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無限期罷工」超過一個月還有六成民眾理解,法國怎麼做到的?

反退休改革罷工背後的盤算、權衡和妥協。


2019年12月5日,法國南特,反對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的示威者手持煙火。 攝:Sebastien Salom-Gomis / AFP
2019年12月5日,法國南特,反對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的示威者手持煙火。 攝:Sebastien Salom-Gomis / AFP

罷工這會兒,巴黎歌劇院樂團第二中提琴手蒙謝爾羅(Jean-Charles Monciero)比平時更忙。他今年51歲,是法國歌劇院四大公會之一「工人力量」(Force ouvrière,簡稱FO)的工會代表。自2019年12月5日全國反退休改革罷工以來,每天早上,他都先要統計樂團罷工人數,及時跟管理層溝通,後者視整體罷工,決定是否取消當晚劇目,並儘早通知觀眾。

巴黎歌劇院歷史上,從未遭遇如此大規模抗議風潮。巴黎歌劇院平均每晚取消一場演出,門票入賬減少35萬歐元。罷工一個月,共計取消六十多場演出,票務損失逾1200萬歐元。加入工會三十年,蒙謝爾羅深知罷工要講究「戰術」:攔截更多演出,向政府施壓,但少惹怒觀眾,避免丟掉民意。

巴黎歌劇院約1900名員工享有特殊退休體制,早於法定年齡退休,退休金計算也更優渥。該體制可追溯到1698年路易十四時期,在此次法國政府公布的退休改革中,被列入了要被撤銷的「黑名單」中。2019年12月11日,法國公布新一輪退休改革初步計劃:撤銷特殊退休體制,打破舊有退休金計算方法,統一改為全新的全民積分制;此外,政府希望將退休「基準」年齡延後兩年,至64歲。

二戰之後,法國開始實行分配退休體制,即在職員工通過交納退休保險供養退休人員,隨著嬰兒潮一代逐漸退休,雙方比率不斷下降,已經由2004年的2.03 跌落到2016年的1.72。如何促進退休制度與時俱進,實現財政平衡?成為歷屆政府改革要務,馬克龍也不例外。

一石千浪,結束特殊退休體制動了一些群體的「蛋糕」,雖獲普通民眾好評,改革支持率一度達到50%左右,但陌生的積分制讓他們多少有些焦慮和擔憂。此外,年齡條款未曾列入馬克龍的競選綱領,尤其引發爭議,導致支持政府推行結構性退休體制改革的第一大工會——温和派工人民主聯盟CFDT,也加入反對派陣營。

2019年12月5日,法國巴黎北站,列車因車長罷工而停駛,車站空無一人。

2019年12月5日,法國巴黎北站,列車因車長罷工而停駛,車站空無一人。攝:Joel Saget/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2月5日,全國無限期罷工模式正式開啟:鐵路大面積停運、巴黎公交癱瘓、航班取消、煉油廠被堵,甚至局部地區斷電;教師和醫護群體因工資待遇低且工作條件惡化,早有怨言,陸續加入罷工隊伍。工會在2019年12月5日、10日和17日動員組織了3天大遊行,每次都吸引近百萬人走上街頭。新年過後,1月9日和11日新一波全國大遊行,或將吸引更多人蔘加。

本次罷工已是公共交通領域史上最長的罷工。但是,即使社會正常運行受阻,2020年1月2日,Odoxa民調所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61%的法國民眾,對當前社運罷工仍表示理解。不過,同兩週前相比,該數據下降了5個百分點。

罷工是法國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罷工者受到法律保護。但實際操作中,挑戰不少:罷工者享有免解僱權,但罷工期間沒有薪水,單槍匹馬沒法打持久戰;私企員工很少罷工,否則將承擔「秋後算賬」或升職無望等隱形風險。

人們因個體利益受損,反對退休改革,但背後也是對「改革家總統」馬克龍所宣揚的「新世界」以及政府「自上而下」強勢改革方法的不信任。2019年底席捲法國的這場罷工,是民間和政府一場輸贏未卜的博弈,也是普通人在現實和理想、理智和情感以及短期得失和長期維權之間,作出的盤算、權衡和妥協。

2019年12月24日,巴黎歌劇院的舞蹈團參與罷工,並在劇院門前表演。

2019年12月24日,巴黎歌劇院的舞蹈團參與罷工,並在劇院門前表演。攝:Stephane De Sakutin/AFP via Getty Images

維護「特權」,還是反對形式平等?

