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了一场尴尬的罢工试验

一个管理级同事问我:“我应该支持你们长期参与这一场运动,抑或支持你们这个礼拜罢工更有用?”
逃犯条例 香港 中港关系 公民社会 劳工

编者按:香港反修例运动蔓延半年不息,面对政府的拖延和回避态度,勇武不断升级暴力的同时,民间呼吁各行业罢工的声音始终不断,“大人罢工,小孩不用冲”——这口号在香港成了随处可见的涂鸦,而真正造成大面积影响的罢工始终没有发生。迈入12月,广告业界发起一星期罢工,是反抗运动以来最长时间的一次罢工,却又被称为一场影响微小的罢工。我们邀请了一位身处其中的广告界从业员,尝试纪录其中的挣扎和思考。

11月中,小队主管、我的直属上司X小姐在公司Whatsapp 群组里传来一张广告界的罢工海报,海报呼吁广告界要在12月第一周罢工一星期。或许因为大老板也在群里的关系,大家纷纷沉默,已读不回。

工作累了,我和X小姐去“烟Break”(抽烟休息),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苦恼到底广告界罢工有什么用。“农业和工业都是真正会生产的产业,商业已经是这些产业的副产品,”X小姐笑著自嘲,而广告业更是这些“副产品”的“副产品”。不过,X小姐说,无论如何,她都要参与。

香港反抗运动持续了整整半年,“罢工”一直是个尴尬的话题,也是像我一样的“和理非”心头的一条刺。早于6月12日,各路市民和示威者就开始呼吁罢工,但始终雷声大雨点小。八五大罢工应是最剧烈的一次,不少金融人士、白领OL和航空业人士参与
,导致逾250班航机取消,职工盟估算当天近35万人参与罢工。不过罢工似乎一直没有成功动员巴士司机、地铁职员等更公共服务业界。不久前,示威者在双十一当日呼吁罢工,但响应者不多,最终瘫痪城市秩序的不是靠“和理非”放下饭碗,而是勇武示威者用暴力直接封了马路和隧道,并引发其后惨烈的中大和理大校园冲突。

同一时间,“前线为你挡子弹,你连罢一日工都唔肯?”、“大人肯罢工,细路洗乜冲”等口号不断在连登论坛上流传。如果“和理非”为年轻人受伤和被捕而淌泪伤心,为什么仍要清晨7时起床刷牙赶上班? 在香港,组织或参与一场罢工,为什么这样难?

我在一间约150名员工的中型本地广告公司打工。公司风格一向自由开放,老板们也支持民主改革,用时下的话来讲,立场大概属“浅黄”,每次罢工公司都同意员工按自己的意愿参与。同事们都年轻得过份,大部分以不同程度投入这场运动,不过12月初的这一场广告界罢工,我发现大家反应不算热烈,而且还都带著一肚子的问题及疑惑。

2019年8月5日,八五大罢工,早上有人阻阻碍港铁车门关闭。
2019年8月5日,八五大罢工,早上有人阻阻碍港铁车门关闭。

不暴力升级,可否“经济私了”?

与以往几次的一天罢工行动不同,这次广告界罢工计划为期一星期,公司的态度是开放又审慎。而同事们,既有人坚持罢工,又有人觉得还是要工作,后者就觉得,“不是等于我把前者的工作做了吗?”

考虑到公平问题,管理层支持罢工同事的决定,但又兼顾坚持工作的同事,于是决定要求罢工的同事每罢两天,便须申请一天有薪或无薪假作补偿,等于是“请假罢工”。 结果大部分同事,包括我和X小姐都选择了更灵活的“在家上班”,在家处理工作的同时,以不同程度参与是次罢工,还不用请假。

12月2日,罢工第一天,我跟一些同事一起出席广告界罢工集会,当天大约有1500人参与。集会前,许多人在Telegram 群组问:“罢工五天,只得第一天有集会?之后几天应做什么?”集会的大台上,一个组织者大声喊:“请大家自己想想,自己可怎利用这五天的罢工时间,为这场运动作一点贡献。”

