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與了一場尷尬的罷工試驗

一個管理級同事問我:「我應該支持你們長期參與這一場運動,抑或支持你們這個禮拜罷工更有用?」
「廣告公民」四個成員姚冠東、Grace、阿草及Bella (化名)
逃犯條例 香港 中港關係 公民社會 勞工

編者按:香港反修例運動蔓延半年不息,面對政府的拖延和迴避態度,勇武不斷升級暴力的同時,民間呼籲各行業罷工的聲音始終不斷,「大人罷工,小孩不用衝」——這口號在香港成了隨處可見的塗鴉,而真正造成大面積影響的罷工始終沒有發生。邁入12月,廣告業界發起一星期罷工,是反抗運動以來最長時間的一次罷工,卻又被稱為一場影響微小的罷工。我們邀請了一位身處其中的廣告界從業員,嘗試紀錄其中的掙扎和思考。

11月中,小隊主管、我的直屬上司X小姐在公司Whatsapp 群組裏傳來一張廣告界的罷工海報,海報呼籲廣告界要在12月第一週罷工一星期。或許因為大老闆也在群裡的關係,大家紛紛沈默,已讀不回。

工作累了,我和X小姐去「煙Break」(抽菸休息),一邊吞雲吐霧,一邊苦惱到底廣告界罷工有什麼用。「農業和工業都是真正會生產的產業,商業已經是這些產業的副產品,」X小姐笑著自嘲,而廣告業更是這些「副產品」的「副產品」。不過,X小姐說,無論如何,她都要參與。

香港反抗運動持續了整整半年,「罷工」一直是個尷尬的話題,也是像我一樣的「和理非」心頭的一條刺。早於6月12日,各路市民和示威者就開始呼籲罷工,但始終雷聲大雨點小。八五大罷工應是最劇烈的一次,不少金融人士、白領OL和航空業人士參與
,導致逾250班航機取消,職工盟估算當天近35萬人參與罷工。不過罷工似乎一直沒有成功動員巴士司機、地鐵職員等更公共服務業界。不久前,示威者在雙十一當日呼籲罷工,但響應者不多,最終癱瘓城市秩序的不是靠「和理非」放下飯碗,而是勇武示威者用暴力直接封了馬路和隧道,並引發其後慘烈的中大和理大校園衝突。

同一時間,「前線為你擋子彈,你連罷一日工都唔肯?」、「大人肯罷工,細路洗乜衝」等口號不斷在連登論壇上流傳。如果「和理非」為年輕人受傷和被捕而淌淚傷心,為什麼仍要清晨7時起床刷牙趕上班? 在香港,組織或參與一場罷工,為什麼這樣難?

我在一間約150名員工的中型本地廣告公司打工。公司風格一向自由開放,老闆們也支持民主改革,用時下的話來講,立場大概屬「淺黃」,每次罷工公司都同意員工按自己的意願參與。同事們都年輕得過份,大部分以不同程度投入這場運動,不過12月初的這一場廣告界罷工,我發現大家反應不算熱烈,而且還都帶著一肚子的問題及疑惑。

2019年8月5日,八五大罷工,早上有人阻阻礙港鐵車門關閉。
2019年8月5日,八五大罷工,早上有人阻阻礙港鐵車門關閉。

不暴力升級,可否「經濟私了」?

與以往幾次的一天罷工行動不同,這次廣告界罷工計畫為期一星期,公司的態度是開放又審慎。而同事們,既有人堅持罷工,又有人覺得還是要工作,後者就覺得,「不是等於我把前者的工作做了嗎?」

考慮到公平問題,管理層支持罷工同事的決定,但又兼顧堅持工作的同事,於是決定要求罷工的同事每罷兩天,便須申請一天有薪或無薪假作補償,等於是「請假罷工」。 結果大部分同事,包括我和X小姐都選擇了更靈活的「在家上班」,在家處理工作的同時,以不同程度參與是次罷工,還不用請假。

12月2日,罷工第一天,我跟一些同事一起出席廣告界罷工集會,當天大約有1500人參與。集會前,許多人在Telegram 群組問:「罷工五天,只得第一天有集會?之後幾天應做什麼?」集會的大台上,一個組織者大聲喊:「請大家自己想想,自己可怎利用這五天的罷工時間,為這場運動作一點貢獻。」

