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風物

中陰身幾時解脫?香港與它隱身其中的賽博朋克經典

常於科幻作品中出現的香港,過去一年似乎卡在一個現實與幻想之間的混沌地帶,以佛家術語,我們可能正處於一種中陰身的微妙狀態。


Ridley Scott《Blade Runner 銀翼殺手》劇照。
Ridley Scott《Blade Runner 銀翼殺手》劇照。

為 Cyberpunk 經典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 )設計2019年未來景觀的知名工業設計師 Syd Mead 趕在2019年的最後一天過世,連同11月過世的美術設計 Lawrence Paull 、以及7月過世的男演員 Rutger Hauer,都先後登出了2019年。這一切似乎急著想提醒我們:2019已經成為歷史,而我們所在的現實世界終於超越了《銀翼殺手》的科幻時間線。

不過《銀翼殺手》當年在香港(和台灣)上映時用的片名其實叫做《2020年》,也就是說2020年的我們到底跳出這條 Cyberpunk 時間線了沒,恐怕還不能太早下定論。

去年8月,我們還沒追上《銀翼殺手》時間線的時候,Twitter上某個用戶張貼了一段影片,內容是關於香港街頭的反送中抗爭者如何運用鐳射來干擾監視器的人臉辨識軟體。發文者標註了 Cyberpunk 之父、《神經喚術士》(Neuromancer,另譯:神經漫遊者)小說作者 William Gibson 的Twitter帳號,問他說:「請問這算是一種 Cyberpunk 嗎?」

沈迷社交軟體(不意外)的71歲小說家本人火速在 Twitter 上回覆了該問題:「如果這不算 Cyberpunk,什麼才算?」

從 Cyberpunk 這個科幻文學類型開天闢地以來,經常在各種小說(如《神經喚術士》)、電影(如《銀翼殺手》)和動漫(如《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中假扮其他科幻城市的香港,過去一年似乎卡在一個現實與幻想之間的混沌地帶。換個佛家術語,我們可能正處在一種中陰身的微妙狀態。

2020年1月1日,香港。

2020年1月1日,香港。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們已是科幻劇中人

2019年應該是人類史上最 Cyberpunk 的一年,不是因為《阿基拉》(Akira)、《銀翼殺手》、《魔鬼阿諾》(The Running Man)等科幻電影的年代都設定在今年,而是因為過去一年發生在科技、城市與人之間的種種衝突簡直有如一場不讓玩家按退出鍵的Cyberpunk VR 體驗。

或者套句《神經喚術士》作者 William Gibson 的話:「未來早已來,只是沒有均質地發生而已。」

即便 Gibson 的科幻小說成功命中過許多「未來」,比如駭客文化、網路迷因和網路世界的無政府主義秩序,Gibson 仍再三澄清他的工作不是「預測未來」。他只是站在想像的前緣,試圖在小說中模擬一些也許會發生、也許不會發生的幻想科技如何與人互動,如何衝擊人類生活。他真正的主題還是人性,而非科技。

那些他虛構的科幻未來之所以「早已來」,正是因為人性對科技做出了符合小說家預期的反應。詭異的是,真實世界中的科技狂人如 Elon Musk 或是 Mark Zuckerberg,幾乎就像是被 Gibson 的筆完全操控的劇中人一樣,前仆後繼地投入資金試圖實現那些Gibson 小說出現過的幻想科技,如虛擬實境、人機結合、外太空移民等。

然而科技的發明者並非 Gibson 小說中的要角。真正的要角是科技的使用者,因為故事中許多新科技會在城市的街頭環境中被發展出完全超乎發明者預期的功能。反送中抗爭中的鐳射筆、交友軟體 Tinder 和 Airdrop 傳輸功能的街頭「再發明」就是最好的案例。

「蔓生區的工作具備某種鬼魅般的青春期 DNA,夾帶諸多短命次文化編成密碼的戒律,並在長短不一的時間後複製。」William Gobson 在1984年出版的《神經喚術士》中預言的不只是城市街頭,更是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Snapchat、抖音等等虛擬的街頭。

Cyberpunk之父、《Neuromancer 神經喚術士》小說作者William Gibson。

Cyberpunk之父、《Neuromancer 神經喚術士》小說作者William Gibson。攝:Christopher Morr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開啟數據沃野的大霹靂

街頭,也是 Cyberpunk 開山之作《神經喚術士》的誕生地。

如今很難想像,1984年 William Gibson 在寫作《神經喚術士》的當下,對電腦科技幾乎一無所知,也只在街上的賣店見過一兩次個人電腦的模樣。更別提真的操作過或是擁有一台電腦。

他的整本小說是用一台 Hermes 古董打字機完成的。1930年代出品這台打字機的製造商為了讓它聽起來很未來感,取了一個型號叫做「Hermes 2000」。製造商大概沒從有預見到了2000年的時候打字機已經完全變成歷史,倒是1984年的時候這台打字機藉由一個科幻小說家之手精準預測了未來。

