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天：为什么要上前？但我真的上前了吗？

“为什么要走得那么前？你想被狗咬吗？”她在我身后问。

云在烧，初冬午后刚过的青空，失却原本的颜色、气味，是地表绿色人形物体发放的催泪瓦斯，把眼睛和心绪都燃点起来，令人们看一切都像烧著了。我们身处香港金融中心地段毕打街，直接站在一群“防暴警察”（或称为“狗”、“警曱”、“绿色人形物体”⋯⋯不一而足）前面，身后有数百名身穿西服套装、展示“中环价值”、于午休时间离开办公室准备午膳的男女。他们部分加入了一身黑衣的蒙面示威者，占据马路，架起伞阵，与警对峙。

我没有理会她，其实是不知道怎样回答，因为我知道她不是害怕，事情来到这个地步，仍走到街上抗争的人，已经不晓得，或者太晓得“恐惧”这两字怎样写的了。

现场气氛不能说不紧张，大家心知即将迎来的可能是拘捕、即场虐打，回到警署，无论是否检控，两天的扣查都会引发悲剧——我们已有共识集体拒绝保释，所以被警察扣查48小时是“最低消费”。当年轻人不断被暴警虐杀、强奸、鸡奸、“被自杀”的消息满天飞，未经证实却已人人采信的谣言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一刻每一处，我回头看她稚嫰的面容，说不担心只是骗人。

她只有十六岁，比月前失踪然后声称跳海自杀的少女年长数个月，比被捕的最年幼抗争者年长四岁。而仅仅在四个月前，7月1日的凌晨，我还以她的年纪毋须采取激进方式参与运动为由，阻止她加入“冲冲子”行列，冲入湾仔金紫荆广场制止升旗仪式进行。那一天稍后，年轻人冲进立法会议事厅，宣读示威宣言，标志了“时代革命”的来临。

身后人们在喊“解散警队，刻不容缓”、“香港人报仇”等口号。数个月前，这些口号几乎不可想像，当时最多在喊“黑警可耻”、“香港人加油”。当时还有和平理性的大游行：6月9日，一百万人走出来；6月16日，二百万零一人走出来，之后不断有数以十万计的集会、游行，然后当局连市民和平集会游行的权利也剥夺，不批出不反对通知书，或者动辄引用《公安条例》中止合法活动，指摘群众非法集结，大规模滥捕，而我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现场。

伞阵中间竖起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旗，我和她一起见证了这句口号在游行队伍的诞生。那一天，群众在当时还算安全的游行后前往西环中联办——大家心目中真正治港的权力中心，我和她选择暂时离队进入干诺道中行车隧道（当时已堵路，行人可在马路上前进），出来重新加入大队时还听见人渐在喊“没有暴徒，只有暴政”，到达中环恒生银行总行附近时，不晓得是谁突然喊出“光复香港”，大家几乎没有犹豫便接叫“时代革命”。本来是青年异见份子梁天琦参选立法会的政纲，刹时间成了最能维系抗争者的信息。她几乎用尽气力把自己的声音融入人群，在此起彼落的呼喊中她发现我没有出声，问了句：“你不叫吗？”我指指自己的嘴，其实是哽咽了。心里有什么被移动了，空气显得和之前不再一样。三秒后，眼泪缓缓流下脸颊。

那一天，也是群众用墨涂污中联办门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一日；晚上元朗西铁站就发生白衣人无差别攻击乘客的“七二一”事件。

运动中，是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十多岁少女，会超越本来带著她前行的长辈的步伐，比他走得更前？我一度以为就是从7月21日开始，但真的吗？

回到7月1日凌晨，我说服了她不加入突击小队，但当年轻人们开始在架设路障，她说要协助，我便让她和一群女孩子去缚索带，把拆掉的铁栏捆在一起。当时下著大雨，我撑著伞，在一旁看著，对自己说是照顾她，心里稍后清楚，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旁观者。

铁栏捆好了，要推到目的地，她看著我，虽然没说什么，但我好像读出了意思，于是无法不戴上手套，和她一起把路障推行了数十米、数百米。那一天，我和她当然再一起吃了催泪瓦斯，当时她还没有什么装备。

