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凌晨,朋友捎來大林宣彥已於日本時間10日晚七時23分因肺癌病逝的消息。大林宣彥1938年出生於廣島縣尾道市的醫生家庭,從小就對放映機、膠捲產生濃厚興趣,六歲就用8mm攝影機完成短片,十五歲在小津安二郎造訪尾道拍攝《東京物語》現場實習,大學唸到被退學索性返鄉拍片。1960年代初期,他一方面拍廣告謀生,一方面持續推出8mm及16mm獨立短片,以實驗性風格加上充滿想像力的敘事及畫面竄出名號。1977年,他完成將奇幻恐怖犯罪等多種類型混雜在一起的青春喜劇的《鬼怪屋》,此後的四十餘年間,他總計陸續完成43部電影,第44號作品《海邊的電影院》原訂今年四月上映,卻因武漢肺炎疫情嚴重而延檔。
尾道是大林宣彥的家鄉,更是他的創作起點,他不只曾以此為片名,在1963年完成8mm紀錄短片《尾道》,1980年代的「尾道三部曲」包括《轉校生》(1982)、《穿越時空的少女》(1983)和《寂寞的人》(1985)更是他導演生涯非常重要的作品。1990年代,他推出「新尾道三部曲」,分別是《兩個人》(1991)、《明日》(1995)和《那年夏天》(1999)。台灣觀眾較熟悉的大林宣彥作品,除了講述男女身體互換的《轉校生》及改編自筒井康隆原作的《穿越時空的少女》,再往後有1980年代末期的《與異人們共處的夏天》(1988)及《北京的西瓜》(1989),1990年代末期由黑木瞳扮演1936年將情人絞殺後切除其性器的傳奇女性阿部定的《感官新世界》(1998),則是少數有在台正式商映的大林宣彥作品。
日本影史最超現實片刻
這是日本影史上最超現實的片刻,大林宣彥拍出一部因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影響原先拍攝,被迫改變表現形式,反倒更顯獨一無二、日後也無法複製的電影。
出生於太平洋戰爭之前,七歲時日本戰敗,距離尾道市一小時多車程的廣島市遭逢原爆,如果說「戰爭」是大林宣彥體內再自然不過的DNA,那麼「反戰」便是他終其一生未曾變過的信仰及創作母題。以改編自真實事件的《北京的西瓜》為例,此片描述船橋市郊的蔬菜店老闆與中國留學生間笑中帶涙的真誠友誼,即便故事和中日戰爭毫無干係,仍舊感受得到大林宣彥在這部刻劃中日交流的庶民小品裡頭隱而未顯的自省及和平訊息。
值得一提的是,劇情尾聲演到蔬果店老闆與其妻前往北京拜訪已回國的留學生,飛機上的兩人難掩欣喜之情,隨後畫面上全白之後轉黑,背景音似飛機降落,37秒才出現字卡標示「1989年六月‧北京」,然後出現入住飯店的夫婦兩人畫面,他們望向窗外說難以置信此刻自己身在中國,丈夫卻轉身面對觀眾說出:「這是杜撰的話了,這裡並不是中國,其實我們沒能來到中國,這是在東京搭景拍攝。是的,那是創造電影夢想的地方⋯⋯」下場戲是這對夫婦與留學生餐敘的場景(現實生活中這對夫婦訪問北京的時間是1987年夏天),旁白說明這是提前在日本拍攝的,還感嘆這個假想的畫面如今令人倍感珍惜。接下來,丈夫身邊是一幅中國長城的圖畫,夫婦兩人站在一個明顯看得出來是搭景的簡易版長城牆邊聊著天,但聊天的內容似乎有意無意打破第四面牆,大林宣彥彷彿藉此和觀眾和歷史進行對話。這是日本影史上最超現實的片刻,大林宣彥拍出一部因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影響原先拍攝,被迫改變表現形式,反倒更顯獨一無二、日後也無法複製的電影。
願將導彈化為花火
或許他的作者風格最特別之處在於——從來無法被清楚定義,是複合的、是流動的、是開很多外掛的,是不想被綁住的且急於突破框架的。
