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國家安全法 評論

劉銳紹:北京不再自我制約,「一國兩制」已半死不生

北京擔心如果泛民在下屆立法會取得過半的優勢,將有更嚴重的後續影響,港府施政難以推行,還會影響下屆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構成。與其冒更大的風險,倒不如現在就快刀斬亂麻,為日後的長遠穩定鋪路。


2019年7月21日,反修例運動期間,示威者到西環的中聯辦集結。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7月21日,反修例運動期間,示威者到西環的中聯辦集結。 攝:林振東/端傳媒

近期香港與內地之間發生很多大事,令人憂慮「一國兩制」的未來。樂觀的看法是,中央正撥亂反正,不斷落實準確無誤的「一國兩制」,眼前的困境是「最後的陣痛」。悲觀的看法則是,近期的連串事件實際宣告「一國兩制」正式死亡,日後還會出現大家都不想看見的「攬炒」。

下筆之時,無限感慨。我雖然不是「一國兩制」的接生婆,但也親歷它的誕生過程。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初,北京最早提出這個概念時,我奉命派駐英國,採訪中英會談香港前途。1986年至1989年,我被《文匯報》調往北京長駐,跟進《基本法》的大部分起草過程,並經歷了六四事件。

在這兩段期間,我尚算是「又紅又專」和得到信任的「體制內人士」,真實和確切地經歷了「一國兩制」的「前世」。這對我在97後觀察「一國兩制」的實踐和演變,直到「今生」,真的有貼身體驗和比較。概括而言,我當年是滿懷信心和憧憬的審慎樂觀,但今天,卻是從來沒有過的憂心忡忡。

一、近一週的頻繁「動作」

去年十一月初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到的內容,包括健全和完善人事任命制度、匯報和述職制度、中央話語權、保障國家安全等,如今一一浮面。

香港回歸至2014年,港人雖然感到來自官方的壓力不斷增加,但還是有節制、漸進和有進有退的。但「雨傘運動」後,公開的壓力和潛流下的部署,節奏明顯加快。到了最近,各種壓力更是急風暴雨式出現。

說最近一星期,香港警方拘捕了十五名民主派人士,雖不是政治性罪名,但都涉及表達政治訴求的活動,只是用了刑事的名義而已。此外,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炮轟立法會泛民議員,指他們拖延內務委員會選舉主席,並點名郭榮鏗要負上責任(意味可以取消其議員資格)。「兩辦」繼而就監督角色發聲,表示《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並不規管「兩辦」;反對者則認為,「兩辦」不單扭曲《基本法》,還搶奪了全國人大對《基本法》的解釋權。跟著,港府高層大換班。按正常程序,這是林鄭月娥的建議並報呈中央批准,但外界從連串事件中看到北京的影子。

其中,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被指錯誤理解《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並二度易稿澄清,後來公開道歉。道歉之後,他馬上被「平調」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鄭月娥強調,調職和道歉並無關係,但效果卻是欲蓋彌彰。對於聶德權的調職,外界較多解讀為:其實他一直努力按上級意旨辦事,只是北京搬龍門搬得太快,令他反應不過來,所以他罪不應撤職。他是林鄭月娥的愛將,經歷相似,所以林鄭力保他不要下台,否則更傷團隊士氣。

近期這些事例令人想起去年「反送中運動」以來的事情,尤其是去年十一月初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當時提到的內容,包括健全和完善人事任命制度、匯報和述職制度、中央話語權、保障國家安全等,如今一一浮面。當時,沒有明言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也隱隱現身,時任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暗示「該立法的要立法,該廢除的要廢除,該補充的要補充」,跟現任港澳辦主任駱惠寧最近的說法一致。可見,四中全會是發號施令,今天的行動則是逐步落實的結果。

2020年4月18日,警方拘捕15名民主派人士,其中一名被捕人、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於下午近5時,獲准以1000元保釋離開中區警署,下月18日需到法庭應訊。
2020年4月18日,警方拘捕15名民主派人士,其中一名被捕人、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於下午近5時,獲准以1000元保釋離開中區警署,下月18日需到法庭應訊。攝:林振東/端傳媒

