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 2019 年中國電影，「撤檔」無疑是這一年的行業主題之一。從年初撤離柏林電影節的《一秒鐘》、《少年的你》，到暑期檔遭撤下的《八佰》、《小小的願望》，再到年末《別告訴她》、《蘭心大戲院》檔期「做出調整」⋯⋯眾多電影的消失，說明中國官方正在收緊電影的審查標準。

即使並非有意，該變化也與一系列政策——此前隸屬於廣電總局的電影局升格至中宣部旗下；國税總局追查演員工作室和影視公司逃税漏税；地方政府撤銷影視公司優惠政策——於實質上構成了官方系統性、全方位的電影管控。他們的影響在 2019 年集中顯露。電影撤檔、刪改成為常態；影視公司陷入財務危機；業內人士失業或被迫轉行。

這些現象引人關注，因為他們集中展現了官方強勢而又壓制性的力量。但實際情況要更為複雜。若以 2019 年在中國上映電影觀察對象，其中折射出的官方與觀眾、政治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有共謀，有妥協，也有分歧。這些變化顯示 2019 年或許是中國電影真正的「轉折之年」。過去數十年的市場化進程被打斷，而意識形態或將成為中國電影未來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訴求與情緒：主旋律大片大賣背後

2019 年 9 月之前，電影從業者對於全年票房的預估並不樂觀。上半年綜合票房同比下跌 2.7%，觀影人次更是同比下滑 10.5% 左右。即使是暑期檔《哪吒之魔童降世》以接近 50 億元票房成為僅次於《戰狼 2》的中國影史票房亞軍，7 月和 8 月的票房總額也不過與 2018 同期持平。人們普遍認為，《一秒鐘》、《八佰》、《少年的你》等電影的撤檔會累及全年票房的增長。

但 2019 年國慶檔上映的三部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扭轉了這一局面。10 月綜合票房超過 81.74 億元，是去年 10 月的兩倍以上，甚至超過暑期檔，成為今年票房次高的月份。主旋律電影拯救中國票房，上一次是《戰狼 2》。該電影創造了 2017 年相較於 2016 年全年票房的 56 億增量。但與《戰狼 2》不同的是，2019 年國慶檔是精心策劃的結果。

2019 年中國建國 70 週年。中宣部自年初就提出要圍繞這一時間點統籌推進各項宣傳工作。5 月起，聲勢浩大的「我和我的祖國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正式發起。電影也被官方看作是宣傳工具，自然也會被納入到整個宣傳安排當中。《我和我的祖國》就是相關主管部門於 2018 年 10 月交給總導演陳凱歌和總製片人黃建新的任務。電影公司也會選擇主動配合中宣部。近年來與黃建新長期合作、開發主旋律電影的博納影業就在 2019 年 6 月宣布推出「中國驕傲三部曲」——《烈火英雄》、《決勝時刻》、《中國機長》——為建國 70 週年獻禮。

特殊時間點以及官方主動介入，使主旋律電影在 2019 年大批量出現，而觀眾也回報以充沛的觀影熱情。《我和我的祖國》累計票房接近 30 億元，《中國機長》約 28.7 億元，《烈火英雄》約 16.9 億元，分別為這一年中國電影票房的第四、第五、和第八位。

中國觀眾對主旋律電影的熱情至少部分建立在大眾的民族主義底色之上。其由來是個複雜的問題，在此不作贅述。不過，根據愛荷華大學教授唐文方與洛拉斯學院助理教授本傑明·達爾在 35 個國家和地區的調查，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感是最高的，超過美國、日本、俄羅斯、韓國、英國等其他主要國家。

而在 2019 年，這種民族情緒又得到了新的刺激。2018 年的中美貿易戰綿延至今，香港由反送中游行引發的動盪局勢，都被官方解釋為來自外部的威脅。它喚起了中國人集體潛意識中的危機感，並在官方引導和放任下，演化成激進的民族情緒表達。人們指責、貶低任何一個可能威脅到中國完整和穩定的對象。這樣的大環境下，集中出現的國慶宣傳，以及分布其中的主旋律電影，就成為了人們宣泄情緒的出口。他們認同主旋律電影中表達的主題和情緒，推高這些電影的票房。

