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中國脫貧戰

扶貧官員口述:講得久了,連自己都相信扶貧太重要了

為實現2020年全面脫貧,大量公務員、事業單位員工被派駐鄉下,與貧困戶同吃同住,誓要保證其脫貧。


2016年10月12日,人們蹲在拆卸中的一個三亞建築物中。 攝: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2016年10月12日,人們蹲在拆卸中的一個三亞建築物中。 攝: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2015年10月,習近平在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發言:中國要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就要在未來五年間使7000萬貧困人口擺脱貧困。一場被寫入「十三五」(指中國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列出2016-2020年政府工作重點)的「脱貧攻堅戰」隨後席捲全國,2016年至2019年,中國累計發放3800多億(人民幣,下同)專項扶貧資金,除了各級政府、事業單位被要求派幹部下鄉扶貧,為數眾多的民營企業亦被動員起來出人出力。與此前多年的模式相比,這場扶貧運動被要求做到「精準」,「脱真貧,真脱貧」。

這場消除貧困的運動贏得國際社會大量關注。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曾表示:「過去10年,中國是為全球減貧作出最大貢獻的國家。」《紐約時報》則報導,一些學者擔憂習近平的計劃更像是製造頭條而非為貧困群體帶來持續改變。還有聲音認為,脱離中國設定的貧困線不代表真正脱貧。中國的貧困線從1985年的人均年純收入200元增至2015年的2855元,漲幅14倍;但與此同時,GDP增長95倍,生活成本更是日益趨高。此外,扶貧過程也不時曝出醜聞。2016年和2017年,審計署抽查700多億扶貧資金去向,發現約1/10的金額出現貪污、挪用、數據造假等問題。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測算,截至2018年底,中國只剩1660萬人尚未脱貧,距離2020年實現全面脱貧只剩下最後一步。這場脱貧運動真的有效麼?中國式脱貧具體是如何操作的?參與其中的一線官員怎麼說?端傳媒連續兩日推出專題報導,解析中國脱貧戰的理想與現實。本文是專題的第三篇,邀請一線扶貧幹部分享工作內容和心聲。第一篇《12.8萬個貧困村被要求限期脱貧,一個村莊決定試試養雞》,以中國西南的一個村莊為樣本,記錄貧困戶、脱貧官員等不同角色在一場荒誕脱貧戰中的故事。第二篇評論《中國特色的精準扶貧做了什麼?會如何改變中國社會?》,則梳理了這場脱貧運動會如何改變中國社會。

張國清,曾任中國東部某縣縣委副書記,主持脫貧工作

你浮在上面怎麼能發揮作用呢?

我曾於2016年年初至年末主持過縣裏的脫貧攻堅工作。我所在的縣是省級貧困縣,一個傳統農業縣,沒有什麼工業,缺水易旱,交通也不發達,人口教育水平不高,勞動積極性也不高。

脫貧任務2015年下半年就下達到縣裏了。習大(編註:習近平)提出2020年要全面小康,有那麼多貧困戶肯定說不過去。以前是「大水漫灌式」扶貧,省裏在資金分配和項目安排上向貧困地區傾斜,只到縣,沒有精確到貧困村和戶上。現在開始搞「精準扶貧」,就需要更多的人力資源。我們開始從機關、部分事業單位,包括醫院、小學,選調扶貧幹部下鄉,包村包戶,責任到人。選調的幹部,從縣級到科級,各個級別都有,原則上要是黨員。

女性扶貧幹部可能只有十分之一吧。因為要住在村裏,一方面女同志下去生活不方便,另一方面不安全。女同志膽子小、害怕,而且一般家裏有孩子要照料、家務要做。組織上一般在動員、安排人的時候優先考慮男同志。

下鄉扶貧的幹部,要麼是年紀比較大的、在原單位工作任務不是太重的,要麼是年輕的、作為組織上的重點培養對象被送去基層鍛煉,等將來可以提拔使用。有的人不願意去,怕基層工作辛苦。但扶貧是政治任務,組織定下來就要服從安排。

我認識一個副縣級幹部,被選調去村裏擔任第一書記,他不願意。他所在單位的一把手找他談話,他找各種理由:孩子小、走不了、老人有病要照顧,他後來被通報批評,仕途都受影響。