二、北京的兩種心態

加速管治的思維已佔了上風。

其一,中央認為有很多事情早就應該實現了,但久久未能成事,蹉跎歲月;這種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狀況必須改變。回顧香港回歸以來,很多事情因為「兩制」的差異而未能快速成事。江澤民和胡錦濤年代,比較傾向順其自然地「逐步創造條件」,待條件成熟時才推行;所以,那時候最多聽到的話是「成熟一項就推一項」。換言之,江、胡較有耐性,傾向用時間換空間。

但習近平2012年上台和權力基本穩定後,2014年提出要「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權」。於是,有主理港澳工作的官員說:「香港回歸那麼多年,香港人的腦袋還未回歸,必須加快創造既定事實,讓港人適應回歸。」還有官員在「雨傘運動」後說:「放棄香港三代人──剛畢業的大學生、仍在就讀的大學生、高中學生。」何解?因為他們是社會運動的中堅分子,已「無藥可救」。可見,加速管治的思維已佔了上風。

其二,北京認為「雨傘運動」之後,外國勢力和外部勢力日趨明顯,甚至出現「港獨」和「顏色革命」的徵兆,危害國家安全。在官方眼中,這類例子不勝枚舉。所以,通過《基本法》二十三條是北京希望盡快完成的心願。

可是,北京的想法和香港的主流想法不同。北京的心願,很多香港人認為是心魔。北京認為香港應該為國家安全作出貢獻,香港主流民意不反對,但必須分清國家安全不等如政權安全,同時反對利用「國家(政權)安全」打壓民主自由,更不應阻止政制改革。久而久之,這些分歧更大,導致官方近期的加壓。

三、改變政策的部署

習近平上台後,「知港派」官員慢慢被視為「優柔寡斷,執行中央指示不力,或者效果不善」。

北京強調「一國」,港人強調「兩制」,訴求不同,溝通不良,北京於是「加快創造既定事實」了。

首先是換馬。長期以來,直接處理香港事務的港澳辦和中聯辦官員,多數是長期跟進港澳工作的,其中不少更是由開始工作就跟港澳打交道,有人稱他們為「知港派」。例如前港澳辦主任張曉明,1985年大學畢業後就進入港澳辦;前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曾在香港與內地來回幾次,由基層委員會到當上主任。其他前港澳辦主任,例如廖暉,承接了父親廖承志的不少關係;還有王光亞,2003年就以外交部副部長身分進入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這些官員雖然代表中央的利益,但行事時也會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

可是,習近平上台後,這類官員慢慢被視為「優柔寡斷,執行中央指示不力,或者效果不善」。所以,張曉明被降為副主任,王志民被免職。取而代之的分別是夏寶龍和駱惠寧,均是退居二線的省級幹部。前者獲安排到全國政協當副主席兼秘書長,後者獲安排到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當副主任。但兩人突然再上前線,而且負責十分敏感和重要的香港工作,他們過去與香港工作交集甚少,基本上不了解香港,更不知道《基本法》的前世,能勝任嗎?

眾所周知,只有習近平才能作此決定的。這除了因為夏、駱二人跟他關係好和取得信任之外,還有兩個奧妙之處。首先,兩人都是被習近平從二線升回第一線的,享受「政治第二春」,他們感到習近平對他們的知遇之恩,必定鞠躬盡瘁,比「知港派」更忠心實意地執行習的指示。其次,兩人都不熟悉港澳,不會有「知港派」的「畏首畏尾」,「中間落墨」,「進退失據」,那麼,中央和習近平更可以垂直領導香港事務了,這樣更有效率。

