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鄒崇銘：從網絡動員到生活自主——「黃色經濟圈」的未來想像

網絡平台在政治動員上的強大作用，連月來已有不少討論。其重要意義是不再依賴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令參與者能更自發自主地行動，在運動中找到各適其式的參與位置，並在「無大台」之下仍能有效決策。

化整為零的動員策略亦更具彈性，令官方操控和打壓的難度大增，但與此同時，運動方向和結果難免亦變得無法觸摸。

由此看來，網絡平台比較適合進行短期集體行動，協調群眾一起進行某種即時或快閃活動。但對於如何從事長期聯繫和組織，讓參與者能進行更細緻和緊密的分工，履行更專門和繁複的任務，並且達成更長遠和全方位的目標，似乎存在不少困難，現階段仍言之尚早。網絡動員似乎更適用於街頭抗爭，卻未必有力凝聚成長期的組織力量。

但我們應該期許的，是隨著網絡平台的功能日漸擴大，人工智能變得愈來愈「聰明」，能覆蓋的組織和管理範疇與日俱增，「無大台」的決策模式將能解決更多集體需要，深入和紥根於日常的具體情景中，並且讓普羅市民更易參與其中。有趣的是，這一想像，去年就曾出現在一部政治預言般的電影中。

《逆向誘拐》的政治預言

黃浩然的電影《逆向誘拐》（2018）改編自文善得奬推理小說，作為一齣偵探推理劇，故事主線遂落在一宗綁架和勒索案上。但主謀策劃犯案的動機卻非私利，亦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而要借助贖金來建立一個網絡大同的世界，並且藉此扭轉香港的政治局勢。女主角小儒開宗明義說要「改變香港命運」，政治預言的意味呼之欲出。

電影中描寫一個名為CHOK的網絡動員程式，由矽谷回流的Zachary發明。功能是網羅社交媒體的訊息和貼文，分析出政治行動的最佳策略，鼓勵市民在真實世界中參與實質行動，監督和抗衡現存體制。電影中展示的具體例子，是動員市民購買同一款衣服，然後參與一個保育維港的快閃行動。

正如我早前在《信報》的文章指出，《逆向誘拐》的預言在一定程度上，已於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中實現。儘管CHOK在現實中仍未出現，但反送中運動中的Telegram和連登討論區，卻發揮了相當近似的功能。根據電影的描述，CHOK將有賴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來代替人作出最佳決定；而現實中的Telegram和連登，則主要通過參與式的直接民主，來醞釀出群眾的集體行動共識。

從政治動員到經濟組織

而我個人更感興趣的，是網絡平台對廣泛社會經濟領域的潛在作用。

相比起政治是「眾人之事」，現代經濟往往被描繪成個體選擇的總和。這在早期的原始資本主義社會還勉強說得通，但在高度壟斷的成熟資本主義社會，大企業影響力無遠弗屆，集團利益盤根錯節，根本已容不下太多個人化的經濟空間。而經濟學家所強調的個性化消費行為，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皆只能是為統治階級塗脂抹粉的掩飾術。

企業化和集團化的經濟組織，加上零散化和即興化的消費行為，得出的結果不問可知，使市場討價還價的權力極不平衡。消費者表面上是企業的衣食父母，但實際上只是早被馴化的寵物，在宣傳營銷轟炸下失去自我，隨波逐流。

儘管與政治事件相關的消費者運動歷史久遠，從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罷買英貨，中國抗戰前後的罷買日貨，到印度爭取獨立的不合作運動，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但這些事件畢竟是歷史例外多於常態，難以植根於普遍的日常生活中，消費者的意識醒覺更多只是紙上談兵。

在政治以外的領域，同樣可追溯至十九世紀初，自英國社會主義先驅歐文（Robert Owen）以還，人們便在消費領域不斷探索如何滙聚消費力量，通過組織消費者來推動社會經濟變革，其中跨越國界的合作社運動是主要動力。假如政黨是現代群眾政治的主要組織模式，則合作社便是群眾經濟的主要組織模式，至今已有長逾170年的歷史。

到了1980年代，在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浪潮下，傳統的工人運動早已江河日下，相反如婦女和環保等新社會運動則開始冒起，消費者運動亦展開恒常化和持續化的發展。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農民處境的公平貿易運動，則成為廿一世紀最主要的運動分支，在對抗大企業與搭建另類消費和生活模式之間，取得較為理想的平衡（註一）。

毋庸諱言，要集合異常分散和迥異的消費者並不容易。要在短期內動員對抗性的力量（例如罷買），還算比較可行；但要組織消費者形成長期的促進性力量（例如支持公平咖啡），便有賴相關批發及零售網絡的建立，以及持續消費和生活習慣的培養。在具凌駕性的資本主義社會裡，要另起爐灶實踐另類消費，又談何容易？

