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劉銳紹：北京不再自我制約，「一國兩制」已半死不生

近期香港與內地之間發生很多大事，令人憂慮「一國兩制」的未來。樂觀的看法是，中央正撥亂反正，不斷落實準確無誤的「一國兩制」，眼前的困境是「最後的陣痛」。悲觀的看法則是，近期的連串事件實際宣告「一國兩制」正式死亡，日後還會出現大家都不想看見的「攬炒」。

下筆之時，無限感慨。我雖然不是「一國兩制」的接生婆，但也親歷它的誕生過程。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初，北京最早提出這個概念時，我奉命派駐英國，採訪中英會談香港前途。1986年至1989年，我被《文匯報》調往北京長駐，跟進《基本法》的大部分起草過程，並經歷了六四事件。

在這兩段期間，我尚算是「又紅又專」和得到信任的「體制內人士」，真實和確切地經歷了「一國兩制」的「前世」。這對我在97後觀察「一國兩制」的實踐和演變，直到「今生」，真的有貼身體驗和比較。概括而言，我當年是滿懷信心和憧憬的審慎樂觀，但今天，卻是從來沒有過的憂心忡忡。

一、近一週的頻繁「動作」

去年十一月初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到的內容，包括健全和完善人事任命制度、匯報和述職制度、中央話語權、保障國家安全等，如今一一浮面。

香港回歸至2014年，港人雖然感到來自官方的壓力不斷增加，但還是有節制、漸進和有進有退的。但「雨傘運動」後，公開的壓力和潛流下的部署，節奏明顯加快。到了最近，各種壓力更是急風暴雨式出現。

說最近一星期，香港警方拘捕了十五名民主派人士，雖不是政治性罪名，但都涉及表達政治訴求的活動，只是用了刑事的名義而已。此外，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炮轟立法會泛民議員，指他們拖延內務委員會選舉主席，並點名郭榮鏗要負上責任（意味可以取消其議員資格）。「兩辦」繼而就監督角色發聲，表示《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並不規管「兩辦」；反對者則認為，「兩辦」不單扭曲《基本法》，還搶奪了全國人大對《基本法》的解釋權。跟著，港府高層大換班。按正常程序，這是林鄭月娥的建議並報呈中央批准，但外界從連串事件中看到北京的影子。

其中，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被指錯誤理解《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並二度易稿澄清，後來公開道歉。道歉之後，他馬上被「平調」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鄭月娥強調，調職和道歉並無關係，但效果卻是欲蓋彌彰。對於聶德權的調職，外界較多解讀為：其實他一直努力按上級意旨辦事，只是北京搬龍門搬得太快，令他反應不過來，所以他罪不應撤職。他是林鄭月娥的愛將，經歷相似，所以林鄭力保他不要下台，否則更傷團隊士氣。

近期這些事例令人想起去年「反送中運動」以來的事情，尤其是去年十一月初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當時提到的內容，包括健全和完善人事任命制度、匯報和述職制度、中央話語權、保障國家安全等，如今一一浮面。當時，沒有明言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也隱隱現身，時任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暗示「該立法的要立法，該廢除的要廢除，該補充的要補充」，跟現任港澳辦主任駱惠寧最近的說法一致。可見，四中全會是發號施令，今天的行動則是逐步落實的結果。

二、北京的兩種心態

加速管治的思維已佔了上風。

其一，中央認為有很多事情早就應該實現了，但久久未能成事，蹉跎歲月；這種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狀況必須改變。回顧香港回歸以來，很多事情因為「兩制」的差異而未能快速成事。江澤民和胡錦濤年代，比較傾向順其自然地「逐步創造條件」，待條件成熟時才推行；所以，那時候最多聽到的話是「成熟一項就推一項」。換言之，江、胡較有耐性，傾向用時間換空間。

但習近平2012年上台和權力基本穩定後，2014年提出要「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權」。於是，有主理港澳工作的官員說：「香港回歸那麼多年，香港人的腦袋還未回歸，必須加快創造既定事實，讓港人適應回歸。」還有官員在「雨傘運動」後說：「放棄香港三代人──剛畢業的大學生、仍在就讀的大學生、高中學生。」何解？因為他們是社會運動的中堅分子，已「無藥可救」。可見，加速管治的思維已佔了上風。

其二，北京認為「雨傘運動」之後，外國勢力和外部勢力日趨明顯，甚至出現「港獨」和「顏色革命」的徵兆，危害國家安全。在官方眼中，這類例子不勝枚舉。所以，通過《基本法》二十三條是北京希望盡快完成的心願。

可是，北京的想法和香港的主流想法不同。北京的心願，很多香港人認為是心魔。北京認為香港應該為國家安全作出貢獻，香港主流民意不反對，但必須分清國家安全不等如政權安全，同時反對利用「國家（政權）安全」打壓民主自由，更不應阻止政制改革。久而久之，這些分歧更大，導致官方近期的加壓。

三、改變政策的部署

習近平上台後，「知港派」官員慢慢被視為「優柔寡斷，執行中央指示不力，或者效果不善」。

北京強調「一國」，港人強調「兩制」，訴求不同，溝通不良，北京於是「加快創造既定事實」了。

首先是換馬。長期以來，直接處理香港事務的港澳辦和中聯辦官員，多數是長期跟進港澳工作的，其中不少更是由開始工作就跟港澳打交道，有人稱他們為「知港派」。例如前港澳辦主任張曉明，1985年大學畢業後就進入港澳辦；前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曾在香港與內地來回幾次，由基層委員會到當上主任。其他前港澳辦主任，例如廖暉，承接了父親廖承志的不少關係；還有王光亞，2003年就以外交部副部長身分進入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這些官員雖然代表中央的利益，但行事時也會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