我跟他講過話,我覺得這個人不笨,但比較浮,不踏實,愛耍小聰明。你拈輕怕重,跟組織上面談條件、要價錢。你是個黨員卻不服從組織安排。這個人還能用嗎?不能用了啊。

不願意下鄉的幹部只是極少數,不過大家對下鄉都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覺得有必要,因為一方面能了解基層情況,是一種鍛煉;另一方面,作為機關幹部,各方面信息來源比較廣,政治人脈也比較豐富,可以利用這些資源為村裏做點事。也有人覺得沒必要,認為扶貧致富主要是群眾的事情,要靠自己勞動,機關幹部下去也發揮不了什麼作用。但沒有人辯論,更沒有人吵架,也不會有人跳出來公開反對,認為有必要下去的還是主流。

要是能發展早都發展起來了,就不會是貧困村了。

下鄉的幹部住在「村部」——就是每村都有的、一個相當於辦公室的黨群服務中心,標準不低於三百平方米,要有黨群教育活動室、閱覽室、辦事大廳等。過去蓋的時候沒有給下鄉幹部蓋宿舍,幹部就在那裏面找間房子、擺張床。條件艱苦一點,自來水、熱水、吃、住,條件肯定差一點,沒有城裏舒服。但冬天不冷、夏天不熱,基本滿足生活需要。

我支持下鄉。一這是組織上面要求的,二你只有天天住在村裏面,與最基層的貧困戶打成一片,才能掌握真實情況。你浮在上面怎麼能發揮作用呢?

2012年6月12日,杭州一個農民正運送柴木。

2012年6月12日,杭州一個農民正運送柴木。攝:Ryan Pyle/Corbis via Getty Images

「講得久了,連自己都相信扶貧太重要了」

2016年扶貧工作才剛開始,那一年扶貧最重要的還是精準識別。大家都爭著想當貧困戶。有的老人在家裏生病了,喪失勞動能力了,但其實他們子女過得很好。於是父母親和子女分戶分家,父母親就能評上貧困戶、享受國家扶貧政策。對待這種情況,我們就要求左鄰右舍去簽字認可這個人是貧困戶,至少要四戶人家。結果還要公示,看有沒有群眾舉報反映,然後再去你家裏看有沒有弄虛作假。

最後我們從兩百多個村子中確認了70多個貧困村,將近一百萬農村人口中確認了3萬多戶貧困戶,共10多萬人。我們給他們建檔案卡,說明家庭情況、收入情況和貧困原因。

識別貧困戶的標準是什麼?年收入低於三千元、喪失勞動能力、家裏沒有安全住房、生大病等等,符合一項就是貧困戶。比如一個村分到了十個貧困戶指標,那村民組就來開會讓大家評議,說出你認為最窮的人家,綜合條件最差的後十名就是貧困戶。

講得久了,連自己都相信自己了,相信扶貧太重要了,意義太深遠,責任太重大了。

那一年的脫貧任務是完成三分之一的貧困人口脫貧。扶貧措施包括教育、金融、醫療、就業扶貧。教育扶貧是給貧困戶家庭的學生減免學費、提供資助:幼兒園就讀幼兒每人每年800元,小學寄宿生每學年1000元,初中寄宿生每學年1250元。義務教育階段非寄宿生每人每年500元。高中生每人3600元,本科生每人4000元,研究生每人6000元。針對職業教育有「雨露計劃」教育資助,學生可以自己在網站上申請。

金融扶貧的話,我們與當地的鄉鎮銀行合作。銀行可提供一年五萬元的免擔保、免抵押貸款給貧困戶發展自己的產業,如果還不上還可以延期。這樣的話,有一技之長、想做生意,但苦於沒有啟動資金的貧困戶就可以通過貸款發展自己的產業。我去過一對三十多歲的夫妻家裏,丈夫出過車禍不能幹重體力活,就和妻子貸款做豆芽。我們找人幫他們培訓,開了淘寶店對外銷售,年收入能有六、七萬。也有人以貧困戶的身份貸款了以後,直接把錢入股當地的養殖大戶拿分紅。這種方法效果一般,有的經營得不好,就分少一點。

