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大陸 2020停跑的經濟

專訪陸銘:報復性消費會不會來?新基建能拯救經濟低迷嗎?

中國大陸或將投資萬億人民幣開展新基建,並已發放數億消費券。若不注重經濟結構,可能會給未來「埋雷」。


2020年3月23日,戴著口罩預防2019冠狀病毒的市民於上海豫園。 攝: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3月23日,戴著口罩預防2019冠狀病毒的市民於上海豫園。 攝: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中國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3月20日,全國各地發行專項債券10233億元(人民幣,下同),全部用於鐵路、軌道交通、生態環保基礎設施項目。另據新華網報道,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下稱「新基建」)投資計劃正加速推出,預計年內投資規模將達萬億元。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多省近日向居民發放了數以億計的消費券,涉及餐飲、零售、文娛、旅遊等多個領域,以期提振經濟、刺激消費。

就在3月16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了1月至2月的經濟數據,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3.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降20.5%;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24.5%。三項數據下滑均超過兩位數,且創下歷史新低,可見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巨大衝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大陸曾以四萬億投資計劃提振經濟。這一回,面對疫情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經濟低迷,新基建、消費券會成為提振經濟的有效方法嗎?端傳媒就相關問題請教了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他的研究領域為勞動經濟學、城鄉和區域發展、社會經濟學,曾出版《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

以下是端傳媒和陸銘的對談。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對比2008年經濟危機,中國政府推出號稱「四萬億」的投資計劃,此次疫情期間,「用基建托底經濟」的做法是否會再次發生?

陸銘(以下簡稱「陸」):啟動基建來拉動和刺激經濟增長,這不是「會不會」的問題,中國大陸已在這樣做了,只不過今天的做法和10多年前相比,存在一些差異。

第一個差異體現在經濟總量上,大陸今天的經濟總量比08年大了很多,所以這次政府加大投資的力度肯定遠超上一次。

第二個差異體現在結構上,更注重一些新興經濟領域,比如新能源、新材料、5G、充電樁這些領域。

最近這兩年,尤其是2019年,大陸在土地戶籍、城市發展模式這些問題上有過很大調整,比如2019年12月,開始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到500萬的大城市的落戶條件;再比如現在非常強調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發展,非常突出中心城市的作用。

當然,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也要有相應的戶籍制度的改革。這樣一來,人口流動和集中的趨勢自然會加強。

在土地供應方面,現在大的方向是供應去匹配人口流動,所以在新一輪的基建項目裏,如果能夠適應這個趨勢,那麼在空間結構的維度上,也應該更加順應人口流動的這個方向,把投資方向跟人口流動的方向結合起來,和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的發展結合在一起,這樣可以提高投資的回報和效率。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未來一兩年,需要在制度改革空間方面做結構性調整,這是必須的。

2018年8月23日,北京朝陽區一個建築工地。

2018年8月23日,北京朝陽區一個建築工地。攝:林振東/端傳媒

端:疫情期間,從大陸的地方政府到資本市場,全都在熱炒「新基建」(以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新基建能挽救目前嚴峻的就業形勢嗎?

陸:我們可以這樣梳理一下疫情期間,中國大陸經濟的哪些切面受到了嚴重影響,一部分是服務業,特別是消費性的服務業,比如餐飲、旅遊、文化消費、娛樂這些行業,另一部分就是出口,大量製造業的出口,現在出現的普遍情況就是:「訂單沒了」(點擊閱讀《挺過貿易戰和國內疫情,這些工廠卻倒在歐美疫情下》)。

再切回來談新基建,看看新基建涉及到的新興領域吧,新能源、新材料、5G、充電樁,我覺得這些領域目前都沒辦法止住、挽救服務業和出口行業就業的下滑。

如果真要想靠新基建來彌補服務和出口行業就業的損失,那麼它應該突破現有的局限,不單單只是新興領域,只是玩高科技,還應該和人口流動的方向和趨勢一致。

端:目前的兩種經濟模式——投資生產型發展模式和消費型發展模式,你覺得哪種更適合後疫情時代的中國大陸?為什麼?

陸:最近這兩年,大陸經濟下滑的趨勢比較明顯,今年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又極大,所以消費、投資要同時進行。

但這裏面又可能出現新問題。首先,大陸經濟增長如果想在短期內「見效」,就肯定需要增加投資,但長期來看,如果投資不能夠適應經濟發展的規律,不能去調節經濟結構,做不到提高經濟效率的話,就有可能在短期內出現這樣的情況:投資上去了,經濟增長上去了,但長期來看沒回報,會形成過度的產能資源,資源配置的效率低下。

短期內的投資必須要注重相應的經濟結構,否則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問題,但給未來「埋雷」。

從經濟增長的結構角度來講,中國大陸的經濟長期靠投資來拉動,它一定會產生相應的產能過剩問題,再加上已經出現過的很多「空間錯配」問題——就是在人口流入的地方投資不夠,人口流出的地方又進行瘋狂投資——這些問題需要及時得到糾正。

所以總體來看:第一,中長期角度切入,消費更加重要;第二,從短期角度切入,投資的效果更立竿見影,尤其是過去十幾年裏大陸城市已經試過的大規模投資。

但我想提醒的是,短期內的投資必須要注重相應的經濟結構,否則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問題,但給未來「埋雷」。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 圖:受訪者提供

端:浙江省海寧市在3月24日對外發布了一條「非海寧戶籍人口在海寧限購一套住房」政策暫不執行,但2小時後刪了這一信息。這種「政策一日遊」的城市在近期開始頻頻出現,你覺得短期內,大陸是否會出現更多試探「房住不炒」底線的城市?