我决定纪录这一场罢工。 第三天下午,我约了这次罢工的四个组织者 — Grace、姚冠东、阿草及Bella (化名) 聊一聊。那天的香港气氛平静,与航空、运输、公共服务等行业不同,广告界罢工似乎没有给政府或社会带来什么压力,一切照常运作。

“今次罢工可能是社会上影响最小的一次罢工。”投入广告界超过20年、任职客户服务(Account Servicing)的Bella说。众人失声大笑。广告人不创作不接客一个星期,大概只是延迟了几百个marketing campaign(营销活动)的出街时间,或是让一群客户气得跺脚至鞋跟险断的程度。

“其实我们也不是打算要做成甚么大影响,可能我们在经济上造成一点影响,对民生可说是一点影响也没有,但我们想做到的是,有些人先站出来告诉大家,(罢工)整件事是可行的,可一试的。”今年30多岁、于4As 广告公司(属香港广告商会会员的广告公司,多属跨国广告公司)从事媒体策划的Grace说,“然后对客……我最多等下星期一再覆他们电邮。”

一个月前,一个广告人建立了业界协商平台“广告公民”,希望邀请同业一起讨论成立公会以及进一步发动罢工的可能性, Grace、姚冠东、阿草及Bella其后加入,大家互不相识;参与者年龄层横跨70后到90后。广告人都习惯松散自由,过往几乎从来没有过什么工业行动,这次大家聚在一起,和薪酬、年假等劳方权益无关,而是希望透过阻延产业运转,向政府施加压力,回应反修例运动的“五大诉求”。

群组内有20多人,有中小型广告公司老板,也有4As的员工,有人任职创作部,也有人做客户服务部,当中积极参与的骨干成员有十多个,最初大家在研究如何成立工会。中大、理大校园爆发剧烈警民冲突,大量示威者被捕之后,一班人深感罢工的急切性。大家发现成立工会需时数个月,加上在现有法例下,工会不能保障政治性罢工,决定“冲出来”先试一次号召业界罢工。

“还谈工会倾章程?谈完都已2047年。我觉得这个年代应该是take action(行动)的年代。Action is louder than words(行动比发言更有力)。”姚冠东说。他是一家香港中小型广告公司的老板,平时也有主持网台政治节目。

2019年12月2日,中环遮打花园举行广告界罢工集会,大约有1500人参与。
2019年12月2日,中环遮打花园举行广告界罢工集会,大约有1500人参与。

这一群人聚在一起,其中一股推动的力,是大人或中年人对年轻人的愧疚。

他们都记得,双十一“黎明行动”中有示威者对搭巴士上班的人大喊:“乜你哋咁钟意返工咩?(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上班?)”“前线为你挡子弹呀!要罢工真系咁难?(罢工真的这么难吗?)”

“成年人见到真的好伤心,但我觉得我们没有籍口只是坐在这里伤心。我好希望罢工可以让前线手足不会觉得孤单。”经营小型广告公司的阿草说。

而对于姚冠东来说,有两个画面留下了烙印。7月1日占领立法会晚上,44岁的姚冠东和几个年纪相仿的朋友站在立法会前,大家看著一地粉碎的玻璃,挣扎要不要进入立法会,最后还是担心法律风险,没有跨过去。另一片记忆,是他到中大帮忙救援,一个牛高马大的男生被水砲车的刺激性蓝水射中,痛得大哭大叫;隔了一会他又在运动场上看见那个男生和其他同班你追我逐,开玩笑,他却按捺不住,在运动场边崩溃大哭。

“觉得‘废’到尽头,就要开始办事了。香港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见到暴力。若果不暴力升级,我们可怎样?要‘经济私了’去升级,给政府压力,(要政府)真正回应市民诉求。”姚冠东说。

“如果我们有充裕的资金,就可以对抗政府”