在全世界只有幾台研究機構的電腦才上得了網路(而且還不是我們今天熟知的WWW全球資訊網)的1984年,先知 William Gibson 就發明了「Cyberspace」這個字眼。他將這個新字形容為「數十億使用者所想像的共同意識、所體驗的日常生活」。

他的靈感來源其實是1983年剛剛爬上第一個高峰的產業:電玩。因為逃避越戰徵兵而長期旅居加拿大的他,有一回在溫哥華街頭看見沈迷於大型遊戲機的小孩。「這些孩子看起來就像真的把遊戲投射出來的世界當成現實一樣。事實上我認識的每個在工作上用過電腦的人都有類似的信念,覺得那些螢幕背後藏著一個真實的世界,一個你看不到、但真的摸得到的世界。」

那前後蘋果公司的第一台麥金塔電腦剛剛上市,未來感十足的麥金塔廣告佔滿街頭,讓路過的 Gibson 不禁開始思考:這不只是人人都會買一台回家的高科技產品,而是最後人人都會住在裡頭、生活在裡頭的 Cyberspace。

Gibson 於是回家寫下了那句科幻小說史上最經典的開場白:「港口上方的天空是電視收播頻道的顏色」。

這句開場白建立了一個處在虛擬與現實交界的千葉城遠景。那個2019年的我們最後根本都住在裡頭的數據沃野。

《銀翼殺手2049》劇照。

《銀翼殺手2049》劇照。 攝:Imagine China

建立在廢墟上的未來

《神經喚術士》不是定義上第一本 Cyberpunk 小說,事實上 Cyberpunk 經典電影《銀翼殺手》甚至比它早了兩年。《神經喚術士》之所以被認為是 Cyberpunk 的宇宙大霹靂,是因為集 Cyberpunk 所有元素於一身的它大受歡迎之後才第一次讓 Cyberpunk 這個次類型真正被當一回事。

科幻史上非常中著名的公案是1982年已經開始著手寫《神經喚術士》的William Gibson買了張電影票去看正在上映的《銀翼殺手》。結果電影開演沒幾分鐘,他就傖惶逃出戲院。

Gibson 發現 Ridley Scott 的這部反烏托邦科幻電影幾乎跟《神經喚術士》設定在同一個宇宙中,而且 Scott 建構出來的世界甚至比他自己已經寫下的世界更鉅細彌遺。第一個襲來的自我懷疑念頭是:萬一我最後寫出來的小說沒有比《銀翼殺手》好怎麼辦?第二個念頭是連完美的《銀翼殺手》都票房翻船,是不是代表根本沒有觀眾/讀者在乎這種類型、這個宇宙?

《銀翼殺手》雖然沒有如《神經喚術士》一舉成名,但最終仍在時間流動中成為好萊塢最具影響力的電影。「它左右了建築美學,左右了時尚風潮,左右了夜店的裝潢,但更重要的是它告訴美國人『未來』無可避免地必須建立在過去的廢墟之上。我覺得這是銀翼殺手最重要的成就。」

William Gibson 在受訪時分析道:「美國人對未來的認知向來就是另一個山頭上剛蓋好的亮麗新穎房子。從西部探險時代就是如此,如果一個美國人受夠了芝加哥,他們的應對方法就是往西走,去那裡打造一個你自己的未來。文化上或許是如此,但歷史事實卻不是這麼回事。你需要一個歐洲人(指Ridley Scott)來點醒美國人,告訴他們洛杉磯的未來一定只能從廢墟之中站起來,而且這個城市永遠不可能與它自己的過往一刀兩斷。這就是歐洲人觀點的美國故事。」

押井守《攻殼機動隊》劇照。

押井守《攻殼機動隊》劇照。

誰才是Cyberpunk之都

1993年剛剛創刊沒多久的著名科技雜誌《Wired》邀請 William Gibson 寫了一篇新加坡遊記,沒有料到該文隨後引發軒然大波:

「新加坡完全一絲不苟。你可以想像它就好像是用膠囊包住一個亞洲版的蘇黎世,並且把它放在馬來西亞的腳邊那樣;膠囊中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宇宙,裡頭的每一個人就好像活在類似迪士尼樂園之類的地方。只不過是個有死刑的迪士尼樂園。」他在文章中如此形容乾淨得令人害怕的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對這篇專欄大為光火,不僅指名批評作者,隨後還查禁了《Wired》雜誌。

新加坡對 Gibson 來說乾淨得不像是真實世界(他另一次將新加坡樟宜機場比喻成一種不真實的VR體驗)。真正的城市總是建立在新舊並陳的混亂秩序之中,比如LV旗艦店與庶民小吃攤緊鄰的香港。

為什麼 Ridley Scott《銀翼殺手》中的未來洛杉磯長得更像香港的九龍城寨?為什麼押井守《攻殼機動隊》中的某未來日本城市其實在香港取景?為什麼 William Gobson《神經喚術士》中的未來日本城市千葉城在書封上的形象卻是香港的街景?

