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鄒崇銘:從網絡動員到生活自主——「黃色經濟圈」的未來想像

一旦新的市場模式和交易關係確立,則日常生活革命便不再是空談。


2019年9月22日,示威者在元朗的一間商場內舉行集會,有示威者舉起"五大訴求"的手勢。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9月22日,示威者在元朗的一間商場內舉行集會,有示威者舉起"五大訴求"的手勢。 攝:陳焯煇/端傳媒

網絡平台在政治動員上的強大作用,連月來已有不少討論。其重要意義是不再依賴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令參與者能更自發自主地行動,在運動中找到各適其式的參與位置,並在「無大台」之下仍能有效決策。

化整為零的動員策略亦更具彈性,令官方操控和打壓的難度大增,但與此同時,運動方向和結果難免亦變得無法觸摸。

由此看來,網絡平台比較適合進行短期集體行動,協調群眾一起進行某種即時或快閃活動。但對於如何從事長期聯繫和組織,讓參與者能進行更細緻和緊密的分工,履行更專門和繁複的任務,並且達成更長遠和全方位的目標,似乎存在不少困難,現階段仍言之尚早。網絡動員似乎更適用於街頭抗爭,卻未必有力凝聚成長期的組織力量。

但我們應該期許的,是隨著網絡平台的功能日漸擴大,人工智能變得愈來愈「聰明」,能覆蓋的組織和管理範疇與日俱增,「無大台」的決策模式將能解決更多集體需要,深入和紥根於日常的具體情景中,並且讓普羅市民更易參與其中。有趣的是,這一想像,去年就曾出現在一部政治預言般的電影中。

《逆向誘拐》的政治預言

黃浩然的電影《逆向誘拐》(2018)改編自文善得奬推理小說,作為一齣偵探推理劇,故事主線遂落在一宗綁架和勒索案上。但主謀策劃犯案的動機卻非私利,亦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而要借助贖金來建立一個網絡大同的世界,並且藉此扭轉香港的政治局勢。女主角小儒開宗明義說要「改變香港命運」,政治預言的意味呼之欲出。

電影中描寫一個名為CHOK的網絡動員程式,由矽谷回流的Zachary發明。功能是網羅社交媒體的訊息和貼文,分析出政治行動的最佳策略,鼓勵市民在真實世界中參與實質行動,監督和抗衡現存體制。電影中展示的具體例子,是動員市民購買同一款衣服,然後參與一個保育維港的快閃行動。

正如我早前在《信報》的文章指出,《逆向誘拐》的預言在一定程度上,已於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中實現。儘管CHOK在現實中仍未出現,但反送中運動中的Telegram和連登討論區,卻發揮了相當近似的功能。根據電影的描述,CHOK將有賴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來代替人作出最佳決定;而現實中的Telegram和連登,則主要通過參與式的直接民主,來醞釀出群眾的集體行動共識。

2019年9月14,天水圍的示威者拿著美國旗經過美心快餐店。

2019年9月14,天水圍的示威者拿著美國旗經過美心快餐店。攝:陳焯煇/端傳媒

從政治動員到經濟組織

而我個人更感興趣的,是網絡平台對廣泛社會經濟領域的潛在作用。

相比起政治是「眾人之事」,現代經濟往往被描繪成個體選擇的總和。這在早期的原始資本主義社會還勉強說得通,但在高度壟斷的成熟資本主義社會,大企業影響力無遠弗屆,集團利益盤根錯節,根本已容不下太多個人化的經濟空間。而經濟學家所強調的個性化消費行為,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皆只能是為統治階級塗脂抹粉的掩飾術。

企業化和集團化的經濟組織,加上零散化和即興化的消費行為,得出的結果不問可知,使市場討價還價的權力極不平衡。消費者表面上是企業的衣食父母,但實際上只是早被馴化的寵物,在宣傳營銷轟炸下失去自我,隨波逐流。

儘管與政治事件相關的消費者運動歷史久遠,從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罷買英貨,中國抗戰前後的罷買日貨,到印度爭取獨立的不合作運動,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但這些事件畢竟是歷史例外多於常態,難以植根於普遍的日常生活中,消費者的意識醒覺更多只是紙上談兵。

在政治以外的領域,同樣可追溯至十九世紀初,自英國社會主義先驅歐文(Robert Owen)以還,人們便在消費領域不斷探索如何滙聚消費力量,通過組織消費者來推動社會經濟變革,其中跨越國界的合作社運動是主要動力。假如政黨是現代群眾政治的主要組織模式,則合作社便是群眾經濟的主要組織模式,至今已有長逾170年的歷史。

到了1980年代,在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浪潮下,傳統的工人運動早已江河日下,相反如婦女和環保等新社會運動則開始冒起,消費者運動亦展開恒常化和持續化的發展。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農民處境的公平貿易運動,則成為廿一世紀最主要的運動分支,在對抗大企業與搭建另類消費和生活模式之間,取得較為理想的平衡(註一)。

毋庸諱言,要集合異常分散和迥異的消費者並不容易。要在短期內動員對抗性的力量(例如罷買),還算比較可行;但要組織消費者形成長期的促進性力量(例如支持公平咖啡),便有賴相關批發及零售網絡的建立,以及持續消費和生活習慣的培養。在具凌駕性的資本主義社會裡,要另起爐灶實踐另類消費,又談何容易?

