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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祖邦:從反修例運動看香港民族主義的創建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反而開啟了香港人尋找自我認同的政治空間,看似被動甚至於被迫的民主回歸論,還是把香港人想要當家作主、命運自決的慾望表達出來,香港人是要以民主的方式來「保衛香港」。


2019年9月28日,網民發起「連儂之路」活動,在港島多處張貼反修例運動文宣。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9月28日,網民發起「連儂之路」活動,在港島多處張貼反修例運動文宣。 攝:林振東/端傳媒

關於「香港民族」或「香港共同體」的論述在近年早已散見在許多書籍甚至於公開的言論之中,但是,要像這次反修例運動出現不同年齡、不分性別、各個階層在各區動員積極抗爭的現象則是前所未見,在素眛平生的抗爭者之間所凝聚出的手足情感連結,更讓「香港人」的自我認同和共同體意識的發展進入全新的階段。

更重要的是,當權者縱容警鄉黑對抗爭者、前線醫護、記者、社工乃至於街坊居民的「無差別攻擊」、濫捕濫告,讓近年意見一直處於分歧的反對陣營能「相互理解」、「和勇難分」(不割蓆)。日常街道上的催淚彈、布袋彈、塑膠彈、胡椒彈、警棍、胡椒噴霧、水砲車形塑了這一代香港人共同的患難記憶,在這個催淚之城「未食過催淚彈唔算香港人!」。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每個現代的民族都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無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每位抗爭者在進行各種自發性的抗爭行動時也無法避免地進行了一種屬於「香港人」的共同體想像,如:各區的遊行集會、對逝去手足的哀悼紀念、到處廣布的連儂牆、從街道巷弄直到獅子山巔的人鍊,通過對我城逝去的悲痛及手足犧牲和苦難的回憶,讓原本僅只是紙上的民族成為每位抗爭者內心的真實。

抗爭者正在形塑的「香港民族」

在「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運動原則之下,除了前線激烈的抗爭行動之外,還有許多香港人發揮了各自的專業長才,創造了許多能傳達抗爭者心聲乃至於形塑一個民族形成的象徵物,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抗爭者的認同、堅定了抗爭者的意志。在8月31日的時候以署名為dgx dgx的用戶將〈願榮光歸香港〉原創MV上傳YouTube,點擊次數迅速超過百萬。其後更是在全港十八區各大商城與廣場出現居民自發性的聚集合唱。這是一首即便你不是香港人,聽過也會深受感動甚至流下眼淚的歌曲。香港也曾經出現過許多傑出的社運抗爭歌曲,如:Beyond的〈海闊天空〉、〈撐起雨傘〉、〈自由路〉、〈和你飛〉等等,但是從未有一首歌曲得到如此速迅而廣泛的傳播,並且也從來沒有一首歌曲像〈願榮光〉一樣在合唱過程中讓抗爭者或認同抗爭的香港人產生如此強烈的歸屬感與認同感。正如有論者說「我一生都在等待像〈願榮光歸香港〉這樣的歌」,許多參與合唱的人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紛紛說到「我從未感到和陌生人如此親密」、「我現在終於知道外國人唱國歌唱到哭的感覺」、「我徹底感覺到一個我愛、覺得有榮譽的地方」、「我很感動一個千人的合唱看出香港人的團結」。

2019年10月18日,又一城商場有市民集體高唱〈願榮光歸香港〉。
2019年10月18日,又一城商場有市民集體高唱〈願榮光歸香港〉。攝:林振東/端傳媒

儘管,許多人認為〈願榮光〉是「香港之歌」,甚至於是「國歌」。不過,該曲的創作者卻認為,他的原意是創作抗爭的進行曲而不是國歌。但是,有意思的是他所參考的正是英、美、俄三國的國歌及若干軍歌,並且,在兩個多月的苦思中考慮了香港人的「民族性」。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經由合唱這樣的媒介讓「香港人」這樣的集體意識迅速集結,每個人似乎參與了一場成為香港人的神聖儀式,在這儀式中體驗到了一個超越自己之外的「香港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不再是透過傳統的印刷資本主義而是現代的網絡資本主義,在每台手機、電腦螢幕、各類穿戴裝置前使〈願榮光〉的歌聲不僅在香港,更在全球各地以不同的語言、樂器和演奏形式,讓所有離散在不同地方的香港人以及支持者來傳唱,同時想像著自己正在經歷苦難的故鄉,讓每一個儘管互不相識的香港人,卻在內心感受到彼此相互連結的真實感受。