因為地球上沒有第二個城市更符合 Cyberpunk 的命題。狹窄的土地上塞滿來自四面八方的七百多萬人。在21世界中國其他城市開始瘋狂蓋高樓之前,香港的城市景觀早就填滿了絕無僅有的高樓林立的驚人畫面。

William Gibson 主張城市和網路一樣是一種科技,也是人類之所以有別其他生物的關鍵,他說:「對我來說網路就像城市一樣,是人類生存所在的必需」。《無間道》、《銀翼殺手》和《駭客任務》(The Matrix )等等電影的經典場景都發生在屋頂,不是一件巧合。垂直城市本身就是一種「虛擬」,在沒有土地的地方讓你產生一種住在土地上的錯覺,而人跟人真正可以交流互動的地方不再是真實土地,而是虛擬出來的天台。香港的大樓就是一種 Cyberspace,一種「數十億使用者所想像的共同意識、所體驗的日常生活」。

至於大樓跟大樓之間的夾縫,則被瘋狂資本主義的貪婪代言人——廣告看板給全面攻佔。

《銀翼殺手》滿天摩天大樓和廣告看板的場景,能參考的真實城市除了香港之外所剩無幾(東京冒出張牙舞爪的摩天大樓的年代還要再晚幾年)。《攻殼機動隊》的美術設計竹內敦志也說廣告資訊氾濫是他們選中香港成為故事背景的原因。

於是滿天資訊瀑布流的畫面讓我們再度回到《神經喚術士》那句經典的開場白:

「港口上方的天空是電視收播頻道的顏色。」

2020年1月1日,香港。

2020年1月1日,香港。攝:林振東/端傳媒

收容漫遊者的基地

另外一本Cyberpunk經典之作《潰雪》(Snow Crash)的書名其實與《神經喚術士》那個雪花雜訊電視畫面的開場白有異曲同工之妙。作者 Neal Stephenson 解釋「潰雪」一詞指的是他的麥金塔電腦當機的畫面,成堆的雪白雜訊有如雪崩一般洩流而下。

附帶一提,《潰雪》的故事發生場景就在香港。

William Gibson 早年也發展過一個以香港為發生地的的電影劇本。William Gibson 從日本導演石井岳龍(原名石井聰互)手上得到了那本影響 Cyperpunk 深遠的書:日本攝影師宮本隆司那本九龍城寨的攝影集。同樣對九龍城寨著迷不已的兩人一拍即合,隨即準備合作在九龍城寨拍攝一部 Cyberpunk 電影。這個計畫破局了,九龍城寨也被英國政府趕在回歸之前拆除殆盡。後來,William Gibson 把自己對九龍城寨的熱愛放在另外一本小說《阿伊朵》(Idoru )的宇宙中。

《銀翼殺手》美術設計 Lawrence Paull 曾在受訪時談過《銀翼殺手》如何借用九龍城寨的貧民區形象預測人類的未來:「你看看紐約或是香港的貧民區,那就是整個世界即將要變成的模樣。」作為中國、英國、香港的三不管地帶,九龍城寨就是最典型的無政府主義 Cyberpunk 世界。不問過去、沒有將來,九龍城寨收容來自各地的犯罪份子、反叛者和流亡者,就像香港歷史上曾經收容過的海盜(張保仔)、反叛者(Edward Snowden)和流亡者(包含一代宗師葉問在內的中國難民)。

香港因此不只是「建築的新舊交疊」,也是五湖四海人物齊聚的「人的新舊交疊」。而2019年的震盪更讓這座 Cyberpunk 之都成為21世紀「數位冷戰」的交戰區,讓香港進一步走向過去、現在、未來層層重合的科幻節點。

「政府」在《神經喚術士》的無政府主義數位國度中是幾乎完全不存在。但2019的世界並非如此。香港高院數月前才針對加密通訊軟體 Telegram 和網路討論區「連登」發布臨時禁制令。但數位冷戰的打帶跑特色仍讓反叛者享有一些實體世界沒有的優勢。香港抗爭者的文宣仍繼續透過 Telegram 和 Airdrop 流竄。2013年在香港揭露美國政府違法監聽的菱鏡計畫的 Edward Snowden 這幾天也祭出了類似的戰術:他在 Twitter 發文怒批他的回憶錄《永久紀錄》(Permanent Record)簡體中文版遭到審查刪節,並宣布這幾天將直接在網路公布中文完整版的全書檔案對抗資訊審查。

Snowden 書中有個充滿《神經喚術士》既視感的段落:他回顧改變他人生的911事件當日,那天之後他下定決心從軍,成為他日後為美國政府執行駭客任務的生涯起點。而他清楚記得的是當日抬頭看見不太尋常的天際:

「天空是美麗的微軟藍」他用 William Gibson 的筆觸回憶道。

今天香港的天空是什麼顏色的數位雜訊?是微軟藍,電視雪花雜訊,還是催淚彈的茫茫霧靄?我們是否還卡在2019年末日廢土的 Cyberpunk 時間線裡?什麼時候香港才能脫離佛家所謂的中陰身,投生 2020 年的下一個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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