醫療扶貧就是提高醫療費報銷比例。有不少貧困都是疾病造成的,我們扶貧實行了「大病三五一,慢性病一八零」政策。目前有三十種大病被納入了大病救治項目,只要貧困戶患上其中的一種,在縣範圍的醫院內就診,一年之內只需要支付三千元;在市裏的醫院看病,最多只要掏五千元;在省裏看病最多掏一萬元。慢性病系統內則有四十多種慢性病,貧困戶患上其中的一種,年醫療費國家會報銷80%。

我們也和當地企業合作,搞就業扶貧。由扶貧幹部去牽頭、協調,企業有工作崗位的話,就優先安排貧困戶就業。一般都是生產線上的操作工,比較簡單的一些勞動。這個不是強制性的。企業不缺人的話肯定不會招人,但如果他們招人,就優先用貧困戶。

我們地方政府管不到國有企業,所以只能從民營企業下手:鼓勵他們出錢出物。開大會、發文件、告訴他們一旦參與扶貧政府就會給予稅收優惠。有些企業過年過節會去貧困戶家裏慰問,送米送油,送衣送被。這是一種變相宣傳、做廣告,能擴大企業知名度,但有的企業主就是做慈善,無償提供幫助,不求回報。

我們有一個組織叫「工商業聯合會」,民營企業是會員,他們去組織這些活動。比如我們有個項目叫 「千企幫千村」,扶貧幹部牽線搭橋讓一些農產品加工企業與貧困村對接,在貧困村建立生產基地。這種叫「訂單農業」,雙方訂立契約,保證收購價格不低於市場價,保證生產出來的農產品不愁地方賣。過程中,積極性高的企業會被評為會長級單位、副會長級單位,企業主可以被推薦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些企業主就想憑此提高知名度,擴大自己的社交圈和信息渠道。

還有「產業扶貧」,根據當地的資源狀況發展相應的產業。比如有水庫的地方就發展養殖業,有山場、林場就發展苗木產業,區位和自然環境比較好的地方就發展旅遊產業。

我縣裏70多個貧困村,幾乎村村都搞光伏發電產業。生產光伏發電板的企業去貧困戶家安裝設備,錢都來自國家的項目專項資金,一個村一年能分4、5萬。村裏有屬於村集體的發電設備,60萬一部;貧困戶家裏也有屬於貧困戶自己的設備,20萬一部。貧困戶自己來維護設備,沒什麼技術含量,就不要讓它受家禽、人為的破壞,有故障損害的話及時更換。但不是每個貧困戶都能建光伏發電站,一是看你家裏有沒有地方,二是國家項目資金沒那麼多,要優先給那些喪失勞動能力的。發一度電,上了國家電網,一度電收入3毛多。村集體的60千瓦發電設備,年收入能有大幾萬,但這算作村的收入,不分配到個人;貧困戶家裏的設備,年收入大概2、3萬。

我們也在搞「一村一品」(一個村發展一個市場潛力大、區域特色明顯、附加值高的主導產品或產業),但這個沒有一年兩年根本做不起來,有的村根本沒有什麼資源。要是能發展早都發展起來了,就不會是貧困村了。短時間內發展培養起來一個產業,這怎麼可能呢?不切實際。可是上面的任務壓著,幹部壓力很大,有的村就乾脆選擇作假。

有個縣搞了很大的表格掛在墻上,寫著貧困戶叫什麼、包保的責任人是誰、貧困原因是什麼、哪一年要實現脫貧。這叫責任表格化、上墻,叫掛圖作戰,像部隊一樣。

有一次我被一個貧困村的幹部帶去看一個水塘,他和我說他們村發展漁業養殖。那個水塘也沒多大,我一看就明白:光靠那個小水塘就能有產業啦?就能有收入啦?他表情也一直躲躲閃閃,講話底氣不硬,有點遮遮掩掩的。我沒訓他,就和他說慢慢來,當著那麼多人的面讓人家下不了台幹什麼呢?之後我也沒找他聊,我知道他已經感覺到了。