大林宣彥從青春片、鬼怪片、科幻片、推理片拍到鄉土片,可以天真爛漫也可以尖銳批判,作者風格乍看不太明確,但轉念一想,或許他的作者風格最特別之處在於——從來無法被清楚定義,是複合的、是流動的、是開很多外掛的,是不想被綁住的且急於突破框架的。這個世紀以來,他對日本各地風土人情產生興趣,拍攝多部反映地區民俗特色之作,其中又以《天空之花:長岡花火物語》(及《四十九日的甜蜜告別》最為重要,上述兩片和2017年的《花筐》被稱為「戰爭三部曲」,前兩者曾在高雄市電影館2016年策劃的「走過311-從毀滅到重生」影展中放映,後者則在2018年台北電影節放映。
《天空之花:長岡花火物語》和《四十九日的甜蜜告別》皆和「弘前劇場」核心人物長谷川孝治有關,長谷川孝治是青森縣立美術館舞台藝術總監,作品常以故鄉青森為背景,311災後創作的《祝﹨言》在題材上跳脫過往青森在地格局轉向東亞地區中日韓三地歷史文化及國族界限的探索,且結合戲劇、音樂、詩歌、舞蹈、美術等不同藝術形式,讓劇作呈現多元化的豐富視角。《天空之花》由大林宣彥和長谷川孝治共同編劇,《四十九日》則是改編自長谷川的原作,兩片不僅諸多演員互為主配,在形式和風格上面的多方嘗試與多所突破也是遙相呼應,大林宣彥稱這兩部兼具反思戰爭歷史及311憑弔祭奠的作品為姊妹篇(《四十九日》企劃始於《天空之花》之前,卻較晚完成)。
關於《天空之花:長岡花火物語》的拍攝緣起,可以回溯到創於1879年的長岡花火,那是以秋田縣大仙市、茨城縣土浦市和新潟縣長岡市為代表的「日本三大花火大會」中最古老的一個。1945年8月1日,長岡遭到二戰「模擬原爆」空襲(只是「模擬」試投而非真的丟原子彈),為了紀念在轟炸中葬身火海的一千四百多名死難者,戰後長岡市決定重開花火大會,讓美麗的花火成為精神上的鼓舞,並以此告慰亡靈。2004年新潟縣發生地震,每年的8月2日、3日所燃放的紀念花火,也多了鼓舞災民的目的。2010年,藉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65週年以及長岡和美國檀香山結為友好城市之際,長岡地方政府決定製作拍攝以花火大會為主題的電影,大林宣彥親眼看完花火之後深受感動,以「願將導彈化作花火」做為電影母題,未料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在隔年3月11日因地震受創嚴重,大林宣彥也因此添加相關內容,期望以絢麗的天空之花去鼓舞後311時代的日本人。
藝術上的直言不諱
除了在內容思想上提出他對於日本過去與未來的批判與期許,這兩部作品對於影像敘事和風格美學的諸多挑釁與質疑,無疑展現了他永遠走在日本電影前端的藝術高度。
《天空之花:長岡花火物語》透過松雪泰子飾演的天草地區的地方報記者遠藤玲子前往新潟縣中越地區長岡山谷志村一所高中採訪他們為了一年一度花火季而特別製作的戲劇公演(高嶋政宏飾演的社團指導老師恰好是她十八年前分手的戀人),帶出長岡、天草以及廣島長崎的過往今昔。至於《四十九日的甜蜜告別》則是藉由北海道蘆別市一個流轉家族的大家長的病逝,散居各地的孫輩返鄉奔喪,分別帶出蘆別、福島、庫頁島三個地點,在1949和2011兩個年代的因果牽連。大林宣彥不只想講一個關於頭七和守靈夜的典型故事,他想透過這個家族所歷經的愛與死,所失落的所憤恨的所追求的所放下的,去表達他對於日本今昔的深切反省與無限期許(都是從一間鄉下醫院來展開故事,敘事線又非常錯綜複雜,此片令我不斷想起楊德昌的《海灘的一天》)。
兩部電影題材截然不同,核心意旨卻殊途同歸,前者帶著鄉土味,既是女記者的公路成長故事(藉由採訪解開心結),也是典型的校園成長電影(一群孩子在夏日共同完成一件大事),後者看似再俗套不過的家族團圓劇(再尋常不過的返鄉奔喪故事,透過孫輩視角重新挖掘祖父經歷二戰的陰影及家族之間錯綜複雜的秘密與謊言),卻在剝洋蔥般的推理趣味中逐步完成了一場私人歷史回顧(這部份有點接近山田洋次執導的《東京小屋的回憶》和山崎貴執導的《永遠的0》作法)。
