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邹崇铭：从网络动员到生活自主——“黄色经济圈”的未来想像

网络平台在政治动员上的强大作用，连月来已有不少讨论。其重要意义是不再依赖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令参与者能更自发自主地行动，在运动中找到各适其式的参与位置，并在“无大台”之下仍能有效决策。

化整为零的动员策略亦更具弹性，令官方操控和打压的难度大增，但与此同时，运动方向和结果难免亦变得无法触摸。

由此看来，网络平台比较适合进行短期集体行动，协调群众一起进行某种即时或快闪活动。但对于如何从事长期联系和组织，让参与者能进行更细致和紧密的分工，履行更专门和繁复的任务，并且达成更长远和全方位的目标，似乎存在不少困难，现阶段仍言之尚早。网络动员似乎更适用于街头抗争，却未必有力凝聚成长期的组织力量。

但我们应该期许的，是随著网络平台的功能日渐扩大，人工智能变得愈来愈“聪明”，能覆盖的组织和管理范畴与日俱增，“无大台”的决策模式将能解决更多集体需要，深入和紥根于日常的具体情景中，并且让普罗市民更易参与其中。有趣的是，这一想像，去年就曾出现在一部政治预言般的电影中。

《逆向诱拐》的政治预言

黄浩然的电影《逆向诱拐》（2018）改编自文善得奖推理小说，作为一出侦探推理剧，故事主线遂落在一宗绑架和勒索案上。但主谋策划犯案的动机却非私利，亦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而要借助赎金来建立一个网络大同的世界，并且借此扭转香港的政治局势。女主角小儒开宗明义说要“改变香港命运”，政治预言的意味呼之欲出。

电影中描写一个名为CHOK的网络动员程序，由硅谷回流的Zachary发明。功能是网罗社交媒体的信息和贴文，分析出政治行动的最佳策略，鼓励市民在真实世界中参与实质行动，监督和抗衡现存体制。电影中展示的具体例子，是动员市民购买同一款衣服，然后参与一个保育维港的快闪行动。

正如我早前在《信报》的文章指出，《逆向诱拐》的预言在一定程度上，已于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中实现。尽管CHOK在现实中仍未出现，但反送中运动中的Telegram和连登讨论区，却发挥了相当近似的功能。根据电影的描述，CHOK将有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来代替人作出最佳决定；而现实中的Telegram和连登，则主要通过参与式的直接民主，来酝酿出群众的集体行动共识。

从政治动员到经济组织

而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网络平台对广泛社会经济领域的潜在作用。

相比起政治是“众人之事”，现代经济往往被描绘成个体选择的总和。这在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还勉强说得通，但在高度垄断的成熟资本主义社会，大企业影响力无远弗届，集团利益盘根错节，根本已容不下太多个人化的经济空间。而经济学家所强调的个性化消费行为，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来，皆只能是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的掩饰术。

企业化和集团化的经济组织，加上零散化和即兴化的消费行为，得出的结果不问可知，使市场讨价还价的权力极不平衡。消费者表面上是企业的衣食父母，但实际上只是早被驯化的宠物，在宣传营销轰炸下失去自我，随波逐流。

尽管与政治事件相关的消费者运动历史久远，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罢买英货，中国抗战前后的罢买日货，到印度争取独立的不合作运动，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但这些事件毕竟是历史例外多于常态，难以植根于普遍的日常生活中，消费者的意识醒觉更多只是纸上谈兵。

在政治以外的领域，同样可追溯至十九世纪初，自英国社会主义先驱欧文（Robert Owen）以还，人们便在消费领域不断探索如何汇聚消费力量，通过组织消费者来推动社会经济变革，其中跨越国界的合作社运动是主要动力。假如政党是现代群众政治的主要组织模式，则合作社便是群众经济的主要组织模式，至今已有长逾170年的历史。

到了1980年代，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下，传统的工人运动早已江河日下，相反如妇女和环保等新社会运动则开始冒起，消费者运动亦展开恒常化和持续化的发展。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农民处境的公平贸易运动，则成为廿一世纪最主要的运动分支，在对抗大企业与搭建另类消费和生活模式之间，取得较为理想的平衡（注一）。