2019年7月12日,一間旺角的夾娃娃店內有一個連儂牆。

2019年7月12日,一間旺角的夾娃娃店內有一個連儂牆。攝:陳焯煇/端傳媒

從實體經濟到虛擬經濟

每當人們談及「黃色經濟圈」,著眼點或會先放在街頭巷尾的小店,以及更具個人特色、小批量生產的手作產品。這些都是值得珍視的經濟領域,但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實體商舖難免深受地產霸權的制約,小店生意興隆之際,不少收益到頭來還是跌進地主的口袋。更不用說那些地鐵上蓋、集團壟斷和千篇一律的大型商場,要談消費者運動和日常生活自主,根本無從說起。

事實上,隨著「網絡2.0」的崛起,新興的「共享經濟」正全面普及,Uber和Gogovan等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但大大便利供應方和需求方的配對,促進產品和服務的高效率流通,而且毋須再受制於貿易中介的市場壟斷,因此亦給傳統資本主義運作模式,正在帶來翻天覆地的變革。

當然,虛擬和實體經濟絕非截然二分,網絡平台和小商戶亦必須互惠互補,如此才有可能充分發揮消費者的力量,真正實現日常生活變革的可能。當代消費者愈傾向於依賴網絡,來獲取所需產品及服務的資訊;但通過網購抑或零售點進行消費,也涉及千差萬別的處境因素,暫難一概而論。簡略而言,網絡平台不但可以超越傳統交易中介,亦有利將零散的小商戶聯繫起來,而大集團連鎖店則是兩者共同對抗的目標。

從進口商品到本地生產

談到消費者運動,除了前述的消費及零售領域,生產和加工領域其實同樣重要。但問題是,套用馬國明的名句,香港已成為「全面都市化的社會」。香港不但第一產業(如水、電和食物)所餘無幾,就算是第二產業(即製造業)亦已凋萎,日常消費距離自給自足正愈來愈遠。

但撇取所謂「城市競爭力」的經濟因素,產業結構本身已是個相當政治化的課題。我最常引用的例子是:香港其實同時擁有兩個並行的「地產市場」——即「房地產」和「農地產」的市場。

在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下,前者被命定為「兩制」的主要組成,華資中資地產商無不大力投資其中;相反後者則被理解為「一國」的專利,華資中資地產商無不囤積香港農地——並致力將生活在土地上的農民趕走,甚至令農地丢空長達數十年。同時由於內地大量農產品廉價傾銷,遂構成「農地產」被剔除在「兩制」之外的根本因素(註二)。

除了農產品和我們的主要食物,在過去30、40年的香港,水、電的自給率亦大幅下降。這並不屬於政治陰謀論的揣測,而是根據2014年的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第四章第四節:「確保對香港基本生活物資的安全穩定供應」,已清晰無誤地指出:「受自然環境限制,香港所需的淡水、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資主要由內地供應。自1960年代初,內地開通供應香港鮮活冷凍商品的『三趟快車』,並建設東深供水工程以來,中央政府和有關地方全力保障對香港食品、農副產品、水、電、天然氣等的供應。」

香港要實現自給自足難度當然很高,但提高社區層面水、電和食物的自給率,卻非癡人說夢。即使是《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2016)的官方文件,亦曾提倡「 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城市 」,雖看似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空頭支票。然而若再細看《新界北專冊》附件中的示意圖,確亦曾相當詳盡地描繪太陽能板、雨水收集、智慧電網、廢物收集及分類、轉廢為能、污水處理、濕地過濾、有機堆肥和都市農地等,在社區層面逐步提升抗禦力(註三)。

圖:端傳媒設計組

從這樣一個社區模型出發,遂可實踐真正具抗禦力的城市發展策略。長遠來說,香港更可逐步減低對內地和鄰近地區的資源依賴,真正為這城市帶來重新出發的可能。如此不但有助香港消費者重拾生活自主,亦更有能力抵禦氣候轉變和生態危機的挑戰。

從「無大台」到「無平台」

前述的文章於《信報》發表後,黃浩然導演找我聊天。據他描述,電影中的大數據專家原來真有其人,而且對推動社會政治變革充滿熱誠,「網絡烏托邦」實非空想的電影橋段!我自問雖然對網絡世界認識有限,但對共享經濟研究卻已有一定時間。其變革潛力固然大大開拓我們的眼界,但作為銅幣的另一面,它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樣值得關注。

網絡平台一方面打破傳統行業的運作模式,但另一方面卻形成新的中介壟斷,較傳統市場的壟斷情況更加嚴重。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梯若爾(Jean Tirole),正是研究網絡平台或「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的先驅,其新作「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深入探討資訊科技對市場結構的衝擊,以及應否監管和如何監管的問題,可說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