我決定紀錄這一場罷工。 第三天下午,我約了這次罷工的四個組織者 — Grace、姚冠東、阿草及Bella (化名) 聊一聊。那天的香港氣氛平靜,與航空、運輸、公共服務等行業不同,廣告界罷工似乎沒有給政府或社會帶來什麼壓力,一切照常運作。

「今次罷工可能是社會上影響最小的一次罷工。」投入廣告界超過20年、任職客戶服務(Account Servicing)的Bella說。眾人失聲大笑。廣告人不創作不接客一個星期,大概只是延遲了幾百個marketing campaign(營銷活動)的出街時間,或是讓一群客戶氣得跺腳至鞋跟險斷的程度。

「其實我們也不是打算要做成甚麼大影響,可能我們在經濟上造成一點影響,對民生可說是一點影響也沒有,但我們想做到的是,有些人先站出來告訴大家,(罷工)整件事是可行的,可一試的。」今年30多歲、於4As 廣告公司(屬香港廣告商會會員的廣告公司,多屬跨國廣告公司)從事媒體策劃的Grace說,「然後對客……我最多等下星期一再覆他們電郵。」

一個月前,一個廣告人建立了業界協商平台「廣告公民」,希望邀請同業一起討論成立公會以及進一步發動罷工的可能性, Grace、姚冠東、阿草及Bella其後加入,大家互不相識;參與者年齡層橫跨70後到90後。廣告人都習慣鬆散自由,過往幾乎從來沒有過什麼工業行動,這次大家聚在一起,和薪酬、年假等勞方權益無關,而是希望透過阻延產業運轉,向政府施加壓力,回應反修例運動的「五大訴求」。

群組內有20多人,有中小型廣告公司老闆,也有4As的員工,有人任職創作部,也有人做客戶服務部,當中積極參與的骨幹成員有十多個,最初大家在研究如何成立工會。中大、理大校園爆發劇烈警民衝突,大量示威者被捕之後,一班人深感罷工的急切性。大家發現成立工會需時數個月,加上在現有法例下,工會不能保障政治性罷工,決定「衝出來」先試一次號召業界罷工。

「還談工會傾章程?談完都已2047年。我覺得這個年代應該是take action(行動)的年代。Action is louder than words(行動比發言更有力)。」姚冠東說。他是一家香港中小型廣告公司的老闆,平時也有主持網台政治節目。

2019年12月2日,中環遮打花園舉行廣告界罷工集會,大約有1500人參與。
2019年12月2日,中環遮打花園舉行廣告界罷工集會,大約有1500人參與。

這一群人聚在一起,其中一股推動的力,是大人或中年人對年輕人的愧疚。

他們都記得,雙十一「黎明行動」中有示威者對搭巴士上班的人大喊:「乜你哋咁鍾意返工咩?(為什麼你們這麼喜歡上班?)」「前線為你擋子彈呀!要罷工真係咁難?(罷工真的這麼難嗎?)」

「成年人見到真的好傷心,但我覺得我們沒有籍口只是坐在這裡傷心。我好希望罷工可以讓前線手足不會覺得孤單。」經營小型廣告公司的阿草說。

而對於姚冠東來說,有兩個畫面留下了烙印。7月1日佔領立法會晚上,44歲的姚冠東和幾個年紀相仿的朋友站在立法會前,大家看著一地粉碎的玻璃,掙扎要不要進入立法會,最後還是擔心法律風險,沒有跨過去。另一片記憶,是他到中大幫忙救援,一個牛高馬大的男生被水砲車的刺激性藍水射中,痛得大哭大叫;隔了一會他又在運動場上看見那個男生和其他同班你追我逐,開玩笑,他卻按捺不住,在運動場邊崩潰大哭。

「覺得『廢』到盡頭,就要開始辦事了。香港大部分人都不喜歡見到暴力。若果不暴力升級,我們可怎樣?要『經濟私了』去升級,給政府壓力,(要政府)真正回應市民訴求。」姚冠東說。