〈願榮光〉不僅鼓舞士氣、凝聚人心,它更成為「香港身份」與「中國身份」進行身分認同的抗爭「武器」,例如,就在全城傳唱的過程中,9月12日在中環IFC商場,許多陸客揮舞著中國五星旗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香港人則對唱〈願榮光〉進行反擊。事實上,在過去這幾年,不認同中國〈義勇軍進行曲〉的香港人,每聞唱國歌時只能轉身背對或者發出噓聲,一直到〈願榮光〉這樣的歌曲出現。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足球場上,就在今年9月10日香港足球隊在銅鑼灣大球場迎戰伊朗隊進行亞洲盃外圍賽,有球迷號召「香港人挺香港隊」,在開場前高唱〈願榮光〉如唱國歌,當演奏〈人民進行曲〉時則予以噓聲。對香港人而言這不僅是一場足球比賽,更是香港在一國兩制打壓下宣洩自主本土意識的出口。正如同球迷從球場外到球唱內奮力地大聲吶喊著”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We are Hong Kong”(我們是香港隊)、「香港人,加油」。如同韋伯(Max Weber)所說:「民族這個概念意味著:必須要求某些人的群體面對其他人的群體時有一種團結一致感,因此屬於價值的範圍。」

這種團結一致感與民族間的敵對性有關,正如在經典名片〈北非諜影〉中酒吧的那一幕,法國人慷慨激昂的以〈馬賽進行曲〉(La Marseillaise)蓋過德國納粹軍官合唱的愛國歌曲〈守衛萊茵河〉(Die Wacht am Rhein)。無論在商場中或足球場上,這樣的對抗性為香港共同體真真實實地劃出了一條清晰的認同界線。此外,值得強調的是,當這些愛國的陸客參與對唱的行動,其實是在「協助」香港人認清中國與香港之間的這條界線,尤其當中國政府利用各類傳播媒體與論機制鋪天蓋地的將抗爭者視為「暴徒」、「廢青」而非「手足」時,更讓抗爭者意識到我們不是你們的「同胞」,所以,中港區隔的界線其實是中國人與香港人雙方共同建構的結果。

幾乎與〈願榮光〉一曲在網路出現的同時,香港一群熱愛藝術的創作者,在連登討論區通過眾籌和設計圖票選,製作了一尊約4.5公尺的「香港民主女神像」,在8月31日正式矗立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廣場,其後曾快閃出現在多個抗爭場合,還被搬上象徵香港精神的獅子山頂。這尊塑像正是由此次抗爭者的重要元素所構成,頭戴黃色頭盔、眼罩、「豬嘴」防毒面具、右手持抵擋催淚煙的雨傘、左手舉起「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大旗、腳踏催淚彈。在網路上有一部以「香港民主女神像」搭配〈願榮光〉合唱的影片被廣傳,有意思的是影片中放置的地點是香港大學黃克競樓的平台,她的對面矗立的正是紀念六四的國殤之柱。

2019年10月13日,一群香港市民連夜通宵將由連登網民製作的民主女神像搬運到獅子山的山頂,並將之豎立。

2019年10月13日,一群香港市民連夜通宵將由連登網民製作的民主女神像搬運到獅子山的山頂,並將之豎立。攝:林振東/端傳媒

相較於國殤之柱,香港民主女神像代表著抗爭者正在從具體的抗爭過程中創造或「發明」屬於自己的共同體記憶,在這塑像背後承載著那許許多多無名的英雄,他們為這共同體所經受的犧牲與痛苦,這個塑像彷彿成為抗爭者的集體圖騰與無名英雄的紀念碑。在上述的影片中,看著香港人圍繞著這個塑像高呼口號、合唱〈願榮光〉,或許這是一場莊嚴而神聖的的民族紀念儀式,在這儀式中感受到共同體的不朽。

「榮光旗」所諭示的邊界感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在〈願榮光〉的原版影片中,創作者放了一個背景底圖稱為「榮光旗」,上下兩排各九顆星星代表香港十八區的人民,經由這次的抗爭過程「香港十八區」開始具備了「領土」(territory)概念的內涵,它成為這個想像共同體的具體地理邊界。

從香港的抗爭傳統來看,傳統和理非的遊行都是在港島進行,往往會先在維多利亞公園或銅鑼灣集合出發,西行至金鐘政府總部等地和平散去,這條路香港人已經走了二三十年了。到了雨傘運動開始出現全新的形式,以公民抗命來佔領金鐘、旺角、銅鑼灣、尖沙咀等地。而在這次的反修例運動中,除了6月開始出現了兩次超過百萬人的港島大遊行之外,就迅速出現了各區自辦的遊行與光復行動,此後各類型的抗爭活動(合唱〈願榮光〉、香港人鍊等等)紛紛在香港十八區同時或輪流進行,而化整為零、流水式的勇武抗爭更是隨時上演。

