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祖邦：从反修例运动看香港民族主义的创建

关于“香港民族”或“香港共同体”的论述在近年早已散见在许多书籍甚至于公开的言论之中，但是，要像这次反修例运动出现不同年龄、不分性别、各个阶层在各区动员积极抗争的现象则是前所未见，在素眛平生的抗争者之间所凝聚出的手足情感连结，更让“香港人”的自我认同和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进入全新的阶段。

更重要的是，当权者纵容警乡黑对抗争者、前线医护、记者、社工乃至于街坊居民的“无差别攻击”、滥捕滥告，让近年意见一直处于分歧的反对阵营能“相互理解”、“和勇难分”(不割席)。日常街道上的催泪弹、布袋弹、塑胶弹、胡椒弹、警棍、胡椒喷雾、水砲车形塑了这一代香港人共同的患难记忆，在这个催泪之城“未食过催泪弹唔算香港人！”。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每个现代的民族都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每位抗争者在进行各种自发性的抗争行动时也无法避免地进行了一种属于“香港人”的共同体想像，如：各区的游行集会、对逝去手足的哀悼纪念、到处广布的连侬墙、从街道巷弄直到狮子山巅的人炼，通过对我城逝去的悲痛及手足牺牲和苦难的回忆，让原本仅只是纸上的民族成为每位抗争者内心的真实。

###抗争者正在形塑的“香港民族”

在“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运动原则之下，除了前线激烈的抗争行动之外，还有许多香港人发挥了各自的专业长才，创造了许多能传达抗争者心声乃至于形塑一个民族形成的象征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抗争者的认同、坚定了抗争者的意志。在8月31日的时候以署名为dgx dgx的用户将〈愿荣光归香港〉原创MV上传YouTube，点击次数迅速超过百万。其后更是在全港十八区各大商城与广场出现居民自发性的聚集合唱。这是一首即便你不是香港人，听过也会深受感动甚至流下眼泪的歌曲。香港也曾经出现过许多杰出的社运抗争歌曲，如：Beyond的〈海阔天空〉、〈撑起雨伞〉、〈自由路〉、〈和你飞〉等等，但是从未有一首歌曲得到如此速迅而广泛的传播，并且也从来没有一首歌曲像〈愿荣光〉一样在合唱过程中让抗争者或认同抗争的香港人产生如此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正如有论者说“我一生都在等待像〈愿荣光归香港〉这样的歌”，许多参与合唱的人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纷纷说到“我从未感到和陌生人如此亲密”、“我现在终于知道外国人唱国歌唱到哭的感觉”、“我彻底感觉到一个我爱、觉得有荣誉的地方”、“我很感动一个千人的合唱看出香港人的团结”。

尽管，许多人认为〈愿荣光〉是“香港之歌”，甚至于是“国歌”。不过，该曲的创作者却认为，他的原意是创作抗争的进行曲而不是国歌。但是，有意思的是他所参考的正是英、美、俄三国的国歌及若干军歌，并且，在两个多月的苦思中考虑了香港人的“民族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由合唱这样的媒介让“香港人”这样的集体意识迅速集结，每个人似乎参与了一场成为香港人的神圣仪式，在这仪式中体验到了一个超越自己之外的“香港民族”。这个“想像的共同体”不再是透过传统的印刷资本主义而是现代的网络资本主义，在每台手机、电脑萤幕、各类穿戴装置前使〈愿荣光〉的歌声不仅在香港，更在全球各地以不同的语言、乐器和演奏形式，让所有离散在不同地方的香港人以及支持者来传唱，同时想像著自己正在经历苦难的故乡，让每一个尽管互不相识的香港人，却在内心感受到彼此相互连结的真实感受。