巴黎歌劇院有四個工會的分支,包括法國全國總工會CGT、工人力量FO、互助工會聯盟SUD和工人民主聯盟CFDT,通過定期選舉產生,大致代表4類工種——芭蕾舞者、樂團音樂家、舞美技工和管理指揮人員。

2019年11月28日,這4個工會派出8個代表,到法國文化部商議退休改革。蒙謝爾羅便在其中,開了兩個小時會,他很清楚政府無法針對劇院特殊性,調整當前退休改革計劃。工會很快達成共識,決定加入12月5日全國無限期大罷工。

退休改革關係到蒙謝爾羅和同事的切身利益和保障。他舉例說:「如果我的一隻耳朵壞掉,一般退休保險機構只認定我5%的殘疾,但依據我們特有退休制度,我無法工作,屬於100%殘疾。」

其實罷不罷工,員工自行決定。不過,四大工會還是在12月5日和7日,正經組織了兩天罷工,但是即將退休的和收入最沒保障的員工無需參加。蒙謝爾羅說:「這些人罷個工,經濟損失太大,我們替他們罷工就好」。罷工實為雙方博弈,沒能力但硬去罷工,於人於己沒多大意義。掐頭去尾之後,兩天的罷工率達100%。

蒙謝爾羅接受端傳媒電話採訪時,罷工正好滿一週。說是一週,其實同事裏,罷工最多的也只有3天。他們實行排演制,不是每個晚上都有演出,只需在排演日罷工即可。這些天,蒙謝爾羅演出安排不多,但他強調:罷工結束後,他們會設立互助金,統計每人罷工時間,確立平均數,相互之間缺多少補。

平日裏,不同工會各自為營,相互攀比,少不了勾心鬥角。有時,同一工種多家工會共存,內部競爭激烈,導致矛盾升級。但這次各家能達成共識,比較罕見。「這次很不同,我們團結一致。」蒙謝爾羅強調了數次,「這是三十年來從沒有過的事。」

一直以來,巴黎歌劇院的勞資對抗是出了名的激烈。法國國家審計院2016年的報告顯示,2005年到2013年,巴黎歌劇院平均每年罷工9.5天。前副院長塔爾提耶(Christophe Tardieu)就曾寫道:「在想像中,歌劇院是藝術文化聖地;在現實中,技術團隊工運文化濃厚,才是最大的指揮。這裏的規則便是勞資衝突,老闆和工會勢不兩立。」

在2019年末的這次大罷工裏,劇院高層卻十分理解員工的憤怒。院長利斯奈(Stéphane Lissner)給員工寫了一封公開信:退休改革處理不好,巴黎歌劇院乃至法國藝術榮光將受損。不過,高層由政府任命,不好公開支持罷工,在工會和政府之間,處境頗為尷尬。

法國目前存在42種退休制度,擁有各自退休金庫,其中十幾類針對特定機構,涉及400多萬僱員,被稱為特殊退休制度。巴黎歌劇院的屬於其中一種,因無法自負盈虧,就退休金這一項,文化部就要每年撥款約1400萬歐元。

工種不同,退休年齡和退休金計算也不同。芭蕾舞者42歲退休,隨後可轉行。根據不同級別,他們每月可領取1000到3000歐元的「退休金」。退休條件看似優渥,背後則是不同尋常的習舞之路。以41歲的舞者卡爾尼亞圖(Alexandre Carniato)為例,他6歲開始學舞,在巴黎歌劇院舞團工作了二十年,肢體過度消耗,現在「每天早上需要搗騰半個小時,才能喚醒自己的身體並正常走路」。

在此次退休改革中,法國政府希望結束特殊退休體制,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這也符合多數法國民眾的期待。只是,「一刀切」推改革,未根據各行業特殊性,調試具體過渡方案,引發諸多焦慮。在很多人看來,追求形式上的平等,只是看上去很美。

在全國文化機構中,巴黎歌劇院和法蘭西歌劇院員工擁有的特殊退休體制,屬於個案。巴黎同行罷工,引來不少地方芭蕾舞團揶揄。但這次退休改革,並非小修小補,而是結構性大調整,觸及每個人的利益得失。全國數家話劇院和歌劇院,也加入了罷工隊伍。

