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天：為什麼要上前？但我真的上前了嗎？

「為什麼要走得那麼前？你想被狗咬嗎？」她在我身後問。

雲在燒，初冬午後剛過的青空，失卻原本的顏色、氣味，是地表綠色人形物體發放的催淚瓦斯，把眼睛和心緒都燃點起來，令人們看一切都像燒著了。我們身處香港金融中心地段畢打街，直接站在一群「防暴警察」（或稱為「狗」、「警曱」、「綠色人形物體」⋯⋯不一而足）前面，身後有數百名身穿西服套裝、展示「中環價值」、於午休時間離開辦公室準備午膳的男女。他們部分加入了一身黑衣的蒙面示威者，佔據馬路，架起傘陣，與警對峙。

我沒有理會她，其實是不知道怎樣回答，因為我知道她不是害怕，事情來到這個地步，仍走到街上抗爭的人，已經不曉得，或者太曉得「恐懼」這兩字怎樣寫的了。

現場氣氛不能說不緊張，大家心知即將迎來的可能是拘捕、即場虐打，回到警署，無論是否檢控，兩天的扣查都會引發悲劇——我們已有共識集體拒絕保釋，所以被警察扣查48小時是「最低消費」。當年輕人不斷被暴警虐殺、強姦、雞姦、「被自殺」的消息滿天飛，未經證實卻已人人採信的謠言深入我們生活的每一刻每一處，我回頭看她稚嫰的面容，說不擔心只是騙人。

她只有十六歲，比月前失蹤然後聲稱跳海自殺的少女年長數個月，比被捕的最年幼抗爭者年長四歲。而僅僅在四個月前，7月1日的凌晨，我還以她的年紀毋須採取激進方式參與運動為由，阻止她加入「衝衝子」行列，衝入灣仔金紫荊廣場制止升旗儀式進行。那一天稍後，年輕人衝進立法會議事廳，宣讀示威宣言，標誌了「時代革命」的來臨。

身後人們在喊「解散警隊，刻不容緩」、「香港人報仇」等口號。數個月前，這些口號幾乎不可想像，當時最多在喊「黑警可恥」、「香港人加油」。當時還有和平理性的大遊行：6月9日，一百萬人走出來；6月16日，二百萬零一人走出來，之後不斷有數以十萬計的集會、遊行，然後當局連市民和平集會遊行的權利也剝奪，不批出不反對通知書，或者動輒引用《公安條例》中止合法活動，指摘群眾非法集結，大規模濫捕，而我和她，大部分時間都在現場。

傘陣中間豎起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黑旗，我和她一起見證了這句口號在遊行隊伍的誕生。那一天，群眾在當時還算安全的遊行後前往西環中聯辦——大家心目中真正治港的權力中心，我和她選擇暫時離隊進入干諾道中行車隧道（當時已堵路，行人可在馬路上前進），出來重新加入大隊時還聽見人漸在喊「沒有暴徒，只有暴政」，到達中環恆生銀行總行附近時，不曉得是誰突然喊出「光復香港」，大家幾乎沒有猶豫便接叫「時代革命」。本來是青年異見份子梁天琦參選立法會的政綱，剎時間成了最能維繫抗爭者的訊息。她幾乎用盡氣力把自己的聲音融入人群，在此起彼落的呼喊中她發現我沒有出聲，問了句：「你不叫嗎？」我指指自己的嘴，其實是哽咽了。心裡有什麼被移動了，空氣顯得和之前不再一樣。三秒後，眼淚緩緩流下臉頰。

那一天，也是群眾用墨塗污中聯辦門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一日；晚上元朗西鐵站就發生白衣人無差別攻擊乘客的「七二一」事件。

運動中，是什麼時候開始，一個十多歲少女，會超越本來帶著她前行的長輩的步伐，比他走得更前？我一度以為就是從7月21日開始，但真的嗎？

回到7月1日凌晨，我說服了她不加入突擊小隊，但當年輕人們開始在架設路障，她說要協助，我便讓她和一群女孩子去縛索帶，把拆掉的鐵欄綑在一起。當時下著大雨，我撐著傘，在一旁看著，對自己說是照顧她，心裡稍後清楚，自己是一個徹底的旁觀者。

鐵欄綑好了，要推到目的地，她看著我，雖然沒說什麼，但我好像讀出了意思，於是無法不戴上手套，和她一起把路障推行了數十米、數百米。那一天，我和她當然再一起吃了催淚瓦斯，當時她還沒有什麼裝備。