〈愿荣光〉不仅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它更成为“香港身份”与“中国身份”进行身分认同的抗争“武器”，例如，就在全城传唱的过程中，9月12日在中环IFC商场，许多陆客挥舞著中国五星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香港人则对唱〈愿荣光〉进行反击。事实上，在过去这几年，不认同中国〈义勇军进行曲〉的香港人，每闻唱国歌时只能转身背对或者发出嘘声，一直到〈愿荣光〉这样的歌曲出现。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足球场上，就在今年9月10日香港足球队在铜锣湾大球场迎战伊朗队进行亚洲杯外围赛，有球迷号召“香港人挺香港队”，在开场前高唱〈愿荣光〉如唱国歌，当演奏〈人民进行曲〉时则予以嘘声。对香港人而言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香港在一国两制打压下宣泄自主本土意识的出口。正如同球迷从球场外到球唱内奋力地大声呐喊著”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We are Hong Kong”(我们是香港队)、“香港人，加油”。如同韦伯(Max Weber)所说：“民族这个概念意味著：必须要求某些人的群体面对其他人的群体时有一种团结一致感，因此属于价值的范围。”

这种团结一致感与民族间的敌对性有关，正如在经典名片〈北非谍影〉中酒吧的那一幕，法国人慷慨激昂的以〈马赛进行曲〉(La Marseillaise)盖过德国纳粹军官合唱的爱国歌曲〈守卫莱茵河〉(Die Wacht am Rhein)。无论在商场中或足球场上，这样的对抗性为香港共同体真真实实地划出了一条清晰的认同界线。此外，值得强调的是，当这些爱国的陆客参与对唱的行动，其实是在“协助”香港人认清中国与香港之间的这条界线，尤其当中国政府利用各类传播媒体与论机制铺天盖地的将抗争者视为“暴徒”、“废青”而非“手足”时，更让抗争者意识到我们不是你们的“同胞”，所以，中港区隔的界线其实是中国人与香港人双方共同建构的结果。

几乎与〈愿荣光〉一曲在网路出现的同时，香港一群热爱艺术的创作者，在连登讨论区通过众筹和设计图票选，制作了一尊约4.5公尺的“香港民主女神像”，在8月31日正式矗立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广场，其后曾快闪出现在多个抗争场合，还被搬上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顶。这尊塑像正是由此次抗争者的重要元素所构成，头戴黄色头盔、眼罩、“猪嘴”防毒面具、右手持抵挡催泪烟的雨伞、左手举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大旗、脚踏催泪弹。在网路上有一部以“香港民主女神像”搭配〈愿荣光〉合唱的影片被广传，有意思的是影片中放置的地点是香港大学黄克竞楼的平台，她的对面矗立的正是纪念六四的国殇之柱。

相较于国殇之柱，香港民主女神像代表著抗争者正在从具体的抗争过程中创造或“发明”属于自己的共同体记忆，在这塑像背后承载著那许许多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为这共同体所经受的牺牲与痛苦，这个塑像仿佛成为抗争者的集体图腾与无名英雄的纪念碑。在上述的影片中，看著香港人围绕著这个塑像高呼口号、合唱〈愿荣光〉，或许这是一场庄严而神圣的的民族纪念仪式，在这仪式中感受到共同体的不朽。

###“荣光旗”所谕示的边界感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愿荣光〉的原版影片中，创作者放了一个背景底图称为“荣光旗”，上下两排各九颗星星代表香港十八区的人民，经由这次的抗争过程“香港十八区”开始具备了“领土”(territory)概念的内涵，它成为这个想像共同体的具体地理边界。

从香港的抗争传统来看，传统和理非的游行都是在港岛进行，往往会先在维多利亚公园或铜锣湾集合出发，西行至金钟政府总部等地和平散去，这条路香港人已经走了二三十年了。到了雨伞运动开始出现全新的形式，以公民抗命来占领金钟、旺角、铜锣湾、尖沙咀等地。而在这次的反修例运动中，除了6月开始出现了两次超过百万人的港岛大游行之外，就迅速出现了各区自办的游行与光复行动，此后各类型的抗争活动(合唱〈愿荣光〉、香港人炼等等)纷纷在香港十八区同时或轮流进行，而化整为零、流水式的勇武抗争更是随时上演。

这种十八区的全面抗争就像一场民族动员，抗争者正在一国两制下保卫自己的家乡(光复香港)。韦伯就提到过，没有权力愿望的民族不属于政治的范围。他认为瑞士、比利时、卢森堡不是国家，不是由于它们是小国，而是这些“中立化的”政治体放弃自己权力的现实存在的信念。从当前发展的状态来看，“香港”这个空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了，住在这个地方的是一个有权力愿望的民族，抗争者坚定地向世人表现出我们要有属于自己的民主和自由。