再回带到6月12日，她第一次吸入催泪气体，事后她在社交媒体这样写：“虽然呢个第一次系迟左啲，但今次确实系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什么是真实的‘抗争’。”（虽然这个第一次迟了一些来到，但这次确实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什么是真实的“抗争”）那一天我带著她，本来只打算“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地于公园静坐，包围立法会，以人数支援民主派议员在议事厅阻挠争议性恶法《逃犯条例》修订通过。她说要协助将物资传上去最前线的示威者，于是我们愈走愈前。传送的物资包括雪糕，可见当时的气氛并不紧张，谁料警方防线突然撤后，人群下意识走上前，就在我们落入设计好的布袋后，催泪弹便来了，有两枚恰好在我和她脚下爆开，立时涕泪俱下，还几乎一头栽进某绿色人形物体怀里。好不容易狼狈后撤到较安全的地方，便传出分别有人被橡胶子弹击中眼部和腹部的消息；腹部中弹的人就在我们遇袭不远处，后来证实是一名患上末期癌症还出来抗争的中年人。

七年前的反国教运动，我曾带著一个五年级小学生到政府总部集会支援；五年前的雨伞运动，占领金钟翌日，我带著她到夏悫道“体验”一下，并在随后的日子于变成“夏悫村”的占领区举自制示威牌、温习功课；反送中运动爆发，我对自己说，面对一个已经启蒙的少女，一起抗争是对她起码的尊重。

然后，来到这一天，我猛然确认：不是我带著她前进，恰好相反，而是因为她，我才可以走得这么前。

这一天是2019年11月11日，运动的第156天，已先后有示威者中实弹受伤，有人怀疑逃避追捕堕楼丧生（一说被暴警推下），群众第三度自发发起罢工罢市。在大清早阻塞交通行动之后，我们在中环会合，绿色人形物体列阵准备驱散人群，我跑了上前，她不情不愿地跟著，她不想“送头”。

“为什么要走得那么前？你想被‘狗’咬吗？”她问。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不留神回过头来，她已失去了影踪。

我来不及找她，“绿色物体”已移动了，满街又布满浓烟，他们越过了我，冲向示威者，专门选择年轻人攻击、拘捕，混乱中我收到她传来的信息：“上前不打‘狗’，只是装出不畏惧的姿态。我不想因为这样被捕。”

我约她再会合，但她没有正面回复，良久才再传来短讯：“稍后再见。”

我短讯她：“你不信任我可以保护你吗？”她没答话，但其实身体最诚实，她的行动已回应了我，绿色物体的行动也回答了我。因为我的年纪、我的行动方式，他们没有以我为目标。当然在无差别攻击和滥捕的现况下，我也有可能被捕、狂殴，但所承担的风险，比她实在低太多。我不禁回忆跟她同行的日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她开始埋怨我上街不穿黑衣、不戴口罩，不上装备。我笑著装出不畏攻击的样子，她便没好气，别个脸去。此刻，我很清楚这种装扮后面的懦怯：以不作抵抗（的模样）换取不被攻击，我跟不出来抗争、仍在说“乖乖不出来便没事”的顺民和威权人格者之间，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在年轻人面前，我总无地自容。年轻示威者一直以来的牺牲，以至黄蓝两边不同政见者所承受的伤害，其实都可以避免的，掌握资源和权力的成年人不是牢牢拥抱不知还有什么意义的利益，便是做得太少。我们懒惰，我们姑息，我们懦怯，有付出的也总不够多，雨伞运动以来的忏悔更一直没有完成，甚至有开倒车之势，才将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弄致如斯田地。不断看著惨剧发生而只懂高呼心痛的成年人，是值得所有年轻人投以不信任票。

运动以“反送中”（反《逃犯条例》修订）始，演变至争取真双普选、抗警暴、解散国家机器、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我给自己三个任务：肉身投入各线行动；尽好作家本份，以纪录和创作回应时代；以师长身份，利用运动培育下一代成长。

前两个任务我固然没有做好，第三个任务，现在看来，也僭妄得可以，迹近可笑了。我凭什么奢言培育下一代呢？在示威现场，我多次踫上学生和前学生，他们脸容在面罩背后，却仍散发著坚毅的神色。我们有时互相致意，有时不，我们没有互道多谢。现场不似社交网络围炉取暖，需要聚集正能量。能一起努力的就是同路人，没有谁比谁优胜，谁比谁先行。齐上齐落，互相照顾，因共在而平等，因平等而共在。那里，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会觉得培育了别人，而只会觉得是别人，或者时代，培育了我们。

就在11月11日同一天，网上流传一帧照片，示威者堵路阻止成人上班、学生上学，但照片里被困小巴车厢的孩子却显得很兴奋，在实窗展示写上“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的纸张。他们的笑容特别灿烂，而我只能相信，这应该是香港的未来。

而作家总在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怎样书写？怎样书写人性？怎样书写时代？香港并不一定是答案，但我知道很多年后，我仍会记起尚卢高达在《爱之颂》的名句：“在我想起某物时，事实上我在想起他物。”是的，之后的日子，在我想起某物时，事实上我都在想起2019年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