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锐绍：北京不再自我制约，“一国两制”已半死不生

近期香港与内地之间发生很多大事，令人忧虑“一国两制”的未来。乐观的看法是，中央正拨乱反正，不断落实准确无误的“一国两制”，眼前的困境是“最后的阵痛”。悲观的看法则是，近期的连串事件实际宣告“一国两制”正式死亡，日后还会出现大家都不想看见的“揽炒”。

下笔之时，无限感慨。我虽然不是“一国两制”的接生婆，但也亲历它的诞生过程。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时，我奉命派驻英国，采访中英会谈香港前途。1986年至1989年，我被《文汇报》调往北京长驻，跟进《基本法》的大部分起草过程，并经历了六四事件。

在这两段期间，我尚算是“又红又专”和得到信任的“体制内人士”，真实和确切地经历了“一国两制”的“前世”。这对我在97后观察“一国两制”的实践和演变，直到“今生”，真的有贴身体验和比较。概括而言，我当年是满怀信心和憧憬的审慎乐观，但今天，却是从来没有过的忧心忡忡。

一、近一周的频繁“动作”

去年十一月初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到的内容，包括健全和完善人事任命制度、汇报和述职制度、中央话语权、保障国家安全等，如今一一浮面。

香港回归至2014年，港人虽然感到来自官方的压力不断增加，但还是有节制、渐进和有进有退的。但“雨伞运动”后，公开的压力和潜流下的部署，节奏明显加快。到了最近，各种压力更是急风暴雨式出现。

说最近一星期，香港警方拘捕了十五名民主派人士，虽不是政治性罪名，但都涉及表达政治诉求的活动，只是用了刑事的名义而已。此外，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炮轰立法会泛民议员，指他们拖延内务委员会选举主席，并点名郭荣铿要负上责任（意味可以取消其议员资格）。“两办”继而就监督角色发声，表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并不规管“两办”；反对者则认为，“两办”不单扭曲《基本法》，还抢夺了全国人大对《基本法》的解释权。跟着，港府高层大换班。按正常程序，这是林郑月娥的建议并报呈中央批准，但外界从连串事件中看到北京的影子。

其中，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被指错误理解《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并二度易稿澄清，后来公开道歉。道歉之后，他马上被“平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林郑月娥强调，调职和道歉并无关系，但效果却是欲盖弥彰。对于聂德权的调职，外界较多解读为：其实他一直努力按上级意旨办事，只是北京搬龙门搬得太快，令他反应不过来，所以他罪不应撤职。他是林郑月娥的爱将，经历相似，所以林郑力保他不要下台，否则更伤团队士气。

近期这些事例令人想起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的事情，尤其是去年十一月初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当时提到的内容，包括健全和完善人事任命制度、汇报和述职制度、中央话语权、保障国家安全等，如今一一浮面。当时，没有明言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也隐隐现身，时任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暗示“该立法的要立法，该废除的要废除，该补充的要补充”，跟现任港澳办主任骆惠宁最近的说法一致。可见，四中全会是发号施令，今天的行动则是逐步落实的结果。

二、北京的两种心态

加速管治的思维已占了上风。

其一，中央认为有很多事情早就应该实现了，但久久未能成事，蹉跎岁月；这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状况必须改变。回顾香港回归以来，很多事情因为“两制”的差异而未能快速成事。江泽民和胡锦涛年代，比较倾向顺其自然地“逐步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时才推行；所以，那时候最多听到的话是“成熟一项就推一项”。换言之，江、胡较有耐性，倾向用时间换空间。

但习近平2012年上台和权力基本稳定后，2014年提出要“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权”。于是，有主理港澳工作的官员说：“香港回归那么多年，香港人的脑袋还未回归，必须加快创造既定事实，让港人适应回归。”还有官员在“雨伞运动”后说：“放弃香港三代人──刚毕业的大学生、仍在就读的大学生、高中学生。”何解？因为他们是社会运动的中坚分子，已“无药可救”。可见，加速管治的思维已占了上风。

其二，北京认为“雨伞运动”之后，外国势力和外部势力日趋明显，甚至出现“港独”和“颜色革命”的征兆，危害国家安全。在官方眼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所以，通过《基本法》二十三条是北京希望尽快完成的心愿。

可是，北京的想法和香港的主流想法不同。北京的心愿，很多香港人认为是心魔。北京认为香港应该为国家安全作出贡献，香港主流民意不反对，但必须分清国家安全不等如政权安全，同时反对利用“国家（政权）安全”打压民主自由，更不应阻止政制改革。久而久之，这些分歧更大，导致官方近期的加压。

三、改变政策的部署

习近平上台后，“知港派”官员慢慢被视为“优柔寡断，执行中央指示不力，或者效果不善”。

北京强调“一国”，港人强调“两制”，诉求不同，沟通不良，北京于是“加快创造既定事实”了。

首先是换马。长期以来，直接处理香港事务的港澳办和中联办官员，多数是长期跟进港澳工作的，其中不少更是由开始工作就跟港澳打交道，有人称他们为“知港派”。例如前港澳办主任张晓明，1985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港澳办；前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曾在香港与内地来回几次，由基层委员会到当上主任。其他前港澳办主任，例如廖晖，承接了父亲廖承志的不少关系；还有王光亚，2003年就以外交部副部长身分进入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这些官员虽然代表中央的利益，但行事时也会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