平台經濟發展的弔詭正在於:供應方和需求方的聯繫愈趨緊密,則平台的角色反而漸次遞減。若市場各方真能實現有效配對,交易成本能普遍和大幅降低,則不但平台本身的存在價值有限,連帶主流貨幣作為交易中介的工具,本質上亦將出現重大的轉變。試設想早在2006年的賣座電影《緣份精華遊》(The Holiday),主角們在網上認識後交換住所作渡假屋,所反映的正是「沙發客」(couch surfing)的互惠趨勢,以及非貨幣交易的共享本質(註四)。

2019年10月19日,市民發起蒙面人鏈活動,有市民戴上小熊維尼的臉具走過銅鑼灣。

2019年10月19日,市民發起蒙面人鏈活動,有市民戴上小熊維尼的臉具走過銅鑼灣。攝:陳焯煇/端傳媒

從社區貨幣到加密電子貨幣

這難免讓人聯想到,一些在香港已推行多時的「社區貨幣」(community currency)系統。其中較為流行的「時分券」(time coupon)制度,乃以每人每小時的勞動為基礎,作為產品和服務交換的準則。設立社區貨幣的原意,正是讓市民毋須依賴港幣作為「通貨」(,仍能在社區層面進行有效配對,交換日常生活所需(例如你用一小時為我做蛋糕,我用一小時幫你補習)。這對位處主流市場邊緣的基層市民而言,乃是重拾勞動尊嚴、改善生計的重要形式。

隨著比特幣的大行其道,「加密電子貨幣」(cryptocurrency)已成為熱門的投資工具。但究其實,加密電子貨幣亦是廣義社區貨幣的一種,兩者同樣嘗試在通貨以外,自立交易中介的門戶。追本溯源,加密電子貨幣的出現,正是力圖迴避主流經濟和貨幣的制約,包括便利非法交易的進行,甚至是充當「洗黑錢」的工具等。儘管與傳統社區貨幣的初衷大異其趣,但兩者皆旨在擺脫通貨的束縛,開拓創新的市場交易關係。

與此同時,在前述「 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城市 」的領域,「區塊鏈」(blockchain)和「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的應用亦趨於成熟。涉及水、電和食物等生態環境相關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均可透過普及化的智能裝置加以紀錄、監察和反饋,有助社區、地區以至全港層次,循序漸進制定節能減排和資源循環的指標。普羅市民亦能參與其中,找到各適其式的實踐方法。例如下圖Amalia Damianou等所嘗試展示的,正是由區塊鏈和物聯網打造的「綠色經濟圈」構想圖。

圖:端傳媒設計組

一旦新的市場模式和交易關係確立,則日常生活革命便不再是空談。它在既有的地產霸權和集團壟斷以外,建立另一個網絡大同的世界;它甚至已超越政府所能觸及的範圍,打造一個民間自我管理的體系。由此「黃色經濟圈」以至「綠色經濟圈」便不再是口號,亦非欠穩定性和持續性的短期實驗,它將進居為未來社會經濟的核心結構。

無政府的網絡大同世界?

這個無政府主義的虛擬世界,網絡平權的烏托邦想像,到底何時才會實現?當這一天來臨時,不但再無任何市場中介或網絡平台,就連通貨或許亦會正式載入史冊,終極版的共享經濟宣告實現,人與人之間再無溝通和交易的阻隔。但這不但涉及區塊鏈和物聯網等技術本身,更涉及背後掌握技術的尖端精英,對知識產權和經濟體制的凌駕性操控,以及精英以外所有人的弱勢處境。

有趣的是,上述議題早在170年前已經辯論過。當時作為無政府主義鼻祖的蒲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曾致力成立人民銀行發行替代貨幣,試圖通過金融改革,令貨幣更能體現工人的勞動價值,從而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平問題。此舉被年青的馬克思批判為「空想社會主義」,盲目相信貨幣改革對經濟關係的決定性作用,而忽視了社會不公平乃源於權力分布,貨幣只是反映權力分布的表面現象。

若單純地相信技術革命就能帶來公平,這烏托邦世界真的會出現嗎?

(鄒崇銘,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註一:可參考拙作:《用消費改變世界:公平貿易@新社會經濟運動》(印象文字,2012),以及《開放合作:釋放香港社群力手冊》(突破出版社,2017)。更詳細的討論可參閱我的博士論文:”Entangled Trajectories of Counter-hegemonic Transformation: Faire Trade Movement in South and East Asia” (2017).
註二:鄒崇銘、姚松炎:《香港在地農業讀本:探尋生態、適切、低投入、社區農業》(土地教育基金,2015)
註三:鄒崇銘:《城規·成虧:香港2030+的非理性亢奮》(印象文字,2017)
註四:韓江雪、鄒崇銘:《後就業社會:誰是科技貴族?誰的人工智能?》(印象文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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