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拆局

專訪陳方安生:我們與中央似乎沒有一個好好的溝通渠道

「事實上香港不是一個難題,只要中央放手給我們好好管治」


陳方安生22歲加入政府,在官僚體系中打滾38年,退休後做過立法會議員,組過智庫,倡議普選,也被認為和英美政府有緊密聯繫。對於如何拿捏政治中的時機,陳方安生並不陌生。 攝:林振東/端傳媒
陳方安生22歲加入政府,在官僚體系中打滾38年,退休後做過立法會議員,組過智庫,倡議普選,也被認為和英美政府有緊密聯繫。對於如何拿捏政治中的時機,陳方安生並不陌生。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香港困局,你我都不是局外人。反修例運動蔓延近半年,單一的修例議題,觸發史無前例的管治危機,一國兩制這場制度實驗,面臨九七以來最大的挑戰。困局中埋藏了哪些新老問題,博弈中的各方在想什麼,如何研判進退,局面將走向何方?「拆局」將帶來系列專訪,邀請政界中人、學者、時評人,與我們一起拆解局勢,理順脈絡,探尋出路。

陳方安生自言是樂觀派,但對於香港困局,她感覺曙光難現。

6月的時候,她還頗有信心。香港當時剛目睹一百萬人和兩百萬人和平上街,佔領金鐘幹道、包圍立法會的行動其時已顯激進,多番拖延之後,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暫緩」修例,民憤高漲不平。22日,在一封致林鄭月娥的公開信中,陳方安生提出三點建議:

一、莫咬文嚼字,儘快宣布「撤回」修例; 二、成立調查委員會,不僅釐清示威者及其家人的疑慮,也重建公眾對於警察的信任;三、對612金鐘衝突中可能被控暴動的示威者,還有可能被起訴過度使用武力的警察,考慮一次性特赦。

這封信以林鄭月娥的朋友、前同事的身份發出,在上世紀80年代至2001年陳方安生離任政務司司長一職,兩人均同為政府公僕。「以前都傾到計的(可以說話的),」陳方安生說,6月份,她曾經嘗試約林鄭一談,但特首「事忙」,拒絕了。

這一年,香港有難。年輕人一批批走上街頭,受傷、被捕、被控,腳步半年不停,許多老人也忍不住走出來。70歲的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7月份在明報撰文,罕有批評政府「犯下嚴重的政治判斷失誤」,呼籲撤回修例,成立由法官帶領的獨立調查委員會;72歲的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周永新多發長文,希望政府莫以暴制暴,應主動回應市民「復和的盼望」;7月23日,陳方安生聯同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政壇元老李鵬飛等,再發聯署聲明,強烈建議設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民衝突和修例引發廣泛反對的成因......

勸勉石沉大海,有的則被明確拒絕。衝突延蔓近半年,香港的街景和人心均已大變。

10月底,在灣仔辦事處接受專訪這天,陳方安生依舊快語連珠,但也顯得矛盾。她說自己理解年輕人的憤怒,「他們覺得今時今日到這個地步都不站出來發聲,日後就沒有機會」,但面對愈演愈烈的街頭暴力,包括破壞港鐵、破壞部分商鋪、私了不同政見市民等,她表示無法接受,也憂慮反抗者失去道德高地和部分支持;而另一邊,香港警察和政府官員的表現又每天刷新她舊有的認知。

事已至此,越纏越深,仇恨和反撲看來難以停息,五個月前的建議早已顯得單薄。「In politics, timing is everything。(政治決策,時機至為關鍵。)你採取一個行動,先後有好大分別,如果在6月的時候已經答應撤回逃犯條例,跟著就不會有示威,更不會有暴力升級。」

2019年8月2日,香港公務員在中環遮打花園發起的集會,陳方安生上台發言。

2019年8月2日,香港公務員在中環遮打花園發起的集會,陳方安生上台發言。攝:林振東/端傳媒

那四年,中央非常非常尊重承諾

陳方安生本名方安生,祖父為國民黨抗日名將,父親為紡織品商人,母親為國畫大師,師從張大千等,1948年舉家從上海來港定居,兩年後父親去世。在家人援助下,母親獨力扶養陳方安生等八名兄弟姐妹。陳方安生笑說,在方家這個大家族,面對緊張的時局,不同家庭成員也持有不同政見,面對社會嚴重撕裂,她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特別是參與政治,你真是要不要太執著、介懷。」

今年79歲,22歲港大文學院畢業後就加入政府,在官僚體系中打滾38年,退休後做過立法會議員,組過智庫,倡議普選,也被認為和英美政府有緊密聯繫。對於政治繁複,陳方安生並不陌生。