2019年12月18日晚,里昂歌劇院《胡蘿蔔王》(Le Roi Carotte)大幕拉開後,劇組站到台前,現場通知觀眾罷演,並指責政府近年在文化領域實行樽節措施。在座觀眾,有人憤怒大喊「這是你們的恥辱」,有人即使白跑一趟,仍拍手叫好,予以支持。

2019年12月17日,法國巴黎的消防員參與反對退休改革全國罷工。

2019年12月17日,法國巴黎的消防員參與反對退休改革全國罷工。攝:Bertrand Guay /AFP via Getty Images

「罷工2.0」:在匿名自保和博得關注之間

在全國性罷工中,「主力軍」來自公共領域,很少見到私企員工的身影。法國經濟社會學教師比鬆-弗耐(Emmanuel Buisson-Fenet)早在2004年便做過統計:「過去二十年,私企勞資衝突大幅縮減,罷工天數減少了四分之三;公共領域罷工反而呈上升趨勢,佔據全年罷工總數的三分之二。」

法國法律對私營領域罷工規定相對寬鬆:2個員工即可單獨發起罷工行動;所在行業工會發起全國罷工,員工可自發參與;員工沒有義務向老闆提前報備罷工;僱主不能因員工罷工對其進行任何形式的處罰等。當然,罷工必須得有勞工層面的訴求,否則合法性鮮被法律認可。

比鬆-弗耐認為,私企員工罷工率走低,背後有兩個原因:經濟不景氣大背景下,勞動市場供大於求,削弱了私企員工罷工力度;與公職人員不同,私企員工罷工,一旦拖垮企業,自己同樣面臨失業風險,可謂一損俱損。

無意中,私企員工——罷工的旁觀者——變身「民意代表」或「沉默大多數」,成為勞資雙方博弈的籌碼。12月5日罷工前,全國總工會CGT表示收到2000個私企罷工呼籲,認為退休改革引發普通民眾擔憂,超越單純的「特殊退休體制」之爭。但是,在法國最大僱主協會 Medef 眼中,低收入私企僱員住得遠,且大多無法從事遠程作業,被公共交通罷工「綁架」,才是此次民運的最大受害者。

在這場極具法國特色的喧囂和騷動中,遊戲工作者工會STJV(Syndicat des Travailleurs et Travailleuses du Jeu Vidéo)是個特別的存在。這個工會成立僅兩年,紮根私企,且會員都是些30歲上下的年輕人。

在書面回答端傳媒採訪時,工會特意採取了「包容性書寫」(écriture inclusive,即在同一個詞語中同時呈現陰陽性兩種表達,結束法語中用陽性詞語代替中性的慣例),在日常表達和官方訴求中,都把兩性平等理念放在顯眼的位置,跟其它建制派工會在大眾文化留下的「老古董」形象,形成鮮明區別。而且,這是他們第一次參加全國性跨行業大罷工。

法國遊戲行業規模不大,約有5000名員工,每年創造43億歐元營業額。員工入行,始於對遊戲製作的「一腔熱血」,這也似乎正中老闆下懷,導致他們自願處於「被剝削」的境遇——大多工作不穩定,少有人拿長期合同,且如STJV工會所說,「工作條件差、工作時間長、工資低,並普遍存在歧視和性騷擾現象」。

只是,這是個新興行業,大家普遍缺乏維權意識,沒有什麼工人運動文化傳承。甚至,有些人不清楚如何行使自己的罷工權。

進入工會陣地來自自上而下的「威脅」。近年來,法國勞工改革不斷為企業「鬆綁」,收緊勞工權益,推動遊戲工作者對自身境遇的反思和覺醒。2017年馬克龍上台,繼續勞工改革,削弱僱員保障,在勞資談判中,更多賦權行業和企業談判。遊戲工作者意識到,個體維權受限,急需建立工會,通過勞資談判,簽訂行業協定,規範遊戲圈工作環境。「內外夾擊」下,法國遊戲工作者工會STJV逐漸浮出水面。

其實私企員工並不享有特殊退休制度。不過,現有退休制度規定,退休金會和工作25年中的最高收入掛鈎,但改革之後,將根據職業生涯收入總額來計算。法國政府推行的退休改革,事關全體居民利益得失,職業初期工資很低的遊戲工作者,更覺的自己是輸家。