我無法辨別兩部片中對於劇場形式的活潑運用,究竟是大林宣彥向來在電影語言上勇於創新的個人習性所為,抑或是來自長谷川孝治的劇場風格所影響,無論如何,年近八旬的大林宣彥除了在內容思想上提出他對於日本過去與未來的批判與期許,這兩部作品對於影像敘事和風格美學的諸多挑釁與質疑,無疑展現了他永遠走在日本電影前端的藝術高度。當然這兩部片並非完美,它們不約而同皆有符號與指涉過多,口號和呼籲太鮮明,主旨非常政治正確,甚至在某些時刻會正確得略顯尷尬(《天空之花》尤是)的毛病。不過我把它們看作這是來自前輩導演的直言不諱,畢竟大林宣彥早以過了那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處心積慮要在美學上登峰造極的階段,以他如今的年紀,把自己想說的毫無妥協沒有顧忌地說出來最重要,即便過於直白,甚至近乎說教也沒關係。
牢記日本的原點
對於大林宣彥來說,1937至1945年的戰事,不只是日本的傷痕,日本的恥辱,日本的過錯,同時也應視為日本的原點,唯有正視它、面對它、與它共存,牢記不忘,今後才能好好過活。
其實大林宣彥真的不只是完成兩齣充滿劇場元素的說教歷史片那麼簡單。《天空之花:長岡花火物語》以非常魔幻且後設的方式,將戲劇還原、口述歷史、社區營造、高校話劇、媒體報導等多個媒介、元素全部混在一起,為的是在重訪、追查歷史的過程中,重新呈現真實。好比資深演員富司純子飾演在1945年痛失二歲稚女,如今常常拿著手繪連環圖畫穿梭在不同場所訴說自身二戰經歷的元木女士,這個自稱為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的角色,在電影裡頭還有其他「分身」,其一是寺島咲所飾演的半世紀之前的年輕元木女士,其二則是在花火大會觀眾席上現身並對著鏡頭講話的元木女士本尊。當舞台上的「演員」正對著「銀幕裡」的觀眾(不確定是否為參與2011年花火大會的現場觀眾,或僅僅是臨時演員)說著她的二戰經驗,舞台下的「本尊」卻轉過頭對著「銀幕外」的觀眾(也就是正在看這部電影的你我)現身說法,大林宣彥早已跳脫傳統劇情片、非劇情片、劇場、紀錄、實驗等框架,用詩句和圖畫串起記憶與夢與想像的形廓,為的是重塑出一個直通夢境和歷史,比現實更要真實複雜的「當下」。而這樣的對應,恰是與前述1989年《北京的西瓜》裡頭以打破第四面牆的方式將「北京的缺席」傳達給觀眾的作法互通聲氣的。
大林宣彥的鏡頭好似觀眾眼睛,總是快速伸縮直接落在演員身上,而演員在他要求之下,往往以一種與尋常日片有別的急促朗誦方式,將長串介乎論述辯證與內在意識流的文字滔滔不絕地表達出來。《天空之花:長岡花火物語》全片涉及多個時空,生者和死者,演員所扮演的角色和該角色(真實人物)在文史新聞檔案中的身影、甚至角色本尊(部份倖存者甚至現身說法),時而錯位交叉、時而以各種魔幻創意的方式在相同或不同時空中進行對話,有時還以接力重唱的方式輪番對著鏡頭發表意見⋯⋯大林宣彥和長谷川孝治想必是要以這樣介乎劇場和魔幻之間、讓生者與死者宛若二部合唱般的同聲敘事,讓過去與現在多重時空交相唱和,讓幻影與回憶交疊顯影,向所有因為戰爭、不公不義、時代錯誤而死的亡靈致意,完成讚頌永恆詩與美的天鵝輓歌。
對我來說,《天空之花:長岡花火物語》和《四十九日的甜蜜告別》是另類的大河劇,但大林宣彥所要講述的大河歷史不是正史,不是英雄人物的檯面歷史,而是檯面下的、從泥土中竄出、由眾多默默無名的小人物合力譜寫的草根生命樂章。如果說阪本順治執導的《大鹿村騷動記》以一場歷史悠久的歌舞伎大會演出始末及一對分手夫妻的重逢,檢視了大和民族對於新與舊、愛與恨、生與死種種相對立場的矛盾與豁達,那麼大林宣彥這兩部作品也有類似的效果。對於大林宣彥來說,1937至1945年的戰事,不只是日本的傷痕,日本的恥辱,日本的過錯,同時也應視為日本的原點,唯有正視它、面對它、與它共存,牢記不忘,今後才能好好過活。
擅長拍攝亡靈