她的黃金時期落在另一個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華人從政者少,女性寥寥無幾,在港英政府,她憑藉標準的英式英文、親切的露齒笑容和幹練的決策手腕,仕途穩健,被稱為「鐵娘子」,外號「陳四萬」,奪下一連串紀錄——她是首三位女性政務主任之一、79年成為首位女性署長,回歸前夕,93年,她成為首位華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名女性布政司,擔當港督之下的政府二把手,統領全體公務員。

跟足程序、效忠政府、不偏不倚、用有效的方式為政府推行政策,是公務員菁英的準則。面對97回歸,陳方安生直言,當時從社會各階層到公務員團隊都有疑慮,而作為公務員之首,她說自己既要負責穩定公務員軍心,也要進行海外遊說,「推銷《聯合聲明》,推銷《基本法》」。

在陳方安生看來,22年前的主權移交意味著香港的「宗主國」從實行議會民主制的英國,轉換成「一黨專政、共產主義的中國」,對於後者,特別在六四事件之後,不少香港人心有疑慮。

「但那時英國並沒有諮詢香港人問 『喂你們想不想回歸呀?』,根本是《中英聯合聲明》談好了之後就對香港人說:『就是這樣了。』好多人都有懷疑,否則怎麼有這樣多的人申請去加拿大、美國、澳洲?起碼拿著外國護照有個保險。」

對於香港前途,國際上同樣充滿不確定。「我記得回歸前後數年,北京都鼓勵我們出外遊說國際接受中英聯合聲明,去美國、加拿大,與他們國會,政府內部的人、與他們的商家會面,說服他們不需要擔心,」陳方安生說,去外國遊說時,她會這樣介紹:「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已經穩定了香港,回歸後換了一面旗及宗主國,其他方面絕對是沒有改變的。香港仍舊是一個開放、自由的市場,市民可以享有一切的人權及基本自由,就算是普選,都是北京答應香港人,寫了在《基本法》上面的。」

1993年9月21日,陳方安生獲時任港督彭定康委任,接替霍德爵士為布政司,成為了香港開埠以來首位華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位女性布政司。

1993年9月21日,陳方安生獲時任港督彭定康委任,接替霍德爵士為布政司,成為了香港開埠以來首位華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位女性布政司。攝:Davi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現在回頭看,許多港人明白,回歸意味的,不僅僅是「換一面旗」。近年,中央發布對港白皮書,強調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外交部發聲明指《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不具有現實意義及約束力」,人大多次對《基本法》釋法,中聯辦在香港選舉中扮演愈發關鍵的角色,動則召集建制派,各級中央官員愈來越多地對香港事務發表指導意見,陳方安生說,香港人這半年來爆發的憤怒,是有一個「歷史的積累進程」。

「根據基本法,中聯辦是沒有任何的角色,為何近幾年越來越粗暴干預香港內部管治?以往還會掩飾一下,但近幾年連掩飾都完全不掩飾一下,現時為何建制派聽中聯辦聽得多過我們的特區政府?這是怎麼樣的一國兩制?」她反問。

陳方安生強調,回歸後的四年裡,中央在香港本地事務上河水不犯井水。最初,中央在港的聯絡機構是新華社香港分社,「你從來沒有聽過姜恩柱(編按: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會出來指指點點」,2000年轉變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我做四年政務司司長的時候絕對沒有(受干涉),甚至,我們與中聯辦是沒有任何的來往及關係。」

「那四年,中央是非常非常尊重它的承諾,在言行方面,從來沒有干預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不過,港督換成了特首,「港人治港」並非那麼簡單。97之後,首任特首董建華醞釀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試圖將原為公務員體系的司局長變成特首的政治任命官員。早前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負責構思和推行這一政策的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表示,當時政策目標一是「讓主要官員向市民負責」,二是給予特首「更大的空間」、「選擇協助他施政的司局長」;而在政治任命官員之下,是堅守「政治中立」的公務員。

陳方安生不認同這一改革。她最終選擇在2001年提前退休,徹底離開工作30多年的熱廚房。外界也有聲音將她的離任解讀為她和董建華的不咬弦。不過,她稱,當時自己擔憂的是,增加並非由普選產生的特首的政治任命權,將極可能導致政府任人唯親、唯忠誠,打破原本公務員體系任人為才、為能的系統。

「(如果我)不退下來我就沒有選擇,一定要為董先生出去推銷這一套所謂高官問責制,還要對人說有多好、有多能提高效率、有多能提高高官的問責,全都是假的,我為何要這樣做呢?我不需要為五斗米而折腰。」陳方安生語速飛快,「作為公務員做了30多年,希望離職的時候能夠leave on a high note(急流勇退),而不是被迫退下來,既然我不能為你推銷,我就走。」

不如相信一下香港人的智慧?