「如果我們有充裕的資金,就可以對抗政府」

不過,在發起一場真正的「經濟私了」、癱瘓城市秩序之前,「私了」先發生在同事與同事、上司與同事之間。

參加完集會、了解罷工組織者之後,我開始找身邊罷或不罷工的同事們聊天。公司大概有七成人全五天罷工或選擇「在家工作」,星期一的辦公室空蕩蕩的,但過了兩、三天,電腦後又漸漸浮現二十多個埋首工作的身影。

同事R先生是客戶服務部的大佬,平時愛說話嗆人,但做事認真講道理。這一整個星期,他都選擇不罷工,每天如常上班。

這晚,R先生一邊扒OT飯(超時工作期間所吃的晚飯),一邊催促我快點完成訪問。

「這週不罷工?」我直接問。

R先生:「我看目的做人。如果最終是很多界別一齊罷,目的是拖垮經濟,我才去做。還有,我會想到底怎樣才叫支持這場運動,支持這班員工?現在市道這麼差,外面market不好,我覺得應該要financially secure這家公司,等你們不要被人炒更重要。」

R先生手下,同事們大概有一半選擇「在家工作」。他對同事抱信任態度,並沒有理會在家工作的員工是否有真的工作。

「其實我覺得(在家工作)好戇居…… 我覺得兩件事都沒有做好—— 你沒有100%做好自己工作,但又沒有參與罷工,整件事多X餘。尤其我們agency (廣告中介) 處於下風,為客戶提供服務,在罷工前、後一樣要把工作完成,並沒有特別拖垮什麼。」

他說經歷了這場運動,自己的一大改變可能是「想法深入和理性了」。「我看好多人因為怒氣而影響判斷,但我就會看哪一邊的路才是有用的?怎樣才最幫到這件事?」

「我應該支持你們長期參與這場運動,抑或支持你們這個禮拜罷工更有用?」他快速的自問自答,「我覺得是前者。」

一向予人「勤快小寶寶」形象的F小姐,是R先生的下屬。這星期她罷了兩天工,在接下來的三天還是忍不住回公司工作。

「我們實行的是責任制。小的不做,就由中層做;中層不做,就由高層做。」她無奈的說。但罷工不就是要顛覆現行制度嗎?「其實我可以義無反顧地放下工作。之前8月5日罷工也是這樣。但可能今次只得一個業界罷工,太少noise(聲音),我覺得沒有效。」F小姐補充。

「加上,如果我們老闆是壞蛋,我也不介意令公司損失生意。 但我們也算是間黃色企業,我們是否要拖垮我們的同路人呢?」

2019年12月2日,廣告界罷工集會,嘉賓上台分享。
2019年12月2日,廣告界罷工集會,嘉賓上台分享。

F小姐說,她在運動中算是「半個前線」,會參與設路障和撲滅催淚彈。不過,面對「前線幫你擋子彈,你仲唔罷工?」論,她說自己也有質疑。

「我們真的不用吃飯嗎?如果我們有充裕的資金,就可以對抗政府;但我們窮得只得勞力,現在對抗擁有無限資本的政府和藍絲,我們會戰死呀。」

她說,自己眼中的終極方法不是「經濟私了」,而是「全民勇武」,200萬人無懼子彈一起「送頭」,用鮮血換取一個時代。過去數月以來,她認為自己已做好被捕、受傷的準備,她說自己也可以接受「送頭」,但還是有些矛盾。

「我認為,即使我現在於這場運動上送上生命,政府也不會重視。但如果有一天我覺得是值得這樣做的話,也會願意付上性命。」

罷工要靠深耕細作

其實,即使是「廣告公民」的搞手們,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不創作、不製作、不Con Call、不開會、不Email」。

一邊籌備業界罷工,Bella一邊幫罷工的同事工作。「好老實講我也不能罷足五天。因為有project跟了幾個月,難道你甘心看見幾個月的努力付諸流水嗎?」

「很難的,我覺得像吃素:你選擇全素還是蛋奶素?」阿草說。作為老闆,她今次堅決選擇「全素」,其公司選擇不接新工作及延後現有的所有工作。

「我們都在慢慢改變習慣吧。今次我跟客人說,這個星期我不工作,先把手上項目延後;下次我就不會延後,而是完完全全罷工,」阿草說,「我從來不覺得罷工是做一次就成功的事情。」