這種十八區的全面抗爭就像一場民族動員,抗爭者正在一國兩制下保衛自己的家鄉(光復香港)。韋伯就提到過,沒有權力願望的民族不屬於政治的範圍。他認為瑞士、比利時、盧森堡不是國家,不是由於它們是小國,而是這些「中立化的」政治體放棄自己權力的現實存在的信念。從當前發展的狀態來看,「香港」這個空間已經不再只是一個地理名詞了,住在這個地方的是一個有權力願望的民族,抗爭者堅定地向世人表現出我們要有屬於自己的民主和自由。

香港民族的政治難題

儘管這場運動催化出抗爭者之間相互連結且強烈的共同體意識,但是在中國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的壓制下香港人十分謹慎地迴避香港獨立的議題。然而,這樣的態度仍是無法完全迴避香港基本的政治難題:一方面,在一國兩制的體制下,香港人當家作主的慾望反而不斷的被強化,同樣地,在中華民族復興的旗幟下,中國政府永遠不會覺得香港人夠愛國,反過來已具備共同體意識的香港人似乎也無法更愛國。儘管在民主回歸論中,香港人試圖以成為中國人的條件下來建立香港的自治與民主,然而,一種非意圖的歷史發展就是,再多的愛國教育都始終無法讓所有香港人成為「真正的」中國人,到如今更是讓抗爭者打造出一個香港民族。其中基本的原因正是在於,無論開頭是多微小的民主要求,最終所導致的將是香港人想要命運自主、建立主體的強烈慾望。

所以,回過頭來看,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反而開啟了香港人尋找自我認同的政治空間,看似被動甚至於被迫的民主回歸論,還是把香港人想要當家作主、命運自決的慾望表達出來,香港人是要以民主的方式來「保衛香港」。由於英國長期的殖民統治,香港的發展就只能聽憑統治者的善意與承諾,在有自由無民主的體制下,上述的問題就一直被擱置下來。

2020年1月19日,香港中環舉行「天下制裁」流水式集會。

2020年1月19日,香港中環舉行「天下制裁」流水式集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此外,香港也從未參與現代中國的建國歷程。從傳統帝國到現代國家的轉型過程中,中國的一個特殊之處就在於並未像許多傳統帝國歷經多民族國家解組的過程,反而是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續地繼承了清代的疆域。中國就如同許多舊帝國一樣,為了維持政權的正當性,以及回應19世紀上半葉出現的群眾民族主義,開展出所謂的「官方民族主義」。

安德森對此一過程的貼切比喻:「要把帝國龐大的身軀裝進民族那既短又緊的皮膚之中」。所以,中國基本的轉型問題簡單來說就是「裝不好」,一種由上而下的民族主義卻與周邊地區產生了高度的緊張性(台灣、香港、西藏、新疆等)。在這樣的基礎上,北京政府只著力於一中框架(大一統)的確保,一種同質化國家的打造,此種缺乏內在多樣性的官方民族主義,反而激發了周邊地區強烈的分離慾望。在一國兩制的格局中,香港首當其衝且政治處境極為艱難,北京政府不但無法回應港人在兩制下高度自治的要求,任何的民主爭取都將會被視為去中國化甚至於分離主義的行為而遭受打壓。

香港民族的發展極受地緣政治的牽制,並且當下最終的政治決定權仍牢牢掌握在北京政府手中,然而,歷史的弔詭是,正是在這種自身命運極為被動的社會中,卻爆發了最為全面性且自發性的反修例抗爭。在這場運動中抗爭者提出「攬炒」(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這種預想的運動結局,這也不禁讓我們去思考:「攬炒」的民族意義是什麼呢?

攬炒就是想要去面對香港動彈不得的處境,從而去尋找一種能動性,同時解決一國兩制下的政治難題,尋求香港民族真正的自由。在7月1日晚上抗爭者衝入立法會,在議事廳裡高舉一個長條標語:「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所揭示的意義是什麼呢?勇武抗爭不是在追求一場運動的勝利,而是香港整體政治與社會結構的改造,在勇武抗爭中讓所有人(包括反對者)重新認識香港,不再是過往自豪的高效、理性、中立的公務體系和警政體制,在法律秩序下卻是警鄉黑的連結關係。在攬炒的政治犧牲中,抗爭者試著讓所有香港人去改變過往經濟性的行為慣習(habitus)、去政治化的精神態度(ethos),在實現自己的道路上,不會只因物質利益而出賣自己的精神。(本文作者為台灣佛光大學社會學教授。)

本文為《2019香港風暴:《端傳媒》香港反修例運動報導精選》內容,本書由端傳媒與台灣春山出版社共同出版,收錄四十篇報導、評論精選,以多元角度忠實紀錄、反思反修例運動的方方面面。更呈現《端傳媒》「為歷史留下一份草稿」的誠意。全書預訂二月上市,目前已經可以在網路書店預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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