從實體經濟到虛擬經濟

每當人們談及「黃色經濟圈」，著眼點或會先放在街頭巷尾的小店，以及更具個人特色、小批量生產的手作產品。這些都是值得珍視的經濟領域，但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實體商舖難免深受地產霸權的制約，小店生意興隆之際，不少收益到頭來還是跌進地主的口袋。更不用說那些地鐵上蓋、集團壟斷和千篇一律的大型商場，要談消費者運動和日常生活自主，根本無從說起。

事實上，隨著「網絡2.0」的崛起，新興的「共享經濟」正全面普及，Uber和Gogovan等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但大大便利供應方和需求方的配對，促進產品和服務的高效率流通，而且毋須再受制於貿易中介的市場壟斷，因此亦給傳統資本主義運作模式，正在帶來翻天覆地的變革。

當然，虛擬和實體經濟絕非截然二分，網絡平台和小商戶亦必須互惠互補，如此才有可能充分發揮消費者的力量，真正實現日常生活變革的可能。當代消費者愈傾向於依賴網絡，來獲取所需產品及服務的資訊；但通過網購抑或零售點進行消費，也涉及千差萬別的處境因素，暫難一概而論。簡略而言，網絡平台不但可以超越傳統交易中介，亦有利將零散的小商戶聯繫起來，而大集團連鎖店則是兩者共同對抗的目標。

從進口商品到本地生產

談到消費者運動，除了前述的消費及零售領域，生產和加工領域其實同樣重要。但問題是，套用馬國明的名句，香港已成為「全面都市化的社會」。香港不但第一產業（如水、電和食物）所餘無幾，就算是第二產業（即製造業）亦已凋萎，日常消費距離自給自足正愈來愈遠。

但撇取所謂「城市競爭力」的經濟因素，產業結構本身已是個相當政治化的課題。我最常引用的例子是：香港其實同時擁有兩個並行的「地產市場」——即「房地產」和「農地產」的市場。

在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下，前者被命定為「兩制」的主要組成，華資中資地產商無不大力投資其中；相反後者則被理解為「一國」的專利，華資中資地產商無不囤積香港農地——並致力將生活在土地上的農民趕走，甚至令農地丢空長達數十年。同時由於內地大量農產品廉價傾銷，遂構成「農地產」被剔除在「兩制」之外的根本因素（註二）。

除了農產品和我們的主要食物，在過去30、40年的香港，水、電的自給率亦大幅下降。這並不屬於政治陰謀論的揣測，而是根據2014年的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第四章第四節：「確保對香港基本生活物資的安全穩定供應」，已清晰無誤地指出：「受自然環境限制，香港所需的淡水、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資主要由內地供應。自1960年代初，內地開通供應香港鮮活冷凍商品的『三趟快車』，並建設東深供水工程以來，中央政府和有關地方全力保障對香港食品、農副產品、水、電、天然氣等的供應。」

香港要實現自給自足難度當然很高，但提高社區層面水、電和食物的自給率，卻非癡人說夢。即使是《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2016）的官方文件，亦曾提倡「 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城市 」，雖看似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空頭支票。然而若再細看《新界北專冊》附件中的示意圖，確亦曾相當詳盡地描繪太陽能板、雨水收集、智慧電網、廢物收集及分類、轉廢為能、污水處理、濕地過濾、有機堆肥和都市農地等，在社區層面逐步提升抗禦力（註三）。

從這樣一個社區模型出發，遂可實踐真正具抗禦力的城市發展策略。長遠來說，香港更可逐步減低對內地和鄰近地區的資源依賴，真正為這城市帶來重新出發的可能。如此不但有助香港消費者重拾生活自主，亦更有能力抵禦氣候轉變和生態危機的挑戰。

從「無大台」到「無平台」

前述的文章於《信報》發表後，黃浩然導演找我聊天。據他描述，電影中的大數據專家原來真有其人，而且對推動社會政治變革充滿熱誠，「網絡烏托邦」實非空想的電影橋段！我自問雖然對網絡世界認識有限，但對共享經濟研究卻已有一定時間。其變革潛力固然大大開拓我們的眼界，但作為銅幣的另一面，它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樣值得關注。

網絡平台一方面打破傳統行業的運作模式，但另一方面卻形成新的中介壟斷，較傳統市場的壟斷情況更加嚴重。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梯若爾（Jean Tirole），正是研究網絡平台或「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的先驅，其新作「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深入探討資訊科技對市場結構的衝擊，以及應否監管和如何監管的問題，可說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