「廣告公民」也曾經嘗試聯合其他界別,發起跨界別的罷工。 他們曾出席「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的會議,跟其他界別交流,最後發現其他界別發動罷工比想像中困難得多。

「比如說金融界原來有30多萬從業員,行業板塊很寬,若要罷工,要確保有3、4成人參加,才不會貿然『送頭』被炒。」Grace說。

在這場反抗運動之前,罷工在香港,是稀有的事。有人覺得這是因為香港人出名勤快、愛上班、怕老闆,也有人認為,是因為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勞工總是處於弱勢。直到今天,香港仍沒有就標準最低工時進行立法。而儘管成立工會在香港並不困難,至今香港仍有大量僱員沒有任何工會支援。

2018年2月24日,九巴「月薪車長大聯盟」於晚上8點發起罷駛,聯盟發起人葉蔚琳和個別車長於尖沙咀麼地道巴士總站將巴士停下、響號。
2018年2月24日,九巴「月薪車長大聯盟」於晚上8點發起罷駛,聯盟發起人葉蔚琳和個別車長於尖沙咀麼地道巴士總站將巴士停下、響號。

香港《僱傭條例》等法例保障僱員因勞資關係而罷工的權利,並規定僱主不能因僱員參與罷工而進行「即時解僱」,不過秋後算賬並不罕見。2018年,巴士司機因薪酬問題而發起罷工,但事後,主力參與罷工的巴士司機葉蔚琳等遭解僱,事件引發社會輿論關注,葉蔚琳等司機才獲復工。

而對於以罷工等方式抗議政治議題和政府施政的政治罷工,香港法例目前更是沒有任何保障。事實上,政治罷工的權利是否應受法律保障,在國際上也是一個爭議話題。

「香港人要參與罷工,最大的恐懼一定是被解僱。」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對我表示。「我們要想的是如何集體去保障自已?就是要『數人頭』!假使參與罷工的人數夠多,老闆又怎麼敢全部解僱他們?」

李卓人認為,成立工會是必要的,因為可以點算人數、開會員大會,令工人從中得到信心及集體保障。

同一時間,法國民眾因反對總理馬克龍的退休金改革,於12月5日開始由工會發起聲勢浩大的無限期大罷工 —— 罷工首天一共有約140萬人參與,導致列車停運、航班取消及學校停課等,社會大規模癱瘓,截至發稿時,罷工依然繼續,工會代表正與政府談判。

李卓人表示,法國擁有源遠流長的工會及工人運動歷史,至今仍不時發動聯合界別罷工,對罷工駕輕就熟;而且,工人可享受免解僱權及集體談判權。

2019年12月5日,法國巴黎北站,列車因車長罷工而停駛,車站空無一人。
2019年12月5日,法國巴黎北站,列車因車長罷工而停駛,車站空無一人。

法國現行法例對罷工的保障比香港周全和成熟。私人行業員工只須兩人以上參與,不用工會發起也能發動罷工;而公共、教育、交通等行業罷工則須由工會發起,而且需要於固定日子前通知僱主。

「對他們來說,罷工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李卓人說。回望香港,工會鬆散且積弱,抗議勞資問題的大型罷工已不容易組織,遑論政治型罷工。

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霖也說,罷工需要強大的工會組織。「罷工要靠深耕細作,要做好宣傳教育,培養會員意識, 如教群眾應付老闆的方法,慢慢積累知識,才可以把點、線、面都連結起來,真正開始罷工。」他亦強調即使罷工成功,亦非常需要工會作後續工作,比如由工會代表跟老闆及政府談判條件。

梁寶霖認為,即使是一場政治性罷工,也不應忽略與勞工相關的經濟訴求,才能吸引更多人的參與。「就好像是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工人當時提出的16點訴求有經濟及政治訴求,他們要求8小時工作制,同時爭取立法會直選。這樣混合的訴求才可滿足工人運動本身的經濟及政治需要。」