陸:如果簡單回答「會」或者「不會」,我覺得都會觸動決策層的神經。

中國今天的樓市,每個城市情況都不同,之所以特別強調每個城市都不一樣,因為我一直都在講,中國的樓市長期存在一個「空間錯配」的問題。

過去十多年,人口流入較多的東部大城市,包括一線城市,總體上土地供應量收得比較緊,尤其是上海和北京,所以那些一線和準一線城市是存在被抑制的需求的,但人口流出頻繁的一些中西部中小城市,人口甚至會出現負增長,所以這些地方在這些年加大了投資力度,建了很多所謂的新城、新區,也出現了很多「消不掉」的房地產庫存。

我擔心適度地放松管制,很可能會有很多人就給地方政府「扣帽子」,說這種舉措觸碰了「房住不炒」的底線。

我覺得在人口流入需求大的地方放松管制,刺激住房的購買,帶動接下來的住房建設,讓土地供應和人口流動方向一致,如果真能這樣做,那為什麼不可以去做呢?

我其實在擔心一件事,那就是適度地放松管制,很可能會有很多人就給地方政府「扣帽子」,說這種舉措觸碰了「房住不炒」的底線。我反而覺得,只要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和城市發展規律的舉措,就不必在意到底觸碰了這個底線還是那個底線,這是可以去做的。

端:有一種聲音認為,疫情過後,提振經濟還得靠房地產,你同意嗎?為什麼?

陸:我覺得不能簡單下定義。從宏觀條件來講,今年貨幣政策比較鬆,利率也下調了,過去幾年裏,對房地產需求的打壓是比較嚴厲的,所以實際上房產市場積聚了一定發展的空間。

這個空間其實是「牽一髮動全身」的,它和外來人口的市民化進程息息相關。比如,如果繼續在人口流出的城市蓋房子、賣房子,這其實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甚至可以說是在飲鴆止渴,實際上會加劇房地產市場上的結構性問題。

但是如果是那些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城市,它有潛在的置業需求,很多外來人員要在這些城市「就地市民化」,有變成潛在買房者的可能,那麼這部分實際需求其實可以釋放出來,就對於經濟的帶動作用會很大。

這個帶動作用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已經有的房子可以賣掉,再接下來,新增的住房可以進行投資,這個市場啟動後,可以拉動裝修、家電行業的發展,也可以加速外來人口市民化的進程。

根據我以前的研究,一個沒有本地戶籍的外來常住人口,和本地城鎮戶籍的人口相比,消費需求平均低17%至20%。在對外來人口住房供應加大的情況下,他能有更好的入戶的條件,哪怕他買不起房子,通過廉租房、公租房的形式能讓他安居樂業,那麼這部分被抑制的這個消費需求也可以釋放出來。

所以我強調的是,無論疫情前後,我們都不能簡單判斷,住房市場是不是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而是應該採取更結構性的觀點看待問題。

端:疫情期間,不少大陸城市為了穩住汽車消費,增加了汽車中籤數量,這個舉措會否在疫情過後減弱或者取消?一旦取消,是否會造成汽車市場動盪,醖釀新的不穩定因素?

陸:關於汽車的消費,我覺得它有一定的跨期替代性。今年的經濟形勢實在是出乎意料,很可能會出乎意料得差,所以作為一種應急措施,通過提高中籤率來刺激汽車消費,我覺得在短期內看還是有必要的,至於它所產生的替代性作用,我覺得只能隨着時間來消化,通過一些結構性政策去消化。因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大陸對於汽車消費採取的抑制措施,讓如今這個行業依然存在一些發展的空間。

至於放鬆中籤率會不會引發車市動盪?我覺得也不至於,因為它仍然是一個消化產能的政策。

但是反過來看,汽車生產廠家如果因為放寬中籤率的政策,而去盲目擴張產能的話,那麼未來一旦這個行業的消費出現萎縮,還真有可能讓車市動盪,以至於之後上層決定政策回調。但目前看應該不至於,因為這兩年大陸汽車行業的產能處於過剩狀態。

2020年3月23日,戴著口罩的員工在湖北省武漢市的東風本田汽車廠的裝配線上工作。

2020年3月23日,戴著口罩的員工在湖北省武漢市的東風本田汽車廠的裝配線上工作。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端:你怎麼看報復性消費?