不过,在发起一场真正的“经济私了”、瘫痪城市秩序之前,“私了”先发生在同事与同事、上司与同事之间。

参加完集会、了解罢工组织者之后,我开始找身边罢或不罢工的同事们聊天。公司大概有七成人全五天罢工或选择“在家工作”,星期一的办公室空荡荡的,但过了两、三天,电脑后又渐渐浮现二十多个埋首工作的身影。

同事R先生是客户服务部的大佬,平时爱说话呛人,但做事认真讲道理。这一整个星期,他都选择不罢工,每天如常上班。

这晚,R先生一边扒OT饭(超时工作期间所吃的晚饭),一边催促我快点完成访问。

“这周不罢工?”我直接问。

R先生:“我看目的做人。如果最终是很多界别一齐罢,目的是拖垮经济,我才去做。还有,我会想到底怎样才叫支持这场运动,支持这班员工?现在市道这么差,外面market不好,我觉得应该要financially secure这家公司,等你们不要被人炒更重要。”

R先生手下,同事们大概有一半选择“在家工作”。他对同事抱信任态度,并没有理会在家工作的员工是否有真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在家工作)好戆居…… 我觉得两件事都没有做好—— 你没有100%做好自己工作,但又没有参与罢工,整件事多X余。尤其我们agency (广告中介) 处于下风,为客户提供服务,在罢工前、后一样要把工作完成,并没有特别拖垮什么。”

他说经历了这场运动,自己的一大改变可能是“想法深入和理性了”。“我看好多人因为怒气而影响判断,但我就会看哪一边的路才是有用的?怎样才最帮到这件事?”

“我应该支持你们长期参与这场运动,抑或支持你们这个礼拜罢工更有用?”他快速的自问自答,“我觉得是前者。”

一向予人“勤快小宝宝”形象的F小姐,是R先生的下属。这星期她罢了两天工,在接下来的三天还是忍不住回公司工作。

“我们实行的是责任制。小的不做,就由中层做;中层不做,就由高层做。”她无奈的说。但罢工不就是要颠覆现行制度吗?“其实我可以义无反顾地放下工作。之前8月5日罢工也是这样。但可能今次只得一个业界罢工,太少noise(声音),我觉得没有效。”F小姐补充。

“加上,如果我们老板是坏蛋,我也不介意令公司损失生意。 但我们也算是间黄色企业,我们是否要拖垮我们的同路人呢?”

2019年12月2日,广告界罢工集会,嘉宾上台分享。
2019年12月2日,广告界罢工集会,嘉宾上台分享。

F小姐说,她在运动中算是“半个前线”,会参与设路障和扑灭催泪弹。不过,面对“前线帮你挡子弹,你仲唔罢工?”论,她说自己也有质疑。

“我们真的不用吃饭吗?如果我们有充裕的资金,就可以对抗政府;但我们穷得只得劳力,现在对抗拥有无限资本的政府和蓝丝,我们会战死呀。”

她说,自己眼中的终极方法不是“经济私了”,而是“全民勇武”,200万人无惧子弹一起“送头”,用鲜血换取一个时代。过去数月以来,她认为自己已做好被捕、受伤的准备,她说自己也可以接受“送头”,但还是有些矛盾。

“我认为,即使我现在于这场运动上送上生命,政府也不会重视。但如果有一天我觉得是值得这样做的话,也会愿意付上性命。”

罢工要靠深耕细作

其实,即使是“广告公民”的搞手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不创作、不制作、不Con Call、不开会、不Email”。

一边筹备业界罢工,Bella一边帮罢工的同事工作。“好老实讲我也不能罢足五天。因为有project跟了几个月,难道你甘心看见几个月的努力付诸流水吗?”