都是摸索在做,沒有現成的模式。有的村拿了「一村一品」二三十萬的項目資金,但拿了錢花不掉,因為實在沒什麼產業可做。縣裏曾經有個村拿了二十萬元,必須要用掉,最後沒辦法,就拿錢去蓋蔬菜大棚,租給種植大戶用,一年租金兩萬塊錢。但這種情況下,一旦大棚遇到自然災害損毀了的話,那二十萬就回不來了。

2010年6月3日,一名男子穿過湖南的一條城中村。

2010年6月3日,一名男子穿過湖南的一條城中村。攝:In Pictures Ltd./Corbis via Getty Image

「這叫責任表格化,掛圖作戰,像部隊一樣」

我2016年一年,基本上一個月去三、四次農村。去農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村幹部、鎮幹部了解情況,然後去貧困戶家裏看看、聊聊天,了解幹部在脫貧工作中是怎麼幫助他們的、他們對政策還有什麼意見建議。

老百姓對國家的扶貧政策好像都比較歡迎,沒什麼意見。幹部反映,他們每個月還必須要去四次所負責的貧困戶家,去的時候和貧困戶照相留作資料,他們覺得這些東西比較煩。各種各樣繁瑣的報表搞得基層苦不堪言,脫貧手冊上要記載哪一月哪一日到貧困戶家做了什麼、貧困戶家的基本情況和貧困原因等等。我聽了以後就向上反映,然後一級一級傳達。中央後來出台文件,說文書工作要精簡,杜絕形式主義,不要搞「表格脫貧」、「數字脫貧」。

貧困戶家裏一般都家徒四壁,空空蕩蕩。我去過一家,丈夫是健全人,妻子是弱智。他們二、三十歲的兒子也是弱智,會當著人面大小便,看到人傻笑。有兩個弱智在家裏,丈夫也沒辦法出去打工,所以陷於貧窮。我覺得很可憐。這樣的家庭只能「兜底扶貧」,把他們納入民政部門,做低保戶領低保,一個人一個月三、四百元。

對所有這些扶不起來的,不論是喪失勞動能力的還是好吃懶做不幹活的,我們都給予「兩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

被選調下鄉的幹部無論脫貧工作做得多麼優秀也不能離開,要一直留到2020年底。

貧困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客觀原因就是自然條件惡劣、交通閉塞、資源匱乏、喪失勞動能力、家庭遇到突發變故。主觀原因一是好吃懶做怕吃苦、不願意勞動,二是缺乏技術、缺乏知識。客觀原因造成的貧困值得同情,主觀原因造成的誰同情你啊?國家的政策也不是所有人都脫貧,政策允許有2%以內的貧困人口存在。有些扶不起來好吃懶做的、喝酒賭錢、不務正業的,國家也不能養懶漢啊,不然這不又是一種不公平嗎?

2016年扶貧工作剛起步,我當時經常開會,搞動員工作。語言都是那套官話:充分認識精準扶貧的重大意義、提高工作的使命感責任感,一般不都是這樣講嘛。講得久了,連自己都相信自己了,相信扶貧太重要了,意義太深遠,責任太重大了。動員不都是這樣的嗎?你自己都不相信,還讓別人相信,能有什麼效果?

大家的情緒高漲嗎?這些問題不重要,我哪知道他高不高漲,底下該記的記、該聽的聽。

我一般先講工作的意義,然後佈置任務、講具體怎麼幹,接著講怎麼組織——一般就這三方面。「精心實施、採取有力措施、確保取得實效……」不就這些官話套話嗎?最後再講幾句鼓勵的話,把大家的士氣調動起來:「增強信心、各方面力量組織起來,一定能夠按時保質保量完成任務,不辜負什麼什麼,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不懈努力……」鼓掌。「謝謝大家,我就講這麼多。」

這些套話好不好?這有什麼不太好的?無論你做什麼工作,在哪個行當,要把一個事情幹成你都要圍繞這些方面來講,只不過有時候表述的語言不一樣而已。

那年我們也組織去別的地方學習考察脫貧經驗。我印象中比較深的是有個縣搞了一個很大的表格掛在墻上,寫著這個貧困戶姓什麼叫什麼、包保的責任人是誰、貧困原因是什麼、哪一年要實現脫貧。這叫責任表格化、上墻,叫掛圖作戰,像部隊一樣。但回來後我們沒效仿,我覺得那個在搞形式主義,是搞給人家看的。但我們的確學到了包保的辦法,把責任包到個人的身上,一個幹部平均包四、五戶。