與鐵路工人相比,遊戲工作者們罷工施壓空間小,參與度相對低。他們的策略是:爭取更多的人上街遊行,增加工會能見度,表明私企和公企同進退,引起媒體關注,從而向政府施壓。

在過去的三天大遊行中,遊戲工作者工會在4個城市組織了官方陣營,吸引了數百人參加,並同「友鄰」工會建立聯繫,「取得不錯的成績」。

2019年12月5日,法國巴黎,示威者向防暴警發射煙火。

2019年12月5日,法國巴黎,示威者向防暴警發射煙火。攝:Zakaria Abdelkafi / AFP via Getty Images

首次參加全國行動,也是這個年輕工會尋找自己位置的過程。在官方推特上,遊戲工會轉發遊行圖片,涉及到人像的,皆做了虛化處理。STJV工會說,「我們儘量保證工會成員匿名。當然,罷工沒法匿名,我們能做的,便是儘量避免讓外界知道哪些罷工者跟工會走得近,尤其不能讓企業老闆知道。」遊戲行業幾乎沒有勞資抗爭,僱主特別擔心員工罷工和維權活動成為常態。誠然,罷工受到法律保護,但在實際操作中,僱主仍處於強勢地位,他們需特別謹慎,避免各自工作受到影響。

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中,很多遊戲工作者通過捐助的方式,支持前線罷工者。甚至有人在遊戲直播平台Twitch上發起「無限期直播」項目,為罷工籌款,目前已獲得10萬歐元支持。

不過,即使得到老闆支持,新興行業罷工面臨同樣掣肘,即如何提高罷工效率,並向政府施加更多壓力。12月5日和12日,法國新聞調查網站 Mediapart 90名員工中25人進行罷工,反對退休改革,但鮮有讀者知道。Cécile和Gaëtan是網站員工,負責網站社交媒體官號運營,也有參與罷工,但兩人很清楚,即使停止工作,臉書和推特平台仍會通過算法,自動分發推文鏈接。

在數碼世界,傳統的罷工模式只會導致自己和僱主受損,並不會產生任何效應。

12月17日,兩人決定採取另一種策略進行罷工,即通過社交網絡,告知讀者他們罷工這一事實。具體來說,便是在社交媒體官號上,每推送一篇文章,都會寫上「社媒運營者罷工」這句話。他們後來寫了一篇文章,解釋自己的行動,並發表在 Mediapart 博客專區。網站聯合創始人皮裏內爾(Edwy Plenel)還在自己推特賬戶上轉發了這篇文章表示支持。

Cécile和Gaëtan的「罷工2.0」引發不少共鳴,一名護士特意留言說:「我罷工,但我也在繼續工作。其實,我是在儘可能罷工,因為遇到有病人說,『我要上廁所』,我沒法無動於衷。」

2019年12月17日,反對退休改革的示威者在巴黎民族廣場聚集。

2019年12月17日,反對退休改革的示威者在巴黎民族廣場聚集。攝:Kiran Ridley/Getty Images

「放棄今天一點,贏得明日更多」

比起其他西歐鄰國,法國的工會文化特別。對此,巴黎歌劇院前院長、比利時人莫爾提耶(Gérard Mortier)同時作為旁觀者和當事人,體會尤其強烈,在2009年卸任時特別在媒體上譴責了「法國式」的工會運作:「法國工會在談判之前下罷工通牒,但德國工會都是等到協商途徑用盡才會下罷工通牒」。

德國工會一隻獨大,側重求同和共識,但法國傳統老牌工會分散,傾向對抗和抵制。法國大罷工,必然伴隨遊行示威,通過沖突的方式,調節勞資和社會關係。這次也不例外,12月5日,政府尚未公布改革草案,強硬派工會已開啟無限期罷工,並同時在全國發起大遊行。

法國勞工部數據顯示,2016年,員工參加工會的比率為11%,其中公共行業入會比率為19.1%,私營領域入會率僅為8.4%。從歐洲層面看,法國加入工會的員工比率相對較低。工會代表性弱,但勢力強大,之所以有能力發動大規模罷工,同法國特有的勞工和工會體繫有關。