另一方面，當下的主旋律電影也已經與傳統的主旋律電影完全不同，迎合並利用社會整體娛樂化的氛圍。首先，大量的明星演員加入影片。明星魅力吸引觀眾之餘，也讓電影本身獲得了主旋律說教之外的娛樂性。其次，故事情節、人物塑造也更多利用了成熟商業電影類型與模式。《中國機長》就擁有一個災難片的外殼。最後，電腦特效又為影片賦予了更多視覺奇觀。《烈火英雄》中的火災，或是《中國機長》中穿越風暴的場面至少看上去都足夠驚心動魄。相比起傳統主旋律電影常被詬病的問題——人物臉譜化、說教僵硬、節奏緩慢——現在的主旋律電影在升級之後更能吸引想要娛樂刺激的觀眾。電影從業者也因此稱他們構成了一種新的電影類型，主旋律大片。

主旋律大片似乎是當下中國電影的最大公約數。官方通過它兜售價值觀，觀眾也樂於買賬，電影公司也能從當中賺到錢。但主旋律大片也不能保障安全。2018 年末，編劇汪海林發布微博稱，官方已叫停《戰狼 3》。這很可能與宣傳需要有關。2018 年初，中美貿易戰開始。中國官方一度鼓吹攻擊性的姿態，但很快就隨着貿易戰的緩和而收斂。此後，貿易戰局勢越緊張，官方宣傳攻擊性也就越強，反之亦然。這樣的變化與電影局對待《戰狼》電影的態度也形成共振。《湄公河行動》、《戰狼 2》、《紅海行動》均涉及中國武裝力量在海外行動。《戰狼 2》更是打出了「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口號。或許，這種攻擊性姿態，正隨着貿易戰局勢變化，而被打壓。這說明，官方始終將電影限制其制定的整體宣傳策略內，主旋律大片也不能例外。

現實題材電影：反應現實還是宣傳工具？

2019 年湧現的另一類電影大多都試圖與現實社會問題做一些鏈接。《少年的你》將校園霸凌作為影片的核心賣點。鄧超和俞白眉組合拍攝了以家庭教育為內核的《銀河補習班》。此外，還有背景為廣州城中村拆遷的《風中有朵雨做的雲》，計劃生育歷史下的《地久天長》，主角為往來深港間走私手機的青春片《過春天》。

對比過去五年在市場上獲得高票房的電影，可以發現這一類電影正得到觀眾越來越多的關注。2019 年票房前十的電影中，有四部屬於這一範疇。此前三年的票房前十電影都僅有一部，分別是《我不是藥神》、《芳華》、《湄公河行動》。而 2015 年和 2014 年都沒有這樣的高票房電影。

造成這一變化的部分原因，在於中國電影市場經歷了十來年的爆發式增長之後，觀眾觀影習慣逐漸成熟。如同許多人在談及韓國電影《熔爐》時所說，「別的國家有改變國家的電影，我們國家只有改變電影的國家」，他們賦予了電影更多的社會意義，潛意識中，人們希望電影作為一種大眾媒介，在反應社會的同時，又能夠推動問題解決，就像《熔爐》推動韓國立法保護未成年人不受性侵侵害一樣。而在經濟增速下滑，社會結構僵化，各種問題層出不窮的大背景下，關注社會問題的電影也會相應被推及輿論更中心的位置。