「罷工從來是一場博弈」

未來,「廣告公民」表示暫不會籌組工會,姚冠東認為罷工不應由「由上而下」的大台發動,應該由大家「自發參與」;不過,另一Telegram群組「廣告同路人」正在準備組織工會,「廣告公民」亦全力支持。

「廣告公民」的終極想像,是成立一間「黃色Agency(廣告代理公司)」。「我們希望可以把政治立場相近的設計師、公司連結起來,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香港人市場,擺脫中國對我們的影響。」姚冠東說。

不過,中國因素在當前香港經濟中無孔不入,徹底擺脫並非短期可以想像的目標,而另一方面,香港會否發起一場聯合不同界別的大罷工,始終仍是一個尷尬的話題。廣告界罷工進入尾聲的時候,連登上有人發帖批評:「廣告界罷工根本是一場show。」

到底廣告界罷工是不是只是像賣了一場廣告?X小姐依然樂觀。「罷工從來是一場博弈—— 若果全民參與大三罷,我們一定會贏;但如果少人參加,兩邊都會輸得很慘。今次罷工對我來說是一次Beta(測試版本)計劃,雖然未必有很大效果,但起碼讓大家知道身邊有同路人,更了解『罷工』是怎樣一回事。」

結果在我身邊同事中,這五天罷工過得最充實的就是X小姐。在罷工的最後一天,我一邊寫這篇紀錄文章,一邊跟她通電話,她這樣數算這五天的「戰績」:「這個星期我產出的(運動)文宣數量是平時的5倍,一共做了20幾張。每天做文宣的時間比平時上班時間更長。」

轉眼又將到星期一。12月9日,這天恰好是示威者發起的新一輪大三罷行動,但各界反應不算熱烈。Telegram 與這天行動有關的群組裡,大家在說著「又話各區開花?我嗰區乜人都無(又說各區開花,我那個區什麼人都沒有)」、「我食咗成個鐘風(我吃了一個小時風了)」的留言。而罷工一星期之後的這一天,我們的辦公室一早坐滿在電腦前埋頭工作的同事們,沒有人談起上星期的罷工。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Bella為化名。)

讀者評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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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政体改革就像是高考,罢工就是考前复习。如果你有钱的爸妈对你说不用高考上大学也能保你吃喝不愁生活优渥,你还会努力考前复习吗?香港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应届生,内心纠结是为了自立自强拼搏一把还是享受当下,醉生梦死。所以也不是放下一切认真复习,也没有丢开书本彻底放弃。

  2. 慢慢来,是次运动动员了更多的人关注政治,走上表达自己意见的道路,这个趋势是无可阻挡的。抗争者会利用自己的经验去更好地完成下一次抗争。

  3. 文中訪問的工運研究者是否應是梁寶龍而非梁寶霖?

  4. 如果認為罷工是手段中最快最強的話,根本不需全民罷工,只要發電廠罷工才最快最強。商業罷工不如在藍色企業中hea 做、亂做,減低其競爭力,長遠毒害支持政府的企業。因為作為員工,只要轉工就解決了問題。提外話,說到錢,政府怎及民間有錢,簡單數學,政府收稅大約25%,等於75%盈利在民間。

  5. 香港要對付中共還是辛苦了
    年輕人的死也還是無辜的
    唉 太沈重

  6. 贴地的文章,里面的一些算计其实代表现在香港的情况还没有大家口中说的那么差,还没到义无反顾的程度。

  7. 好文章,反映好多罷工者同和理非面對既問題同困難。冇大台,只靠共識好難組織出具更廣泛影響力既呢類活動。

  8. 罢工前就否决罢工太草率了,因为罢工的过程中还会发生很多化学反应,甚至只是为以后埋下伏笔。罢工本身就是促进大家关心运动,多一分关心,就会有很多思考,对整个运动也是有帮助的。

  9. The British can strike , the French can strike, why HongKong People can not? Don’t put the blame on the social system. The only reason is selfishness and cowardice.

  10. 三罷問題真的好尷尬

  11. 吊,这报道记录了多个“典范”,好作未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