就会散。于是乎她就做了一些类似这样的事，想去维持她心目中的这种最稳当的生活。”

仔细想想，很多有法可依的影像和剧情变化，都不太会在潘源良的电影里发生。无论情节如何发展，他都将人物心理和动机塑造得与生活很贴近，避免太强的指向。

“很多时候所谓类型片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它将一些事讲死了，讲死之后好像观众很容易接受，但我又觉得好像没有一个震动，没有了一个影响力，没有了一个戏剧本来应该要有的勾起大家去思考的那个能力。如果你说类型片就一定很清楚确实告诉大家，其实郑秀文这个角色她是否真的处心积虑去做这些事，一定有一个目的呢？”潘源良开放地设计了角色心态，“你可以说她有心或无意，而那件事本身在做的时候可能她未必想好了下一步，可事件这样发生之后，她又没有办法不这样去走下一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戏剧有趣的地方。”

这与他选择如何踢球，让球与否的坚持似乎如出一辙。潘源良对自己要写怎样的人物有清楚的认识，且很少为外因改变自己的原则。郑秀文饰演的 Ling 大概是她从影以来最不讨好的角色，相比郑秀文过去都市白领的形象，这次的人物复杂且阴暗，潘源良也并不想把角色做得“讨好”。

“我希望观众可以看见这个女人好的一面，和她做错的所谓不好的一面。而我相信这件事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那你说她讨不讨好，其实她也不是不讨好。举例来说，你也可以讲这个角色本身很敢作敢为；她去争取她觉得应该争取的事。她不计后果地进入灰色地带，也付出了很多，而这件事互为因果地令她不能自拔。”潘源良设计出的两性关系，让 Ling 杀死前夫，救活 Tang 的性命，从此男方变为了女性的依附，“很多人在外地没有朋友，两夫妻关起门来互相折磨，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是我觉得这部戏很通用的戏剧张力。”

种种表达出来的细节，都不见得朝向市场需要的耸动和刺激发展。“商不商业化这件事我真的不够胆讲。第一我不觉得这套戏有多少人看不懂，第二就是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戏剧本身就是一种很商业化的文化产物，我相信戏剧，”《圣荷西谋杀案》里充满了潘源良想要的戏剧性。演员们的表演层次对他来说也足够商业化了，“商业化都要看适合不适合这一部戏、有些事不适合，你怎么商业化都没有用。如果你把这部电影变成一部闹剧，这个形式本来很商业化，但是不适合这部戏。我觉得商业化的意思应该是如何将一个电影最广泛地让人思考，观众能接受得到的潜质发挥出来。”他反覆确认自己身为电影人的本分，就是借助演员，摄影，剪辑，音乐，及所有电影的技法将剧本的力量充分表达出来。

“派拉蒙一开始找人拍《教父》，其实也是想拍一部类型片。结果哥普拉直接展开了一个新的类型，在它之后的很多戏都被称为『很像教父的戏』。”他想，认真对待剧本的潜质，和将潜质发挥出来一定不是同一件事，“每个人的判断不同，当然有些位置可以再好一些，但也永远都是。”

潘源良住得离电影院很近，如有机会，他会大量看电影，爱思考每一部戏的导演如何执行剧本，也爱谈论电影的精彩之处。在一次弹唱分享会上他跟听众讲到“缄默”，立刻援引了史高西斯的所拍的《沉默》（Silence），谈被迫害的信徒如何被迫以秘密的方式传教。关于电影，他有自己独特又统一的标准，口碑电影在他看来功亏一篑时他必扼腕，市场不受落的电影若有好处他从不忘记。

不过他至今还未订阅 Netflix，说还没来得及。

“我希望在电影院看。”《婚姻故事》和《罗马》他都还未有机会看到。问他串流平台越来越多大手笔的重头戏，不申请帐号会否不习惯，又觉得他并非强烈反感。只是他还是最相信在大银幕上观看电影。

潘源良常常避免口头上分析自己，他像是羞赧地提到一个陌生人。或者，观众接触到他的面向已经很多，他放弃漂亮的解释，也许甚至并没想过，他的音乐，电影和写作是否需要更多注解，面对如今汹涌的资讯海洋。难以追问的时候，明白他的坚持与拒绝，也像隐约拿到了钥匙，找到了他作品之中的共通点和关联之处，明白他为何使用这样的语言，为何制作这样的影像。

更多时候，潘源良无法回答“如果”前设的问题，当他聊到其他导演和其他电影时，倒讲了一句足以自我总结的话：

无法假设，因为是选择。

访问整理：余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