官方巧妙地利用了這種心理，並將之作為宣傳手段。2018 年《我不是藥神》奠定了這樣一種模式。這部電影改編自真實事件，講述慢粒白血病患者程勇前往印度採購價格更為低廉的仿製藥，延長病友生命，但因為觸犯中國藥品管制規定——仿製藥未經過試驗和審批，未獲準上市銷售——而受到懲罰。電影片尾字幕羅列了近年來中國醫藥方面改革的文件和案例，「政府將持續推動醫療體制改革，大批慢粒白血病人陸續得到有效救助」，更以片中人物台詞直接說出「正版藥進醫保」。電影上映後，國家醫保局也頻頻公布新政策，包括進一步宣傳抗癌藥零關税政策、開展專項招標採購抗癌藥、啟動第二輪抗癌藥醫保準入談判等。就算電影創作者意圖並非如此，它也在事實上達成了與政府的合謀，成為整體宣傳中的一個環節。

2019 年這樣的做法更為普遍。《地久天長》展現失去獨生子女家庭的痛苦，契合當下鼓勵生育的氛圍。關注校園霸凌的《少年的你》片尾字幕也顯示教育部聯合多部門下發通知要求重視並治理校園霸凌現象。《烈火英雄》末尾影片註明消防員群體自武警部隊劃歸新成立的應急管理部，強調消防員職業化的改變。

中國的電影審查體系是一個龐大體系，除國家電影局外，若電影涉及社會問題，相應部門也需參與審查。教育部會對《少年的你》提出自己的審查意見，海軍、空軍也分別參與了《紅海行動》、《空天獵》等電影。這樣的審查體系下，各個部門擁有通過電影傳達自己宣傳利益的能力，任何不符合他們利益的電影都可能無緣大銀幕。這也使得任何觸及現實問題的影片流於表面。《烈火英雄》並未審視造成火災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重蹈覆轍。《中國機長》描寫了驚心動魄的空難，但現實中的事故調查報告仍然沒有出爐。無法得知事故原因，只能讓電影淪為徹頭徹尾的宣傳品。

這也是觀眾無法得到滿足的部分。他們依然渴望能夠在大銀幕上看到更尖鋭的反應社會問題的電影。人們期待中國能夠出現《熔爐》，在官方議程之外推動社會變革的電影。這也是為什麼人們仍然會將韓國電影業視為榜樣的原因。但若是未來官方管控力度維持 2019 年的水準，中國的《熔爐》也仍然不會到來。

意識形態夾擊下的商業大片

商業大片簡單、輕鬆。他們純粹為了娛樂而誕生。即使他們偶爾談論意識形態，但取得高票房是他們被製作出來的最主要目的。自 2012 年人們開始注意到中國電影高速發展趨勢以來，這類電影通常都是支撐票房的主力軍，如《泰囧》、《心花路放》、《捉妖記》、《尋龍訣》、《美人魚》、《羞羞的鐵拳》等。但在 2019 年，人們似乎無法再將他們看成是單純的爆米花電影。意識形態如幽魂般縈繞四周。

《流浪地球》不過是一部製作純熟的太空災難片，但從發布預告起，關於它的討論就走偏了。預告片中因為出現了吳京，《流浪地球》一度被嘲諷為「太空戰狼」，意思是「犯我中華者，雖太空必誅。」電影上映後，觀眾又就電影是否暗示只有中國人才能拯救人類爭論不休。最後，相關討論又集中於，它是否代表了中國科幻電影元年、中國具備與好萊塢抗衡的電影製作水準。《哪吒》的命運也是如此。觀影後，許多人關於它的評論迅速上升到了「國漫崛起」的層面，他們希望《哪吒》的成功代表着整個中國動漫製作水準的提升。支持《哪吒》就是支持中國動漫，反之則是在打壓中國動漫。

2019 年中國電影頻頻撤檔不斷強化了來自上層的意識形態，從而使人忽略了意識形態要求也可能來自觀眾。他們逐漸習慣於自覺地將電影放在意識形態標準下加以審視。《流浪地球》、《哪吒》是被寄予厚望的電影。反例則是刁亦男執導的《南方車站的聚會》。片中使用武漢話方言作為對白，而其場景又大多聚焦於破落的城中村、混亂的人際關係。部分來自武漢的觀眾指責電影抹黑武漢的城市形象。對此，刁亦男的回應，「我認為電影，真實要服從於風格」，正顯示了觀眾與創作者之間的分歧。