最後的扶貧成果會由省一級第三方考評組來組織驗收。省裏組織一些高校的大學生,對大學生進行培訓,然後到縣裏來,通過一定的程序評定脫貧成效。程序包括隨機按照一定的比例抽取樣本,深入到貧困戶家裏,一項項對照脫貧的任務來考核:年純收入、發展什麼產業、「兩不愁三保障」是不是落實到位等等。

我講過一句話,真正的貧困都在那些偏遠地區,我們這種地方的脫貧任務肯定能實現,只要做兩件事就行了:一是做好社會兜底工作,對那些喪失勞動能力的、扶不起來的,國家兜底保障;二是基礎設施搞好,那些貧困戶貧困村所在的地方,沒有路修路,沒有水通水,沒有電通電。我們這個地方,真正的貧困戶其實很少的,那為什麼還有70多個個貧困村呢?因為那是過去定的標準,大家都不願意摘掉貧困村的帽子,想繼續享受國家的政策待遇。

2018年底,這70多個貧困村已經全部脫帽。但脫帽不脫政策,2020年到來後,貧困戶享受的政策還仍然要繼續。被選調下鄉的幹部無論脫貧工作做得多麼優秀也不能離開,要一直留到2020年底。

一句話評價我們縣的扶貧工作?投入了不少,群眾得到了不少實惠,成效也比較明顯。扶貧怎麼能沒有效呢?肯定有效的,該用的方法都用了,能想到的辦法都想到了,還能有什麼呢?

顧曼,東部某城市衛生部門科員,參與健康扶贫

我所在的部門是負責健康扶貧的單位,我自己負責農村大病救治項目。健康扶貧指的是,納入全國扶貧系統裏的貧困人口中,所有患大病和慢性病的、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的人,衛生和健康部門都要對這些人進行幫扶。

他們去醫院看病不需要交押金,以前住院要交500元門檻費。現在你只要把身份證帶著,醫院的系統就會自動顯示出來你是貧困人口,然後就可以免去押金。出院的時候,系統自動給你的賬單加上貧困人口政策,很快結賬,都是一站式結算系統。

但蛋糕就這麼大,貧困戶切去了這麼多,他們就把別人的醫保資金用掉了。

扶貧資金主要來源於國家。但蛋糕就這麼大,比如我們市今年醫保資金就是100個億,貧困戶切去了這麼多蛋糕,他們就把別人的醫保資金用掉了。有的地方實在被貧困戶搞狠了,就讓他們從最基本的藥用起,按最低的標準,只保證基本的醫療需求。比如闌尾炎就按照七天出院標準。

2017年2月15日,人們在北京一家診所接受靜脈滴注治療。

2017年2月15日,人們在北京一家診所接受靜脈滴注治療。攝: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有的人生病,想去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特別是癌症患者。但是你去外地大醫院看的話,價格就貴,可是報銷還是要回來本市報,用的還是本地醫保的錢。所以我們就嚴格轉診制度,你去外地看病可以,但是報銷標準給你降低。比如有人得了肺癌,就規定你如果去外地看病的話只能報兩萬,在本地看的話就按照扶貧政策給你報。

有的民營醫院也想搶這一塊貧困人口的餅。我們市一共有十多家大病政策點,只有一家私立醫院,其他都是公立。現在我們市的醫保資金還沒崩盤,還在運轉。所以國家現在在搞頂層設計,在搞全國統籌醫保,把所有省的蛋糕都放在一起,盤子越大,抗風險能力越強。但現在連基本養老保險國家都還沒統籌呢,統籌起來矛盾很大,牽涉到各方面的利益。