在法國現行法律體制內,工會負責勞資談判,跟僱主協會和政府,共同確定勞工改革法律,以及行業內員工的權利和義務。工會平均每年簽訂逾1000項行業協議,3.5萬個企業協議。各工會談判權重,同各級職業選舉支持率而不是會員人數掛鈎。

法國企業、行業以及跨行業定期舉行職業選舉,指定人事代表,替員工進行各級勞資談判。 2008年後,法國每隔4年按照工會在以上職業選舉中的「支持率」綜合衡量確定工會的「代表性」。

工會在全國性和跨行業側面只有獲得至少8%的「支持率」,才具有「代表性」,參與談判。法國法律規定,勞資條款上路前,需要得到至少代表30%「支持率」的一家或多家工會的同意。因此,在全國性談判中,政府成員有時因工會會員人數質疑其代表性,藉機打壓工會反抗勢頭,但也很清楚會員人數多少,並不影響工會在法律層面的「代表性」和談判權重。

員工無需加入工會,便可自動獲得工會談判爭取的利益;再說,加入工會沒有額外好處,說不定還會影響職業發展和薪酬,因此大多數人選擇坐享其成。法國「公民權利捍衞專員」機構(Défenseur des droits)2019年發布報告顯示:逾3萬受訪工會成員中,46%的人稱參加工會曾導致自己遭區別對待,其中包括職業晉升受阻、工作環境下降、工作條件惡化以及工資薪酬停滯等。

2019年12月5日,法國巴黎,一名男子穿過煙霧彌漫的街道。

2019年12月5日,法國巴黎,一名男子穿過煙霧彌漫的街道。攝:Bulent Kilic / AFP via Getty Images

不過56%的企業均設立工會組織,工會在職場的影響力非同一般。賽爾農(Bérenger Cernon)今年31歲,在法國鐵路SNCF擔任火車司機。他的另一身份便是全國總工會CGT巴黎里昂火車站點負責人。該站點共計4000名工人,其中400人加入他所在工會。他參加工作12年,本該58歲之前退休,但法國鐵路特殊退休制若被取消,他得等到64歲。為了罷工,他每天要損失100歐元,選擇罷工並非易事,但用他的話說,「在生活中,有時需要放棄今天一點,贏得明日更多」。

12月5日罷工第一天,法國鐵路工人罷工率為55.6%,其中司機的罷工率更是達到85.7%,導致當天高鐵運力僅為10%。十幾天過後,火車司機罷工率仍保持在50%左右。這麼高的罷工率,同賽爾農及其它基層工會組織的協調動員不可分割。他每天需要「感知罷工天氣」:9點內部開會;中午聯合火車站其它工會召開全體大會;下午做總結、發傳單,且時不時組織小型集會。組織罷工其實是一項全職工作,耗時耗力。

法國鐵路的歷史也是一部罷工史。根據公司提供資料顯示,1947年至今,每年都會發生或多或少的罷工。有這個傳統在,鐵路工人每次都會遵循既定路線圖,有序參加罷工運動。

在這一路線圖中,「罷工稽查」(piquet de grève)傳承於上世紀工人運動,是很重要的一步。

每年早晨6點,火車站開門,隨着第一輛列車駛入,賽爾農和同事組成小分隊,開始「罷工稽查」,問車上的員工為什麼不罷工?是不是不同意工會訴求?或者有經濟問題?「罷工稽查」隊試圖說服工作人員參加罷工。論據有好多,但罷工率高低,對大家左右比較大。這時候,「罷工稽查」隊便告訴他們,自己手頭掌握的最新數據是多少,勸誡他們不要只聽信官方的一家之言。有的人會聽,有的人置之不理。罷工這事,沒法強求。其實,也有相熟同事找到賽爾農,說已堅持到最後,沒法繼續罷工。賽爾農也理解。

不過,罷工者和非罷工者發生衝突,也不少見。12月11日,在法國東南郊塞納河畔維特里(Vitry-sur-Seine)巴黎公交地鐵公司RATP集運站,「罷工稽查」活動中,罷工者便辱罵開車司機,且涉及反同言論。視頻發布到網上,引發軒然大波。隨後,全國總工會CGT巴黎公交地鐵分支發布公告,譴責辱罵行徑,肯定非罷工職員在前線工作,符合「公共服務價值理念」。