“很难的,我觉得像吃素:你选择全素还是蛋奶素?”阿草说。作为老板,她今次坚决选择“全素”,其公司选择不接新工作及延后现有的所有工作。

“我们都在慢慢改变习惯吧。今次我跟客人说,这个星期我不工作,先把手上项目延后;下次我就不会延后,而是完完全全罢工,”阿草说,“我从来不觉得罢工是做一次就成功的事情。”

“广告公民”也曾经尝试联合其他界别,发起跨界别的罢工。 他们曾出席“二百万三罢联合阵线”的会议,跟其他界别交流,最后发现其他界别发动罢工比想像中困难得多。

“比如说金融界原来有30多万从业员,行业板块很宽,若要罢工,要确保有3、4成人参加,才不会贸然‘送头’被炒。”Grace说。

在这场反抗运动之前,罢工在香港,是稀有的事。有人觉得这是因为香港人出名勤快、爱上班、怕老板,也有人认为,是因为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劳工总是处于弱势。直到今天,香港仍没有就标准最低工时进行立法。而尽管成立工会在香港并不困难,至今香港仍有大量雇员没有任何工会支援。

2018年2月24日,九巴“月薪车长大联盟”于晚上8点发起罢驶,联盟发起人叶蔚琳和个别车长于尖沙咀么地道巴士总站将巴士停下、响号。
2018年2月24日,九巴“月薪车长大联盟”于晚上8点发起罢驶,联盟发起人叶蔚琳和个别车长于尖沙咀么地道巴士总站将巴士停下、响号。

香港《雇佣条例》等法例保障雇员因劳资关系而罢工的权利,并规定雇主不能因雇员参与罢工而进行“即时解雇”,不过秋后算账并不罕见。2018年,巴士司机因薪酬问题而发起罢工,但事后,主力参与罢工的巴士司机叶蔚琳等遭解雇,事件引发社会舆论关注,叶蔚琳等司机才获复工。

而对于以罢工等方式抗议政治议题和政府施政的政治罢工,香港法例目前更是没有任何保障。事实上,政治罢工的权利是否应受法律保障,在国际上也是一个争议话题。

“香港人要参与罢工,最大的恐惧一定是被解雇。”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对我表示。“我们要想的是如何集体去保障自已?就是要‘数人头’!假使参与罢工的人数够多,老板又怎么敢全部解雇他们?”

李卓人认为,成立工会是必要的,因为可以点算人数、开会员大会,令工人从中得到信心及集体保障。

同一时间,法国民众因反对总理马克龙的退休金改革,于12月5日开始由工会发起声势浩大的无限期大罢工 —— 罢工首天一共有约140万人参与,导致列车停运、航班取消及学校停课等,社会大规模瘫痪,截至发稿时,罢工依然继续,工会代表正与政府谈判。

李卓人表示,法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工会及工人运动历史,至今仍不时发动联合界别罢工,对罢工驾轻就熟;而且,工人可享受免解雇权及集体谈判权。

2019年12月5日,法国巴黎北站,列车因车长罢工而停驶,车站空无一人。
2019年12月5日,法国巴黎北站,列车因车长罢工而停驶,车站空无一人。

法国现行法例对罢工的保障比香港周全和成熟。私人行业员工只须两人以上参与,不用工会发起也能发动罢工;而公共、教育、交通等行业罢工则须由工会发起,而且需要于固定日子前通知雇主。

“对他们来说,罢工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李卓人说。回望香港,工会松散且积弱,抗议劳资问题的大型罢工已不容易组织,遑论政治型罢工。

香港工运史研究者梁宝霖也说,罢工需要强大的工会组织。“罢工要靠深耕细作,要做好宣传教育,培养会员意识, 如教群众应付老板的方法,慢慢积累知识,才可以把点、线、面都连结起来,真正开始罢工。”他亦强调即使罢工成功,亦非常需要工会作后续工作,比如由工会代表跟老板及政府谈判条件。

梁宝霖认为,即使是一场政治性罢工,也不应忽略与劳工相关的经济诉求,才能吸引更多人的参与。“就好像是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工人当时提出的16点诉求有经济及政治诉求,他们要求8小时工作制,同时争取立法会直选。这样混合的诉求才可满足工人运动本身的经济及政治需要。”

“罢工从来是一场博弈”