國家是在2016年底宣佈健康脫貧政策的。我們省正式實施是2017年初,我2017年夏天參加了省裏組織的培訓活動,去一個國家貧困縣考察,是由省委書記親自負責的貧困縣。那個縣的鄉鎮衛生院,乾淨規範,設備也好,連CT掃描機都有。那些貧困戶的資料擺了一桌子,一摞子一摞子擺得整整齊齊的,分門別類,搞得一目了然。可能是因為他們要經常接待從省裏、從中央來的團。

我的工作就是要把省裏面的政策傳達到下面去,把省裏下達的文件改寫成市裏的文件。政策是一層一層下來的嘛。我把文件通過QQ群發到各個縣市區衛健委和醫療機構,然後去縣、鄉鎮的單位,問他們工作做得怎麼樣,我也去貧困戶家裏家訪,問他們實際情況,查看他們的手冊。如果有不足之處,我們就要下問題清單讓他們限時整改。

我去縣城鄉鎮的頻率大概一年五六次吧,脫貧工作大概佔我總工作量的30%。

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的每一個領導都要負責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就叫做「包保點」。我的領導是單位副主任,他負責的是一個縣級市,我要經常陪他去当地醫院、貧困村的衛生院、衛生室,還有貧困户家裏,問一問他們生病了報銷了多少等等。如果貧困戶行動不方便的話,你還要詢問他們有沒有享受醫生送藥上門的政策。

扶貧部門一看,一他不是共產黨員,二他是村醫,不是正式在編制內的醫生,就沒登報。

健康脫貧有一環就叫做「政策上墻」:每個地方都印刷大量關於貧困人口健康脫貧政策解讀的宣傳資料,每個家庭都要把它貼上墻;每個農村家庭醫生上門以後都要在墻上的家庭醫生簽約手冊簽上日期。因為過去有的村醫沒有按時履約,沒有完成一個月上門一次的約定;有的貧困人口的文化素質也比較低,可能家庭醫生上門問診了之後他們自己都不記得。

家庭醫生服務有不同的套餐:初級包是最基本的套餐,包括量血壓、測血糖、尿常規,這些常規檢查,一年就幾十塊,還有中級包和高級包。如果本身疾病比較嚴重的話,醫生可能會要求村民簽高級包,一年也就一百大幾十塊錢,國家有資金補貼的。如果你是貧困人口的話,這些套餐就都不用交錢。

村醫上門問診都要有記錄。以前是寫文字資料,寫完後還要再輸入電腦。很多村醫年齡大了,工作多,又要上門,又要寫報告,又要錄入系統,有時候忙不過來,村醫力量也薄弱。現在有一個雙卡制,下載一個APP系統後,村醫每到一個家庭,就把血壓等檢查信息記錄到這一戶的APP檔案系統裏。現在國家好像還發了一種特製的機器,一個類似於平板電腦的設備,來給村醫輸入信息。

我遇到的貧困戶都說這個政策太好了,以前遇到這個病就在家裏等死了,感謝黨,感謝政府。

總的來說,村醫的工作量增加了,但工資沒有變。村醫都很累,內部也面臨著老化問題,因為那些有職業醫生執照的、年輕的醫生都到城裏去了。去年10月份,我們市下面一個縣裏有個村醫,五十多歲,出車禍死了。那天早上他準備將村裏的貧困戶帶到縣城醫院體檢,約好在村裏某個人家裏集合,結果他在去的路上被車子撞死了。最後也沒有受到表彰、沒有被媒體報道。因為要上媒體的話,必須要通過扶貧部門。扶貧部門一看,一他不是共產黨員,二他是村醫,不是正式在編制內的醫生,就沒登報。我去鄉鎮檢查的時候,有人在手機上翻出了他的照片給我看,長得還挺帥的,也就才五十出頭吧。

健康脫貧的政策是很好的。以前有的村根本沒有村醫,也沒有衛生室。發現這個問題之後,我們就把縣裏面的醫生下派到村裏,搞房子搞衛生室、讓村醫進村。我們市裏面對地方的脫貧工作進行督導。層層壓實責任、層層落實。我遇到的貧困戶都說這個政策太好了,以前的話遇到這個病就在家裏等死了,感謝這個黨,感謝這個政府,沒想到現在有這麼好的政策。

