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深度探索學院2019冠狀病毒疫情

趙益民:在新自由主義與時間性之間,進一步思考反資本主義政治

在發展型的速度、新自由主義的主體和(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能動性的病毒之間,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哈維在他的評論裏所沒能抓住的東亞故事的另一面:一個全能、高效但卻韌性不足的社會-政治集合體。

2020年4月1日洛杉磯,該區高速公路的鳥瞰圖,顯示車輛很少。

2020年4月1日洛杉磯,該區高速公路的鳥瞰圖,顯示車輛很少。攝:David McNew/Getty Images

刊登於 2020-04-06

#趙益民#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大衛·哈維#2019冠狀病毒疫情#評論

在連續兩個月跟蹤疫情之後,大衞·哈維終於寫出了自己題為《2019冠狀病毒時期的反資本主義政治》的評論。這篇評論視野開闊,善用修辭,文法優雅,是哈維一貫的寫作風格。文章不僅把他立足於閲讀《資本論》的唯物主義立場表達得淋漓盡致,在內容上也凝練地融合了《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新自由主義簡史》的核心觀點,幫讀者很好地釐清了疫情產生的社會-自然語境以及正在導致的政治和經濟後果。尤其是,對新自由主義重塑我們這個世界的深度、廣度和後果,這篇評論更是明白曉暢地揭示了出來,不僅有深刻的體察、深切的關懷,而且也有恰到好處的反諷。

但是,文中部分話語是否有值得推敲之處呢?

比如,在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構造的同時,哈維不無讚許地評價了中國、韓國、新加坡等國家——這些他認為 「最不新自由主義的國家」 (the least neoliberal countries) ——在應對疫情時的經驗。雖然有諸如 「嚴苛」、「侵犯性」 和 「威權」 這樣的字眼,他還是驚歎於中國能夠做到把疫情控制在湖北尤其是武漢。然而,身在此地的我們深切地知道這些措施(可以說是雷霆手段)對於很多人來說意味着什麼。

在此基礎上,我們還應當繼續追問:東亞國家和地區應對疫情的方式是更多地受制於特定的文化結構、政權屬性和合法性來源呢,還是因為它們 「最不新自由主義」 ?更進一步看,這些 「最不新自由主義」 的國家在多大程度上是與 「新自由主義」 無涉的?這些問題的答案都不是自明的,仍然需要我們立足於現實觀察做更加細緻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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