這樣的聲音雖然還不顯著，但在更大範圍的娛樂行業中已經初現端倪。電視劇《親愛的，熱愛的》被觀眾指出一副出現在背景中的地區未將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地區納入其中，並引發觀眾的抵制和舉報，最終該劇被處以 10 萬元罰款。漫威未上映新片《上氣》在年中公布將由梁朝偉飾演反派角色滿大人之後，中國觀眾又認為滿大人角色原型為傅滿洲，一個被認定為種滿了白人至上、種族主義傾向的角色，因此指責漫威此舉涉嫌辱華。目前來看，電影尚未受到明確影響，但若是大眾的情緒繼續被撩撥、被培養，以後或許也將會出現更嚴重的事件。畢竟，原本已經定檔的《好萊塢往事》就因為李小龍後人認為本片涉嫌醜化李小龍而向電影局舉報，最終致使電影無緣中國上映。

2019 年，特例還是常態？

國慶結束以後，官方對於電影市場的掌控看似有所放鬆。12 月，傳統意義上留給中國電影的保護時間，多部外國電影宣布定檔。其中，往年通常都會被推遲到 1 月上映，以保護國產片元旦檔的《星球大戰》首次與北美同步在聖誕節期間上映。此外，《少年的你》修改後復映。撤檔的《催眠·裁決》、《吹哨人》也陸續登上大銀幕。受到税務風波影響的馮小剛新作《只有芸知道》也靜悄悄地登陸院線。

以此判斷 2019 年是一個特例似乎為時過早。觀察者仍需要等待《八佰》、《一秒鐘》、《蘭心大戲院》等多部電影的未來命運，才有可能得出一個初步判斷。但管控歷來都是更容易收緊，而不是放鬆。自 2012 年以來，任何娛樂形式都在興起之後被迅速納入監管，無論是網劇、直播、網絡文學，還是最近的相聲、脱口秀。電影由於其巨大的傳播度，只會更容易受到關注。2018 年初，電影主管部門由原廣電總局旗下拆分，劃入中宣部管轄，意味着官方將在 2017 年基礎上進一步收緊電影的空間。

無論如何，管控都打斷了中國電影過去數十年的發展路徑。此前，中國電影從業者希望政府能夠更少介入到電影當中——它包括分級制代替審查制，允許民營資本製作發行電影，商業電影院接管工人文化宮以放映電影，取消外國電影進入中國的配額以及分賬限制等訴求——使得中國電影成為由供求關係決定的市場。

然而，2019 年意識形態介入了原本用以評判電影的商業標準和藝術標準。由於官方掌握了強制性力量，使得意識形態超越商業標準和藝術標準，成為中國電影市場中的決定性力量。

有時，官方樂於將電影用作一種宣傳力量和對外展示軟實力的武器。2019 年為了對抗台灣金馬獎，位於廈門的金雞獎於 2019 年全面升級。中宣部長黃坤明稱，「要充分利用這一平台，講好中國故事，擦亮國家名片。」但官方可以控制電影是否能夠拍攝，是否能夠上映，什麼時間上映。他們可以決定電影中的內容和演員。只要觸及了官方設置的紅線，電影就必須消失。

環境變得越來越嚴苛，所有人都不得不適應新的規則。有些電影人開始主動審查電影。《南方車站的聚會》的國內公映版刪去了大量暴力、性愛、以及可能引發爭議的鏡頭。《八佰》的出品方華誼兄弟宣布成立黨委，並邀請其所在的朝陽區區委書記，區委組織部長出席成立儀式。權力通過審查，滲入社會肌理，會使得人們採取比官方更苛刻的自我審查。電影週期長、成本高、風險大，更容易受其影響。2019 年或許只是這個漫長過程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