再回帶到6月12日，她第一次吸入催淚氣體，事後她在社交媒體這樣寫：「雖然呢個第一次係遲左啲，但今次確實係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什麼是真實的『抗爭』。」（雖然這個第一次遲了一些來到，但這次確實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什麼是真實的「抗爭」）那一天我帶著她，本來只打算「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地於公園靜坐，包圍立法會，以人數支援民主派議員在議事廳阻撓爭議性惡法《逃犯條例》修訂通過。她說要協助將物資傳上去最前線的示威者，於是我們愈走愈前。傳送的物資包括雪糕，可見當時的氣氛並不緊張，誰料警方防線突然撤後，人群下意識走上前，就在我們落入設計好的布袋後，催淚彈便來了，有兩枚恰好在我和她腳下爆開，立時涕淚俱下，還幾乎一頭栽進某綠色人形物體懷裡。好不容易狼狽後撤到較安全的地方，便傳出分別有人被橡膠子彈擊中眼部和腹部的消息；腹部中彈的人就在我們遇襲不遠處，後來證實是一名患上末期癌症還出來抗爭的中年人。

七年前的反國教運動，我曾帶著一個五年級小學生到政府總部集會支援；五年前的雨傘運動，佔領金鐘翌日，我帶著她到夏愨道「體驗」一下，並在隨後的日子於變成「夏愨村」的佔領區舉自製示威牌、溫習功課；反送中運動爆發，我對自己說，面對一個已經啟蒙的少女，一起抗爭是對她起碼的尊重。

然後，來到這一天，我猛然確認：不是我帶著她前進，恰好相反，而是因為她，我才可以走得這麼前。

這一天是2019年11月11日，運動的第156天，已先後有示威者中實彈受傷，有人懷疑逃避追捕墮樓喪生（一說被暴警推下），群眾第三度自發發起罷工罷市。在大清早阻塞交通行動之後，我們在中環會合，綠色人形物體列陣準備驅散人群，我跑了上前，她不情不願地跟著，她不想「送頭」。

「為什麼要走得那麼前？你想被『狗』咬嗎？」她問。我不知道怎樣回答，不留神回過頭來，她已失去了影蹤。

我來不及找她，「綠色物體」已移動了，滿街又布滿濃煙，他們越過了我，衝向示威者，專門選擇年輕人攻擊、拘捕，混亂中我收到她傳來的訊息：「上前不打『狗』，只是裝出不畏懼的姿態。我不想因為這樣被捕。」

我約她再會合，但她沒有正面回覆，良久才再傳來短訊：「稍後再見。」

我短訊她：「你不信任我可以保護你嗎？」她沒答話，但其實身體最誠實，她的行動已回應了我，綠色物體的行動也回答了我。因為我的年紀、我的行動方式，他們沒有以我為目標。當然在無差別攻擊和濫捕的現況下，我也有可能被捕、狂毆，但所承擔的風險，比她實在低太多。我不禁回憶跟她同行的日子，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她開始埋怨我上街不穿黑衣、不戴口罩，不上裝備。我笑著裝出不畏攻擊的樣子，她便沒好氣，別個臉去。此刻，我很清楚這種裝扮後面的懦怯：以不作抵抗（的模樣）換取不被攻擊，我跟不出來抗爭、仍在說「乖乖不出來便沒事」的順民和威權人格者之間，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在年輕人面前，我總無地自容。年輕示威者一直以來的犧牲，以至黃藍兩邊不同政見者所承受的傷害，其實都可以避免的，掌握資源和權力的成年人不是牢牢擁抱不知還有什麼意義的利益，便是做得太少。我們懶惰，我們姑息，我們懦怯，有付出的也總不夠多，雨傘運動以來的懺悔更一直沒有完成，甚至有開倒車之勢，才將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弄致如斯田地。不斷看著慘劇發生而只懂高呼心痛的成年人，是值得所有年輕人投以不信任票。

運動以「反送中」（反《逃犯條例》修訂）始，演變至爭取真雙普選、抗警暴、解散國家機器、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我給自己三個任務：肉身投入各線行動；盡好作家本份，以紀錄和創作回應時代；以師長身份，利用運動培育下一代成長。

前兩個任務我固然沒有做好，第三個任務，現在看來，也僭妄得可以，跡近可笑了。我憑什麼奢言培育下一代呢？在示威現場，我多次踫上學生和前學生，他們臉容在面罩背後，卻仍散發著堅毅的神色。我們有時互相致意，有時不，我們沒有互道多謝。現場不似社交網絡圍爐取暖，需要聚集正能量。能一起努力的就是同路人，沒有誰比誰優勝，誰比誰先行。齊上齊落，互相照顧，因共在而平等，因平等而共在。那裡，可能每一個人都不會覺得培育了別人，而只會覺得是別人，或者時代，培育了我們。

就在11月11日同一天，網上流傳一幀照片，示威者堵路阻止成人上班、學生上學，但照片裡被困小巴車廂的孩子卻顯得很興奮，在實窗展示寫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紙張。他們的笑容特別燦爛，而我只能相信，這應該是香港的未來。

而作家總在問自己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怎樣書寫？怎樣書寫人性？怎樣書寫時代？香港並不一定是答案，但我知道很多年後，我仍會記起尚盧高達在《愛之頌》的名句：「在我想起某物時，事實上我在想起他物。」是的，之後的日子，在我想起某物時，事實上我都在想起2019年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