可是，習近平上台後，這類官員慢慢被視為「優柔寡斷，執行中央指示不力，或者效果不善」。所以，張曉明被降為副主任，王志民被免職。取而代之的分別是夏寶龍和駱惠寧，均是退居二線的省級幹部。前者獲安排到全國政協當副主席兼秘書長，後者獲安排到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當副主任。但兩人突然再上前線，而且負責十分敏感和重要的香港工作，他們過去與香港工作交集甚少，基本上不了解香港，更不知道《基本法》的前世，能勝任嗎？

眾所周知，只有習近平才能作此決定的。這除了因為夏、駱二人跟他關係好和取得信任之外，還有兩個奧妙之處。首先，兩人都是被習近平從二線升回第一線的，享受「政治第二春」，他們感到習近平對他們的知遇之恩，必定鞠躬盡瘁，比「知港派」更忠心實意地執行習的指示。其次，兩人都不熟悉港澳，不會有「知港派」的「畏首畏尾」，「中間落墨」，「進退失據」，那麼，中央和習近平更可以垂直領導香港事務了，這樣更有效率。

這裏還有一個觀察點。目前，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是韓正，但韓正的角色日漸消減；至少在港澳工作的曝光率，韓正不如習近平搶鏡。以去年上海「進博會」為例，林鄭突然接到通知，習主席召見。這種臨時性的安排在中國官場並不常見。接見時，公安部部長趙克志首次出現，這才能證實趙克志已是這個小組的第五名副組長，打破一般「一正四副」的規格。

本來，這次接見可以視為有工作需要的「見縫插針」，但事前官方已公布，韓正將於兩三天後接見林鄭。習近平為什麼要提早召見林鄭呢？有什麼事情不可以讓韓正跟林鄭說嗎？外界不得而知。其實，這種召見是一種政治化學元素，顯示習近平在港澳事務上的決定性角色。

相關的部署還有很多。例如香港警方和內地公安平時已通過中聯辦之下的警聯部溝通，但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忽然有消息傳出，警方跟深圳法院之間有一線網絡專線。警方解釋，這是為一宗跨境案件作證之用，避免費時失事，案件結束後專線就會取消。這種解釋可以說得過去，但人們又問，這條專線被傳媒曝光後才不能否認，那麼是否還有其他未被曝光的聯繫？這條專線又是否真的在結案後取消呢？

除了保安工作，香港政府部門跟內地相關部門的直接溝通，也打開了快捷之門。過去，兩地政府部門的溝通多數經中聯辦代轉，但林鄭月娥擔任政務司司長時，主張港府部門可以跟內地相關部門接觸，直接交流業務，節省時間。從效率而言，確有改進，但這樣做又會否傷害「兩制」呢？因為交流業務很容易產生「黑洞引力」的效應；內地的相關部門多是中央部門，而香港的政策局只是局級單位，交流往往變成請示。舉例說，國家教育部對香港教育的影響已愈來愈大了。

四、為何選擇這時出手？

肺炎疫情現正在全球肆虐，很多國家都忙不過來，更無暇理會香港，所以北京認為可趁此混亂之際，出手打擊泛民，鞏固官方和建制的實力。

上述部署和人事安排是長期和銜枚疾走的，但為什麼中央選擇在這個時候左右開弓呢？我想，有三大原因。

第一，今年九月將進行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泛民乘著去年區議會選舉的大勝餘威，正朝向三十五或更多議席的目標進發。有關方面進行截擊，也許可以阻止泛民的氣勢，協助建制派爭取中間群眾，甚至創造罪名，必要時可以取消某些泛民人士的參選資格。

第二，北京擔心如果泛民在下屆立法會取得過半的優勢，將有更嚴重的後續影響，港府施政難以推行，還會影響下屆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構成。與其冒更大的風險，倒不如現在就快刀斬亂麻，加快種種壓力，為日後的長遠穩定鋪路。所以，近期有傳聞說，倒不如趁目前立法會仍在建制派主導之下，在七月前強行通過《基本法》二十三條，那就一了百了。

第三，肺炎疫情現正在全球肆虐，很多國家都忙不過來，更無暇理會香港，所以北京認為可趁此混亂之際，出手打擊泛民，鞏固官方和建制的實力。

去年「反修例運動」出現後，北京確曾擔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進一步介入香港內部事務，但觀察一輪後，卻發覺不足懼。即使美國揚言，如果北京遏制香港民主自由，就會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税區地位；於是，中國只有在貿易戰談判中給予美國經濟利益。結果，先後三次，美國取得利益後就不再提香港的民主自由了。後來，美國通過《香港人權和民主法》，但北京感到美國始終沒有具體行動，而且，美國在港有一千三百家公司，美國僑民八萬五千人，評估利害之後，北京於是對香港更強硬了。

如上所述，北京基於強勢和鬥爭心態，將會加強由上而下的大家長政策；加上港府官員早已傾向「一國」，對「兩制」近乎放棄。再看自從香港回歸以來，大陸已大幅影響甚至控制香港的經濟和傳媒，自我制約愈來愈少，「一國兩制」現已半死不生。

（劉銳紹，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曾任職《文匯報》駐北京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