###香港民族的政治难题

尽管这场运动催化出抗争者之间相互连结且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但是在中国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的压制下香港人十分谨慎地回避香港独立的议题。然而，这样的态度仍是无法完全回避香港基本的政治难题：一方面，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香港人当家作主的欲望反而不断的被强化，同样地，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帜下，中国政府永远不会觉得香港人够爱国，反过来已具备共同体意识的香港人似乎也无法更爱国。尽管在民主回归论中，香港人试图以成为中国人的条件下来建立香港的自治与民主，然而，一种非意图的历史发展就是，再多的爱国教育都始终无法让所有香港人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到如今更是让抗争者打造出一个香港民族。其中基本的原因正是在于，无论开头是多微小的民主要求，最终所导致的将是香港人想要命运自主、建立主体的强烈欲望。

所以，回过头来看，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反而开启了香港人寻找自我认同的政治空间，看似被动甚至于被迫的民主回归论，还是把香港人想要当家作主、命运自决的欲望表达出来，香港人是要以民主的方式来“保卫香港”。由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香港的发展就只能听凭统治者的善意与承诺，在有自由无民主的体制下，上述的问题就一直被搁置下来。

此外，香港也从未参与现代中国的建国历程。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一个特殊之处就在于并未像许多传统帝国历经多民族国家解组的过程，反而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续地继承了清代的疆域。中国就如同许多旧帝国一样，为了维持政权的正当性，以及回应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群众民族主义，开展出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

安德森对此一过程的贴切比喻：“要把帝国庞大的身躯装进民族那既短又紧的皮肤之中”。所以，中国基本的转型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装不好”，一种由上而下的民族主义却与周边地区产生了高度的紧张性(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等)。在这样的基础上，北京政府只著力于一中框架(大一统)的确保，一种同质化国家的打造，此种缺乏内在多样性的官方民族主义，反而激发了周边地区强烈的分离欲望。在一国两制的格局中，香港首当其冲且政治处境极为艰难，北京政府不但无法回应港人在两制下高度自治的要求，任何的民主争取都将会被视为去中国化甚至于分离主义的行为而遭受打压。

香港民族的发展极受地缘政治的牵制，并且当下最终的政治决定权仍牢牢掌握在北京政府手中，然而，历史的吊诡是，正是在这种自身命运极为被动的社会中，却爆发了最为全面性且自发性的反修例抗争。在这场运动中抗争者提出“揽炒”(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这种预想的运动结局，这也不禁让我们去思考：“揽炒”的民族意义是什么呢？

揽炒就是想要去面对香港动弹不得的处境，从而去寻找一种能动性，同时解决一国两制下的政治难题，寻求香港民族真正的自由。在7月1日晚上抗争者冲入立法会，在议事厅里高举一个长条标语：“没有暴徒 只有暴政”。所揭示的意义是什么呢？勇武抗争不是在追求一场运动的胜利，而是香港整体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改造，在勇武抗争中让所有人(包括反对者)重新认识香港，不再是过往自豪的高效、理性、中立的公务体系和警政体制，在法律秩序下却是警乡黑的连结关系。在揽炒的政治牺牲中，抗争者试著让所有香港人去改变过往经济性的行为惯习(habitus)、去政治化的精神态度(ethos)，在实现自己的道路上，不会只因物质利益而出卖自己的精神。(本文作者为台湾佛光大学社会学教授。)

**本文为《2019香港风暴：《端传媒》香港反修例运动报导精选》内容，本书由端传媒与台湾春山出版社共同出版，收录四十篇报导、评论精选，以多元角度忠实纪录、反思反修例运动的方方面面。更呈现《端传媒》“为历史留下一份草稿”的诚意。全书预订二月上市，目前已经可以在[网路书店预购](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5702?fbclid=IwAR1wmrqXi-pw0-4qG5_Et6d0iAbnaavcNSdRTyhxqTHD_cUidCemLMAjj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