到底是陳方安生預測準確,抑或是政策執行走樣已經不太重要。高官問責制實行至今17年,多被指責貨不對辦。

反修例運動爆發近半年,政府承認推行政策失敗,特首及主要官員的民望評分大幅下跌,但至今沒有任何官員問責下台,而另一邊,公務員隊伍,特別是香港警隊,則越來越持有政治角色,有警察工會公開譴責政務司司長、有警察在微博上批評特首、透過微博和不同傳媒發表個人政見。

1999年3月23日,董建華與陳方安生在政府一個記者會上。

1999年3月23日,董建華與陳方安生在政府一個記者會上。攝:Garrige Ho/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在她看來,政府管治如今變得不跟程序,無規無矩。

「現在似乎做事沒板沒眼,完全是不理會既定的程序,例如警隊為何可以公開責罵政務司司長,甚至連那個光頭警察還要罵我們的行政長官?這些是完全違反內部的規矩。」陳方安生說,「根據他們自己的規矩,任何一個警務人員,是不能直接接觸政務司司長,是要透過警務處處長,才可以逐步逐步遞上去,你居然可以四個警察協會自己去見張建宗,你還要出來如此罵人,政治觸覺在哪?」

陳方安生表示,她認為香港管治問題的解藥,在於落實《基本法》中承諾的雙普選,讓香港人嘗試選出自己的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和第六十八條,香港在回歸後依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議員的普選。

何為循序漸進?北京和香港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共識。92、93、94年,民建聯、民主黨和自由黨等不同光譜的三大黨先後創立,當時他們均爭取在回歸後十年,即2007年、2008年先後實現特首和立法會的普選。2003年港府推23條立法,觸發五十萬人大遊行,董建華在民憤中下台,各界開始爭取落實普選時間表。不過很快,2004年第十屆人大常委通過文件,表示2007年特首不會由普選產生,而立法會選舉過半數議席由普選產生。

退休後,陳方安生除了在報刊撰文上批評23條等,相對淡出政壇,直到2005年12月,她參加爭取香港普選大遊行,2006年首次參加七一遊行爭取普選,引起轟動。當時盛傳她有意競逐特首,但她強調目標只是要求特首向北京爭取普選時間表。2007年,她以獨立身份競逐民建聯主席馬力去世後留下的立法會議席,成功當選。

同樣在2007年,香港成功向北京爭取時間表——2017年普選特首,18年普選立法會。後來發生的已經寫入歷史—— 北京發布「831框架」,就特首的提名委員會作出具體規定,被認為是在推行有篩選的普選,觸發長達79天、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

普選能否落實,今天前路渺茫。「這個龍門越搬越遠,到今時今日已經是2019年,達到普選的時間似乎還越來越遠了。」陳方安生說,「回歸這22年來,中央欽點了4個行政長官,似乎4個行政長官都不稱職,為了不同的理由,市民好自然就會說:『你4次都不成功,不如你相信一下香港人的智慧,讓我們有權選出自己的行政長官?』」

2006年7月1日,陳方安生首次高調參加七一遊行,表達支持香港實行普選訴求。

2006年7月1日,陳方安生首次高調參加七一遊行,表達支持香港實行普選訴求。攝:Dustin Shum/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在她看來,一拖再拖談不妥,是中央不信任香港人,而不信任來源於溝通的缺乏。

「我們與中央似乎沒有一個好好的溝通的渠道,有溝通之後才能夠建立信任,好多時中央是誤解了香港人,例如『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事實上不是鼓吹獨立,只不過是要回(北京)曾承諾的那種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她也認為,「中央了解香港人的渠道應該寬點,不應該只聽中聯辦的人或是地產商。」

溝通的缺乏也導致揣測。「好可惜,好多香港人時時揣摩中央喜歡甚麼不喜歡甚麼,甚至好多時都不是中央拍板要我們這樣做,是我們急不及待地想『或者中央不喜歡我們這樣,我們就不要做了』。」

她沒有明言所指的是誰,但強調商家作為既得利益者,長期沒有「以真誠的態度向中央解釋香港人的想法」。

今天她還是經常強調,希望北京明白,放手給香港人,他們不會選出一個天天和北京對著幹的特首。很大程度上,這種呼籲更像是是自說自話。

「我以往與中央、中聯辦某些人都有溝通,但溝通渠道自從我出來選立法會議員後,就完全斷絕了。我好樂意與中央溝通,我覺得溝通是人際關係必備的,有溝通才可以建立,我隨時都樂意與中央溝通...... 」

她的政治能量,近年大多體現在海外,特別是英美。她相對頻繁的接受英文媒體的訪問。2014年7月,雨傘運動爆發前,她曾和民主黨創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李柱銘一起訪問英國,會見副首相克萊格,希望英國關注「一國兩制被侵蝕」的情況。今年3月,她也曾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莫乃光等一起出訪美國,並單獨會見副總統彭斯。在國際上,她仍被視為最重要的香港前高官之一,曾經民望高企的政府二把手,相比香港其他進行海外遊說的團體,她可以接觸到英美更為高層的政客人物。