崔小小,山東某大學公共管理系大四學生,參與脫貧項目的回訪

我在2017年冬天去過山東省的貧困縣採訪貧困戶,做社會調研。當時挺正式的,據說是省政府找到我們學院,我們收集完的資料都是要上報的。當時全年級都在忙這個,整理核對得非常嚴謹。我們這個項目應該屬於對脫貧攻堅的後續回訪。

去之前,學校有給我們開大會,教我們一些採訪的注意事項。譬如到現場一定要錄音、拍照。還給我們發了一本小冊子,小冊子上面列了所有要問的問題,我們就照著問,幾十條肯定有。我們還要照著填表,包括你的年收入、每年領取的低保金額、村幹部(編註:下文出現的「村幹部」指本村幹部或城裏派來的扶貧幹部)有沒有來看你、過年有沒有發糧油、飲用水是否方便、對政府工作是否滿意等等。

我們是坐學校組織的大巴車去的。一整個年級的人都過去,有將近三百個人。在車上大家的心情其實是很不情願的。我們學院組織了三次,前兩次是自願參加,第三次是強制參加。我們寢室六個人裏面有四個人參加了前兩次的調研,回來都說特別特別累,表格的工作量很大。我當時還很慶幸自己沒有去,但沒想到第三次要強制去。

2016年2月17日,廣州珠江新城區,一個小孩在被拆毀的居民樓附近玩耍。

2016年2月17日,廣州珠江新城區,一個小孩在被拆毀的居民樓附近玩耍。攝:Zhong Zhi/Getty Images

不過那兒的村民都挺好的,他們會給我們送點東西,當地政府也送,比如水杯、帆布包什麼的,一些不值錢的小東西。中午飯也是他們包。我們飯有兩種,一是學校帶我們吃,去那種普通小飯店,味道一般般,葷菜就幾個;另一種是在政府食堂吃,就是貧困村請我們吃,吃那種土菜,味道非常好。早上我們吃酒店的自助餐,我記得葷菜就一個雞蛋,反正當時我難以下嚥。我們住在快捷酒店格林豪泰,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那個加盟連鎖的格林豪泰。路上學校會發什麼達利園小麵包讓我們帶著吃。反正我們學校很摳門。不過事成以後給了我們一人一百塊錢。不過前兩次都沒有錢,是自願的,只有第三次發錢。

我去了兩天半,星期五下午去的,星期六呆了一天,星期天呆了一個上午,每半天走一個村子的話,就是去了四個村子,一共去了應該有將近三十戶。回來也要負責計算整理將近三十張貧困戶的表格。

我們去每家每戶訪問,都是有村幹部在旁邊陪著我們的。所以村民不可能和我們說不好的情況,所有問題的答案都是滿意。我猜測村民應該也不能說一些他們很想說的話吧。有的人事先知道我們要去調研了,提前準備了一張表,上面列了年收入、拿了多少補助、醫保補貼多少錢、土地被征收國家後領了多少錢……有的準備得非常齊全,等著我們去抄了。

我們拿回來以後就一個一個核對,各種數字加在一起。按國家標準,年收入三千元就算脫貧了。如果他年收入沒有達到三千元那就麻煩了,你就要列出充分的證據證明他沒有脫貧。但大部分貧困人口的年收入都處在五六千左右。

我非常不明白的一點是,我去了幾個村子,每個村的脫貧意願是不一樣的,有的村希望自己繼續處於一個貧困的狀態中。

工作量很大、非常大,回來後要熬夜搞數字,要搞一天,時間也很緊。採訪的時候全程要錄音,訪問完要和困難戶拍合照留作記錄。我一開始還有點不好意思,後來就習慣了。有的村民還會和你拉拉家常,但是因為有時間限定,你也沒什麼時間和心情去談笑風生。

這個調查也不算特別精確吧。我非常不明白的一點是,我去了幾個村子,每個村的脫貧意願是不一樣的,有的村希望自己繼續處於一個貧困的狀態中。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我問一戶人家養家禽有沒有賺錢,一開始他說他賺錢了,我當時正背對著村幹部,村幹部好像給他使了個眼色,然後他又改口說他沒賺。我猜想可能是村幹部覺得,村裏的條件差,就可以多拿一點國家補助。