工會還將矛頭直指政府,認為「政府追求社會衝突,為絕望的情緒和混亂場景,提供了温床。損害社會運動聲譽,便是政府奉行的策略」。

罷工期間,法國鐵路公司每天票務損失2000萬歐元,這對工會、政府和普通乘客來說,都不是好消息。罷工是工會同政府之間的一場博弈,面對這些連帶損失,只能相互指責。他們知道,在這次罷工中,參與度、時間長短和輿論傾向,都會分別出現在雙方天平的託盤上,體現出各自的力量對比,影響在2020年1月6日起開始的談判。

「還記得人生中第一次罷工嗎?」賽爾農聽到馬上笑了起來,回憶起青澀往事,似乎有些不好意思:「那是2007年,也是反對退休改革。」不過,那並不是一次成功的罷工——時任總統的薩科齊,未向街頭運動妥協,成功收緊了退休措施。在今天的賽爾農看來,那其實是個技術問題,全因動員不足上街人數不多導致。

這次的罷工,他不確定何時結束,但深信,「只要大家都走上街頭,不管是哪屆政府,哪位部長,都會退縮。」

2019年12月5日,法國馬賽,反對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的示威者手持煙霧彈。

2019年12月5日,法國馬賽,反對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的示威者手持煙霧彈。攝:Arnold Jerocki/Getty Images

公共服務的意義

上任後,馬克龍曾繞過工會,迅速通過勞工以及鐵路改革。強勢作風,人稱「馬克龍方法」,一度贏得不少美譽。不過,工會擔負的社會調節性能被削弱,同樣威脅「社會民主」,也埋下不少隱憂。2018年底,「黃背心」運動如同火山爆發一般,席捲法國;一年後,法國爆發反退休改革大罷工。兩者和工會的關係不同,前者排斥工會,及其代表的建制系統;後者則象徵工會經歷諸多失意後,重返戰鬥舞台。

在此次退休改革中,法國政府吸取經驗教訓,在宣傳中強調對話和談判,但仍留下了「跋扈」的印象。2019年12月31日,馬克龍發布新年賀詞,強調要將改革進行到底,呼籲政府和工會達成妥協。2020年1月20日,政府內閣會議將正式推出退休改革法案,隨後進入立法程序。但是,政府是否會在接下來兩周內作出妥協,仍是未知數。

其實,馬克龍對當前的憤怒情緒有清醒的認識。在賀詞中,他說:深刻變革會引發憤怒,但在深刻變革之下,社會必然會審視本身的身份認同和存在意義。「黃背心」運動和罷工風潮似乎超越了個人利益這一現實範疇,同「何為法國」這一大的命題纏繞相連。

馬克龍執政中場爆發的這兩大社會運動,以各自方式,將法國特有的「公共服務」這一議題,推到鎂光燈下。「黃背心」運動中,鄉村公共服務機構消失,呈現出「荒漠化」現象,逐漸浮出水面;反退休改革罷工中,公交、教育、醫療和司法等公共服務危機則進一步激化,紛紛走上街頭。

在法國,公共服務是個獨特的存在,作為私有資本的對立面,免不了成為官僚和低效的代名詞,但同時也會上升到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層面被審視。公共服務,即為每個人提供服務,需要遵循持續性、適應性和平等性三大原則。法鐵司機賽爾農參加工會的原因便是父母都在公共服務部門工作,從小接受抗爭文化的薰陶。公共服務涉及傳承和教育,參與了公民世界觀和價值觀構建。

2019年12月中旬,保羅·德魯瓦耶研究所(Institut Paul Delouvrier)發布年度報告顯示,53%的法國人在提高公共服務和少交税之間,選擇了前者。時間退到2013年,該數字只有三分之一。換句話說,在馬克龍希望打造的高競爭、高度市場化的「創業國度」(Start-up Nation)裏,越來越多的人則對公共服務情有獨鍾。

巴黎歌劇院也是隸屬文化部的公共機構,肩負文化推廣,並擴大受眾階層等責任。票價在5歐元到231歐元不等,但多年來沒怎麼提高低價票收費。即使為了實現財政平衡,也很少採用純自由市場經濟原則。

12月24日,聖誕節前一天,巴黎灰濛濛的。巴黎歌劇院四十多名芭蕾舞者,一襲白衣,在劇院前的露天台子上,免費獻上一曲天鵝湖。背景是兩個大條幅,上面寫着:「巴黎歌劇院大罷工」和「文化處於危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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