毋庸讳言，要集合异常分散和迥异的消费者并不容易。要在短期内动员对抗性的力量（例如罢买），还算比较可行；但要组织消费者形成长期的促进性力量（例如支持公平咖啡），便有赖相关批发及零售网络的建立，以及持续消费和生活习惯的培养。在具凌驾性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要另起炉灶实践另类消费，又谈何容易？

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

每当人们谈及“黄色经济圈”，著眼点或会先放在街头巷尾的小店，以及更具个人特色、小批量生产的手作产品。这些都是值得珍视的经济领域，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实体商舖难免深受地产霸权的制约，小店生意兴隆之际，不少收益到头来还是跌进地主的口袋。更不用说那些地铁上盖、集团垄断和千篇一律的大型商场，要谈消费者运动和日常生活自主，根本无从说起。

事实上，随著“网络2.0”的崛起，新兴的“共享经济”正全面普及，Uber和Gogovan等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但大大便利供应方和需求方的配对，促进产品和服务的高效率流通，而且毋须再受制于贸易中介的市场垄断，因此亦给传统资本主义运作模式，正在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

当然，虚拟和实体经济绝非截然二分，网络平台和小商户亦必须互惠互补，如此才有可能充分发挥消费者的力量，真正实现日常生活变革的可能。当代消费者愈倾向于依赖网络，来获取所需产品及服务的信息；但通过网购抑或零售点进行消费，也涉及千差万别的处境因素，暂难一概而论。简略而言，网络平台不但可以超越传统交易中介，亦有利将零散的小商户联系起来，而大集团连锁店则是两者共同对抗的目标。

从进口商品到本地生产

谈到消费者运动，除了前述的消费及零售领域，生产和加工领域其实同样重要。但问题是，套用马国明的名句，香港已成为“全面都市化的社会”。香港不但第一产业（如水、电和食物）所余无几，就算是第二产业（即制造业）亦已凋萎，日常消费距离自给自足正愈来愈远。

但撇取所谓“城市竞争力”的经济因素，产业结构本身已是个相当政治化的课题。我最常引用的例子是：香港其实同时拥有两个并行的“地产市场”——即“房地产”和“农地产”的市场。

在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下，前者被命定为“两制”的主要组成，华资中资地产商无不大力投资其中；相反后者则被理解为“一国”的专利，华资中资地产商无不囤积香港农地——并致力将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赶走，甚至令农地丢空长达数十年。同时由于内地大量农产品廉价倾销，遂构成“农地产”被剔除在“两制”之外的根本因素（注二）。

除了农产品和我们的主要食物，在过去30、40年的香港，水、电的自给率亦大幅下降。这并不属于政治阴谋论的揣测，而是根据2014年的国务院《一国两制白皮书》第四章第四节：“确保对香港基本生活物资的安全稳定供应”，已清晰无误地指出：“受自然环境限制，香港所需的淡水、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主要由内地供应。自1960年代初，内地开通供应香港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并建设东深供水工程以来，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全力保障对香港食品、农副产品、水、电、天然气等的供应。”

香港要实现自给自足难度当然很高，但提高社区层面水、电和食物的自给率，却非痴人说梦。即使是《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2016）的官方文件，亦曾提倡“ 智慧、环保及具抗御力城市 ”，虽看似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然而若再细看《新界北专册》附件中的示意图，确亦曾相当详尽地描绘太阳能板、雨水收集、智慧电网、废物收集及分类、转废为能、污水处理、湿地过滤、有机堆肥和都市农地等，在社区层面逐步提升抗御力（注三）。

从这样一个社区模型出发，遂可实践真正具抗御力的城市发展策略。长远来说，香港更可逐步减低对内地和邻近地区的资源依赖，真正为这城市带来重新出发的可能。如此不但有助香港消费者重拾生活自主，亦更有能力抵御气候转变和生态危机的挑战。

从“无大台”到“无平台”