陸:報復性消費其實已經存在,你看最近清明小長假期間,黃山都被擠爆了,帶動的各類消費其實很多,我自己也會出去逛逛,公園裏人特別多。

在這個程度上,確實是會產生一定的報復性消費,這不可否認,但我個人並不太看好報復性消費,因為現在相當一部分消費、特別是大陸比較流行的網購,這些日常性的消費沒有受到影響,所以還沒有達到「報復性」的程度。

國內的防控措施不會減弱,在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對服務業的抑制還是會起到一個明顯的作用,最終也會抵消掉那些潛在的報復性消費。

而一些被抑制的消費也不具有跨期替代性,比如我到外面和朋友見個面,不是說我們今天見少了,「解封」後就會見得更多。

2020年3月14日湖北,戴著口罩的乘客乘船渡過長江,到達中國江西省九江市的鄉鎮。

2020年3月14日湖北,戴著口罩的乘客乘船渡過長江,到達中國江西省九江市的鄉鎮。攝: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這個疫情雖然在中國大陸得到了控制,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現在正在防止第二波反彈,比如境外的輸入,所以國內的防控措施不會減弱,在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根「繃緊的弦」,對服務業的抑制還是會起到一個明顯的作用,最終也會抵消掉那些潛在的報復性消費。

所以我不認為報復性消費在今年會普遍的、大範圍的存在,想通過報復性消費來拯救某些處於危機中的行業,我覺得所有人都不要盲目樂觀。

端:中國大陸發消費券,和國外直接發現金有什麼區別?

陸:消費券和現金的最大的區別就是:現金發了以後你可以不用,你用來幹什麼也沒人管你。

消費券呢,你如果不用它,它就沒價值了,所以一旦領取,你極有可能會去用。消費券還具有可引導性,就是你可以對購買的東西施加限制,比如你引導消費者去買那些受疫情衝擊特別大的行業的產品。

與此同時,如果政府想通過消費券促使居民去購買知識類產品,那你可以把消費券和行業的發展結合起來,對這個行業的未來發展做一個綜合評價。

端:消費券能從根本上改變消費者對於未來收入增加程度的預期嗎?

陸:不會。消費券是一個暫時的政策工具。對於個體而言,消費券其實就是幫助困難群體渡過難關。長期來看,還得靠就業和經濟發展維持收入和消費的持續增長。

端:諾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曾預言,如果把消費券控制在三個月內花完,可以拉動有效需求上升14%,這個理論在當前的中國大陸是否適用?

陸:我不認為可以照搬既有的這個研究結論。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如果短期內因為疫情影響,中國大陸存在消費方面的不足,那麼發放消費券的作用應該比經濟危機時發放消費券的作用更大。

在中國當前經濟形勢之下,考慮到國內的收入差距還是蠻大的,另外這次疫情衝擊的一些行業,比如說我前面講到的服務業、出口行業,這些行業裏有大量的勞動者屬於中低收入群體,包括農民工群體,所以,如果消費券的發放可以結合人口學特徵,特別針對低收入群體發放,那麼它的作用可能能得到進一步放大。

經濟學上有個很簡單的理論,叫「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就是說對高收入群體來講,如果你給他發消費券。他把消費券花了以後,會減少自己現金消費的數量,這樣的話,這個消費券幾乎就沒用。

但對於缺錢的低收入群體來說,消費券產生的效果或許是,你發他一塊錢,他就增加一塊錢的消費;發100塊,他就增加100塊錢的消費,基本上不會有替代現金支出的這個現象,那麼它的「乘數效應」就會更大一點。所以我個人主張發消費券時,要多針對低收入群體。

端:3月24日,江蘇省南京市採用多批次網上搖號方式公開發放電子消費券,三輪共計搖出67萬筆消費券,在5天內帶動消費近千萬元。你怎麼看搖號抽消費券的決定?

陸:發放消費券幹嘛要搖號?我還真是搞不明白了。

每個人都發消費券,這很正常,大家都一樣,而且這是有道理的,等於說你平常是納税人,現在我返税給你。有人還主張去退2019年的個人所得税,我覺得這也是有道理的,因為這個提議和作為納税人的義務是對等的。

如果都用搖號的話,只會產生更多的不公平,而且這等於把政府的公共政策變成了一個隨機彩票。

不過退個人所得税的政策其實是反向激勵,它想補貼的是富人,而根本目的不是去補貼窮人,所以我反對這個政策,因為它跟消費券刺激消費的機制和初衷是相違背的。這就是前面我講到的,邊際消費傾向隨着收入的增長會遞減。

搖號這個行為在任何情況下其實都是無意義的,因為如果純粹為了控制發放的總金額,你完全可以給每個人發少點,如果都用搖號的話,只會產生更多的不公平,而且這等於把政府的公共政策變成了一個隨機彩票。

換句話來講,就是看上去抽獎或者搖號有點「不得已而為之」的意思,是為了更廣泛的公平,但其實這只會造成更大的不公平,並且影響社會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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