2020年4月22日,林鄭月娥率領新官員,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及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見記者。
2020年4月22日,林鄭月娥率領新官員,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及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見記者。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裏還有一個觀察點。目前,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是韓正,但韓正的角色日漸消減;至少在港澳工作的曝光率,韓正不如習近平搶鏡。以去年上海「進博會」為例,林鄭突然接到通知,習主席召見。這種臨時性的安排在中國官場並不常見。接見時,公安部部長趙克志首次出現,這才能證實趙克志已是這個小組的第五名副組長,打破一般「一正四副」的規格。

本來,這次接見可以視為有工作需要的「見縫插針」,但事前官方已公布,韓正將於兩三天後接見林鄭。習近平為什麼要提早召見林鄭呢?有什麼事情不可以讓韓正跟林鄭說嗎?外界不得而知。其實,這種召見是一種政治化學元素,顯示習近平在港澳事務上的決定性角色。

相關的部署還有很多。例如香港警方和內地公安平時已通過中聯辦之下的警聯部溝通,但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忽然有消息傳出,警方跟深圳法院之間有一線網絡專線。警方解釋,這是為一宗跨境案件作證之用,避免費時失事,案件結束後專線就會取消。這種解釋可以說得過去,但人們又問,這條專線被傳媒曝光後才不能否認,那麼是否還有其他未被曝光的聯繫?這條專線又是否真的在結案後取消呢?

除了保安工作,香港政府部門跟內地相關部門的直接溝通,也打開了快捷之門。過去,兩地政府部門的溝通多數經中聯辦代轉,但林鄭月娥擔任政務司司長時,主張港府部門可以跟內地相關部門接觸,直接交流業務,節省時間。從效率而言,確有改進,但這樣做又會否傷害「兩制」呢?因為交流業務很容易產生「黑洞引力」的效應;內地的相關部門多是中央部門,而香港的政策局只是局級單位,交流往往變成請示。舉例說,國家教育部對香港教育的影響已愈來愈大了。

四、為何選擇這時出手?

肺炎疫情現正在全球肆虐,很多國家都忙不過來,更無暇理會香港,所以北京認為可趁此混亂之際,出手打擊泛民,鞏固官方和建制的實力。

上述部署和人事安排是長期和銜枚疾走的,但為什麼中央選擇在這個時候左右開弓呢?我想,有三大原因。

第一,今年九月將進行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泛民乘著去年區議會選舉的大勝餘威,正朝向三十五或更多議席的目標進發。有關方面進行截擊,也許可以阻止泛民的氣勢,協助建制派爭取中間群眾,甚至創造罪名,必要時可以取消某些泛民人士的參選資格。

第二,北京擔心如果泛民在下屆立法會取得過半的優勢,將有更嚴重的後續影響,港府施政難以推行,還會影響下屆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構成。與其冒更大的風險,倒不如現在就快刀斬亂麻,加快種種壓力,為日後的長遠穩定鋪路。所以,近期有傳聞說,倒不如趁目前立法會仍在建制派主導之下,在七月前強行通過《基本法》二十三條,那就一了百了。

第三,肺炎疫情現正在全球肆虐,很多國家都忙不過來,更無暇理會香港,所以北京認為可趁此混亂之際,出手打擊泛民,鞏固官方和建制的實力。

去年「反修例運動」出現後,北京確曾擔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進一步介入香港內部事務,但觀察一輪後,卻發覺不足懼。即使美國揚言,如果北京遏制香港民主自由,就會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税區地位;於是,中國只有在貿易戰談判中給予美國經濟利益。結果,先後三次,美國取得利益後就不再提香港的民主自由了。後來,美國通過《香港人權和民主法》,但北京感到美國始終沒有具體行動,而且,美國在港有一千三百家公司,美國僑民八萬五千人,評估利害之後,北京於是對香港更強硬了。

如上所述,北京基於強勢和鬥爭心態,將會加強由上而下的大家長政策;加上港府官員早已傾向「一國」,對「兩制」近乎放棄。再看自從香港回歸以來,大陸已大幅影響甚至控制香港的經濟和傳媒,自我制約愈來愈少,「一國兩制」現已半死不生。

(劉銳紹,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曾任職《文匯報》駐北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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