前述的文章于《信报》发表后，黄浩然导演找我聊天。据他描述，电影中的大数据专家原来真有其人，而且对推动社会政治变革充满热诚，“网络乌托邦”实非空想的电影桥段！我自问虽然对网络世界认识有限，但对共享经济研究却已有一定时间。其变革潜力固然大大开拓我们的眼界，但作为铜币的另一面，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网络平台一方面打破传统行业的运作模式，但另一方面却形成新的中介垄断，较传统市场的垄断情况更加严重。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Jean Tirole），正是研究网络平台或“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的先驱，其新作“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深入探讨信息科技对市场结构的冲击，以及应否监管和如何监管的问题，可说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平台经济发展的吊诡正在于：供应方和需求方的联系愈趋紧密，则平台的角色反而渐次递减。若市场各方真能实现有效配对，交易成本能普遍和大幅降低，则不但平台本身的存在价值有限，连带主流货币作为交易中介的工具，本质上亦将出现重大的转变。试设想早在2006年的卖座电影《缘份精华游》（The Holiday），主角们在网上认识后交换住所作渡假屋，所反映的正是“沙发客”（couch surfing）的互惠趋势，以及非货币交易的共享本质（注四）。

从社区货币到加密电子货币

这难免让人联想到，一些在香港已推行多时的“社区货币”（community currency）系统。其中较为流行的“时分券”（time coupon）制度，乃以每人每小时的劳动为基础，作为产品和服务交换的准则。设立社区货币的原意，正是让市民毋须依赖港币作为“通货”（，仍能在社区层面进行有效配对，交换日常生活所需（例如你用一小时为我做蛋糕，我用一小时帮你补习）。这对位处主流市场边缘的基层市民而言，乃是重拾劳动尊严、改善生计的重要形式。

随著比特币的大行其道，“加密电子货币”（cryptocurrency）已成为热门的投资工具。但究其实，加密电子货币亦是广义社区货币的一种，两者同样尝试在通货以外，自立交易中介的门户。追本溯源，加密电子货币的出现，正是力图回避主流经济和货币的制约，包括便利非法交易的进行，甚至是充当“洗黑钱”的工具等。尽管与传统社区货币的初衷大异其趣，但两者皆旨在摆脱通货的束缚，开拓创新的市场交易关系。

与此同时，在前述“ 智慧、环保及具抗御力城市 ”的领域，“区块链”（blockchain）和“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的应用亦趋于成熟。涉及水、电和食物等生态环境相关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均可透过普及化的智能装置加以纪录、监察和反馈，有助社区、地区以至全港层次，循序渐进制定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的指标。普罗市民亦能参与其中，找到各适其式的实践方法。例如下图Amalia Damianou等所尝试展示的，正是由区块链和物联网打造的“绿色经济圈”构想图。

一旦新的市场模式和交易关系确立，则日常生活革命便不再是空谈。它在既有的地产霸权和集团垄断以外，建立另一个网络大同的世界；它甚至已超越政府所能触及的范围，打造一个民间自我管理的体系。由此“黄色经济圈”以至“绿色经济圈”便不再是口号，亦非欠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短期实验，它将进居为未来社会经济的核心结构。

无政府的网络大同世界？

这个无政府主义的虚拟世界，网络平权的乌托邦想像，到底何时才会实现？当这一天来临时，不但再无任何市场中介或网络平台，就连通货或许亦会正式载入史册，终极版的共享经济宣告实现，人与人之间再无沟通和交易的阻隔。但这不但涉及区块链和物联网等技术本身，更涉及背后掌握技术的尖端精英，对知识产权和经济体制的凌驾性操控，以及精英以外所有人的弱势处境。

有趣的是，上述议题早在170年前已经辩论过。当时作为无政府主义鼻祖的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曾致力成立人民银行发行替代货币，试图通过金融改革，令货币更能体现工人的劳动价值，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问题。此举被年青的马克思批判为“空想社会主义”，盲目相信货币改革对经济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社会不公平乃源于权力分布，货币只是反映权力分布的表面现象。

若单纯地相信技术革命就能带来公平，这乌托邦世界真的会出现吗？

（邹崇铭，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

注一：可参考拙作：《用消费改变世界：公平贸易@新社会经济运动》（印象文字，2012），以及《开放合作：释放香港社群力手册》（突破出版社，2017）。更详细的讨论可参阅我的博士论文：”Entangled Trajectories of Counter-hegemonic Transformation: Faire Trade Movement in South and East Asia” (2017).
注二：邹崇铭、姚松炎：《香港在地农业读本：探寻生态、适切、低投入、社区农业》（土地教育基金，2015）
注三：邹崇铭：《城规·成亏：香港2030+的非理性亢奋》（印象文字，2017）
注四：韩江雪、邹崇铭：《后就业社会：谁是科技贵族？谁的人工智能？》（印象文字，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