未来,“广告公民”表示暂不会筹组工会,姚冠东认为罢工不应由“由上而下”的大台发动,应该由大家“自发参与”;不过,另一Telegram群组“广告同路人”正在准备组织工会,“广告公民”亦全力支持。

“广告公民”的终极想像,是成立一间“黄色Agency(广告代理公司)”。“我们希望可以把政治立场相近的设计师、公司连结起来,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香港人市场,摆脱中国对我们的影响。”姚冠东说。

不过,中国因素在当前香港经济中无孔不入,彻底摆脱并非短期可以想像的目标,而另一方面,香港会否发起一场联合不同界别的大罢工,始终仍是一个尴尬的话题。广告界罢工进入尾声的时候,连登上有人发帖批评:“广告界罢工根本是一场show。”

到底广告界罢工是不是只是像卖了一场广告?X小姐依然乐观。“罢工从来是一场博弈—— 若果全民参与大三罢,我们一定会赢;但如果少人参加,两边都会输得很惨。今次罢工对我来说是一次Beta(测试版本)计划,虽然未必有很大效果,但起码让大家知道身边有同路人,更了解‘罢工’是怎样一回事。”

结果在我身边同事中,这五天罢工过得最充实的就是X小姐。在罢工的最后一天,我一边写这篇纪录文章,一边跟她通电话,她这样数算这五天的“战绩”:“这个星期我产出的(运动)文宣数量是平时的5倍,一共做了20几张。每天做文宣的时间比平时上班时间更长。”

转眼又将到星期一。12月9日,这天恰好是示威者发起的新一轮大三罢行动,但各界反应不算热烈。Telegram 与这天行动有关的群组里,大家在说著“又话各区开花?我𠮶区乜人都无(又说各区开花,我那个区什么人都没有)”、“我食咗成个钟风(我吃了一个小时风了)”的留言。而罢工一星期之后的这一天,我们的办公室一早坐满在电脑前埋头工作的同事们,没有人谈起上星期的罢工。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Bella为化名。)

读者评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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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政体改革就像是高考,罢工就是考前复习。如果你有钱的爸妈对你说不用高考上大学也能保你吃喝不愁生活优渥,你还会努力考前复习吗?香港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应届生,内心纠结是为了自立自强拼搏一把还是享受当下,醉生梦死。所以也不是放下一切认真复习,也没有丢开书本彻底放弃。

  2. 慢慢来,是次运动动员了更多的人关注政治,走上表达自己意见的道路,这个趋势是无可阻挡的。抗争者会利用自己的经验去更好地完成下一次抗争。

  3. 文中訪問的工運研究者是否應是梁寶龍而非梁寶霖?

  4. 如果認為罷工是手段中最快最強的話,根本不需全民罷工,只要發電廠罷工才最快最強。商業罷工不如在藍色企業中hea 做、亂做,減低其競爭力,長遠毒害支持政府的企業。因為作為員工,只要轉工就解決了問題。提外話,說到錢,政府怎及民間有錢,簡單數學,政府收稅大約25%,等於75%盈利在民間。

  5. 香港要對付中共還是辛苦了
    年輕人的死也還是無辜的
    唉 太沈重

  6. 贴地的文章,里面的一些算计其实代表现在香港的情况还没有大家口中说的那么差,还没到义无反顾的程度。

  7. 好文章,反映好多罷工者同和理非面對既問題同困難。冇大台,只靠共識好難組織出具更廣泛影響力既呢類活動。

  8. 罢工前就否决罢工太草率了,因为罢工的过程中还会发生很多化学反应,甚至只是为以后埋下伏笔。罢工本身就是促进大家关心运动,多一分关心,就会有很多思考,对整个运动也是有帮助的。

  9. The British can strike , the French can strike, why HongKong People can not? Don’t put the blame on the social system. The only reason is selfishness and cowardice.

  10. 三罷問題真的好尷尬

  11. 吊,这报道记录了多个“典范”,好作未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