怎麼判斷村幹部和村民關係處得好不好?這太容易了。有的人你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是個幹部,講得難聽點就是,就知道他是個官兒。有的村子,我從一戶人家到另一戶人家是步行的。有一個村的村幹部是開著奧迪車(奧迪車不是村幹部的,是村裏某個做生意的人的)來接我們。也是這個村幹部,我們到了貧困戶家裏,他就讓我抄那個表格,我就很被動。我能問的只有:某某某,這上面列的這筆數目的錢你拿到了嗎?他們只能說拿到了啊,村幹部就站在旁邊站著,肯定不能拆他的檯啊。

這個奧迪車村幹部,他每次都很迅速地把我拉到村民家裏面,迅速地讓我們抄完那些表格數字,迅速地把我送到下一家。他還跟我說,哎聽說你們那組都搞得差不多了,我當時一聽就很著急,因為我不想讓別人等我。所以我就趕緊抄完數字離開了。但結果一到集合的地方我發現大家都沒來,我在那裏等他們等了好久。我當時就想,應該是個村幹部想讓我趕緊走。

這個村幹部是唯一一個讓我感覺一般般的,而他的那個村子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最悲慘的。他的村子裏有一個老太太,帶著一個兒子。兒子是個光棍,看起來是個很善良的但智力不太好的人,很天真無邪的樣子。我問他問題,他都很認真地回答。訪問到最後,我們要留村民的聯繫方式時,他就拿出手機來,很認真地給我報出一串手機號碼,不是別的村民那種機械的感覺。他可能覺得這場調查是一場非常嚴謹的、真的能夠幫助到他的調查吧,但我不知道這個調查有沒有用。結合他們的生活環境還有他看著你滿懷期待的眼神,你會覺得有點對不住他。我看著心裏挺難受的。

其他的村幹部我感覺人都還挺好的。有個村幹部告訴我,他當初來到這裏的時候也是想一心撲在扶貧工作上,但後來就被各種雜七雜八的事務消磨了熱情。他說有時如果你不滿足村民的要求的話,他們就不會和你講道理,直接到你村委會門口鬧,這種感覺就像是被村民擺了一道。

有個村民和我說,家裏房頂壞了,上報後也沒人給他修。我就問村幹部,村幹部告訴我說,有的人你給他修了之後他不滿意,他故意這麼說,想讓你再給他修。

我還去了一戶人家裏,挺窮的,房間和房間之間都沒有隔斷,廚房旁邊直接就擺了張床,有個奶奶窩在床上面,有個大爺在旁邊照顧她。反正你一看就是一副悲慘世界的樣子。我出去後就感歎了一下:不容易。然後那個村幹部就對我說那是假象,他們也沒有看上去那麼不容易,他們小孩每個月都會給他們打幾千塊錢,你覺得可憐不代表是真的可憐。他告誡我不要太被眼前的景象所迷惑。有些貧困戶其實沒有那麼窮,只是表現得窮,這樣好拿補助。

還有個村子,村裏面有很多光棍,他們沒有老婆孩子,一個人住,年紀都挺大的了,去了你得喊他們爺爺。我去了一個光棍家裏,他生活得一般般,房子挺小的。一進來就跟我說,他感謝黨、很愛黨。那種發自內心地在表達他的感想:他真的很愛黨。我也不知道這些光棍是怎麼過的,沒有人照顧他們,年收入也就幾千塊錢。

我觀察到有的人家裏的的確確,在農村來說,過得算是不錯的。屋子挺大的,有電器,鋪著地板磚。這樣的家庭不在少數。但有的人家,我看到的話會想,如果這樣的生活環境就算是脫貧了的話,那這個貧困標準定得的確是有那麼一點低。那種生活環境,你讓我在那裏住一天我都不太願意:小土房子、水泥地、燈光昏暗……但這樣的情況在我調查的幾個村裏面算少數。

看到那些貧窮的人我還是覺得很悲哀,我很難想象他們是怎麼在那種矮破陰暗的房子裏面度過一生的,太苦了。

應受訪者要求,張國清、顧曼和崔小小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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