就如同威廉‧透納(J. M. W. Turner)的畫作中那耐人尋味的紅點,或是米羅(Joan Miro)畫作中以各種不同線條色段存在的小鳥和星星,那是做為一個藝術作品最不需要被分析的部份,無須任何理由。
大林宣彥曾經在他最巔峰的1980年代,證明了自己是多麼擅長拍攝異人,也就是亡靈,以及跨越時空的少女。對他來說,亡靈的存在,不是為了裝神弄鬼的電影效果,而是為了解決生者的心結,少女之所以跨越時空,也是如此。在《天空之花:長岡花火物語》和《四十九日的甜蜜告別》這兩部頗有極其大成意味的作品中,他以更多元的形式總結了自己對於青春與亡靈的想法。
兩部片中,最重要的三個跨越時空的亡靈,都是少女,大林宣彥以她們穿針引線,去豐潤電影的內在層次,用她們青春的肉體去讚頌美的永恆,同時也哀悼戰爭的可怖,她們分別是在《天空之花:長岡花火物語》寫出以二戰「模擬原爆」空襲長岡為題材劇本的十八歲高校女生元木花,在《四十九日的甜蜜告別》中由常盤貴子所飾演行蹤成謎的護士清水信子,以及由安達祐實所飾演二戰時期在庫頁島遭逢意外的愛詩少女綾野。
元木花是十八芳華對日本過去歷史瞭若指掌的高校女生,然而在遙遠的65年前,卻有個與她同名同姓的兩歲女嬰因為戰爭而在母親的懷抱中死去,她究竟是人?還是亡靈?類似的疑問也發生在清水信子和綾野身上。綾野早早死去,信子買了她曾經擁有過的詩集,綾野是老醫生終其一生魂牽夢縈的對象,他希望能為早逝的她畫出一幅裸體畫像,最後他找了在診所擔任護士的信子為替代的模特,完成了那幅帶血的肖像,然而信子的出現、離開、再出現、再離開,始終充滿疑問,有人曾經信誓旦旦十六歲的信子早已失足掉落月台死去,那麼之於這個流轉家族信子的兩度來去,又象徵著什麼?
大林宣彥和長谷川孝治自然是無意去回答這三個穿越時空的少女在兩部電影中因為種種偶然與巧合所引發的邏輯謬誤,就如同威廉‧透納(J. M. W. Turner)的畫作中那耐人尋味的紅點,或是米羅(Joan Miro)畫作中以各種不同線條色段存在的小鳥和星星,那是做為一個藝術作品最不需要被分析的部份,無須任何理由。那是永恆的美,那是無限的愛。
大林宣彥在2016年夏天被醫生宣布為肺癌晚期,生命只剩三個月,不過他沒向病情低頭,依舊抓緊時間埋頭創作。2017年,他完成四十多年前就寫好劇本初稿的《花筐》,此片改編自作家檀一雄在1936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巧合的是他當年得到檀一雄授權時,對方亦是肺癌晚期。2019年,大林宣彥完成第44號作品,時隔二十年重返故鄉尾道拍攝的《海邊的電影院》(上次是1999年的《那年夏天》)。這部遺作描述三名年輕男子在電影院被吸進電影中,因此穿越時空捲入歷史洪流中,但見預告有如萬花筒般復古誇張又充滿異色鬧熱氛圍,這個總是不忘提醒自己國家人民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沒有人是局外人的異類,這次又要用什麼方式讓今日沒經歷戰爭的年輕人看見歷史體會戰爭的無情殘酷呢?
在《海邊的電影院》正式商映之前,本文的最後,我想要點播一首歌向大林宣彥道別,那是他於2013年執導女團AKB48的單曲《So Long!》MV,我在AKB48的官方YouTube頻道找不到傳說中破了日本史上最長MV紀錄的64分鐘版本,但仍可瞧見6分27秒的版本。看著MV裡頭的女孩們恣意地揮舞肢體唱跳,在草地上盡情奔跑,不難發現它和《天空之花:長岡花火物語》的關聯——大林宣彥以新潟縣長岡市的中越高校為舞台,講述目標成為女演員的渡邊麻友和因311震災而從福島遷移至當地避難的松井珠理奈之間的友情及夢想,以此歌詠少女的青春活力,同時也向311震災的亡靈致意。
So Long! 再見了,大林宣彥。
看过北京的西瓜,非常质朴的两国关系,现如今是不可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