可是，习近平上台后，这类官员慢慢被视为“优柔寡断，执行中央指示不力，或者效果不善”。所以，张晓明被降为副主任，王志民被免职。取而代之的分别是夏宝龙和骆惠宁，均是退居二线的省级干部。前者获安排到全国政协当副主席兼秘书长，后者获安排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当副主任。但两人突然再上前线，而且负责十分敏感和重要的香港工作，他们过去与香港工作交集甚少，基本上不了解香港，更不知道《基本法》的前世，能胜任吗？

众所周知，只有习近平才能作此决定的。这除了因为夏、骆二人跟他关系好和取得信任之外，还有两个奥妙之处。首先，两人都是被习近平从二线升回第一线的，享受“政治第二春”，他们感到习近平对他们的知遇之恩，必定鞠躬尽粹，比“知港派”更忠心实意地执行习的指示。其次，两人都不熟悉港澳，不会有“知港派”的“畏首畏尾”，“中间落墨”，“进退失据”，那么，中央和习近平更可以垂直领导香港事务了，这样更有效率。

这里还有一个观察点。目前，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是韩正，但韩正的角色日渐消减；至少在港澳工作的曝光率，韩正不如习近平抢镜。以去年上海“进博会”为例，林郑突然接到通知，习主席召见。这种临时性的安排在中国官场并不常见。接见时，公安部部长赵克志首次出现，这才能证实赵克志已是这个小组的第五名副组长，打破一般“一正四副”的规格。

本来，这次接见可以视为有工作需要的“见缝插针”，但事前官方已公布，韩正将于两三天后接见林郑。习近平为什么要提早召见林郑呢？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让韩正跟林郑说吗？外界不得而知。其实，这种召见是一种政治化学元素，显示习近平在港澳事务上的决定性角色。

相关的部署还有很多。例如香港警方和内地公安平时已通过中联办之下的警联部沟通，但在“反修例运动”期间，忽然有消息传出，警方跟深圳法院之间有一线网络专线。警方解释，这是为一宗跨境案件作证之用，避免费时失事，案件结束后专线就会取消。这种解释可以说得过去，但人们又问，这条专线被传媒曝光后才不能否认，那么是否还有其他未被曝光的联系？这条专线又是否真的在结案后取消呢？

除了保安工作，香港政府部门跟内地相关部门的直接沟通，也打开了快捷之门。过去，两地政府部门的沟通多数经中联办代转，但林郑月娥担任政务司司长时，主张港府部门可以跟内地相关部门接触，直接交流业务，节省时间。从效率而言，确有改进，但这样做又会否伤害“两制”呢？因为交流业务很容易产生“黑洞引力”的效应；内地的相关部门多是中央部门，而香港的政策局只是局级单位，交流往往变成请示。举例说，国家教育部对香港教育的影响已愈来愈大了。

四、为何选择这时出手？

肺炎疫情现正在全球肆虐，很多国家都忙不过来，更无暇理会香港，所以北京认为可趁此混乱之际，出手打击泛民，巩固官方和建制的实力。

上述部署和人事安排是长期和衔枚疾走的，但为什么中央选择在这个时候左右开弓呢？我想，有三大原因。

第一，今年九月将进行新一届立法会选举，泛民乘着去年区议会选举的大胜余威，正朝向三十五或更多议席的目标进发。有关方面进行截击，也许可以阻止泛民的气势，协助建制派争取中间群众，甚至创造罪名，必要时可以取消某些泛民人士的参选资格。

第二，北京担心如果泛民在下届立法会取得过半的优势，将有更严重的后续影响，港府施政难以推行，还会影响下届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构成。与其冒更大的风险，倒不如现在就快刀斩乱麻，加快种种压力，为日后的长远稳定铺路。所以，近期有传闻说，倒不如趁目前立法会仍在建制派主导之下，在七月前强行通过《基本法》二十三条，那就一了百了。

第三，肺炎疫情现正在全球肆虐，很多国家都忙不过来，更无暇理会香港，所以北京认为可趁此混乱之际，出手打击泛民，巩固官方和建制的实力。

去年“反修例运动”出现后，北京确曾担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进一步介入香港内部事务，但观察一轮后，却发觉不足惧。即使美国扬言，如果北京遏制香港民主自由，就会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于是，中国只有在贸易战谈判中给予美国经济利益。结果，先后三次，美国取得利益后就不再提香港的民主自由了。后来，美国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但北京感到美国始终没有具体行动，而且，美国在港有一千三百家公司，美国侨民八万五千人，评估利害之后，北京于是对香港更强硬了。

如上所述，北京基于强势和斗争心态，将会加强由上而下的大家长政策；加上港府官员早已倾向“一国”，对“两制”近乎放弃。再看自从香港回归以来，大陆已大幅影响甚至控制香港的经济和传媒，自我制约愈来愈少，“一国两制”现已半死不生。

（刘锐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曾任职《文汇报》驻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