平台經濟發展的弔詭正在於：供應方和需求方的聯繫愈趨緊密，則平台的角色反而漸次遞減。若市場各方真能實現有效配對，交易成本能普遍和大幅降低，則不但平台本身的存在價值有限，連帶主流貨幣作為交易中介的工具，本質上亦將出現重大的轉變。試設想早在2006年的賣座電影《緣份精華遊》（The Holiday），主角們在網上認識後交換住所作渡假屋，所反映的正是「沙發客」（couch surfing）的互惠趨勢，以及非貨幣交易的共享本質（註四）。

從社區貨幣到加密電子貨幣

這難免讓人聯想到，一些在香港已推行多時的「社區貨幣」（community currency）系統。其中較為流行的「時分券」（time coupon）制度，乃以每人每小時的勞動為基礎，作為產品和服務交換的準則。設立社區貨幣的原意，正是讓市民毋須依賴港幣作為「通貨」（，仍能在社區層面進行有效配對，交換日常生活所需（例如你用一小時為我做蛋糕，我用一小時幫你補習）。這對位處主流市場邊緣的基層市民而言，乃是重拾勞動尊嚴、改善生計的重要形式。

隨著比特幣的大行其道，「加密電子貨幣」（cryptocurrency）已成為熱門的投資工具。但究其實，加密電子貨幣亦是廣義社區貨幣的一種，兩者同樣嘗試在通貨以外，自立交易中介的門戶。追本溯源，加密電子貨幣的出現，正是力圖迴避主流經濟和貨幣的制約，包括便利非法交易的進行，甚至是充當「洗黑錢」的工具等。儘管與傳統社區貨幣的初衷大異其趣，但兩者皆旨在擺脫通貨的束縛，開拓創新的市場交易關係。

與此同時，在前述「 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城市 」的領域，「區塊鏈」（blockchain）和「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的應用亦趨於成熟。涉及水、電和食物等生態環境相關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均可透過普及化的智能裝置加以紀錄、監察和反饋，有助社區、地區以至全港層次，循序漸進制定節能減排和資源循環的指標。普羅市民亦能參與其中，找到各適其式的實踐方法。例如下圖Amalia Damianou等所嘗試展示的，正是由區塊鏈和物聯網打造的「綠色經濟圈」構想圖。

一旦新的市場模式和交易關係確立，則日常生活革命便不再是空談。它在既有的地產霸權和集團壟斷以外，建立另一個網絡大同的世界；它甚至已超越政府所能觸及的範圍，打造一個民間自我管理的體系。由此「黃色經濟圈」以至「綠色經濟圈」便不再是口號，亦非欠穩定性和持續性的短期實驗，它將進居為未來社會經濟的核心結構。

無政府的網絡大同世界？

這個無政府主義的虛擬世界，網絡平權的烏托邦想像，到底何時才會實現？當這一天來臨時，不但再無任何市場中介或網絡平台，就連通貨或許亦會正式載入史冊，終極版的共享經濟宣告實現，人與人之間再無溝通和交易的阻隔。但這不但涉及區塊鏈和物聯網等技術本身，更涉及背後掌握技術的尖端精英，對知識產權和經濟體制的凌駕性操控，以及精英以外所有人的弱勢處境。

有趣的是，上述議題早在170年前已經辯論過。當時作為無政府主義鼻祖的蒲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曾致力成立人民銀行發行替代貨幣，試圖通過金融改革，令貨幣更能體現工人的勞動價值，從而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平問題。此舉被年青的馬克思批判為「空想社會主義」，盲目相信貨幣改革對經濟關係的決定性作用，而忽視了社會不公平乃源於權力分布，貨幣只是反映權力分布的表面現象。

若單純地相信技術革命就能帶來公平，這烏托邦世界真的會出現嗎？

（鄒崇銘，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註一：可參考拙作：《用消費改變世界：公平貿易@新社會經濟運動》（印象文字，2012），以及《開放合作：釋放香港社群力手冊》（突破出版社，2017）。更詳細的討論可參閱我的博士論文：”Entangled Trajectories of Counter-hegemonic Transformation: Faire Trade Movement in South and East Asia” (2017).
註二：鄒崇銘、姚松炎：《香港在地農業讀本：探尋生態、適切、低投入、社區農業》（土地教育基金，2015）
註三：鄒崇銘：《城規·成虧：香港2030+的非理性亢奮》（印象文字，2017）
註四：韓江雪、鄒崇銘：《後就業社會：誰是科技貴族？誰的人工智能？》（印象文字，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