「最令我傷心的是竟然有香港人相信這些」

中國官媒所描繪的,是另一個陳方安生。十多年前開始參與遊行、出選立法會時,她被喚做「不甘寂寞」的「民主阿婆」,後來她被稱為「港英餘孽」、「漢奸」,來到這次反修例運動,她被罵作「黃皮白心人」,登上「亂港/禍港四人幫」的榜單,和李柱銘、黎智英、何俊仁並列。有時,榜單上的何俊仁也會被換成香港天主教樞機陳日君。

2007年12月2日,陳方安生以175,874票勝出立法會香港島地方選區補選。

2007年12月2日,陳方安生以175,874票勝出立法會香港島地方選區補選。攝:Robert 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她是否「黃皮白心」?如何看「漢奸」一詞?「我一向無論在職與否,都覺得如果外國人對你個人的意見是有興趣或是信任的,我作為一個香港公民是有責任盡量遊說、盡量釋除他們對香港的疑慮,事實上無論你是建制還是泛民,都應該對外國多做這些工作。」她指出,當香港的貿易夥伴「對香港的管治、一國兩制起了懷疑的時候」、「你不去解釋,(懷疑)不會自自然然就消失的」。

在海外說話,她稱自己的原則是「不加不減」。今年3月,她在美國會見美國副總統彭斯,「他是一個好虔誠的基督教徒,第一句就問我,宗教自由在香港怎樣?我就對他說,宗教自由在香港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她指出,對於一些她認為侵蝕一國兩制的事情,她無法迴避。例如2018年11月,《金融時報》高級編輯馬凱被港府拒發工作簽證,後又遊客身份入境,又被拒絕入境;馬凱為香港外國記者協會副主席,而該協會曾邀請陳浩天在午餐會演講。

美國時間11月19日,國會無異議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法案留待特朗普簽署,引發中國外交部等多個部門半天內多次表達強烈譴責。對於這個法案,陳方安生的看法很簡單,「(法案)是沒有影響的,如果你落實一國兩制,你不落實,就可能有問題」。

「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十四個字,她多年來接受不同傳媒訪問時都反覆提及。她也不斷強調,許多香港人期盼的是落實普選,擁有自己的民意代表,而非分離和港獨。

「事實上香港不是一個難題,只要中央放手給我們好好管治,選出行政長官,不要亂扣帽子、亂標籤人。」她說。

In politics, timing is everything. 時勢變換,今天在街頭的年輕人,或許已經覺得陳方安生這一派的觀點太老土。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10月中旬對18歲以上市民進行的關於「香港獨立」的民意調查,不贊成香港獨立的比例為83.1%,贊成的比例為11.5%,其他認為「不知道/難講」;而拆分年齡來看,18-29歲的人中,贊成獨立的比例則為25%,不贊成的比例為64.7%,而「不知道/難講」的比例則為10.3%。

香港的政治氣候正在急速變化。近來,陳方安生有點驚訝的發現,自己在街頭會被直接責罵「漢奸」。9月份,在中環街頭,有兩個中年男子追罵她,其中一人拿著一塊寫有「賣港求榮」的牌子。不久前,她和家人在香港賽馬會會所裏午餐,一個老太太來對她破口大罵,馬會職員尷尬地過來,急忙說「這裏不談政治」。

「最令我傷心的是竟然有香港人相信這些,我從來都未曾在街上被罵『漢奸、走狗、搞到香港這樣亂、冇啖好食』,我簡直是莫名其妙。」陳方安生說起來有點生氣,不過她很快又說,自己忍不住挽起袖子,什麼都不做。

「我幾十年來的工作生涯教識我,第一,面皮要厚,第二,要逆來順受。」她說,「我覺得雖然香港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但香港對我的家庭是非常好,我有責任回饋,無論是遊說工作,在本地推動民主,我都盡量去做。我明年都80了,有一日精神,一日都會為香港做事。」

陳方安生說,「香港對我的家庭是非常好,我有責任回饋,無論是遊說工作,在本地推動民主,我都盡量去做。我明年都80了,有一日精神,一日都會為香港做事。」

陳方安生說,「香港對我的家庭是非常好,我有責任回饋,無論是遊說工作,在本地推動民主,我都盡量去做。我明年都80了,有一日精神,一日都會為香港做事。」攝:林振東/端傳媒

2001年離開政府的前夕,她出席亞洲協會午餐會致詞時,開首時道:「我很慶幸能成為香港歷史的一部份,同時也希望歷史將會寬容待我。」

問她是否記得這番話,她答:「我有這樣說過嗎?我都不太記得,我不計歷史及人們對我的看法,我做事本著的就是要對得住良心,過不到自己的關口,就情願不做。」

(端傳媒實習記者梁中勝、韋穎芝、劉鈺怡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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